南平市图书馆 后学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625 |
| 颗粒名称： | 后学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8 |
| 页码： | 199-31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后学论包含朱子与建阳丘氏兄弟、朱门颜曾、元代名儒熊禾、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探源、黄道周明诚论的哲学意蕴等详细介绍。 |
| 关键词： | 后学论 朱熹 朱子 |
内容
朱子与建阳丘氏兄弟
熟悉朱子生平的人都知道，朱子在建阳有一位表兄叫丘子野；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建阳还有一位表弟叫丘子服；而丘子野又是丘子服的胞兄（或从兄）这一点，则更是不人世人所知。若干年前，笔者曾陪同香港黄宏飞先生专程去建阳将口东田村查考丘氏的遗迹，读到了现存的《邱氏宗谱》，并见到了朱子笔下的“登高山”，现结合新发现的一些史料，试就此作一考述。
丘子野，名羲（其名在地方志书和宗谱中又作“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乃其号。生于建炎二年（1128），故朱子称为表兄。其母是朱松的二妹（朱子二姑），嫁给建阳登高丘氏。①其父丘萧（宗谱名广）早卒，朱子二姑三十来岁就已守寡，家境很困难，得胞兄照顾。朱松“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②。朱松还为甥定婚。③
绍兴十年（1140）四月，朱松携朱熹自临安归，父子在建阳崇雒丘羲家小住。六月，抗金名将刘锜在顺昌大败金兵。捷报传来，朱松为之振奋不已，为朱熹手书苏轼的《昆阳赋》，以汉光武帝刘秀取得昆阳大捷和中兴汉室的业绩来以古喻今，以此来激发少年朱熹的爱国热情。朱松《书昆阳赋后》云：“为儿甥读《光武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①朱子《跋韦斋书昆阳赋》则云：“绍兴庚申，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②此云“登高丘氏”，今人多以为此“登高”是建阳城内（今区政府后）的登高山，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因东田丘家屋后有一小山丘，最高处约有十几米，在当时年方十一的朱熹眼里，已是一座很高的山了，故名之曰“登高”。时至今日，此山丘仍存。在此，之所以说“登高丘氏”的“登高”不是城内的登高山，理由是今将口东田（古为雒田里）是丘氏的世居之地，而城内的登高山不是。这在朱子后来写的一系列与丘氏有关的诗中，所表现的都是古雒田里的风光，而没有城内登高山的景致而言，也是相符的。
在此期间，朱松还向儿甥传授作诗之法。《韦斋集》卷六《渔父用儿甥韵》，即其时所作。朱松父子寓居丘氏之居虽然前后仅数月，秋后即定居建安紫芝上坊环溪精舍，但对朱子和丘子野而言，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朱子定居五夫，往来于建阳寒泉精舍、云谷山时，丘家是其往来必经之所，故往往在此作中途小歇，与丘子野唱和往来。《朱文公文集》载有朱子与其表兄丘子野唱和诗多首及书信多封。卷一有《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诸诗，据考，均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十八日，朱子为表兄丘子野《论语纂训》作序，由此可知丘氏也曾钻研儒学。该书纂辑南宋以前的十四位儒家学者阐释《论语》的片断，“而大抵宗程氏”，并附以自己的见解。朱子评价说：“《论语纂训》，书无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论语》训义见录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盖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见其是非取舍之说。熹读之，其不合于圣人者寡矣。……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审，推是言之，其寡过矣。”①
《朱子遗集》卷一有《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此诗由诗题已知作于淳熙五年（1178）。潭溪，即五夫潭溪，全诗表达了朱子从五夫潭溪出发，前往建阳云谷晦庵草堂，中途留宿于东田丘子野家，宾主情意款款，饮酒对诗、挥墨留题的情景。诗云：“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亭亭日已中，冠巾湿如沐。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芦峰在瞻望，隐隐见云谷。顿觉尘虑空，豁然洗心目。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窗几列琴书，庭皋富花木。往来数相过，主宾情义熟。开尊酌香醑，謦欬话衷曲。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邀约登赫曦，襟期伴幽独。兹游得良朋，道义推前夙。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山川志》有朱子的《芹溪九曲诗》：“一曲移舟采涧芹，市声只隔一江云。沙头唤渡人归晚，回首庐峰月一轮。……”该诗每曲一首七言四句，诗风与《武夷九曲诗》相类，回环往复。其中六曲描写丘子野的隐居生活：“六曲溪环处士家，鼓楼岩下树槎枒。潭空龙去名常在，时见平汀涌白沙。”②
因生活所迫，这位隐者可能过得并不如意。朱子在林择之的一封书信中说：“陆崇安相会否？渠今冬必来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托书馆处，不知渠请人否？……此兄近日为况益牢落，欲此甚急，幸千万留意。”③这是朱子为了丘子野的生计，请他的学生林择之去面见一位姓陆的崇安知县，以求得崇安县学的教职。
从朱子的《文集》来考察，丘子野的后半生大概已弃儒归隐，成了一个真正的隐士，与朱子的联系不如前期密切。
地方志书上，对丘子野的记载，大抵采用朱子《文集》中的资料。如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列传》载：“丘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号子野。隐居不仕。颖敏嗜学，淹洽子史，而尤邃于易。与朱熹相友善，常往来问答。有《异（易）说》传于世。所著诗熹尝为之序，并题其堂曰‘芹溪小隐’。又著《复斋铭》并《芹溪九曲》等诗以贻之。”①《建宁府志》卷十八所载与此大同小异。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三《人物志·隐逸》所载内容则比较丰富。载曰：“邱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其号也。雒田里人。颖敏嗜学，淹贯子史，尤邃于《易》，隐居不仕。与外兄弟朱子友善。从弟膺，受业于朱子，朱子称之。义所著有《易说》《论语纂训》。朱子序焉。且为书‘芹溪小隐’四字额其堂。又作《复斋铭》及九曲诸诗以贻之。八世孙台，字茂方，号方斋。居考亭，作有《首尾吟》。为子朱子七世孙鏊婿；又有名松，字子荣，一字子植者，亦文公四世孙棠长婿，盖于朱为世戚也。有名诚，字景宗者，官儋州宜伦知县。”②不仅介绍了丘氏的生平，还连带出丘膺，是丘子野的“从弟”，即堂弟，又顺便介绍了丘氏的几位后人与朱家的姻戚关系。
说完丘羲，再说丘膺。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三《人物志·儒林传》载：“邱膺，字子服，义从弟。从朱子游，称为老友，有佳句辄酬和之。尝与刊定《周子通书》，谓为近世道学之源，可读也。又与论《老子》营魄、《扬子》载魄之义，及指对《禹问》之失。蔡元定谪舂陵时，膺载俎远郊，不忍别，因而涕泣，群侪皆感动。故朱子得舂陵信，辄以告膺。盖叹道之孤，不但平生交好之情而已。”③
从《朱文公文集》来考察，丘膺与朱子有联系，最早不应早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朱文公文集》卷六有《同丘子服游芦峰以岭上多白云分韵赋诗得白字》五言诗一首。诗中称子服为“吾弟”。芦峰即庐峰，在建阳西山，离朱子建成于淳熙二年（1175）的晦庵草堂不远。诗中有“昨日吾弟来，勇往意无斁。今晨蓐食罢，千仞一咫尺”①，则云谷晦庵已具备住宿的条件，故此诗应写于草堂建成之后。
淳熙十四年（1187）九月，有《答丘子服》书信一通。内容为介绍其新作《通书解》，即朱子为《通书》作的解。《通书》，又名《易通》，大儒周敦颐著。以阐发《易传》和《中庸》的思想为主旨，与《太极图说》相表里。在朱子之前，学界对此书的意义认识不足，评价不高。以至《吕氏童蒙训记》仅称之为“用意高远”，犹如诗家对一首古诗的评价。朱子指出：“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②该书所阐述的立诚、主静、无欲等学术观点，成为此后理学的主要思想特征，故朱子对此书评价极高，称其为“近世道学之源也”。故在此书信中，他要求丘子服能够反复阅读。③道光《县志》中所谓“尝与刊定《周子通书》”，认为丘膺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实乃牵强附会。
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子建阳沧洲精舍落成。此后不久，“庆元党禁”风生水起，其时，朱子在建阳，丘子服因得以较多时间相侍左右。《朱文公文集》卷九《用丘子服弟韵呈储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诸友》就写于此时。在这首诗中，朱子吟诵出了“我是溪山旧主人，归来鱼鸟便相亲。一杯与尔同生死，万事从渠更故新”的著名诗句，委婉地道出了对迫害理学人士的恶势力的不满。
据史料记载，庆元三年（1197）正月，朱子落职罢祠和蔡元定编管道州的省札同时下到建阳。第二天，朱子率众弟子赶往建阳瀛州桥东的靖安寺为蔡元定送行。二人谈笑自若，相与讨论《参同契》。席间有弟子失声哭泣，蔡元定泰然赋诗云：“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知。”①此“失声哭泣”的弟子，通常史料中均不言明是谁，但从《朱文公文集》中，我们可以知道，此人就是丘膺。朱子《续集》卷六《答储行之》书四：“季通之行，浩然几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涟而不能已。处世变，恤穷交，亦两得其理也。”②所谓两得其理，是说蔡元定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丘子服为友人担心，流涟不已，体现了学友真情，这两种态度都合乎情理，都值得称许。
庆元五年（1199），是丘子服与朱子往来唱和最多的一年，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九中的相关诗作就有《奉和子服老弟黄杨游岩二诗》《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诸友载酒见过坐间居厚庙令出示佳句叹伏之馀次韵为谢并呈同社诸名胜》《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诸兄友载酒见过子服有诗牵勉奉和并呈在席幸发一笑》等。黄杨、游岩为建阳的两处游览胜地，丘子服为了排解朱子在“党禁”中的苦闷之情，多次邀请他前往山野郊外散心，可谓煞费苦心。
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据相关资料分析说，朱子与丘膺，“其交好之情，可见诸同游庐峰，分韵赋诗，与朱子多次次其韵。称‘弟’‘老弟’‘吾弟’。《语类》两则，一记其读周礼制度（卷八十六）。一记其论子游（卷八十八）。但《文集》卷四十五（七至八）与《续集》卷七《答丘子服》两书，论老子宠辱若惊，出生入死，载营魄诸章。《文集》书札讨论老子者甚少，丘膺几乎专此，可谓特色。”③是说丘膺对老子的学说比较关注，这在朱门弟子中是少有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建阳二丘究竟是如上引《县志》所说的是“从弟”，还是亲兄弟？新修《中华邱氏宗谱·福建建阳分谱·世传篇》“将口镇东田村·芹溪始祖派下世系”载：
广公长子，义公，字道济，又字仁卿，号子野，行大四，宋儒芹溪公。生于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年（1128）十月初三日丑时，卒于宁宗嘉泰二年壬戌年（1202）二月十七日，高寿七十五岁，葬东田上丁垅，土名蟹坑，坐癸向丁。妣詹氏，子二：文友、文谅。
次子，膺公，字信卿，乳名为口口，号子服，行大四。生卒葬在谱，县志有传。妣张氏。子四：袁、悌、丑、文广居瓯邑小湖郑墩。
谱中将丘膺列为丘义的胞弟，又称其“县志有传”，但对诸《县志》称他是丘义的从弟又不加辨正，这就给今人留下了可能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
在视觉上，建阳二丘留给今人的唯一文物，就是现存将口东田的丘子野墓碑。该墓碑由宋末元初建阳著名理学家熊禾题字，文曰：“宋儒丘子野先生之墓，至元庚寅熊禾为其口，曾孙洙珙节嵦题。”
（本文载《朱子文化》2007年第3期，笔名：岩叟，2018年岁末修改）
朱门颜曾——黄榦
黄榦是朱熹的“四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㷍、陈淳）之一。朱熹讲学之所武夷、建阳被后人誉为“闽邦邹鲁”，朱熹被尊为“南方孔子”，黄榦因之也有朱门“颜（回）、曾（参）”①之誉。在继承、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黄榦倾注了其毕生心血和精力。本文拟从黄榦的生平，及其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两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黄榦生平考述
黄榦（1152—1221），字季直，一字直卿。因朱熹在诀别时写给他的书信中有“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②诸语，故自号勉斋。父黄瑀，宋高宗时曾官至朝散郎，任监察御史，甚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撰《墓志铭》。③
1．受学朱门，志坚思苦
黄榦虽为闽县人，但他的一生与闽北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他长期从学于朱熹，其拜师和学业有成均在闽北。其次，他成家在崇安五夫，是朱熹的爱婿兼高徒。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黄榦多相侍左右。此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定居在建阳，因此，他还是建阳黄氏的始祖。①再次，黄榦在其一生中的后20年走向政界后，还两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在此奉祠家居期间，曾在建阳考亭讲学，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
乾道四年（1168），黄榦十五岁时，曾游学闽县学者淡斋李深卿、拙斋林之奇之门。淳熙二年（1175），其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清江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对他说：“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②便把他转荐给朱熹。
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次年（淳熙三年）春朱熹归来。从此，黄榦跟随朱熹刻苦学习，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常通宵达旦。黄榦后来对他的学生说：
某自拜先生后，夜不设床，记得旧有大椅子，倦时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两月。③
并撰文回忆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④
朱熹对黄榦极为赞赏，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⑤朱熹学侣、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逝世，朱熹写信给黄榦说：“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①对其寄予厚望，淳熙九年（1182），把次女嫁给他，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
当时，朱熹已先后担任过南康知军、浙东提举等职，出版了《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周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20多部著作，在政界与学术界均声名日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昏（婚）。”②而朱熹却偏偏看中了这个“家清贫，门户衰冷”③的黄榦，个中原因，正如他在为次女订亲之时撰《回黄氏定书》所言：“直卿宣教厉志为儒，久知为己；……虽贪同气之求，实重量材之愧。”④看中的是黄榦一心向道，“厉志为儒”的决心和才干，从而达到“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⑤。因此，朱熹选择黄榦为婿，实际上是选择了他的学术以及事业上的继承人。
朱熹为什么选择黄榦为其事业上的继承人？这在朱熹平时与友人的言谈中已露出端倪。所言“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⑥，实际上就是对黄榦为人的总体评价。
所谓“志坚”，是指黄榦“慨然有志于道”⑦，在拜师之日，已立下了继承和阐扬朱子学为己任的大志。淳熙三年（1176），黄榦拜朱熹为师时，已年届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立业成家的时候。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功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所谓“十载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种现象形象生动的写照。但黄榦却在青年时即“厌科举之业”⑧，不以仕途为意。一直到了绍熙五年（1194），宋宁宗即位，朱熹以捧表恩奏补，黄榦才得到一个将仕郎的官衔。到了次年四月，授迪功郎，得到一个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的小官。即使这样，黄榦还一再推辞，认为“居官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①这时，黄榦已四十四岁，进入了人生的壮年时期。
所谓“思苦”，是说黄榦在学业上能刻苦钻研。这在黄榦从拜师之时起，“衣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②的学习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所以黄榦的同乡与同门师友杨复才会说“文公心嘉其刚劲坚苦，可与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官”③。
2．“代即讲席”，衣钵相传
从淳熙三年（1175）至绍熙五年（1194），黄榦除遵朱熹之命，曾于淳熙三年赴金华从学于吕祖谦约一年时间，以及曾往返于闽县处理兄丧等家务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相侍于朱熹左右，即使是朱熹外出为官也是如此。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黄榦从行；④淳熙八年十月朱熹被召至京，黄榦从行；⑤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黄榦亦相随左右。⑥
由于黄榦长年跟随朱熹，由此而学问日精。同时，他实际上也是朱熹在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如朱熹知南康时，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书十九：
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亦为折中。
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后，黄榦在此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朱熹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书九：“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此书信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文中“旧书”未详所指。据《勉斋集·年谱》录黄榦语云：
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指《论语·卫灵公篇》“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①①
文中记载的是朱熹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力，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作为朱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黄榦在协助朱熹担任部分研究课题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熹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
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指黄榦）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②绍熙二年（1191），朱熹离漳州任后，黄榦则应闽帅赵汝愚之请，暂时离开朱熹，到福州执教于登瀛馆，后又移塾于叶氏悦乐堂和城东古寺。《朱熹集》中有“近来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说，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者”①之语，所谓“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即通过教学，引导青年心向正学，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竹林精舍，黄榦在此担任了部分教学工作。《文集》续卷一《答黄直卿》书七八：“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②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如绍熙四年，南城包扬率其生徒14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熹讲解《论语·有子》章，③而朱熹却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
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仔）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④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⑤。
绍熙五年（1194），竹林精舍经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据《勉斋集·年谱》，时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庆元年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八六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朱熹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书十二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
庆元年间，朱熹编《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以《丧礼》《祭礼》二编嘱黄榦为之，《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载胡泳录云：“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勉斋集·年谱》则载：“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文公尝与先生书云：‘所喻编礼，次第其善’。又云：‘千万更与同志勉励，究此大业。’又云：‘将来送彼参订，修归一涂。’又云：‘此事异时直卿当任其责’，其他往复条例，文多不能尽载。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然《集注集传》乃此书之旧名，自丙辰丁巳以后累岁刊定，讫于庚申，犹未脱稿，而先生所分丧、祭二礼犹未在其中也。”
但据《宋史·黄榦传》载，“朱熹及编《礼书》，独《丧》《祭》二礼属榦，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实际上，此书在朱熹生前并未完稿，一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①故《宋史·黄榦传》所载于此有误。
对黄榦在朱门的地位，清代的宋学大师张伯行后来评价说：“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②
庆元四年（1198），朱熹在病革之际，将深衣及所著之书授予黄榦。所谓深衣，是古代士大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朱熹将深衣传与黄榦，其中含有“衣钵相传”的寓意，实际上也是勉励其将他开创的理学事业继承下去并为之发扬光大。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于考亭，黄榦日行百里从闽县赶至建阳为其护丧，并持心丧三年。
3．历官州县，政绩显著
朱熹逝世后的第四年，即嘉泰四年（1204），黄榦被起用为嘉兴府石门酒库监管。开禧元年（1205），两浙运判詹徽之感到黄榦是一个人才，而仅任一个酒监则未免屈才，遂以其“存不矜之心，为有用之学，屈在筦库，未究所长”①为由荐之于朝。这时，权奸韩侂胄欲以对金人用兵来巩固他所窃取的高位，以吴猎为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征求黄榦对战局的看法，黄榦认为不宜仓促用兵，而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必败。吴猎素敬重黄榦的名德，于开禧二年五月将其辟为府中慕僚。
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黄榦所料。开禧北伐拉开序幕后，宋军在初战得到几次小胜之后，不久，淮北及西路诸军均节节败退，金兵挥师渡淮南下，与宋军形成对垒、相持的局面。于是，当初一力主战的韩侂胄又急忙遣使议和，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这个在庆元年间（1195—1200）兴风作浪，靠陷害和打击道学人物起家的人终因北伐失利而被杀，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大臣史弥远取而代之，成了当朝宰执。出于其政治上的需要，史有意推崇并逐步起用了一些道学人物。这时，正好江西提举赵希怿、抚州知府高商老同时荐举黄榦，认为他“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②。于是，史弥远顺水推舟，黄榦由此而当上了江西临川县令。
嘉定元年（1208）正月，黄榦来到临川任上。临川地大民众，号称难治，自乾道年间（1165—1173）赵善誉任县令以来，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③黄榦剖决如流，每决一事，众皆叹服。次年，临川遇上旱荒和蝗灾，民艰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民赖以安。政事之余，郡守以礼请黄榦到郡学讲课，黄榦以“四德四端之要”为题讲解和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这年三月，又在临川建成县学。
嘉定五年（1212）五月，黄榦被调任为江西新淦县令。县民已习知黄榦在临川的政绩，闻其来任邑令，皆奔走相告，欢声不置。黄榦到任后，“尽心毕力，穷究弊源”，①抚恤困穷，不畏强御，经理财赋纲运，整办理断民讼，人罕再诉。当时朱熹的另一位门人长溪（治所在今福建省霞浦县）人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书院，黄榦为书院诸生讲解了《中庸》一书中的有关章节，阐释了朱熹集注此书的观点。
嘉定六年（1213）九月，黄榦被命为安丰军通判，次年二月改调建康府通判。宝谟阁学士利州路安抚使刘甲、兵部侍郎李钰均一力荐举黄榦，以为他“学有渊源，行有根本，忠孝窃于许国，信义长于使人。其材足以济繁难，其节足以临缓急”，“可当大任”。②于是，于这年九月被命为汉阳知军。
汉阳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一带，开禧北伐之后，这里成了宋金边境。黄榦到任的第二年（嘉定八年，1215），值大旱岁饥，他竭力为荒政，发常平以赈。旁郡饥民闻讯，辐凑而至者惠抚均一，民大感悦。政事之余，黄榦又于郡治后凤栖山构屋，建凤山书院，招纳四方学者。又立周敦颐、程颐、程颢、游酢、朱熹五先生祠，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欲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③，为阐扬朱熹的理学思想不遗余力。黄榦心中十分明白，朝中的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可以容纳部分理学家参政议政，但并不意味着朝廷已为在“庆元党禁”中含冤蒙垢的理学人物彻底平反。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在其位要谋其政，他要招募士勇，巡城视防，反击金兵的侵掠。而修城、赈饥、听讼等杂务纷陈，占据了他的大量时间。为了更好地阐扬道统，确立朱熹学说的道统地位，还有许多未竟之业需要他去完成。因此，从嘉定八年（1215）六月起，他一再上疏乞祠。当时，湖北漕使上疏一再挽留，对其知汉阳军的政绩赞不绝口。疏中说：“自黄知军有奉祠之请，阖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④然而，为了阐扬朱子之道统，黄榦还是毅然再三请祠，终于在这年十二月旨下，准其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冲佑观坐落在武夷一曲大王峰下，是历史上著名的道观。两宋时期，朝廷为了安置闲官冗员，以佚老优贤，在全国十二处道观置提举或主管官员，武夷山冲佑观乃其中之一。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领取俸禄。奉祠家居，使黄榦得到了一个能够专心致志地阐扬朱熹思想的机会。在此之前，黄榦的师祖刘子翚，老师朱熹，以及吕祖谦、张栻、陆游、辛弃疾、叶适、魏了翁、彭龟年等一大批学者名流均先后担任过冲佑观的提举或主管，此次朝廷命黄榦主管冲佑观，正好遂其所愿。
嘉定九年（1216）四月，黄榦回到了阔别数载的建阳考亭。消息传出，诸生从学于竹林精舍者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文公行状》。七月，又建环峰精舍于县治之西，授徒讲学。又命长子黄辂、三子黄輹定居于此，后子孙繁衍，发展成为建阳的一个大姓。今存《潭溪书院黄氏族谱》。
作为朝廷而言，黄榦此次奉祠并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然不会令其长期闲着。黄榦主冲佑观一年后，又于嘉定十年（1217）二月任黄榦为安庆知府。黄榦力辞不允后，于是年四月到任。在安庆，他积极筑城备战，并上书两淮制置使李钰，力论史弥远擅权，边备废弛，百姓受祸。尽管诸务纷杂，而其崇儒讲学未尝少辍，晚则入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嘉定十一年六月诏下，令黄榦赴行在奏事，黄榦屡辞不就。监察御史李楠害怕其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遂奏罢之”。①这年十一月旨下，又令黄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命下之时，黄榦已入庐山访同门友李燔、陈宓，并于白鹿洞书院讲学。次年四月，黄榦回到闽县老家，置书局于寓舍及城南张氏南园，开始重修《仪礼经传续卷》，四方生徒会聚于此，讲解朱熹的学说。并构书楼，以建阳“云谷”命名之，以示不忘先师之训。嘉定十三年（1220），以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退休）。
这年春季，在闽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专事讲学。夏季，《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和《孝经本旨》成书。次年正月，几经反复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黄榦在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的心愿之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溘然离世，享年七十岁。当时，为之送行的“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皆衰絰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宋理宗即位后，于绍定六年（1233）追赠黄榦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诏谥“文肃”。著作除《仪礼经传》及《续卷》外，另有《勉斋集》四十卷行世。
二、黄榦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者，黄榦在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促进朱熹理学的北传三个方面。
1．讲学书院，弦歌不绝
朱熹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考亭学派，都是在各地书院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由他创建、修复，以及讲学过的书院大大小小有数十所之多。②
黄榦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绍熙、庆元年间朱熹在世时，黄榦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已有“代即讲席”和在福州聚徒讲学的教学实践。朱熹不幸逝世后，黄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袖朱门”的职责，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无论是在历官州县期间，还是奉祠家居之时，每到一处，黄榦或讲学于书院，或执教于郡学，将朱熹的理学思想通过书院这个阵地传播四方。
黄榦创建的书院有建阳潭溪精舍（庆元二年，1196）、汉阳凤山书院（嘉定八年，1215）、建阳环峰精舍（嘉定九年，1216）、闽县高峰书院（嘉定十三年，1220）四所书院；并创设临川县学一所（嘉定元年，1208），使之成为与临川郡学并立的两所官学。黄榦生平讲学过的书院先后有建阳潭溪精舍、隆兴东湖书院、汉阳凤山书院、建阳考亭沧州（竹林）精舍、闽县高峰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建阳环峰精舍七所书院；以及临川郡学、临川县学、新淦县学、汉阳军学、安庆府学等五所官办学校。留传下来的讲义有《临川郡学讲义》《隆兴东湖书院讲义》《新淦县学讲义》《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安庆郡学讲义》《南康白鹿洞书院讲义》《汉阳军学孟子讲义》等。教学内容广泛涉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
如嘉定二年（1209）在临川郡学讲论“四德四端之要”；五年（1212），在东湖书院讲论《中庸》第四章；八年（1215），在汉阳军讲论《孟子讲义》。政事之余，每逢一、六日，即每隔五日则到军学和凤山书院讲学。嘉定十年（1217）一月，在福州法云寓居，与门生订立《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各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①
黄榦在各地讲学期间，撰写的记文有：嘉定七年（1214）十月，在汉阳军任上撰写了《徽州朱文公祠堂记》②，阐扬理学“道统之传历”；嘉定八年（1215）二月，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③，阐明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学术渊源；嘉定九年（1216）正月，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④，记叙周、二程、游（酢）、朱熹五先生的学术成就，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嘉定十年（1217）三月，撰《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①，记叙朱熹、朱在父子相继修复白鹿洞书院的事迹。
2．存统卫道，精撰《行状》
黄榦一生最主要的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逐渐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他在其主要于两次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期间撰成的《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一生“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坎坷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②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由唐代韩愈、李翱发明，并经北宋二程，南宋刘子翚、朱熹等所接受并进一步阐发的道统心传说，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史称“道统论”。刘子翚的《圣传论》则认为，这个道统的传承方法是“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而黄榦则将这个道统下延至周、张、二程和朱熹。他说：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③
道统的观念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他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①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有诗句说：“往古来今几圣贤，都从心上契心传。”②所言也是此意。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
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五（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是宋代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雍世》：“居敬而行简”；“穷理”则是理学家的认识论原则，出自《易·说卦》：“穷理尽性”。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④“克己”也是儒家的修养方法，源于《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意为以仁德克制自己，使之合于礼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云：“克者，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存诚”则源于《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朱熹则认为“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⑤。“存其心，则能养其性，正其情。”⑥
总而言之，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3．朱学北传，厥功甚伟
黄榦的另一贡献是促进了朱熹理学的北传。《宋史·黄榦传》载其在各地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的著名弟子有何基、赵师恕、饶鲁、董梦程、蔡念成、叶士龙、熊刚大等数人。其中何基与其兄何南坡、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何基开创了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榦任江西临川知县时，何基的父亲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均从黄榦学。“勉斋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指何基）悚惕受命。于是砥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义理之自通。”①清人全祖望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②
黄榦的另一高弟饶鲁，开创了鄱阳双峰学派，门下弟子有程若庸，曾任武夷书院山长。此后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清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之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黄榦高弟董梦程，是黄榦学侣董铢之侄，“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槃涧先生铢从子也。初学于槃涧与程正思，后学于勉斋。”④董梦程则开创了鄱阳介轩学派，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为了加深理解黄榦促使朱熹理学北传的学术意义，在此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就中华文明总体发展而言，其源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北方一带，而南方相对开发较晚。这是因为福建僻处东南一隅，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到了北宋时期，南方一些有志之士为扭转这种落后状况，纷纷投入倡道于河南洛阳的大儒程颢、程颐门下。其中最有名的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二的建阳游酢和将乐杨时，以及崇安胡安国等人。他们倡道东南，在武夷山阐扬理学。后经杨时传道延平罗从彦，罗从彦传延平李侗，李侗传朱熹，集其大成。程朱理学此后不久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朱熹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或“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其重心最终由北方转向南方，由“北孔”而“南朱”，产生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这便是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武夷山因此有“道南理窟”的称誉。
两宋时期，理学入闽后，程朱理学在福建得到迅速发展；相反，由于与南宋对峙，在地处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却沉寂了下来。这与金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对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儒学不了解有关。而黄榦在临川、安庆，尤其是在地处宋金边界的汉阳讲学，开创书院，广招门人，这就为朱子学的北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门人弟子的日渐增多和理学书籍的四处传播，以及此后门人弟子的代代相传，就为朱子学逐渐北传播撒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从而撑起一片理学的绿荫。果不其然，犹如游酢、杨时等人当年促使理学南传一样，黄榦之促使“理学北传”到了宋末元初终于得以最后完成。清人黄百家说：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①
文中提到的赵江汉即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赵复。他是荆湖北路德安府人，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破德安，赵复欲以身殉国，被姚枢所救，礼送至燕京，讲授理学。后赵复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许衡、刘因、郝经等一大批名儒均出于其门下。故后人评价说：“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②
对赵复的师从关系，一向缺考。《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也仅称其为“程学朱学续传”。曾有人认为，赵复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的门人，③但无确切史料证明，记载真德秀学案的《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中亦只字不提。可见，赵复与真德秀一样，都只能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赵复的崛起，与黄榦当年在湖北传播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榦的讲学地汉阳军，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赵复所在的德安府，治所原在安陆，从宋咸淳（1265—1274）以后曾徙治汉阳。安陆与汉阳，两地相隔不远，南宋时曾属同一地区。赵复与黄榦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到创立自己的学派，均在黄榦当年在此地讲学之后不过20年而言，黄榦在汉阳军讲学为宋嘉定七至八年（1214—1215），而赵复被礼送至燕京，事在端平二年（1235），其学术渊源是很明显的。
无独有偶，元初与赵复齐名的理学家窦默，避兵南逃德安，孝感县令谢献之授之以“伊洛性理之书。先生（指窦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④。窦默为河北肥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南宋时，河北为金朝统治之下，故生活于此的窦默“昔未尝学”程朱“性理之书”，后至黄榦过化之乡德安，方得书而始学，并由此成为理学名家。后元军攻破德安，他也应召至大名，与姚枢、许衡等传播朱子理学。
赵复、窦默等理学家的相继入仕，成为黄榦之后促使程朱理学北传的后继者，他们与黄榦的另外一批活跃在南方的续传弟子如吴澄、胡方平、董鼎、金履祥等共同努力，为朱子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元皇庆二年（1313），元朝廷还颁发政令，以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建阳蔡沈的《书集传》，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而这一切，其起因，追溯源流，均与黄榦密切相关。故高令印教授称“黄干（榦）是朱子学盛行于元代全国之桥梁”①。
从杨时、游酢拜师二程门下，携河南洛学之火种南传，到黄榦继承朱熹的事业，携福建闽学之良种北播，体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而黄榦促使理学北传的历史功绩，过去很少提及，罕为人知。故应大书特书，使之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学术思想上，黄榦在固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熹的思想。如他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②这就将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发展成为黄榦的有体有用论，而其大旨，最终又归结到朱熹的“理”——以太极为世界本原的理学思想体系之中。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王遂说：“公（指黄榦）游文公之门，为后进领袖。讲说著述，世多传诵。人以为学明东南，文公之功为大，公之力居多。”③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①清全祖望认为，“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一人而已。”②
（本文系2000年10月武夷山“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
作为后朱熹时代考亭学派中最有成就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勉斋先生黄榦的及门弟子也和朱熹一样，遍布东南各地。《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回到福州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①《勉斋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其逝世，“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②此虽为一约数，但已大体反映出其及门弟子之多。若加上外地门人而来不及赴闽吊唁者，则应不下于三百人。
在理学传播史上，对勉斋门人的研究，是一个明显的不足。所知，仅有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勉斋学案》（以下简称《勉斋学案》）罗列了勉斋门人何基、何南坡、饶鲁、方暹、张元简、赵师恕、董梦程、蔡念成、刘玠、吴泳、吴昌裔、黄师雍、黄振龙、陈如晦、梁祖康、曾成叔、陈象祖、方来、郑鼎新、李鉴、薛师邵、叶士龙、陈伦、熊刚大、家〓、李武伯、李晦、方丕父、袁俊明、叶真、赵必愿和宋斌共32人，其后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只有黄师雍、郑鼎新、陈如晦、李鉴、叶真和叶士龙6人，且均已出现在《勉斋学案》中。应该说，32这个数字与史实相差甚远，因此，从相关史籍中搜寻，钩沉索隐，甚至是繁琐的考证，是扩展这项研究成果必不可少的工夫。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勉斋学案》所列32位门人，其资料以《勉斋集》为主，对勉斋师友门人的文集，以及相关的地方文献缺少必要的采撷和考证，诸如对各门人从学时间与地点的考证，以及对诸多门人的事迹的考证与辑补，等等。按说，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较《宋元学案》后出，不应只引用其中6位门人，而将其余众多门人略而不谈，可能正是出于对《宋元学案》的史料性、考证性不足的考量。
本文除了《勉斋黄文肃公文集》（以下简称《勉斋集》）和《勉斋学案》外，还尽可能地搜集朱熹学派师友门人的相关文集，以及各有关地方志书的记载，索得黄榦64位门人的事迹，且对《宋元学案》中的史料，漏者补之，误者正之，且尽力考证出各门人从学的时间与地点等，以期从中得以窥见黄榦门人的全貌。因此，本文不是仅仅针对《宋元学案》所遗门人的增补，而是对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黄榦所有门人的一次全面考证和全新审视。
笔者所作《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①，主要从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黄榦在福州的教学实践和黄榦在福州讲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加以阐述，而对其门人的行实，只是略有提及而未能展开。作为后朱熹时代的朱门领袖，促进朱子理学在福州的传播和促进朱子理学的北传，是黄榦非常突出的两个历史贡献与此相应，故本文将其门人分为在福州从学的门人、在外地从学的门人和从学地点不明者此三类来加以考察。其中在福州的门人中，也有少数几位是从学于福建其他地区的门人，因数量很少，为避免过于琐碎，合在福州门人中一并介绍。
一、在福州从学的门人
1．朱在
朱在（1169-1239），字叔敬，一字敬之，朱熹第三子，以父荫补承务郎。嘉定初，除籍田令，迁将作监主簿，累迁大理寺正，知南康军等职。
朱在是黄榦教学生涯中的第一位弟子。淳熙十三年（1186），黄榦仲兄黄东官沙县丞，奉其母于官邸，黄榦因从武夷赴沙邑侍母。次年，朱熹命朱在到沙县从学于黄榦，见《年谱》本年所载。①宋端仪《考亭渊源录》载朱在“既受教家庭，又从黄榦学”②。
2．林学蒙
林学蒙，一名羽，字正卿，号梅坞，永福（治所在今福建省永泰县）人，绍熙二年（1191）春从学于黄榦。其时，朱熹在漳州知州任上。春正月，黄榦从漳州回到闽县城东新河旧居，林羽即从学于此时。《年谱》载“梅坞林羽”所记云：“初见先生于新河，家徒四壁，日特蔬食以对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③《年谱》还记载林羽所录若干条。《勉斋集》卷十有《复林正卿》书一通。
绍熙四年（1193）和庆元三、四年（1197—1198）间，林羽经黄榦引荐曾两至建阳考亭向朱熹问学。④《道南源委》载其事迹云：“初从朱子游，后卒业于黄勉斋。伪学禁起，筑室龙门庵下，讲明性命之旨。陈师复守延平，作道南书院，聘为堂长。朔望设讲席，执经帖然。座下者常百余人。……著《梅坞集》。弟学履，字安卿，亦朱子门人。”⑤
从其经历看，应初从黄榦学，后从学于朱熹。朱熹逝世后，复卒业于黄榦。其名字，在朱门，多以林学蒙字正卿出现，如《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有《答林正卿》书四通，《朱子语类》卷首所载《朱子语录姓氏》有“林学蒙录”；在黄榦门下，则多称“梅坞林羽”，见于《勉斋集》及《年谱》，若不加辨析，极易误为两人。
《勉斋集》卷三十五有《林处士墓志铭》。据此铭，林羽之兄林仁泽，字德俊，亦朱熹门人。
3．郑文遹
郑文遹，一名遹，字成叔，号庸斋，闽县（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象山人。嘉泰四年（1204）贡士，系黄榦的挚友兼门人。《勉斋集》卷七有《与郑成叔书》二十九通，内容涉及问答、学事、家事等。《年谱》记嘉泰二年（1202）九月，黄榦在福州乌山修《礼书》，“先生董之，同门友刘砺用之，门人郑宗亮惟忠、潘儆茂修，与郑文遹成叔分任其事。”①其从学，始于绍熙二年（1191）春，地点在福州登瀛馆和叶氏悦乐堂，见《年谱》本年所载。
据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张伯行《道南源委》诸书，郑文遹又因黄榦的荐引，得以从朱熹学，地点在建阳考亭。时间则与林学蒙同时，即绍熙四年和庆元三至四年。故朱熹逝世，黄榦在建阳写信给闽县诸学友，信中提到郑成叔也应即赴考亭吊丧。②盖郑亦朱子门人，理应如此之故。
对郑文遹的从学经历，《道南源委》记载：“闻勉斋得朱子之学，往师之。即与俱登朱子之门。朱子命编次《丧礼》。观周子《太极图》，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学启蒙或问》《春秋集解》《丧礼长编》《庸斋集》等书。”③
《勉斋集》卷三十五有《郑处士墓志铭》，④乃黄榦应郑文遹之请为其父郑伦所作，文中称郑伦有四子，分别名“遹、適、迈、适”。由此可知，郑文遹，又名郑遹。
4．赵汝腾
赵汝腾（？—1261），字茂实，号庸斋，宋太宗七世孙，居福州。绍熙四年（1193）春，黄榦从建阳回到福州，汝腾父赵善绰，字友裕，延请黄榦为诸子师，居福州钟山赵氏馆内。⑤汝腾即从学于此时。
赵汝腾于宝庆二年（1226）举进士，历官江东提刑、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以龙图阁学士出知绍兴府等。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四。“史称其守正不挠，其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时，上疏极论奸谀兴利之臣戕损国脉，而规切理宗之私惠群小。……是其气节岳岳，真不愧是朱子之徒，非假借门墙者可比。”①陈荣捷《朱子门人》据此推断其为朱熹私淑弟子，②不确，实应为黄榦门人。
5—6．林学之、林行之
林学之，字伯明；林行之，字仲强，为兄弟二人，福州人，乃黄榦友人林仲则之子。学之原名庚，行之原名武，庆元四年（1198）黄榦因治母叶夫人之丧，居住在怀安县（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长箕山，林氏昆仲即于此时从学，并应其父之请为之易名和字，见《林仲则二子名字序》。③
7．郑适
郑适，字周父，郑遹季弟。黄榦《与郑成叔书》七云：“承许下访，兼闻昆仲偕来，慰幸之甚。”末有小字注云：“己未春，成叔遣其季弟周父来从先生学。”④则郑周父从学是在庆元五年（1199）。
8—9．朱钜、朱钧
朱钜，字子大，朱钧，字子衡，均朱熹之孙，朱埜之子。朱钧后更名为铨。⑤兄弟二人均从学于姑丈黄榦。朱熹在写给黄榦的信中说：“钜、钧到彼，烦直卿钤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请谒知旧。有合去处，亦须令随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斋随众读书供课之外，更烦时与提撕，痛加镌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⑥书五二又云：“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之为幸。”⑦
朱钜、朱钧从学地点在闽县新河旧居和怀安栗山草堂，时间分别在庆元五年（1199）和嘉泰元年（1201）。据《年谱》载：“五年己未，诸生从学于新河旧居。文公遣其诸孙来执经。……嘉泰元年辛酉（1201）正月，先生告辞文公几筵，护乐安之丧归于三山。诸生从学于栗山草堂，文公诸孙在焉。”①
10．郑师孟
郑师孟，字齐卿，号存斋，宁德人。庆元三年（1197），从学朱熹于建阳考亭，《朱子语类》中有其问疑三则。②约在庆元五年（1199），又从黄榦学，证据有二：
一是《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中提及此事。书五二云：“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为之幸。郑齐卿亦要去相从，渠此几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听其讲解。念其志趣坚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资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费人心力也。”③据《年谱》，朱熹二孙朱钜、朱钧从学黄榦于闽县，始于庆元五年（1199）。此时，郑齐卿因朱熹病弱，无力教诲，故亦欲从学于黄榦，文中“亦要去相从”即指此而言。
二是庆元六年（1200）二月，黄榦执教于闽县学。三月九日，朱熹逝世，黄榦赴建阳奔丧，作《与闽县学诸友书》，信中有“家中床榻之属，欲烦齐卿、季亨收拾送七家兄处”④，此可作为郑齐卿从学黄榦于闽县县学之证据。
又据黄仲昭《八闽通志》载，郑师孟后来还成了黄榦的女婿。文曰：“郑师孟，字齐卿，宁德人。家贫力学，六经注疏，手自抄录，受业于朱文公之门。勉斋黄榦嘉其志，遂妻以女。尝著《洪范讲义》，以发明文公《皇极辨》之蕴。”⑤
11．杨复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福安人。《道南源委》载其为“朱子门人，后又受业于黄勉斋。劲特通敏，考索最精，见者无不叹服”①。杨复从学于朱熹，时在绍熙四年（1193），地点在建阳考亭（见拙著《朱熹考亭精舍门人考》）。朱熹逝世后，又从黄榦学，《勉斋集》卷十一有《复杨志仁》书十三通，内容以论学为主，间及政事。
杨复是黄榦编纂《礼书》的得力助手。朱熹晚年，将丧、祭二礼委托给黄榦编纂，庆元三年（1197），黄榦写出初稿，得到朱熹的认可。但《丧礼》部分最终完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而《祭礼》的最终完稿者，则是其门人杨复。此即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礼》十四卷。文称“右朱文公编集，而丧、祭二礼未成，属之勉斋先生。勉斋既成《丧礼》，而《祭礼》未就，又属之信斋。信斋据二先生稿本参以旧闻，定为十四卷，为门八十一”②。此书之外，杨复还有《仪礼图解》十七卷、《家礼杂说附注》二卷等著作。
12—13．林子牧、林子敭
林子牧、林子敭，兄弟二人，其父林端仲为黄榦友人。黄榦曾于嘉泰二年（1202）为撰《林端仲墓志铭》，文中曰：“其子子牧与其子子敭之为兄后者，尝以公之志气从学于予。予又尝假馆于其里，乐其山川之胜。”③指的应是嘉泰元年（1201）黄榦在栗山草堂执教，兄弟二人前来从学。
14—15．郑忠亮、潘儆
郑忠亮，字惟忠，一作维忠；潘儆，字茂修，均闽县人。嘉泰二年（1202）九月，黄榦先后在福州城南乌石山神光寺、仁王寺设书局修《礼书》，招同门学友长乐刘砺，及门人郑惟忠、潘儆、郑文遹分任其事，见《年谱》记载。①《勉斋集》卷一又有《寄郑维忠、叶云叟诸友诗并序》。
16．陈义和
陈义和，字子绍，号乌山，侯官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因表叔潘柄与黄榦为密友，故弱冠即从黄榦学。嘉泰三年（1203）冬，黄榦赴官石门酒库，陈义和侍行，有“朝夕侍侧，听先生教诲，为最亲”②的记载。曾历官常德府学教授、国子监主簿、邵武军通判等，以朝奉郎直秘阁致仕。徐元杰《应诏荐士状》：“臣伏见承议郎新通判邵武军陈义和，奋由学校见位典刑。顷分教泉南，……作邑晋江。廉靖公恕，士民歌之。”③景定五年（1264），他将郑元肃所录《年谱》一卷，补充删录，重编为《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
今鼓山灵源洞石磴路边，有题刻云：“乌山陈义和、芳洲黄洪同游，观天风海涛之胜。……宝祐丙辰九日。”④
17．郑元肃
郑元肃，郑文遹之子。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于福州法云寓舍从学于黄榦。《勉斋集》卷七均为《与郑成叔书》，其中仅有与郑元肃书一通。略云：“榦一去乡井十有五年，投老来归，百事非旧。……近得法云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访否？”⑤现有《年谱》初稿即郑元肃所编。
18．家〓
家〓，字本仲，四川眉山人。嘉定九年（1216）冬，在福州从学于黄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二六云：“昨得李武伯在此讲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来，又得一月相聚。多读书，尚气节，立志甚笃。赵季仁以为其人异日所到，当不在李贯之之下，亦各有所长，然亦真不凡也。”曾应其兄家抑之请，为撰《家恭伯重斋记》①一文。嘉定十年（1216）春，又为其撰《家本仲无欲斋记》。②
19．叶士龙
叶士龙，字云叟，号淡轩，浙江丽水人。曾任考亭书院堂长，编有《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十八卷。此书元大德壬寅（1302）刻本有武夷詹天祥跋云：“右文公《语录类要》十八卷，故考亭书院堂长澹轩叶氏手编之书也。堂长讳士龙，字云叟，弱冠由括苍来考亭从勉斋游，因家焉。”③《勉斋集》有《与叶云叟书》六通。书五云：“忍贫读书，切己进学为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复相见。若稍健，则来秋当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见为致意。”④因书中提到“唐石”地名，《勉斋学案》因此误以为叶士龙“迁居长乐之唐石”⑤，实际上，此唐石即今建阳黄坑，因朱熹墓在此，黄榦欲来秋赴此祭扫恩师墓。“蔡一哥”即蔡元定长子蔡渊，建阳人。
《勉斋集》卷十九又有《叶云叟子名序》，写于嘉定九年（1216）黄榦离汉阳知军任，以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而闲居建阳考亭之时。⑥文曰：“云叟奉母自括苍来居于此，种学甚力，持身甚谨，此乡之人皆敬爱之，今遂娶妇生子矣……”考黄榦《吴节推墓志铭》，⑦叶士龙乃娶建阳考亭吴居仁之孙女，吴从周之女，结合上下文，则叶士龙定居在建阳考亭应无疑义。
刘克庄有《送叶士龙归竹枝精舍》诗：“侍讲开甥馆，三间不至奢。少曾居北面，老只住东家。野笋庖尤美，深衣衮未华。何时寻旧路，去谒玉川茶。”后有小注云：“勉斋依文公以居，云叟，勉斋高弟也。”⑧
20．赵师恕
赵师恕，字季仁，福州人。曾从学于朱熹，复从黄榦学。嘉泰元年（1201）官广东潮阳尉，嘉定九年（1216）官浙江余杭令，嘉熙间，官湖南安抚使。据《年谱》，嘉定十三年五月，“门人赵师恕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馔）临之。”①黄榦对其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②的评价。
刘克庄对其评价甚高，有“峻特而洁清，沈（沉）潜而刚毅。生长古灵之里，甚似前修；从游勉斋之门，见称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标洗五岭之贪风，妙算扫重湖之妖祲。集衿佩于凋零之后，多所讲明，营金汤于谈笑之间，一何神速。方名垂于竹帛，乃兴动于林泉”③之语。
21—22．刘庶、刘度
刘庶、刘度兄弟，崇安（治所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人。其父刘学雅，字正之，号遂初居士，刘子翚之孙，乃黄榦挚友。
嘉泰三年（1203）七月，黄榦应刘学雅之请，馆于刘氏家塾为二子之师，见《年谱》本年所载。④在此期间，黄榦撰有《刘正之遂初堂记》，⑤《答刘正之见招四绝》。⑥其一有“多谢刘郎能馆我，短檠疏雨听清规”句，所言正此次应邀时所赋。后刘正之逝世，又有《祭刘正之》一文，述其前后相交30多年之友情。
刘庶、刘度二人均以荫补承务郎，刘庶为五夫监镇，刘度为五夫监仓。
23．陈象祖
陈象祖，字仪父，侯官（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人，黄榦学友陈孔硕的族侄。《勉斋语录》中有“晦甫、象祖问《太极图解》所乘之‘机’字是如何”①一条。从勉斋《与陈子华书》内容来考察，陈象祖从学，应在嘉定九年（1216）黄榦离汉阳知军之任奉祠回闽家居期间。文称“抵家两年，门无辙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与焉。不避劳苦，刻意讲习。他亦有一二后生皆可望者。私窃自喜，以为倘得十数人者，讲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将、莫邪，则立之而足以拥卫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说诐行肝碎胆裂，庶几日月之明，犹未至于浮云之点翳也”②。
24．赵必愿
赵必愿，字立夫，江西余干人，赵汝愚之孙。初以恩荫补承务郎，嘉定七年（1214）进士，任崇安知县，以修学政、选善士、苏民困著称。其父赵崇宪，乃黄榦在武夷精舍时的同门学友，嘉定十二年（1219）不幸逝世。赵必愿居丧丁忧期间，从学于黄榦。黄榦有《复赵立夫》书云：“读礼之暇，不废讲学，此正立身行道，以显扬其亲之大务。”授之为学之要，即“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③四语，并为之撰《书赵华文（崇宪）行状》一文。④
此后，赵必愿历知全州，奏乞下道、江二州寻访周敦颐的后裔。知台州，立陈了翁祠，政教兼举。累迁至户部侍郎兼给事中权户部尚书，以言忤丞相史弥远而罢。淳祐五年（1245），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任贤士、裁僧寺而名载史册。
《宋史》本传、《勉斋学案》均将其列为黄榦门人。
25．方暹
方暹，字明甫（父），号莲云，湖南岳阳人。嘉定十二年（1219）冬至次年正月在福州从学于黄榦。《勉斋学案》云：“师事李宏斋（燔），以宏斋之命，学于勉斋。时以饶伯舆、张元简、赵师恕与先生（方暹）称四子。”①黄榦《与李敬子司业书》二七云：“方明父远来相访，……志气甚笃，殊可爱敬，盖其源流固有自来也。老来只觉存养远索，不可偏废。世之学者，往往堕于一偏，是以空虚而卒无得也。得明甫辈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几矣。”②《复甘吉甫》书八云：“方明甫来此相聚累月，其于义理大端讲之甚明，而志气高尚，尤切于义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为不已。向来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③《与郑成叔》书二七云：“岳阳有一朋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归，早来听其议论，甚可壮也。”④嘉定十三年（1220）正月，方暹学成欲行，黄榦为之书写《送方明甫归岳阳序》，文见《勉斋集》卷十九。
对方暹此后的行迹，《勉斋学案》又有如下记载：“淳祐中，湖南帅董槐、荆南帅孟珙并荐之。槐称其冰清玉洁，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称其脱去尘滓，游心高明之域，诏免文解一次，先生辞不受命。珙请如尹和靖例，加以处士之名，未报，而先生已卒。学者称为连云先生。先生言论宗旨不传，要当为勉斋门下第一。”⑤
其生平，详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广通志》卷五十六。
26．李晦
李晦，一作晦甫，字随甫（父），长乐（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约在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从学于黄榦。《勉斋集》卷十五有《复李随甫》书一通，内容为答其所呈《论语疑义》。《勉斋学案》据以引曰：“‘一去乡井十五年，投老归来，每兴索居之叹。承示《论语疑义》，用心甚苦，所谓空谷足音也’。其后先生遂学于勉斋。”①黄榦《与张敬父书》又云：“归乡两年有余，遍阅朋友，无一人可意者。其可与语者，李随父、陈仪父耳。”②《勉斋集·语录》中曾成叔所录有“晦甫问”三条。③
27．孙德舆
孙德舆，字行之，福清人。嘉定元年（1208）郑自诚榜榜眼，历馆阁校书、衡州知州、江西提刑等。事迹载《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八、卷九。《年谱》于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壬子朔，孺人朱氏卒”条下载：“门人孙德舆曰：‘夫人性行均淑，贤德著闻于中外。克相君子，终始俭勤’”④云云。
28．陈宓
陈宓，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乾道间丞相陈俊卿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馆次于陈氏仰止堂，陈宓因与其兄守、定于此时同学于朱熹。“长从黄勉斋游，称其胸怀坦然，无一毫私欲之累。”⑤
以父荫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县。嘉定七年（1214），入监进奏院，迁军器监簿。上书直言“人生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⑥，为时人所称道。《勉斋集》卷十三有《复陈师复》书八通，内容涉及论学与政事，附集中有陈宓所记《语录》，《读＜中庸＞纲领》下有小字注“分六段授陈师复”。陈宓的学业与政事，均为黄榦所赞许，在其暮年之时，认为“论当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贯之与先生（指陈宓）三人而已”⑦。在《复陈师复监簿》书一中说：“忽闻执事志道之笃，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跃不能自胜。想先师九原之下，亦当为之击节，喜吾道之有传也。”①
29．叶真
叶真，字号失考，建安（今建瓯）人。《勉斋学案》列为“勉斋弟子”。
林畊《尚书全解后序》称：“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诰以后果伪矣，朋友转相借观以为得所未见。既而畊暂摄乡校，学录叶君真，里之耆儒，尝从勉斋游。其先世亦从拙斋学，与东莱同时，又出家藏写本林、李二先生《书解》，及《诗说》相示，较之首尾并同。盖得此本而益有证验矣。”②
30．林垧
林垧，字号里籍失考。《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一篇，署名“门人持服林垧”③。
31．陈仍
陈仍，字号未详，闽县人。嘉定十三年（1220），黄榦在怀安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时，陈仍为从学诸生之一。这年三月，陈仍在嘉福寺为其长子行古冠礼，黄榦与焉。《年谱》载：“三月，门人陈仍以古冠礼冠其长子，请于先生，为之正其仪法，且涖其事。时，肄业于嘉福寺，遂即其地而行礼焉。陈君之兄伟为主人，杨信斋为宾，先生与赵季仁、张敬父诸君涖焉。”④
32．熊刚大
熊刚大，号古溪，建阳（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建安县儒学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曾从学于蔡渊和黄榦，《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称其为“勉斋、节斋弟子也”⑤。有《性理群书集解》行世。
33．郑子羽
郑子羽，字号未详，闽县人。从黄榦学。黄榦有《答郑子羽书》云：“足下吾乡之秀，不远数百里求同志而与之处，又不以仆为陋而辱顾焉。年少而才俊，志笃而业修，此因仆之所感叹于人物之盛，而资以为辅仁之益者也。”①
34．张元简
张元简，字敬父，闽县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剑浦县尉、荆门知军，累迁宝章阁，权发遣鄂州沿江制置副使。
《勉斋集》中有《与张敬父书》两通。书二云：“归乡两年有余，遍阅朋友，无一可人意者。……故每与相识言，且烦于乡里寻个张敬父样人，则久而无对。非敢为谄也，实是无第二人，然亦天资高耳，人之难得如此。”②《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称“门人修职郎南剑州剑浦县尉张元简”。其中自述从学经历云：“某颛蒙乖僻，壮岁始得执弟子之礼。先生不鄙其拙陋而教之，期待之切，责诲之重，使得少知蹊径，以弗畔先圣先贤之教，其幸何如也！”③今福州乌石山观音岩亭有其开禧丁卯正月书大字榜书摩崖石刻“福”字。
35．刘子玠
刘子玠，字君锡，号立斋，长乐人，黄榦学友刘砥之子。《勉斋学案》《道南源委》均列为黄榦门人。然所载事迹，均不出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二《刘子玠传》所载。其文略云：“既长，从黄榦学。非名士不交，非义理之书不存。尝类列先贤矩范，参之己意，以教戒其子侄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侥求名利，非吾志也。’……一日，忽谓人曰：‘吾梦与先君游于武夷九岗之上，吾其止于是乎？朝闻道，夕死可矣。’年四十八而卒。”④
36．黄振龙
黄振龙（1169—1219），字仲玉，闽县人。《勉斋学案》载：“得朱子端庄存养之说，默契于心，书之座隅。已从勉斋游，请所未悟。勉斋亟称之，谓其可与适道。以乡贡卒。”①《勉斋集》卷三十三有《贡士黄君仲玉行状》。
37．郑鼎新
郑鼎新，字中实，一作仲实，仙游人。宋黄岩孙纂《仙溪志》卷二《进士题名》载其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曾历官处州通判。《勉斋学案》列为黄榦门人。《道南源委》卷四载其事迹较详，略云：“知晋江县，建问政堂。辑《论语》书言政治者题于壁。建县学孔子庙，辟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寻判处州，监右藏东库，迁国子书库，授都大提管。卒。公少受业黄勉斋之门，而与杨复游。尝考究《礼书》成编，名《礼学举要》，又撰《礼学从宜集》。其卒也，遗命治丧一以《仪礼》从事。”②
38．陈如晦
陈如晦，字日昭，长乐人。《勉斋学案》列为门人。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七载其“从勉斋黄榦游。尝读西山真德秀《夜气箴》，……遂次其韵为《生意箴》。西山得之，亟加称赏。一时耆德钜公乐与为道德交。以赵汝腾荐充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论语问答》及讲义、文集”③。
39．黄师雍
黄师雍，字子敬，闽清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官婺州教授、龙溪知县、邵武知军、监察御史、起居舍人兼侍讲等职。
黄仲昭《八闽通志·黄师雍传》称其“少从黄榦学”，赞其“简淡寡欲，靖厚有守，于邪正之辨甚明，视外物轻，甚爱护名节，无愧师友云”④。何乔远《闽书》（卷七十六）、《勉斋学案》、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从其说。
40．李鉴
李鉴，字汝明，号一斋，宁德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广东提举。曾先后从学于杨复和黄榦。勉斋有《复李汝明书》三通，内容为释敬义之旨及博学约礼，并有《问目》两卷，呈勉斋批点。书三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记诵如流，挥洒盈幅，盖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①。
《勉斋学案》《道南源委》均列其为黄榦门人。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志》载其事迹云：“尝从黄榦、杨复游，得闻敬义之旨。榦与之曰：‘汝明资质如此，若志学不倦，异日当为伟器。归，与龚郯创六经讲社，推明师说，诱掖后进。居官为政，平易近民。’……及莅广东，值两浙大饥，舰运米千艘，全活甚众。所著有《鸣和集》。”②
41．陈伦
陈伦，字泰之，长溪（治所在今福建省霞浦县）人。《勉斋集》有《答陈泰之书》四通，分别传授为学须立志、敬字工夫和致知入道之方。书一末称“足下居长溪之西偏，裹粮而趋，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观世之大勇者”③。则陈伦原欲从学朱熹，而其时朱熹已逝世，故转投黄榦门下。
陈伦在师门曾记语录曰《师训》，《年谱》中有转引“门人陈伦《师训》曰”一则，见淳熙二年条下。④
二、在外地从学的门人
42．林观过
林观过，字自知，号退斋，闽县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官江西新昌知县。从学于嘉泰四年（1204）黄榦官石门酒库之时。勉斋《复林自知》书，内容为答其所问。略云：“承下问以心无据依。顷于石门，与贤者语经句，月每见记诵甚富，辄以不是见答，似未以鄙见为然，今乃知其无所据依，足见高明进德之验。”①《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署名“门人迪功郎衡州常宁县主簿林观过”。文称“自石门之受教，越十有七年于兹”②。则此文撰于嘉定十四年（1221），亦其官常宁主簿之时。福州于山平远台有赵希章等题名摩崖石刻云：“嘉定庚辰书云后三日，闽令赵希章率怀安簿赵汝夤，会三山同年，序拜于补山，遂登平远台。至者邓夔、王万、郑清卿、赵与玖、林观过、赵与琳、潘继伯、赵汝佩。”文中的“补山”，与上文赵师恕所提到的“补山”，应为同一处，即今于山“补山精舍”。林氏后于端平间历官新昌知县，累官分差粮料院。著作有《经说》一卷，见《宋史·艺文志一》。《江西通志·名宦志》：“林观过，号退斋。端平间知新昌，性敏捷，有文声。聘饶双峰至县讲学，为邑士倡，士习为之一变。”③
43．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江西德安人，原为朱熹弟子。曾先后在南康白鹿洞书院、漳州和建阳考亭书院三次问学于朱熹。朱熹逝世后，持心丧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业焉。晚与同门数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闾服行其化。”④由此时间推断，其从学黄榦，地点应不在福州。
陈宓官南剑知州时，曾聘蔡念成为延平书院山长。《勉斋集》中有其所记语录一条，内容为回答《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及《孟子》“浩然之气”等。《福建通志》卷三十一载其事迹云：“蔡念成，九江人。嘉定初，长延平书院，学行精粹，学者倚为斯文桢干。真德秀授长沙帅未任，亦来预讲，冠履趋跄，弦诵之声彻于朝夕。”①
44．何基
何基（1188—1269），字子恭，号北山，浙江金华人。嘉定元年（1208），黄榦任临川知县时，何父何伯慧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何南坡均从黄榦学。“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随事诱掖，得闻渊源之懿。微辞奥义，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其通。”②
何基开创了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宗羲认为“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全祖望则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③著作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易启蒙发挥》《近思录发挥》等。
45．何南坡
何南坡（？—1269），何基之兄，号漕元居士。兄弟二人同时从学于黄榦。在学术上，与何基、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宋金履祥有《祭何南坡文（北山先生令兄）》曰：“维咸淳五年岁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后学金履祥偕张必大、童偕、金麟、余泽、童俱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灵：呜呼！考亭洙泗，勉斋曾顔，公与叔子俱亲其传，始侍宦游临川之浒，父师同寅，伯仲步武，终焉退老盘溪之滨。颀颀两公，翼翼典刑。勉斋遗言，被于后进。实公始传，叔子订定。……”④
46．李武伯
李武伯，字号未详，抚州临川人。黄榦为临川令时（1208—1211）得以从学。嘉定九年（1216）三月，黄榦离汉阳知军任回闽，又随师至闽续学三月而归。此后，黄榦又嘱其复从李燔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十九云：“昨自临川，经从有李武伯者，旧亦尝得从游。见其志虑坚笃，因与之归此留三阅月，嗜学不倦。岁晚言归，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诲，更望扶持之。”书二十六云：“昨得李武伯在此讲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来，又得一月相聚。多读书尚气节，立志甚笃。”①
47．黄义勇
黄义勇，字去私，临川人。约在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曾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朱子语类》卷十四有其问答两条。嘉定元年至四年（1208—1211）二月，黄榦为临川令时，又从学于黄榦。《年谱》有其所录黄榦事迹三条，称为“门人黄义勇”或“门人临川黄义勇”。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卷十六载其事迹云：“从文公游，而卒业于黄榦之门。著《屯田议》，执亲丧，敦行古礼。陈宓官南康军，辟为白鹿书院堂长。行谊志节，卓然为一时之冠。”②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十九《文苑传》载云：“义勇尝留文公武夷精舍，宏斋李燔折辈行与交。执亲丧行古礼，为白鹿洞堂长。勉斋黄榦尝曰向来学之士，凋落殆尽，江西则甘吉甫、黄去私兄弟、张元德，不过数人耳。”③
48．黄义明
黄义明，字景亮，号儆斋。黄义勇二弟。光绪《抚州府志》载其“师勉斋。孝友慈祥，待人如一。……尝语学者曰‘体认使识趣真，提撕使志气强，涵容使精神聚。’是可观所学矣。自号儆斋，有《诗文讲义》”④。黄义明有《临川县学勉斋祠记》一文，记黄榦在临川的政绩和教绩甚详，末署“淳祐祐初元秋七月既望门人旴江黄义明记”⑤。从记文内容推断，黄义明从学勉斋，应在勉斋官临川县令之时。
49．黄伯新
黄伯新，字号未详，临川人。黄榦官临川时及门弟子，官汉阳时又跟随从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十一云：“正以无朋友讲习为苦，忽桑、胡、谭三兄偕来，黄伯新亦继至，朝夕得以讲贯，此天授，非人力也。已相约编《礼书·王朝礼》十篇，仍日温《论语集注》以相磨切。”文中“胡”指胡伯量，“谭”指谭君，均黄榦从学于朱熹时的同门学友，①“桑”则未详所指。又《与李敬子司直书》一云：“《西铭》今看了，三十年来血脉文理终不能得通贯，近因道间与黄伯新商量，方觉有归着，异日须作一段说破，录以请教也。”②《勉斋集》卷十六有《答黄伯新》书一通，内容为劝其应自身上下用功，需“勇猛精进，若只说过，不济事也”③，并劝其就近不妨往黄榦学友李燔处多多请教。
50．李修
李修，字号未详。江西临川人，黄榦官临川令时，李修从之学。李韶《南溪书院记》云：“修于韶为从父弟，幼同家塾已久，知其志向。从父分阃江右，勉斋黄公时为临川令，修得从之游，笃信力行。”④嘉熙元年（1237），李修任尤溪知县，认为“今文公殁三十八年矣，凡畴昔游历之所，缙绅之士，诵其书，想其人，鲜不像而祠之”。于是，在朱熹的诞生地创建了二朱先生祠（南溪书院的前身）。《福建通志·名宦志》载：“李修，临川人。尝从黄榦游，笃信力行。嘉禧（熙）间知尤溪，建义廪，新学宫，创南溪书院，俾士知所崇尚。邑称良吏。”⑤
51．郭圣与
郭圣与，字号不详，江西新淦人。嘉定五年（1212），黄榦官新淦令时，得以从学。嘉定十年（1217），郭圣与在家乡建郭氏叙谱堂，黄榦为之撰《书新淦郭氏叙谱堂记》，文中曰：“予尝为邑于新淦，而圣与尝问于予，闻其事而嘉其志，为是说而广之。”①
宋戴复古诗《船过桐江怀郭圣与》云：“只言君在桐江住，及到桐江不见君。日莫空山独惆恨，不知又隔几重云。”②
52．方来
方来，字齐英，浙江永嘉人，本叶适弟子。开禧间（1205—1207）举进士，教授安丰军时，“黄榦为通守，又师事焉。”③黄榦为安丰通判，时在嘉定六年（1213）九月至次年二月，此即方来从学之时。
方来后历官吴江知县，以荐除监察御史，迁左司谏。除起居郎，擢权兵部侍郎，知漳州。在漳州龙江书院侧建道源堂祀朱熹，而以陈淳配祀。
53．吴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人。嘉定二年（1209）进士。《勉斋学案》“吴昌裔传”云“与兄泳师事黄勉斋”。④
吴泳曾历官著作郎，兼权直舍人院，轮对时认为谋国之上策，为内修政事，主张内修外攘为一事。迁权吏部侍郎，兼学士院，上疏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累官权刑部侍郎出知温州、泉州，复以言罢。著作有《鹤林集》，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54．吴昌裔
吴昌裔，字季永，吴泳弟。“蚤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得程颐、张载、朱熹诸书，辄研绎不倦。嘉定七年（1214）举进士，闻汉阳守黄榦得熹之学，往从之。”①黄榦知汉阳，时在嘉定七至八年（1214—1215），此应即为吴昌裔兄弟从学之时。
吴昌裔曾历官眉州教授。眉州崇尚苏学，吴昌裔教授眉州，取朱子理学著作为之讲说，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仿岳麓书院释奠仪，祀周、张、程、朱五贤，士风因此为之一变。端平元年（1234）入朝，历军器、将作二簿，改吴益王府教授。轮对时上言六事，称“天理未纯，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职未治，天讨未公”②。拜监察御史，以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谥忠肃，著作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等。
55．方丕父
方丕父，字号未详，莆田人。黄榦学友方士繇（伯谟）之子。嘉定十年（1217）四月，黄榦任安庆知府时，从学于黄榦。
勉斋《与李贯之兵部书》三云：“此间亦有十数士友相从，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杨志仁，识趣端正。方伯谟之子丕父，刚毅不苟，可为领袖。公事之暇，亦不落寞也。”③
56．饶鲁
饶鲁，一名师鲁④，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县人。约在嘉定十二年（1219）前从学于黄榦，又曾问学于李燔。“髫龄有志于学，稍长，从黄勉斋榦、李宏斋燔学。”⑤黄榦对其甚为器重，寄予厚望，在《复饶伯舆》书中说：“足下与明父当任此责，使（朱）先生之道将微而复振。”⑥《勉斋集》卷十五有《复饶伯舆》书四通，内容涉及答为学之方、《西铭》之义、《中庸》之旨及一本万殊等。
饶鲁青年时曾应试科举，落第后遂专意教授乡闾。又建石洞书院，及门弟子众多。他开创了双峰学派，程若庸、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清人黄百家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①
57．薛师邵
薛师邵，字希贤，江西抚州人。《勉斋学案》列为门人，并称“勉斋官临川，从之游，谓其超然独得，皆自胸中流出，无蹈袭语”。语见《勉斋集》卷十五《复薛希贤书》，并望其“少抑高明之见，俯循学问之实，以圣道不明为己忧，毋以吾心所见为已足”②。
三、从学地点不明者
58．董梦程
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江西德兴人，黄榦学友董铢的侄子。“初学于槃涧（董铢）与程正思（程端蒙），其后学于勉斋。”③开禧间（1205—1207）举进士，历官钦州通判。董梦程开创了介轩学派，著名学者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59．袁俊明
袁俊明，字稼学，里籍失考。《勉斋学案》载其为“勉斋黄氏弟子也。《勉斋讲录》二十余卷，旧本散逸，先生重裒辑而行之。”④
60．宋斌
宋斌，江西袁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勉斋学案》列为黄榦门人。事迹载于《沧州诸儒学案》：“少从黄勉斋、李宏斋登朱子之门。学禁方严，羁旅困沮。年且八十，赵清敏与欢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岁一祭之，则其贤可知矣。”①
61．曾成叔
曾成叔，字号里籍失考。《勉斋集·语录》中有曾成叔录。《勉斋集》卷十五《答梁宁翁书》中有“华峰朋友中，深爱贤者，与曾成叔之沉静缜密，可与共学”②数语。《勉斋学案》列为门人。
62．梁祖康
梁祖康，字宁翁，里籍失考。《勉斋集·语录》题“门人承务郎致仕林圆记录、门人梁祖康校正”。曾成叔录又有“宁翁问忠恕一贯，如何？”一条。③集中有《答梁宁翁书（祖康）》一通，见载卷十五。《勉斋学案》据此称：“先生亦勉斋所称许弟子也。”④
63．林圆
林圆，字号生平均失考。仅《勉斋集·语录》首行题“门人承务郎致仕林圆记录”⑤。
64．周锡
周锡，号主一，里籍缺考。赵汝腾《经筵讲义跋》云：“主一周君锡既刊予《鳌峰讲义》于家，又索予顷在经筵日讲‘说命’至‘旅獒’十三篇并刊。主一为考亭勉斋之学者也，故于义理之文拳拳然如此，而予不足以称。然其请之力而不得以辞，遂发箧以授之。”⑥
四、简短的结语
以上所列64位勉斋弟子，大致分为41位从学于福州，16位从学于外地，7位从学地点不明的门人。其中约三分之二为福建人士，约三分之一来自四川眉山、潼川，湖南岳阳，浙江括苍、婺州和江西余干等地，此或即《宋史·黄榦传》所说的“巴蜀江湖之士”。而在外地从学的门人中，其地点大体分布为石门、临川、新淦、安丰、汉阳和安庆，正好与黄榦曾经担任过的石门酒监、临川知县、新淦知县、安丰通判、汉阳知军和安庆知府的宦迹相契。这些门人如董梦程、何基、饶鲁等，把朱子学传播到全国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①而在福州从学的门人，则是黄榦长期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从事讲学的主要教学对象，也是后朱熹时代以福州为中心的，以黄榦为朱门领袖的福建朱子学派的主要力量，对福州乃至全闽的理学传播和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载《闽江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收入赵麟斌主编：《闽文化的时代传承》，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勉斋先生黄榦世系源流考述
在中华姓氏中，黄氏无疑是其中的显姓之一。借鉴近年来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追溯黄氏的历史渊源，对理清其世系源流，了解著名理学家黄榦的生平，以及黄氏家族先辈中的杰出人物和家庭成员对其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均不无裨益。
对黄氏的源流，黄榦后裔、清代建阳廪生黄兆麟曾有如下断言：
黄氏本出高阳之子，曰卷章。章生（重）黎及吾（吴）回，兄弟相继为帝喾火正，命曰祝融。吾（吴）回生陆终，终之后受封黄，因氏焉。后传至周上党令南陆公生二子，长名渊，春秋时仕至中州舍人。战国有春申君歇，相楚，却秦兵，归太子，名闻诸侯。历汉、晋、隋、唐，名儒硕彦，光耀史册。后先相望，亦不能更仆数。其由江夏迁邵武膺公发祥，相传至今约纪数十世，支分派别，瓜瓞绵绵，嗣是详明。昭穆胪列次序，俟亢宗之子默识而光大之。①这篇题为《黄氏姓源》的短文，虽然述而不考，但却言之有据。其内容涉及黄氏源流的三个要点，即黄氏溯源、江夏黄氏、黄氏入闽，如加上黄榦家世，就是本文所要加以探讨的四个问题。
一、黄氏溯源
远古时期，姓氏有别。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氏是姓的分支，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郑樵《通志·氏族略序》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表现在氏族部落中，姓是大的氏族部落的称号，氏是一个姓所分出的小的氏族支系的称号。
黄氏本为嬴姓，《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此次分封“以国为姓”的有十四氏，黄氏乃其中之一。上引黄兆麟所说的“黄氏本出高阳……”，指的是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他是我国上古“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称他“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具有圣人风度的部落首领。
颛顼的曾孙陆终，从鬼方部落取女嬇为妻，生有六子，其后裔分成许多氏，黄氏便是其中之一。郑樵《通志·氏族略二》①记载：“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嬴姓十四氏之一也。”前引黄兆麟文中提到的春申君黄歇，《史记》中有《春申君列传》。记其为战国时楚国大臣，楚顷襄王以黄歇出使秦国，他上书秦王，有效地阻止了秦国欲合韩、魏之力共同伐楚的计划。又设计使留在秦为人质的太子安全回国。太子继位即考烈王，拜黄歇为相，封春申君。他前后相楚二十五年，功勋卓著。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齐名，有“战国四公子”之誉。关于黄歇与古黄国及楚国的关系，今黄氏后人黄永融先生说：“古黄国是楚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它灭亡后归并于楚。但黄国的后人以国为氏的仍不断蕃衍。邓名世说：‘楚灭黄，其族遂仕楚，春申君黄歇即其后。’”②所言与史相符。
对黄氏得姓之源，黄氏后人多深信不疑。今存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有宋末元初抗元兵败寓居建阳的著名学者谢枋得《题跋》云：“黄氏本颛顼曾孙陆终之后。”福州《江夏黄氏宗谱》有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吏部尚书安溪李光地跋云：“江夏黄氏，以国为姓。自唐宋迄今，族大蕃衍，积善余庆，延世久矣。”长乐《重修青山黄氏世谱》有1919年海军上将萨镇冰序云：“考黄氏世系，乃黄帝六世孙，陆终之后。”黄氏后人对此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他们认为：
黄姓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我国上古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五帝之一的颛顼与后来的黄姓有直接的血源关系。颛顼实际上是上古的一个部落首领，号高阳氏。……颛顼的曾孙陆终娶鬼方之女，生六子。其后裔分成了许多氏。……其中之一即黄姓（氏）。黄姓始自黄帝第六世孙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国（即今河南潢川县），是黄氏得姓的开始，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①
二、江夏黄氏
今存建阳《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其扉页又作《钦建潭溪书院新编江夏黄氏宗谱》。其中的“江夏”，显而易见是一个地名，但不是黄氏的现居地，而是黄氏祖先的“郡望”之名。
何谓“郡望”？郡，是春秋至隋唐时地方行政区划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36郡，下设县，成为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郡望则指的是世居某郡，德行声名均为当地所仰望的名家世族。东汉时期，黄氏在江夏郡就是这样一个大族，其后裔子孙，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早已迁往各地，但均以江夏黄氏自称，以此缅怀先祖功业，并作为辨识家族血统源流的标志。
江夏黄氏均尊东汉黄香为其始祖。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生年约在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卒年约在永建五年（130）。黄香从小就以孝行闻名于时。侍其父母，夏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三字经》中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所说的就是他的这一孝行。后不幸母丧，因哀伤思念而日见憔悴。十二岁时，江夏太守刘护听说此事，特地召见他，并题字“门下孝子”赠之。黄香因此名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之列。黄香不仅以孝行知名于世，他还是一位勤奋向学、博通经史、文名卓著的神童。他的名气流传到京城，人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由于文名卓著，黄香年满二十岁，即被任以郎中之职。元和元年（84），汉章帝诏其入东观（皇家图书馆），得以尽读罕见之书。此后先后历官尚书郎，升左丞，累迁尚书令，政绩显著。延平元年（106），黄香外任魏郡太守，遇水灾年饥，黄香拿出自己的俸禄和皇家所赐救济贫苦百姓。在他的义举感召之下，郡内富室纷纷捐粮，帮助官府赈灾。黄香的著作有《赋》《奏》《秦》《书》《令》五篇。今存《九宫赋》《天子冠颂》《责髯奴辞》三篇。生平事迹，载《后汉书·文苑列传》。今人陆侃如编有《黄香文学系年》，见《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至卷三。
黄香三子黄琼（86—164），字世英。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父亲去世后，连年不应征诏。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1），名公巨卿纷纷举荐。名士李固对他说：“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①黄琼听从了李固的劝告，赴京任议郎，不久即升任尚书仆射。黄琼为人正直，处事练达。即位之时，就逢连年灾荒，他上疏皇帝，主张兴修水利，以减轻和预防灾害，罢黜贪官庸员，举荐贤才黄错等六人，一一得以施行。此后，黄琼先后历任尚书令、魏郡太守、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要职。率赠车骑将军，谥忠侯，生平事迹载《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之孙黄琬（141—192），字子琰。年幼丧父，由祖父黄琼抚养成人，自幼聪敏。年七岁时就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京师。入仕后，官五官中郎将时，因与光禄勋陈蕃一起主张起用一批德才兼备，但出身寒微的人才，由此得罪权贵，被免职近二十年。汉灵帝光和末年（183），太尉杨赐上书荐其有拨乱之才，由此官拜议郎，任青州刺史，升侍中。后又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仆、豫州太守等职。董卓专权时，因黄琬是名臣，便升他为司徒、太尉，封阳泉乡侯。后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黄琬等坚决反对董守专权，与司徒王允合谋诛杀了董卓。不久，董卓部将攻陷长安，将黄琬杀害，时年五十二岁。生平事迹，见载《后汉书·黄琼》传后。
黄琬之后，江夏黄氏子孙纷纷散居各地，其中有一支徙居至河南固始。
三、黄氏入闽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黄榦因修纂家谱，曾邀请他所敬重的学兄、建阳蔡元定为其撰序。蔡元定为之撰写了《题东阳黄氏世家宗谱序》。序称：
畏友黄君仁卿，世系始于唐太宰讳迁，世居河南。五代末厥祖讳膺，随王审知入闽，居邵武仁泽乡。生茂材，拜秘书郎，生子男四人：曰宾、曰推、曰惬、曰鸣凤。宾为古田令，兼知长乐事，侨居青山下……①在此，需略加说明的是，蔡元定在序中提到黄仁卿（名东，黄榦仲兄）之名，但此序实际上是他应黄榦之请而撰。何以知之？此谱即冠名为“东阳黄氏”，则应编纂在建阳。因“东阳”系建阳别称，其名源于宋政和间建溪水驿更名东阳水驿。②而与建阳关系密切的是黄榦而非其兄黄东，因为在绍熙五年（1194）蔡氏撰序之时居住在“东阳”即建阳的是黄榦。再从黄氏后人来考察，今建阳黄氏均黄榦后裔而无黄东后裔也可证明这一点。蔡元定在序中称黄东而不言黄榦，实际上是顺从黄榦尊重兄长之意，体现了黄榦的孝悌精神。但一个“东阳”地名，却无意中透露了《东阳黄氏世家宗谱》实际上是黄榦所编。其时，朱熹已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定居了三年，黄榦则在精舍中担任部分教学工作，也有随师相与在此定居之意，故将谱名称为“东阳黄氏”而不是“长乐黄氏”或“闽县黄氏”。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定序中所言，实际上是黄榦提供的史料，故其可靠性勿庸置疑。
蔡序中提到的黄迁，字长兴，唐初为湖州刺史，卒赠左仆射，封固始郡公。他是黄榦修谱时认可，也为其后人所公认的黄氏固始一世祖。
黄氏入闽祖黄膺（850—928），字世铭，唐僖宗光启元年（885）随王审知入闽，寓居建州邵武县仁泽乡。其孙黄宾（895—974），字观光，号同庆。后唐时任古田县令，兼知长乐县事，遂侨居长乐青山下，为长乐青山派始祖，今存《青山黄氏世谱》。此为今人称黄榦祖籍长乐之由来。
那么，黄榦的先世，何时又从长乐迁至闽县？朱熹在为黄榦父亲黄瑀所撰的《墓志铭》中称“其先世居福州长乐县青山下，后乃徙家郡城之东，为闽县人，六世矣！”①也就是说，到黄榦止，黄氏迁徙福州闽县已经六代人。这在真德秀的《题黄氏世家宗谱序》中更有明晰的表述：
建阳黄氏，吴（吾）闽记载十一著姓之一也。谨按，其先光州固始人，始祖讳膺，五代时避地闽中，家于邵武。传三世讳宾者，受古田令兼知长乐，侨居青山下。至高祖讳诏，徙三山城东，复为闽县人。……②
由此可知，从长乐青山徙居闽县的是黄榦的高祖黄诏，到黄榦正好是六世（诏→徽→时→南仲→瑀→榦）。这一点，我们从黄榦自己的有关文章中也可以得到旁证。他说：
黄氏居福州城东三百年，厘而为三派而为六，后有他徙者。自同庆而下，子孙存者，无虑四十人。挟策为儒者，累累不绝。①
榦世居福州东门外，所居之旁百余步有同庆僧寺。……以世数考之，今三百余年矣。先君察院尝即寺之廊屋为书院。②
考黄榦撰此二文时，均在其晚年（约1220年），以上推三百年，时应在北宋初。
若从黄诏的生平来考察，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时限。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载：“第九世：诏，字廷宣，生于祥符七年（1014）甲寅十月初一日。先世居长乐县青山下。早孤，母林氏亦早逝，倚舅氏林仁夫，徙居福州城东闽县，遂为闽（县）人。”文中既称“早孤”，应不晚于十岁以前，如此，则其徙居福州城东时约在天圣元年（1023）。下距黄榦之时，应为两百多年。
四、黄榦家世
黄榦的父亲黄瑀（1109—1168），字德藻，绍兴八年（1138）进士。先后历官饶州司户、湖北转运司主管帐司、永春县令、两湖转运司干办、华亭县令、监察御史等职。为官清廉自守、关心民瘼，不畏权奸，所至皆有政声。官永春县时，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而著称。在华亭县遇灾荒，他请求常平使发仓廪以赈，常平使以等待上奏报批来为难他。他说：“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虽重得罪不悔”，即发常平廪粟救济县民，救活数万老百姓。在任监察御史时得了重病，当时以廉洁著称的临安知府赵子㴋奉命前来探视，见其家中“箧椟萧然，衣无兼副”，对其清贫廉介的高风亮节钦佩不已。朱熹对其有“为吏一心营职，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聪明仁爱所以惠于民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①的评价。黄瑀的事迹，对黄榦的成长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数十年后，黄榦在各地担任地方官，“谨守父兄廉勤之训”，成了他时刻不忘的座右铭。
黄榦的母亲名叶清，字雪兰，为叶大任次女，生于政和元年（1111），卒于庆元三年（1197），享年八十七岁。性婉慧，精通《孝经》和《论语》。淳熙二年（1175），黄榦得清江刘清之荐。黄榦禀其母后，命其即行，次日踏雪前往崇安五夫，从此得以从朱熹学。后黄榦每与其门人言及此事，认为“此吾母之明且决也”。其门人则认为“先生得斯道之传，虽其天资绝人，亦察院刚明风烈，叶夫人懿行远识之所助云”②。察院，即其父黄瑀，曾官监察御史，故有此称。
黄榦有兄弟五人，姐妹二人。
长兄黄杲（1140—1179），字升卿，又字教卿。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官至宣教郎，曾历任湖北漕司、江西提刑司检法官。居家孝友，从政廉洁，“挺挺有父凤。”③
仲兄黄东（1143—1200），字仁卿。以父遗泽补将仕郎，监吉州酒务。后历任全州法曹、沙县丞、衢州税监、抚州乐安知县。庆元六年（1200）五月卒于抚州郡学之官舍。对其为人，黄榦有如下评价：“天资警敏而简默迟重”“居乡，亲故事有难理者必即君谋之。及当官，虽筦库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讼难剖者悉以委君，同僚联事者文书行，非君莫敢决。……君之所涖辄有称，而即去无不思者。廉介之行，人所难及。常俸之外，凡以例得者皆却不受”。④黄东去世后，时任抚州教授的建阳人刘填⑤检其行箧，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发动同官捐助。当时，从监司到州郡，从乐安到邻县的官员无不纷纷解囊，退隐在家乡庐陵的宰相周必大听说此事，也为之动容，捐钱以助，由刘填负责买棺置衣将其收敛。讣闻，黄榦疾赴抚州，徒步迎丧回闽。言及父兄，黄榦曾不无自豪地说：“吾家自御史公以刚方洁廉、慈爱惠利著闻当世，号称名卿。伯兄杲亦以才气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指仲兄黄乐）所自，植立又如此。”①因此，黄榦后来在居官从政期间，能够时刻以父兄为楷模，“以著吾家世济之美，而昭先训于无穷也。”②既以此自励，也以此训教子孙。黄东也是朱子门人，曾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③《朱文公文集》中有《答黄仁卿书》四通，《朱子语类》中有问答之语。三兄黄查（1147—？），字明甫，未仕。晚年由黄榦奉养。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黄榦《辞知潮州复郑知院》书中云：“家兄见存者，年七十有五，饥穷至骨。向来从官，分俸以养。”（《勉斋集》卷十）黄榦排行第四。五弟黄栒（1155—1169），字良卿，少年睿智。惜因病早逝，年方十五。
黄榦有姐妹二人。姐名宜春，嫁任文茂。任文茂曾官湖广总领司干办。黄榦《祭任舶并女兄》云：“昔我先人，峻节山峙，始奇女兄，不与凡子。君来登门，二姓咸喜。义忘我贫，德不以齿。……自榦之迁，武夷之址，效官荆吴，一别半纪。……云胡相继，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敛不及视。捧书长号，欲忘暂止，终天之恨，有泪如此。”④由此可知，夫妇二人，先于黄榦而卒。妹曰赛春，嫁余元一。余氏仙游人，字景思，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官同安县令，池州通判。曾为朱熹武夷精舍门人。⑤
黄榦出生的地点在福州城东。《勉斋年谱》开篇即云：“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52）壬申六月壬申亥时，先生生于三山城东故居。”与前引黄榦自述“榦世居福州东门外，所居之旁百余步有同庆僧寺”相合。今黄氏后人又有一说，认为黄榦“出生在长乐青山下”①。“七岁时离开祖居地长乐青山随父迁居福州城东。”②此处似有否定黄榦门人所编《年谱》而另倡一说之嫌，但证据显然不足。
黄榦之妻朱兑（1156—1221），字淑贞，朱熹次女。淳熙九年（1182）嫁给黄榦，馆于五夫紫阳书堂。时黄榦已三十岁，从学朱熹已七年。朱熹在写给黄榦的书信中说：“此女得归德门，事贤者，固为甚幸。但早年失母，阙于礼教，而贫家资遣不能丰备，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阔略。然妇礼不可缺者，亦更赖直卿早晚详细与说。……”③朱兑在清贫之中，相夫教子，抚育众多子女成人，甚为不易。清道光《福建通志》总卷四十五对她有“守儒风，明妇道。环堵一屋，夫妇相敬如宾，训子有方”的褒词。《宗谱》中则有“寒暑补缀，针线未尝释手。遇羹则分肉以饲诸子，每持空羹以对饭”④的记载。黄榦逝世后，因悲哀过度，一百三十天后亦不幸逝世。卒后，封孺人。
黄榦生有四子六女。嘉定十七年（1208）其《与胡伯量书》二云：“儿女十人，一儿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许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辅年已二十三矣。”⑤黄榦在与友人谈及家事时，每以“二百指”代称这十个儿女及家中人口之众，如“朝廷优容，有陟无黜。家本穷空，孥累猥众，二百余指不至饿死……”⑥但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黄榦传》载仅有四子三女，未详孰是。
黄榦长子黄辂（1184—1238），字廷资，号子木。幼时甚为外公朱熹疼爱，曾对黄榦说：“辂孙骨相精神，长当有立。”“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渠爱壁间狮子，今画一本与之，可背起与看，勿令揉坏却也。此是陆探微画，《东坡集》中有赞。愿他以此狮子，奋迅哮吼，令百兽脑裂也。”①真德秀《跋画师帖》云：“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问学日进，而志气日强，盖庶乎不负先生之期许者。”②黄辂以父恩荫补官，初任信州架阁，后任江西贵溪县令。黄辂娶舅父朱埜（朱熹次子）次女为妻。黄榦在《大儿娶舅氏女婚书》中云：“师门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馆追随之乐，情等弟兄。感积年辱爱之怀，起再世为婚之念。”③又在《祭朱文之（埜）》文中称：“榦之从游余三十四年，四海兄弟，两世姻㜕，于君亲，知君之贤。”④黄辂资质温厚，恪守家学。在任地方官时，剖繁治剧，政善民安，有乃父遗风，后遵父命，定居于建阳环峰精舍。后子孙繁衍，成为建阳的一个大族。
次子黄辅（1185—1244），字廷佐，号信斋。少静重而喜读书，深得外祖朱熹疼爱。有书云“辅亦渐觉长进，可好看之”⑤。二十三岁时，曾先后从学于临川余道夫和建昌胡泳（字伯量）。黄榦《复余道夫》书云：“两小儿甚荷教诲，平生所见小子之师，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⑥《与胡伯量书》二云：“次子辅年已二十三矣。……深以未得师为念。今乃闻契兄寓筠阳，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趋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与之处。诲之以所当读之书，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为之点检课程，不惟使之识义理，不为小人之归，亦望之使之多闻博识，进而以应举，退可以为书会，以不失其衣食之计。”⑦黄辅娶潘植（字立之，黄榦学友、朱熹门人）之女为妻。黄榦《仲子娶潘氏女婚书》云：“言念父兄，尝偕拙斋之席，岂期子弟，复同升云谷之堂。载联二姓之姻，实笃三生之契。”（《勉斋集》卷二十二）又在《处士潘君立之行状》云：“榦之兄弟尝受教于贡士公，于君之兄弟交游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学同师，今又缔姻于君家。”①黄辅后由太学上舍出身，官至泗州通判。
三子黄輹（1192—1264），字廷舆。少年时，与兄辅同学于临川余道夫。后以荫补官，任都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娶福州林周卿之孙女、林宗鲁之女为妻，见黄榦《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状》所载。②黄榦称其为“亲家”。黄輹性刚介，承父遗志，善文词。凡有关身心者，皆体验之。以忠厚传家，常游云谷、西山、五夫等先辈遗址。先从兄辂居于建阳环峰，后定居于建阳莒口潭溪精舍，今建阳黄氏，也有一部分是其后裔。
四子黄〓（1202—1253），字廷式，隐居不仕，自号散翕，不以功名利禄为念。娶妻赵氏，见黄榦《季子娶赵氏婚书》。③世居福州怀安县。今建阳黄氏，也有一支系其后裔。
黄榦的六个女儿，今所知甚少。结合《潭溪黄氏宗谱》所载，仅知其长女名淳女，嫁高氏，《勉斋集》卷二十二有《长女嫁高氏婚书》；三女名淑女，嫁陈氏；《勉斋集》同卷有《叔女嫁陈氏婚书》；四女名湋女，嫁赵氏。其余均缺考。
黄榦有孙子五人。分别是黄绍（辂子）、黄兴（辅子）、黄选（輹子）、黄迈和黄远（〓子），而以黄兴居长，出生于嘉定十一年（1218）。《勉斋年谱》有其纪年云：嘉定十一年“八月，长孙兴公生”。他是诸孙在《年谱》中唯一有记载者，故其余诸孙疑均出生在黄榦去世之后。
（本文载《闽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弘扬师说的“紫阳别宗”——陈淳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治所在今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1133—1189，字实夫）。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
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己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
1．临漳建阳，两度问学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①。朱熹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
《朱子语类》详细记录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
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半点，便以为是。”②
关于穷究根源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源作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熹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熹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熹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建阳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熹问学。当时，朱熹已犯病在床，故朱熹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
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①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熹教之“以穷究根源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建阳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熹的卧房内，向朱熹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熹教导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②“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熹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这一见解，伴随陈淳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
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
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建阳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2．严陵讲学，弘扬师说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熹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他以下棋为例，劝诱陈淳，即便棋艺甚高，“其高着已尽识之矣。但低着未曾识，教之随行，亦要都经历一过。”③朱熹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家乡闽南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严陵知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①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②。“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③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熹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④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
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⑤
《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①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支（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②这就是朱熹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熹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阐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萤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他最后的结论是：
学者不欲学圣则已，如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无是理也。③
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
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之无不备也。①
在《读书次第》中，陈淳阐述了朱熹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
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
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②
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呼应，在朱熹逝世后，共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3．训童雅言，性理入门
朱熹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①。又说：“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②这就是朱熹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婴幼儿教育思想，为此，他还编写了《小学》和《训蒙斋规》《童蒙须知》《训蒙绝句》等。
陈淳继承了朱熹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这一方面的教材。他认为，“人自婴孩，圣人之质己具，皆可以为尧舜。如其禁之以豫，而养之以正，无交俚谈邪语，日专以格言至论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习，自与中情融贯，若固有之，则所主定而发不差，何患圣途之不可适乎？”③为此，他根据儒家经典，编纂了适合儿童阅读的《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诸多教材。而直接促成其编写这些启蒙读物的原因则是，庆元五年（1199），其子三岁，牙牙学语之时，却没有合适的读物，于是就有了《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的问世。
《启蒙初诵》，篇名为《训童雅言》，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辑录的主要是《易》《书》《诗》《礼》《语》《孟》《孝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的改编和提炼，如述及孔孟的“仁之四端”：
仁义礼智，良能良知，非由外铄，我固有之。
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有是四端，犹其四体。
孩提之童，可知可能，无不爱亲，无不敬兄。
维此圣人，先知先觉，从容中道，与天地合。
进退可度，德义可尊，中天下立，作师作君。①
《训童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觉得四字一句对幼儿来说语句偏长，又改为三字一句，名为《启蒙初诵》。全文不长，共19章，仅228字，“盖圣学始终大略见于此矣。”②原文如下：
天地性 人为贵 无不善 万物备
仁义实 礼智端 圣与我 心同然
性相近 道不远 君子儒 必自反
学为已 明人伦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别 男女正 长幼序 朋友信
日孜孜 敏以求 愤忘食 乐忘忧
讷于言 敏于行 言忠信 行笃敬
思无邪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入则孝 出则弟 敬无失 恭有礼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色容庄
口容止 头容直 气容肃 立容德
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思恭
正衣冠 尊瞻视 坐毋箕 立毋跛
恶旨酒 好善言 食无饱 居无安
进以礼 退以义 不声色 不货利
信道笃 执德弘 见不善 如探汤
祖尧舜 宪文武 如周公 学孔子
礼三百 仪三千 温而厉 恭而安
存其心 尽其性 终始一 睿作圣①
全文以“天地性”开篇，以“存其心，尽其性”结尾，从而将幼儿洒扫应对等外部行为规范，与儒家性理之学、道德伦理的内在修为的培养互为表里，融为一体，对后来启蒙读物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被称为“《三字经》的前驱”②。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
《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共十四条目；卷下是《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共十二条目。由于对条目的构成和分卷标准，陈淳或王隽均没有作出说明，这就为后人探讨其用意留下了空间。
如有的学者认为，此书上卷着重论人，下卷着重论理，③也有认为这二十六个范畴中，大部分是主体心性范畴和主体道德修养范畴。即使是客体范畴，不仅指客体或对象自身，而且也包含主体所赋予的各种属性，成为主体化或对象化了的客体。同时，主体范畴也不仅是主体自身，而且往往演化成客体化了的主体。④
还有学者认为，该书卷上为内圣之学，卷下为外王之学。卷上又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心性论，后半部分为道德论或功夫论。卷下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本论，阐明外王之学的根据，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第二部分为教化论，包括中和、中庸、礼乐、经权；第三部分批判异端，包括批判流俗“鬼神”迷信和“佛老”空无之学。①
也有学者认为，对《北溪字义》的认识，不能只是就《北溪字义》理学范畴内容所论所发，还应该关注到这是陈淳讲学时所述内容的讲稿，这是陈淳为学多年的自我总结，所以其书中内容必然与陈淳的为学经历与为学认识有关。陈淳为学是先从“根原”处着手，后“下学上达”，所以在《北溪字义》中陈淳在上下两卷对理学范畴的阐述都是从“根原”处开始，然后再推论到各“根原”处的上达工夫。②
总体而言，陈淳选取朱子理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熹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后学视为入道的门户。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北溪学派，紫阳别宗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采、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③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①
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熹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和），北溪陈先生（淳）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②
所谓“别宗”，是相对于“正统”而言，由于在朱门中，黄榦一向被视为得朱子之正统，故陈淳一系被视为“别宗”。要之，陈淳与黄榦，作为朱子门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继承、捍卫、深化和弘扬朱子学方面都作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都是朱子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正统”与“别宗”，不过只是前人的一家之言而已。
（本文系第四届海峡论坛“朱熹与陈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陈支平主编：《朱熹陈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真德秀《政经》及其廉政思想的影响
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建宁府浦城县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官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福州、潭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师事詹体仁，为朱熹再传。学术上，被誉为“西山之望直继晦翁”①。“庆元党禁”后，为朱学的复盛出力尤多。著有《四书集编》《大学衍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一、《政经》的内容与版本源流
《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而以行政之迹列于后。题曰‘传’以别之，末附当时近事六条，谓之附录。其后载德秀《帅长沙咨呈》，及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诸篇，盖后人所益。如《心经》之引《读书记》耳。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也。按《宋史·道学传》，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厉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盖德秀立朝日浅，其政绩多在居外任时。故留心民瘼，著为此编。其门人王迈序谓先生再守温陵日著《政经》。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绍定五年，盖晚年之作。迈又言赵时棣为法曹，朝夕相与，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书录解题》载《心经》而不及此书，岂《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欤？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也？真伪既不可诘，而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故姑与《心经》并存焉。”①
四库馆臣所言，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阐述《政经》的内容，认为此书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采集儒家典籍中有关治政的言论，后半部分则辑录前人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史实，而以“传”字作为前后区分。其后附以当时发生的六则治政事例，作为附录。附录之后则载真德秀《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等。这些篇章，为后人所增。二是此书名。馆臣认为真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将己之条教题名为“经”，因此此书有可能是“好事者依托”。三是尽管此书真伪之不可辨，但此书的言论并不违背儒学大义，所以，将此书姑且“与《心经》并存焉”。对馆臣这三点看法，有所争议的，主要在第二点上。其一，说真德秀“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似是而非。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此书真德秀在世时，只编了正文前后两个部分，其主体部分来自先贤的儒学典籍。名之为“经”，并无不妥。其二，说此书可能是“好事者依托”，更没有道理。在《政经》卷首有真德秀门人王迈序称：
今所谓《政经》者，乃先生再守温陵时所著。迈时分教睢邸，乡友赵时棣宗华为法曹，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宗华令大庾，锓梓县斋，以一帙见畀，序于帙端。迈窃谓天下之书多矣，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者亦多。先生所著之书，凿凿乎桑麻谷粟之不可缺者也。惟《心经》所以为开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经》所以为续天命、救民穷之实用。《心经》可以接伊、洛之正传，衍朱、张之遗学。②
“睢邸”为南外睦宗院，原在睢水之滨（地处河南开封），故曰“睢邸”，南宋时已移司泉州，故王迈与赵时棣能与其师“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
王迈（1184—1248），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仙游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淳祐中，知邵武军。著作有《臞轩集》十六卷，今存《四库全书》本。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二等。端平元年（1234），王迈在泉州南外睦宗院编辑并刻印其师真德秀《真西山集》二十卷。
赵时棣，字宗华，莆田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泉州法曹（司法官员）时，适逢著名学者真德秀官泉州知州，因而成为真氏门人。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官大庾（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县时，将其师所著《政经》一卷、《心经》一卷合刊，时真德秀已逝世七年。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有《宋椠＜政经＞跋》：“《真文忠公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宋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刊工姓名，前有淳祐二年（1242）王迈序。《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书录解题》皆无其书，明《文渊阁书目》始著于录。案，是书为西山守泉州日所著，门人赵时棣宗华为大庾令梓于县斋。”①
宋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大庾县斋刊本《心经》一卷、《政经》一卷，今海峡两岸均有存本。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以国家图书馆所存宋刊本为底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中。《政经》宋刻本的原名为《真文忠公政经》。行格均为每半叶十行十八字。
明清时期，《政经》屡经后人手抄、重刻，前后有二十多种版本行世。其中，既有手抄本，也有单刊本或丛书本等。此书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半岛也有不少翻刻本行世。其中流行最广的，应是以现代影印技术推行的影印《四库全书》本。
二、《政经》“四事箴”及其影响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在《政经》中，真德秀本人所著是作为附录出现的。按照通常的思维，一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主要的，附录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来看待《政经》，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此书最出彩的部分，也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恰恰就在附录的“四事箴”！
所谓四事箴，即廉、仁、公、勤四事箴，是真德秀在各地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并积极向同僚和下属谆谆告诫、广泛推行的从政纲领，最早来源于他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时。这四个字，后经他的学生王迈的进一步阐述，扩展为十六字：“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朱子门人莆田陈宓（字师复，号复斋）对此四事箴高度赞赏，为此挥毫书写大字，揭之于壁；真德秀为此写了一道跋文，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属，王实之作此箴遗予，尝揭之幕府之壁，与同僚共警焉。今复斋陈公师复又为大书此本，实之之箴，明厉峻切，读者已知悚畏，复斋之字，森严清劲，见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当凛然兴敬也。①
此后，真德秀又将此通俗易懂的四事箴讲解给他在长沙的下属们知晓，原文收入真氏《政经》一书的附录中。原文为：
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非仁也。
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为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再知泉州之时，作《再守泉州劝谕文》《泉州劝孝文》《谕州县官属》（见文集卷四十）。其中，《谕州县官属》在《政经》中题为《谕州县官僚》，文末最后一段为：
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纲领。而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乃其条目。当职于此，不敢不勉，亦愿诸县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条揭之座右，务在力行，勿为文具。其逐县公吏，有犯上项约束，致招民词，当择其尤者惩治一二。外余并许之自新，人户亦不必论愬。自今约束下日为始，少有分毫违背，断不兼容，黥流断刺，必无轻恕。帖诸县知、佐，石井监镇，知委井榜本州及七县市曹晓示。②
真德秀的“四事箴”，在当时社会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与真德秀在学术上齐名的魏了翁对此有一评价：“西山所书‘廉仁公勤说’，可以想见其谨独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语足以翊诂训而觉世迷。本无可议，第熟观来书春谷之谕，方谓春贯四时，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此已是纲领上有病，且断之曰‘廉则不受欺，仁则不忍欺，公与勤则无任欺，无敢欺’。据某愚见，识得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来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类，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①一方面，魏了翁对真德秀“律己以廉”的谨独畏知功夫高度赞赏，另一方面，又认为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这是在“纲领上有病”，认为这与先儒的“仁包四端”之说不合。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四川蒲江人。后人对他的评价，往往与真德秀相提并论，“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②但恰恰就是这位与真德秀关系密切的魏了翁，却对他的“四事箴”提出了质疑，认为“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是纲领上有病。“病”在以先圣先贤的“仁包四端”之说裁度，“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应已在其中。换句话来说，廉、公、勤怎么能和仁并列，且“等而为四”？在此，魏了翁似乎忘记了，朱子的“仁包四德”，包的是仁义礼智这四德。
“四端”之说，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发端于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从魏了翁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仁包四端”，其实说的应是朱熹的“仁包四德”。朱子说：
孟子论“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发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无义、礼、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无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见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③
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①
四德之元，专言之则全体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则指万物发生之端而已，故止于一事。②
所以，朱熹的“仁包四德”，仁字有两种涵义。一是仁包四德之“仁”，为形而上的本体之仁，即朱熹所说的“专言之”；二是被形上本体之仁所统摄的“仁义礼智”四德，即与义礼智并举的“仁”，即朱熹所说的“偏言之”。此第二义的“仁”是可以与廉、公、勤“等而为四”的。这在朱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许多例证。
比如，朱熹说仁与公：“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③“或问仁与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④“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⑤
说公与廉、公与勤，礼义与廉耻，等等。“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⑥“所谓廉者，为是分得那义利去处。”⑦“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⑧
公、廉、勤、谨（公平公正，廉政勤政，谦恭谨慎），此即朱熹制定的为官基本守则。其中的“廉”字，他认为是对士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①
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朱熹强调“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故须）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②。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③。他还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④真德秀的“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四事箴，就来源于朱子的这些思想。
大体来说，仁、义、礼、智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要求，针对的是普天之下每一行为个体，而廉、仁、公、勤，则是对从政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要求。正如明张悦在《政训后序》中所说：“夫所谓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心也。”⑤而表现在治政领域，衡量“吾心”是否“正”，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廉政、勤政，公平公正公开等等，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尺。所以，也可以说，真德秀的“四事箴”是对朱子“四德说”在治政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
三、《政经》与“四事箴”在后世的流传
《政书》问世后，即被各种书籍所摘抄、转载。其中转载率最高的是“真文忠公四事箴”。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种类型。
1．经历代著名学者的宣传
如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元胡炳文《云峰集》、明宋濂《文宪集》、黄佐撰《泰泉乡礼》和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等诸多典籍的宣传，而广泛为世人所知。其中，勉励赴任官员要认真效法真德秀的《政书》“四事箴”，践履斯言，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如元胡炳文《送知州范朝列序》，文中提到，“昔西山真氏以廉、仁、公、勤四字为官箴，世道不古，吏习益偷，能践斯言几何人哉？乃今于太守范公子诚见之。公初以真定儒选，历仕守台之黄岩，毁淫祠，摧豪富，恤孤穷。政声甲江左。……今官无长贰，咸钦其能，得齐氓之心者，莫谐巨室之意。今民无富贫，咸德其惠，考绩三载者，或无可书。今六、七十日间，而五万人家已蔼然有春意，凡此皆廉、仁、公、勤之效也。”①
明林文俊《送郑君日进守嘉兴序》：“真文忠公再守温陵，甚有美政，其始终自励及以勉其僚属，不过廉、仁、公、勤四者而已。公去温陵十四五年，及其再至，老稚填聚欢迎如见父母，盖圣贤之泽入民之深，又非汉唐以来循吏所及也。”为此，他劝试说：“日进之为郡也，倘不以公为师，则亦何以言语慕公为哉？”②
2．地方志的表彰
如《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真西山祠，在大西门内。宋嘉定中，真德秀出知潭州，以廉、仁、公、勤谕属，以周、胡、朱、张之学训士。后人建祠祀之。”③此外，《泉州府志》《史传三编》等均有相应的内容。
3．被收入当时传播速度最快，读者面最广的类书
如晚宋王应麟编纂的《小学绀珠》（卷八）、叶某纂《爱日斋丛钞》（卷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六八）、明代建本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等书之中。其中，尤以《爱日斋丛钞》所载为详，其中的文字，与现存宋本《政经》略有小异，可起到互校的作用。移录于次：
真希元参政帅长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绎四者之义加详，王寔之迈以南外宗教为之箴：
律己以廉，曰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
抚民以仁，曰古者于民，饥渴犹已。心诚求之，如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啮肥，出行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余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存心以公，曰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暗。
莅事以勤，曰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而颗粟，皆民力乎尔。供仕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飱，炎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节，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谓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实之概用公文告之词，及得于游从者，以成四箴。①
明莆田彭昭编纂《西山政训》，将真德秀“帅湖南，守温陵，于寥属吏民”①谕教之文汇为一编，与《朱文公政训》并行于世。明汀州杨昱撰《牧鉴》，亦仿真德秀《政经》“以经史百家之言有关政治者裒辑成帙”②。
即使在当代，此四事箴在领导干部廉政建设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中，也是被人们引用频率最高，警醒世人的至理名言。尤其是真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所说的“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此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所独具的穿越时空的现代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9年第1期）
元代名儒熊禾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他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建阳熊氏入闽始祖唐代熊秘的十七世孙。自幼聪敏颖悟，有志于濂、洛、关、闽之学，遂师从朱熹弟子辅广的门人刘敬堂。南宋咸淳十年（1274）举进士，曾被命为汀州司户参军。熊禾一生六十五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三十年生活于南宋末，后期三十五年生活于元初。故在有的书上，也称他为宋末理学家。实际上，以熊禾成名于元代，以及他的创建书院广招弟子、著书立说传播理学等一系列活动均在后期而论，比较准确地说，熊禾应为元初理学家。
建阳历史上有“七贤过化之乡”的美称，熊禾位七贤之列。其余六贤，分别为朱熹、游酢、黄榦、蔡元定、刘㷍和蔡沈。除游酢为北宋名儒外，其余四贤均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弟，得朱子亲炙而成名贤。唯有熊禾，以宋末元初理学中心已逐渐北移之后，仍以个人的勤奋和不懈追求，以及在理学研究中所取得较高成就而跻身名贤之列，尤为难能可贵。熊禾之“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挥师南下，占领福建，攻克建宁府、邵武军。这一年，熊禾三十岁，距其中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对此，前人叹曰：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宁武州参军，而值宋亡，故不及大用，先生之才不阐，道不行于世，惜哉！”①故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年间（1279—1294），元朝当局闻熊禾之名，曾多次辟请其到州府中任职，熊禾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招聘。此后在元朝生活的三十五年中，熊禾始终批元褒宋，特别是不遗余力地表彰以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宋儒，并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②，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抗元英雄、爱国遗民、诗人谢枋得（1226—1289）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因相与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贼也，所不为贼者，惟足下与我耳’！”二人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二人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三十八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二、在学术上阐明了朱子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为朱子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南宋宝庆二年（1226），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在考亭书院内始创“朱文公祠”。在文公祠落成的《祝文》中，他宣称“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①。首次把朱熹比作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书院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阙里街相提并论。刘克庄的这一提法，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之说奠定了基础。但刘克庄只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理学上成就不高，能够在学术思想上阐明朱子学的历史地位，进而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者，则非熊禾莫属。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子即当代的孔夫子，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在其著述中，曾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反复阐明这一观点。他说：“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②他在所撰《考亭书院记》中开篇即言：“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③此文首联一句骈语，破空而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生于南宋的朱熹应与出于东周的孔子居于同等的崇高地位。接着便提出了所以会有这种观点的理由。因为朱熹的学术思想是维护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之道”的；他和孔子一样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大圣大贤”；他的思想与孔子一样，关系到“世运升降”和国家兴衰。曾有人请元代的著名学者抚州崇仁的吴澄，希望他也为考亭书院写一篇记，吴澄找来了熊禾的记文，仅读完开篇这几句，就连连惊呼：“江南有人矣，予不敢复赘！”就此搁笔。
原为朱熹创建的武夷书院在元代重修落成时，也请熊禾作文以纪念之。他开篇写道：“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④此联流传至今，成为武夷书院的第一名联。
三、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是朱熹学派在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至元十九年（1282），熊禾从建阳来到武夷山，在武夷五曲晚对峰建洪源书堂，在此读书、著述和讲学，前后达12年之久。其时，从各地前来从学的门人众多，“远近翕然宗之”（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熊禾自述其盛况：“隐屏之下，曲溪之滨，岁岁作赠语，饯友朋。散在郡邑，盖不少矣。”①元史药房《送熊退斋归武夷序》称：“君家近武夷，自其幼时，往来文公精舍，已慨然有求道之志。……居无何，适丁世变之会，物换星移，无所售其初意，乃束书入山中，筑洪源书堂于五曲晚对峰之左，与朋友讲习旧业。其徒数十人，粝食涧饮于寂寞之滨，大肆其力于六经，日以周公、孔子之说相磨砻。于文公诸书是信是行，如《易》《诗》《书》《春秋》皆为之集疏，复为《＜四书＞＜小学＞集疏》，以羽翼之，释回增美之功极矣。”②故熊禾的洪源书堂虽名为书堂，而实为书院，是其传播朱子理学和培养理学人才的教育基地。
至元二十六年（1289），徽州婺源学者胡一桂（庭芳）来武夷拜访熊禾，携来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熊禾在武夷、建阳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通过讲学，胡一桂深感自己的学问不如熊禾，从此开始从学于熊禾，前后时间陆续长达17年。胡一桂的父亲胡方平本是董梦程的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则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高弟和女婿。因此，胡一桂之从学熊禾，可视为是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与融合，而通过这种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晚年，熊禾回到了建阳梓里，修复了其祖上遗留的鳌峰书院，在此继续讲授朱子理学。从学门人，安徽、江西一带远道而来者有之。大德九年（1305），胡一桂携带弟子董真卿来访，命其从学于熊禾。董真卿后来成为一位知名学者，著有《周易会通》一书。
在鳌峰讲学期间，熊禾曾应朱熹玄孙朱春等人之请，先后在考亭书院和武夷精舍任教，主讲朱熹的《大学章句》。其著名的《考亭书院记》一文即撰写于考亭讲学之时。
熊禾在入元后，绝不仕元，但为了维系儒学的道脉，为了朱子理学的传播，他与建宁路通判四川人氏毋逢辰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好朋友。其原因也在于毋逢辰是一位思想上崇尚理学的官员，受熊禾的影响，曾先后修复了宋末毁于战火中的闽中七所书院，被熊禾称为“其仕闽以化为政，道南七书院皆其再造也”①。其中，就有朱熹的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即便是远在云谷山中的晦庵草堂，“亦为之起废”，即为之重修。此外，还有顺昌的双峰书院，也是毋逢辰为之修葺一新。他还将考亭书院原有学田90余亩增至500多亩，此举得到熊禾的高度赞赏，在为其所撰《重建武夷精舍疏》中，称他为“以蜀西之珍，负道南之望”。
四、以朱子学说阐释儒家经典，著述宏富
以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和整理儒家经典，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得以成功建立的关键，熊禾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说：“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②又说：“道之兴废，莫大于文献。……六经、四子，与夫十七史等幸赖伊洛、考亭诸大儒参互讨论已一，当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质往圣不谬、启百世以后来哲不惑？”③
正因为熊禾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文献对社会治乱的重要作用，故他在武夷、鳌峰讲学时，尤其注重著书立说，用朱熹的理学思想来阐释儒家经典。史载，熊禾著述极为丰富，“所解自《易》《诗》《书》《春秋》《孝经》《四书》《小学》外，其他农、礼、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为异端所蛊，正以圣道，勒成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礼通解》，未及脱稿而卒。”①熊禾的著作今存《勿轩集》八卷、《易学图传》二卷、《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等。
对熊禾的理学成就，与他同时代的大儒许衡认为，熊勿轩“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②。（本文载《朱子文化》（创刊号）2006年第1期）
在武夷山阐扬朱子学的元代名儒陈普
陈普是与元代福建名儒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齐名的福建理学家。清何瀚《武夷山志序》说：“崇（安）为宋名贤大儒钟灵之处，历代讲学传道于九曲中者，绵绵绳绳，……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游者数百人，称石堂先生。”①其中，杜清碧指的元代隐居在武夷山的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号清碧，江西清江人，寓居武夷，元代文学家）；而“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称石堂先生”的“陈霍童”，即陈普。比较而言，杜本的成就主要侧重在文学上，在理学方面，几无著作传世，而陈普的成就则主要在理学上，故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在福建理学发展史上，杜本可略而不提，而陈普则不容忽视。
陈普（1244—1315），字尚德，号惧斋，又号石堂，福建宁德人。宁德有“天下第一洞天”之誉的霍童山，故又称“陈霍童”。陈普师承韩翼甫（恂斋），韩是朱熹高弟辅广的学生。入元后，陈普成了朱熹学派在元朝福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元朝生活了四十六年，元朝政府曾三次请他出山做官，他坚拒不受，并在讲学的书院中高悬“志不仕元”的横匾以明志，坚守民族气节，为后人所传颂。陈普三次拒绝元朝政府的任命，即使是官学教授这样的职务也予以回绝，但却十分乐意在各地私立书院中担任教职。他最早曾应建阳刘熙（纯父）之聘在刘氏云庄书院任教，后又应熊禾之邀在建阳鳌峰书院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还在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著名书院为诸生讲明朱子理学。之后，又赴江西德兴，在初庵书院执教。晚年在莆田各大书院讲学十八年，每年登门求教的弟子多达数百人。
陈普在建阳、武夷讲学，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说朱子理学，在普及与传播朱子学方面有重大贡献。如对朱子学的历史功绩，他以描述武夷美景为喻说：
虹桥一断几千龄，亲手文公再造成。
何事游人尚迷路？乱寻无楫渡船撑。
下有小注云“首句言道丧千载，二句言文公续之，末言百家昧之”①。一首七言绝句，把朱子继绝续断、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以及世人对此仍然迷茫且表示不可理解之意，表述得十分明白。
再如“太极理”，是朱子学的一个难点。太极和理是什么关系？太极和无极又是什么关系？这在朱子理学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陈普用几句话就把这些深奥的道理阐释得明白无误。他说：
太极，道也。以其无形之可见，无声之可闻，故谓之无极。周敦颐先生怕人将太极为块气看，故以太极之妙示人，加此二字于太极之上，不过谓其无而实有，有而复无形声之可闻，故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盖文理当然，非太极之上又别有一个无极也。太极即道也，可以心见，而不可以目见，可以心闻，而不可以耳闻，故谓无极。②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谓太极理，太极就是“理”，是形而上的“道”，因其看不见（无形），听不见（无声），故又称“无极”。周敦颐为了使学者不要把太极误以为是某一种具体的物体（块气），故以无极来解释太极，以此来解说太极说其“无”“而实有”，说其“有”“而复无”（无形声之可闻）的特性。所以，太极就是形而上的道，眼睛看不见，可以用“心”来见，耳朵听不见，可以用“心”来听，所以又称为“无极”。这与其在《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中所说“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①是完全吻合的。
又如，孔孟传统儒学讲“仁”讲“礼”，程朱新儒学讲“理一分殊”，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传授给书院诸生的，在元代儒者中，应该说，并不多见，而陈普则是其中难得的一位。他说：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士无习者，而去非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所以为仁，孰要于此。六经、四书可讲明者何限，而仁者万殊之总会，礼者，万理之节文。事事穷其节文，则其总会处可以渐而融贯，故礼明则无不明矣，礼得则无不得矣。②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指的是由朱熹所撰，而由其高弟黄榦和杨复续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朱熹所有著述中，此书较为晚出，故在宋末元初的知识界中，研习者不多。在晚宋，可书者为黄榦及其弟子赵师恕（季仁）。其特点表现为将朱熹的礼经学说从书本走向生活，向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转型。而赵师恕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者。他在任余杭令时，就曾以朱熹的礼学来移风易俗。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又在福州“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临之”。故黄榦又于其年六月有《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一文。赵师恕将高奥艰深的朱子学说与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相结合，以此向民间普及，故其师黄榦对他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①的评价。文中的补山，即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本为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赵师恕邀请黄榦率门人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实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其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
而在元初的福建朱子学派中，熊禾继承了黄榦的礼经学思想，在其重建的建阳鳌峰书院中，教导诸生以此书为课本，由习礼而识仁，以求“所以为仁”之理，因此得到陈普的肯定，赞其“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
朱熹说：“此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且要先识认得，先存养得，方有下手立脚处。”②“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③“万理之原，万事之本”，此为朱熹释仁的重要观点。朱熹释礼则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了解了朱子的观点，再来看陈普的解说，就知道陈普之说，已将识礼求仁，“事事穷其节文”的礼学实践视为“万理之节文”，与“万殊之总会”的仁，构成了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一点，在其以《礼乐》为题的诗句中也可得到印证。他说：“礼只是制度，乐只是和顺；礼只是序，乐只是和。故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合同而化，而乐兴焉。”④“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说的就是以仁为本的众礼与仁所构成的“一本”与“万殊”的关系。
又如，“不远复”是绍兴十七年（1147）十二月，刘子翚临终之前，向朱熹传授的“《易》为入德之门”，而“不远复”三字符又为修身之要的重要学术观点。朱熹在《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中记刘师教导说：
“……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所谓‘不远复’者，则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于是尝作《复斋铭》《圣传论》，以见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为言之，汝勉哉。”熹顿首受教。居两日，而先生没。①
在《易经》中，复卦为上经第二十四卦。其初九为“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又云：“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对此，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解释是，“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②，“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③而刘子翚则认为：
易固多术，或尚其辞，或尚其变，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尽其本，则用自应。何谓本，复是已。尝窃为之说曰：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复始，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子乎，不远而复称为庶几，盖本夫子尝以复礼为仁之说告之矣。颜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极，一已既克天下归仁，复之之功至矣。④
在如上引文中，程颐只是把复卦视为修身的方法之一，刘子翚则不仅将其作为修身的方法，而且提而升之，将其视为《易》学的根本，而其核心则是“复性”，此复性即孔子所提倡而由颜子所身体力行的“克己复礼”。故刘子翚在《跋浩然子》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
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当自户始，学《易》者当自复始。克己复礼，颜子之复也。……是知复之一义，为闻道之要言，进德之捷径。①
陈普对此复卦有其独到的体会，他在以“复”为题的诗句中说：“人心已纵而复收，道心已失而复还”②，所言可谓简洁明了，而又准确无误。
陈普在武夷山泛舟九曲之后，对朱熹的《九曲棹歌》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体会，他把这种体会撰成《武夷棹歌注》一卷。他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并非只是写景，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故陈普从朱熹的九曲诗中，力图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陈普的这一观点，后来流传到朝鲜，在朝鲜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尹轸暎先生介绍，他珍藏了一幅《武夷九曲图》，不是自然景观图，而是概念化的表现道学阶段性特性的示意图。“在这幅《武夷九曲图》中，将第一曲到第九曲依路径进行了图式构造。在上段有记录教训内容的《训蒙绝句》，在中段像迷宫一样的图案，是从一曲到九曲以横竖勾勒出的三段式图案。进入图案画面，一边节节读阅朱子的武夷棹歌十首，便会被一曲到九曲的美景吸引身临其境。武夷九曲图如果和道学的理解相互结合，比起描绘自然之美则更能很好的表现图式的形式特点。”①很明显，此图的作者，实际上是受了元代朱子学家陈普的影响。陈普有编注《武夷棹歌》一卷，今存《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丛书集成新编》本。陈普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②从朱熹的诗中，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这幅产生于朝鲜的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把陈普的观点从文字变成了图谱，以此为陈普的观点张目。由此可知，陈普的理学思想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5年第4期）
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探源
作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在传统理学、书院文化、图书出版、版刻技艺、商业交往、传统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值世纪之交，地处徽州的黄山和地处闽北的武夷山先后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名录，使两地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美自然风光双双走向世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本文侧重从代表两地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朱子理学的徽系与闽系，探考两地文化的渊源关系。
徽州自古就有“程朱阙里”之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洛学”的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和“闽学”的创始人朱熹，其祖籍均为徽州的缘故。明人赵滂编有《程朱阙里志》，所述徽州程朱理学人物的事迹盖缘于此。
程朱理学在徽州得以产生广泛影响，则源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本人两次入徽传播。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和淳熙三年（1176），朱熹曾先后两次回祖籍探亲和扫墓，每次逗留数月。借此良机，他在故里婺源、歙县一带聚众讲学、广招弟子，传播理学理想。据笔者所撰《朱熹书院与门人考》，①婺源李氏钟山书院、晦庵书院、歙县紫阳书院等均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琅琅书声。其时，先后从学于朱熹的徽州弟子就有婺源的李季札、汪清卿、程洵、程樗、滕璘、滕珙、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祝癸，他们还先后赴闽至朱熹亲手创建的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从学，成为朱子理学徽系的骨干力量。
至于福建的武夷山和建阳两地，自古以来就分别有“道南理窟”和“南闽阙里”之称，这是因为朱熹生平数十年生活在闽北武夷山和建阳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他生平创造的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沧洲精舍都在此两地。这里，既是北宋时杨时、游酢、胡安国等大儒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又是南宋时集大成的朱子理学诞生、发展和成熟的大本营。
武夷精舍建成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闽浙赣湘皖，以及许多徽州籍的学者如滕璘、滕珙、程端蒙等亦来从学。滕氏兄弟与程端蒙都是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回婺源省墓之时的及门弟子。据笔者考证，滕璘、程端蒙赴武夷从学均在淳熙十四年（1187）①，而吸引他们千里迢迢赴闽求学的原因，当然是朱熹高深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力量。这位祖籍徽州的理学集大成者，曾在一封书信中自称与滕璘来自同一块“土壤”②，他殚精竭虑创建的理学思想体系无疑是包括其故里在内的门人弟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殿堂。他们与朱熹学派的许多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在物质生活极其困乏的条件下坚持刻苦钻研，长期潜修。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徽系学者与闽系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下、九曲溪畔择地筑室，创建书院，以继承朱熹的理学道统为己任，从而使武夷山在南宋时成为一座理学名山，后人誉之为“道南理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定居建阳，创建考亭竹林精舍（后更名沧洲精舍），在此著述和讲学。一批门人弟子，又聚集于考亭。据笔者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00多人。①其中闽籍弟子有蔡元定、蔡沈、黄榦、廖德明、李方子等，徽籍弟子有滕璘、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等。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探讨社会人生，寻找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建阳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南宋宝庆元年（1225）秋，著名爱国诗人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在考亭沧洲精舍内建文公祠，次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刘克庄在书院落成的《祝文》中写道：“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②文中“夫子”即孔夫子，儒学开山祖师；“阙里”是孔子故里，即山东曲阜。刘氏在此把理学的集大成者称为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与山东曲阜相提并论，这就为此后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奠定了基础，为建阳日后逐渐被称为“南闽阙里”留下了伏笔。
从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到建阳被称为“南闽阙里”，这为两地的理学发展乃同出一源留下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标记。
朱熹逝世后，其各地门人弟子为捍卫和阐扬朱子学进行了不懈努力，由此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各个支脉或不同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徽系和闽系两支。徽系的学派宋代有鄱阳饶鲁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的介轩学派，元代有歙县郑玉的师山学派等；闽系则有蔡元定的西山学派、蔡沈的九峰学派、黄榦的勉斋学派、陈淳的北溪学派和真德秀的西山学派等。徽系双峰学派的开创者饶鲁、介轩学派的开创者董梦程虽不直接师从朱熹，但他们都是朱熹高弟、闽系学者勉斋黄榦的门人。元代的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开创介轩学派的董梦程，是黄榦同门学友董铢之侄，其后继有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
由宋至明，徽系和闽系的理学家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隔阂和学派的分支而中断了学术交流，同出一源、亲密无间的学术渊源仍然是维系两地学者的一种精神纽带。如饶鲁的及门弟子程若庸，字逢原，徽州休宁人。淳祐间（1241—1252）曾被聘为湖州安定书院讲席和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咸淳四年（1268）登进士，被授为朱熹当年亲手创建的武夷书院的山长①，从游者甚众，学者称为徽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图说》诸书。朱子门人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饶鲁从其学。此后，程若庸与吴澄等则从饶鲁学。元代著名学者揭溪斯、赵孟頫、林梦正等均为程若庸门人，由此形成朱子学鄱阳双峰学系。程若庸入主武夷书院设帐授徒，是在黄榦促使闽学北传，逐渐走向全国时，又由徽系学者回传至福建、回传至武夷山的一个例证。
朱熹讲学之地建阳，在宋、元、明三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中心，素有“图书之府”之誉。为了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朱熹在建阳时曾经开办过刻书作坊，进行学术研究和经商活动相结合的实践。②在他的影响下，其闽籍弟子如蔡元定、蔡渊、黄榦、郑性之、廖德明、詹体仁，徽籍弟子如滕珙、祝穆等均参与刻书实践。③尤其是祝穆，在刻书活动中，在遇到其书版被建阳等地不法书商盗印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从而促使我国最早的版权观念的形成。
祝穆（？—1256），字伯和，一字和甫，晚号樟隐，祖籍徽州歙县。其父祝康国，是朱熹的表弟，随朱熹定居武夷山。祝穆因得以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山和建阳，晚年在建阳麻沙水南建“樟隐楼”，定居于此。在此，他编撰并刊刻了引起当地轰动的两部巨帙——《方舆胜览》和《四六宝苑》，遭到了周边各地不法书商的竞相盗版。歙县祝氏，是著名的新安士族、南宋徽商的典型代表。朱熹在提到母亲一族时，曾自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①。由于祝穆从小随学于朱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加上其家族所遗传的徽商特有的“贾而好儒”的潜质，使其对盗版行为能够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祝穆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由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转运司颁布了禁止各地书坊翻刻二书的榜文，四处张贴。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为我国古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树立起一座丰碑。在徽、闽两地的理学史、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关于祝穆其人其事，详情请参阅拙文《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②
元明时期，徽系与闽系学者仍然相互往来交流，他们虽不直接师承朱熹，但多为其再传、续传，其学术思想均源于考亭一脉，因建阳乃考亭故居，故两地学者往往在此相互研讨、订正其著作，而建阳书坊为传播他们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的方便，是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如婺源胡一桂（庭芳）就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挟策来闽”③，带着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建阳理学家熊禾（勿轩）在武夷、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胡方平是董梦程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也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的高弟、女婿，因此熊禾刊刻此书，实际上是一次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这种既为朝拜“南闽阙里”，又为出版其学术著作而来的新安、鄱阳等地的学者，在元明两代还有董真卿、胡炳文、倪士毅、王逢、何英等人。董真卿于元大德间随胡一桂到云谷访熊禾，带来了其父董鼎的《孝经大义》《书集传辑录纂注》《朱子说书纲领辑录》书稿。《孝经大义》一卷，熊禾嘱其族兄熊敬为之刊；《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又一卷）、《朱子说书纲领》一卷，则于延祐五年（1318）由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刻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刊本。熊禾在为《孝经大义》写的序中说：
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阳董真卿，访余云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携父书，有《孝经大义》者，取而阅之，则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亨父所辑也。其书为初学设，故其词皆明白易晓。熟玩之，则其间义趣精深，又有非浅见闻所能窥者。①董真卿之子董僎，则于元天历元年（1328）将真卿所著《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又名《周易会通》）十四卷刻印于建阳书坊，为此书初刻本，有“笔画清劲，雅近颜柳，元刊中致佳本也”②之称誉。
胡一桂所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诗序附录纂疏》一卷、《诗传纲领附录纂疏》一卷、《语录辑要》一卷，则于泰定四年（1327）交由建阳理学家熊禾友人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后附王应麟《韩鲁齐三家诗考》。《诗传纲领》篇目后有行书刊记7行：
文场取士，诗以朱子集传为主，明经也；新安胡氏编入附录纂疏，羽翼朱传也。此刊记虽为书坊图书广告，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安后学与朱子理学的渊源关系。正如四库馆臣在著录胡一桂撰《易本义附录纂疏》所言：“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于授受源流辨别尤甚。”①
元代理学家陈栎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纂辑诸家之说，以疏通宋儒建阳蔡沈的《书集传》，“于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②此书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历代通略》，元明间建阳也有刊本。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徽州休宁人，其学为朱子门人婺源滕珙续传。③
此外，婺源胡炳文的《四书通》二十六卷，乃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天历二年（1329）刻印，此书的编辑，是自称“新安后学张存中编”。此书泰定三年（1326）发刊，天历二年（1329）刻成，前后历时四年。在编辑过程中，张存中认为胡氏所撰，详义理而略名物，因排纂旧说，编成《四书集注通证》六卷，附于此书之后④，同时刻印于余氏勤有堂。
元代建阳有一位叫刘锦文的刻书名家，其书堂名“日新书堂”，有许多徽系理学家的著作都是由他刻印出版的。如歙县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大成》三十六卷，元至正二年（1342）即交由刘氏印行。数年后，此书又由倪氏加以重修，订为二十卷，仍交给刘锦文改刻⑤。至正三年（1343），刘锦文还刻印了休宁赵汸的《春秋金锁匙》一书；至正八年（1348），又刻印祁门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⑥。汪克宽、倪士毅、赵汸三人均为元末理学家，当时学术界有“新安三有道”⑦的称誉，指的就是他们三人。他们的书稿都交由建阳书坊刻印，除了表明当时建阳刻书业比较发达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阳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这些阐扬朱子理学的著作在这里出版，要比在其他地方出版更有意义。
明代，徽、闽二系的学者仍继承了宋元理学家的传统相互交流。如鄱阳学者王逢，字原夫，号松坞，是徽系饶鲁双峰学派的传人，师从朱公迁高弟洪初①，曾于正统年间携门人何英同至建阳，与当地学者相互交流。建阳刘剡，是朱熹门人刘崇之的后人，为王逢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师从于王逢，从此自称“松坞门人”。此为南宋朱子学，经黄榦北传后，于明代又经徽系学者回传至建阳的一个例证。由鄱阳朱公迁撰、王逢辑录、何英增释的《诗经疏义会通》二十卷，则由刘剡交付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刻印，为此书初刻。王逢撰《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也于此时刊刻于建阳。由于刘剡与新安、鄱阳一带学者关系密切，而他的名字又往往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故后人往往将他误为这一带的人。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在著录刘剡撰《四书通义》二十卷时，因此书乃继胡炳文《四书通》、陈栎《重订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之后而作，而上列诸人均徽州人氏，故馆臣将他误为“休宁人”，《休宁县志》也因此有了刘剡此书之名。此虽为前人无意间的一个错误，但由此可证两地学者的密切关系。
以上对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的渊源关系在宋明时期的具体表现作了初步探考。由于前人对此课题几乎没有什么论述，可借鉴的参考资料不多，故本文所涉还是十分粗略和肤浅的。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弘扬徽闽两地优秀的文化学术传统，加强两地当今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系2001年“国际儒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陶新民、解光宇主编：《中华儒学》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黄道周“明诚”论的哲学意蕴
明末爱国英雄黄道周是一位集易学家、理学家和书画家于一身的著名大师。他在理学方面的成就，被前人誉为“明代闽学之殿将，影响后学甚大”①。但从1949年以来，研究黄道周的理学思想的成果并不多，除了一些宋明理学的专著用了很少的篇幅作了一些简要介绍之外，单篇论文已难得一见，更遑论专门论述黄道周理学思想的专著了。故在这一方面亟须加强，使这位“闽学殿将”在宋明理学方面的贡献能广泛地被今人所知，以便古为今用。
举凡宋明理学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既是理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黄道周也不例外。他曾先后在福州、余杭大涤山和漳浦等地讲学，四方学者云集。黄道周最著名的讲学处有余杭大涤书院、漳浦县城东郊的明诚堂（又称明诚书院、文明书院）和漳州邺侯山的邺山书院等。明诚堂原名东皋书舍，是黄道周于万历三十七年（1509）从漳浦铜山迁往县城的新居。崇祯十六年（1643），黄道周在他的门人和朋友资助下，将书舍改建为明诚堂，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落成。黄道周于三月十日起在明诚堂主持有数百人参加的讲学大会。遗憾的是，就在黄道周大张旗鼓讲学之时，明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败亡。直到五月二十七日，黄道周和学子们才得知这一消息。黄道周讲学之事，就此戛然而止，同时也为明代福建理学家在书院的讲学画上了一个句号。黄道周以一代大儒的身份，肩负起了匡扶明室、募兵抗清的重
任，不幸于隆武元年（1645）十二月在江西婺源战败被俘，翌年三月五日就义于南京。
黄道周的“明诚”论就是他在明诚堂讲学之时提出的。据洪思《黄子年谱》载，崇祯十七年（1644）黄道周六十岁，这年春三月，明诚堂落成。在祀奉先圣先贤礼毕后，由黄道周为诸生开讲，话题就从堂名“明诚”开始。有学生问“今日‘明诚’二字，的从《中庸》里来，是可为良知、主敬别下针药？”黄道周回答说：
良知、主敬，只是“明诚”注子。从诚生明是良知，从明归诚是主敬。先后贤初无两路，亦自不用针药。①又说：
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要与日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颜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有一番沤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做圣贤人，不吃便饭。②
“明诚”二字，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的，是《中庸》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在《中庸》一书中，子思是把“诚”作为万物由此派生的世界的本体，即天道；同时，“诚”又是人所应遵循和追求的道德伦理范畴，即人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故诚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道德伦理。孟子则将此改动一字，成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③。一个“思”字，突出了道德主体的主动性追求。宋儒朱熹则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之谓”①，特指诚实可信的道德品质，将“诚意”列为儒家学者的主要修身方法（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一。有时，他也将“诚”与“理”结合起来，说：“诚是理。”“诚者，实有此理。”②“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③
从以上分析可见，黄道周的“明诚”论乃直承子思而来，故当有学生问，“明诚”二字，“是可为良知、主敬别下针药？”黄答以“良知、主敬，只是‘明诚’注子。从诚生明是良知，从明归诚是主敬。先后贤初无两路，亦自不用针药”。“先后贤初无两路”，是说从子思、孟子，一直到朱熹、王阳明，在“明诚”这一道德理念上，没有什么矛盾之处，这是黄道周杂糅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表现之一。
良知最早来源于孟子的“良能良知”说。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是人先天与生俱来，而不用后天学习就已经具备的。明代王阳明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了“致良知”之说。致是扩充、达到的意思，即通过扩充“良知”，达到对封建伦理道德原则的认识与实行。
主敬，则是朱熹所主张的道德涵养工夫。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④“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本为程颐的理论，朱熹将其作为其主敬致知、修养心性的“学问大旨”，其后朱熹又将此进一步明确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简称“居敬穷理”，成为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修养心性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上文在引用朱熹的“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之后，还有一段话是：
而其维持主宰，全在敬字。……若不以敬为事而徒曰诚，则所谓诚者不知其将何所错（措）。①
又说：“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②，故“主一之谓敬，一者之谓诚”。对道德主体而言，敬是通往“诚”这一实然之理的主要修养工夫。由此可见，在黄道周之前，朱熹本人也是将“敬”作为“诚”的“注子”的。黄道周一方面吸收了朱熹的主敬说，一方面又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朱熹的“主敬”一起作为其“明诚”的“注子”，即注解，这实际上是他杂糅朱、王理学与心学这一倾向的又一表现。他曾经说过：“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③子静即陆九渊，南宋理学中“心学”的主要代表，世人将后起的王阳明与之并提，称“陆王心学”。
黄道周虽主张以王阳明的“良知说”作为其明诚论的“注子”之一，但他的良知又与王阳明，甚至与孟子的“良知”均有所不同。他认为“良知”也须培养、浇灌，无“落地光明”即与生俱来之良知。所以，他认为学者要保持此良知，就必须如提灯一样，“灯亮时自谓眼力甚明，灯灭时，虽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须学得此光与日月同体，低头内照不失眉毛。”④“提灯”之说，实际上是黄道周对其“明诚”论的“明”一字的形象化说明。“明”为彰显之意，学者“要须学得此光与日月同体”，就必须时时“提灯”，意即道德涵养之功不可松懈，须时时着紧用力。
此说与朱熹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朱熹在建阳考亭书院讲学之时，也曾以“举烛”为喻来解说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他说：
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①
黄道周以“提灯”喻涵养良知之说，与朱熹的“举烛”喻致知之说，不仅在形式上相似，在内容上也基本相同，只不过黄道周在此乃借用了王阳明的“良知”一词。但从黄道周的讲学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良知，已不是王氏所说的先天所具有的本来良知，而是后天学而习之的致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道周的“明诚”论，既是他以“诚”为宇宙天地万物本源的天道，同时也是他所主张的合圣贤之德的人道。诚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与天地合德”的道德伦理；从诚生明，“谓之性”，可视为被黄道周改造过的不同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从明归诚，“谓之教”，可视为是朱熹所主张的“主敬”。此为黄道周明诚论的第一层哲学意蕴。
对黄道周“明诚”论是道德伦理学说的哲学意蕴把握得比较准确的，有清康熙间任漳浦知县的陈汝咸，他在《明诚书院记》一文中说：
明诚书院者，石斋黄先生讲学处也。昔子思子以“自明诚”为教，……盖性本于天命，无妄流行，诚则真实无妄，复于性之本体；然非有明善之功，断无由尽性以达天，是乃圣门之学也。明时正、嘉而后，士大夫讲学，每好语自然。若曰“汝耳自聪，汝目自明，无事穷理致知，以求反躬实践”，是趋简旷，乐闲便，不免流为异学，亦大异于“明诚”之旨矣。先生天姿高明，平时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直提“性善”，有似《孟子》七篇，乃其讲学之堂独以“明诚”名，何与？盖性之善，虽非气质所得而杂，而学问思辨以穷理致知，是圣学之不可阙者；不如是，则所谓真实无妄，皆入于窈冥昏默，不但学知利行以下者无措以入道，将并生知安行者而诬之矣。先生故以是名堂，其为世道虑，不甚深且远乎？①
黄道周“明诚”论的第二层哲学意蕴，是他的致知止善的认识论意义。他认为，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知即知止，止即至善。“凡意不诚，总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谓万物可以意造，万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处，生成一个龙蟠虎踞，不得支离，渐渐自露性地，所以说是物格知至。”②“所谓知至，知至便是明诚。”③
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朱熹论“格物致知”，分为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两个阶段。所谓格物穷理，就是通过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道德规范等事事物物的探究，达到对内在世界、外部世界等的道理和规律的认知，故其中包括向内寻求和向外寻求两条路径。所谓格物致知，则是将通过格物得来的已有知识加以类推，“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黄道周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思想。他认为，格物穷理有两条途径，他称为“路头”。一是“从克己处入手，于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头”，二是“从博文处入手，于理义看到至命上，是渐次路头”。④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黄道周的认识论无论是“从克己处入手”，还是“从博文处入手”，其向内寻求的功夫多于向外寻求的功夫，这就使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往往与道德认知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从格物→克己（或博文）→知至→止善→明诚。有见于此，故笔者将黄道周的认识论不称为“格物致知”，而称为“致知止善”。以下这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黄道周“知止至善”的认知意蕴：
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继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说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时乘，在吾身中，独觉独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对照过，共知共觉，是家国天下。……以此心意，彻地光明，才有动处，更无邪曲，如是月一般，故曰明明德于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此是古今第一本义，舍是本义，更无要说，亦更不消读书做文章也。①
此物究竟是何物？在这段话中，始终未见明示，但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得出结论——此物非“物”，而是他一再强调的“古今第一本义”的“诚”，故其知止至善的最高境界就是“明诚”。这就是他所说的“所谓知至，知至便是明诚”的含义。
高令印教授认为：“对黄道周的学术特点，其学生洪思谓‘黄子学善朱子，素不善文成良知之说’（《王文成公集序》，《黄漳浦集》卷二十一）。其实，黄道周受王学的较大影响，亦有象数思想，其朱子学思想是不纯正的。”②高教授在此所说的“不纯正”，是说其受到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较大；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黄道周的王学思想也是“不纯正”的，其主要表现当然是他和会朱、陆，杂糅朱、王的缘故。而恰恰是这种和会和杂糅，却显示出了黄道周的理学思想，彰显出与以往福建学者大不相同的特色。
王阳明反对朱熹将天理视为伦理（社会的道德准则）与物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相统一的思想，而宣称“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主张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从而提出了“圣人之道，惟在心中自得”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明中叶王学初兴之时，学界对王氏之说多视为异端邪说，是公然对朱子理学的严重挑衅。为了回应王学的“挑衅”，福建特别是闽南则有一批朱子理学的后继者，如张岳、王慎中、林希元、何乔远、陈琛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以抵制和消除王学的影响。其中，惠安的张岳（1492—1552，字维岳，号净峰），“不喜王守仁，学以程朱为宗。”曾建净峰草堂，授徒讲学，力辟王学之非。他还曾赴浙与王阳明辩论“明德亲民之旨”，与“持敬”“知行”之义。前后三日，王阳明“终不能屈之”。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阳明学在福建的影响并不大，即使是阳明讲学之风甚劲，弟子半天下之时，他在福建的弟子除了一些外地赴闽为宦者之外，闽籍的学者却不多。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只列有阳明在闽中的弟子莆田马明衡一人，就是明证。
由上述可知，在黄道周之前，福建的理学基本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当元明时期安徽和江西的一批学者在辨析朱、陆异同，倡导“和会朱陆”之时，福建几乎没有学者对此作出反映。而从晚明开始，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福建作为朱子理学的大本营，也开始有了和合朱陆、杂糅朱王，以求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理学大家。此人就是黄道周。
黄道周的“明诚”论形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他六十岁在明诚堂讲学之时。两个月后，他就肩负起了匡扶明室、募兵抗清的重任；两年后，他英勇就义于南京。天崩地裂的时代，充满血腥的历史，没有给黄道周提供更多充足的时间，让他将此论加以周密的思考和论证，使其趋于更加精密和完善，以致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有一些费解和疏漏。但他的明诚论，还是引起了后来的一些理学家的较大关注，尤其是对开启清初王夫之的哲学思维，产生了重要作用。王夫之的“诚气”论，与黄道周的明诚论，二者之间，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本文系2006年11月漳州“黄道周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熟悉朱子生平的人都知道，朱子在建阳有一位表兄叫丘子野；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建阳还有一位表弟叫丘子服；而丘子野又是丘子服的胞兄（或从兄）这一点，则更是不人世人所知。若干年前，笔者曾陪同香港黄宏飞先生专程去建阳将口东田村查考丘氏的遗迹，读到了现存的《邱氏宗谱》，并见到了朱子笔下的“登高山”，现结合新发现的一些史料，试就此作一考述。
丘子野，名羲（其名在地方志书和宗谱中又作“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乃其号。生于建炎二年（1128），故朱子称为表兄。其母是朱松的二妹（朱子二姑），嫁给建阳登高丘氏。①其父丘萧（宗谱名广）早卒，朱子二姑三十来岁就已守寡，家境很困难，得胞兄照顾。朱松“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②。朱松还为甥定婚。③
绍兴十年（1140）四月，朱松携朱熹自临安归，父子在建阳崇雒丘羲家小住。六月，抗金名将刘锜在顺昌大败金兵。捷报传来，朱松为之振奋不已，为朱熹手书苏轼的《昆阳赋》，以汉光武帝刘秀取得昆阳大捷和中兴汉室的业绩来以古喻今，以此来激发少年朱熹的爱国热情。朱松《书昆阳赋后》云：“为儿甥读《光武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①朱子《跋韦斋书昆阳赋》则云：“绍兴庚申，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②此云“登高丘氏”，今人多以为此“登高”是建阳城内（今区政府后）的登高山，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因东田丘家屋后有一小山丘，最高处约有十几米，在当时年方十一的朱熹眼里，已是一座很高的山了，故名之曰“登高”。时至今日，此山丘仍存。在此，之所以说“登高丘氏”的“登高”不是城内的登高山，理由是今将口东田（古为雒田里）是丘氏的世居之地，而城内的登高山不是。这在朱子后来写的一系列与丘氏有关的诗中，所表现的都是古雒田里的风光，而没有城内登高山的景致而言，也是相符的。
在此期间，朱松还向儿甥传授作诗之法。《韦斋集》卷六《渔父用儿甥韵》，即其时所作。朱松父子寓居丘氏之居虽然前后仅数月，秋后即定居建安紫芝上坊环溪精舍，但对朱子和丘子野而言，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朱子定居五夫，往来于建阳寒泉精舍、云谷山时，丘家是其往来必经之所，故往往在此作中途小歇，与丘子野唱和往来。《朱文公文集》载有朱子与其表兄丘子野唱和诗多首及书信多封。卷一有《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诸诗，据考，均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十八日，朱子为表兄丘子野《论语纂训》作序，由此可知丘氏也曾钻研儒学。该书纂辑南宋以前的十四位儒家学者阐释《论语》的片断，“而大抵宗程氏”，并附以自己的见解。朱子评价说：“《论语纂训》，书无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论语》训义见录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盖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见其是非取舍之说。熹读之，其不合于圣人者寡矣。……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审，推是言之，其寡过矣。”①
《朱子遗集》卷一有《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此诗由诗题已知作于淳熙五年（1178）。潭溪，即五夫潭溪，全诗表达了朱子从五夫潭溪出发，前往建阳云谷晦庵草堂，中途留宿于东田丘子野家，宾主情意款款，饮酒对诗、挥墨留题的情景。诗云：“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亭亭日已中，冠巾湿如沐。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芦峰在瞻望，隐隐见云谷。顿觉尘虑空，豁然洗心目。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窗几列琴书，庭皋富花木。往来数相过，主宾情义熟。开尊酌香醑，謦欬话衷曲。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邀约登赫曦，襟期伴幽独。兹游得良朋，道义推前夙。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山川志》有朱子的《芹溪九曲诗》：“一曲移舟采涧芹，市声只隔一江云。沙头唤渡人归晚，回首庐峰月一轮。……”该诗每曲一首七言四句，诗风与《武夷九曲诗》相类，回环往复。其中六曲描写丘子野的隐居生活：“六曲溪环处士家，鼓楼岩下树槎枒。潭空龙去名常在，时见平汀涌白沙。”②
因生活所迫，这位隐者可能过得并不如意。朱子在林择之的一封书信中说：“陆崇安相会否？渠今冬必来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托书馆处，不知渠请人否？……此兄近日为况益牢落，欲此甚急，幸千万留意。”③这是朱子为了丘子野的生计，请他的学生林择之去面见一位姓陆的崇安知县，以求得崇安县学的教职。
从朱子的《文集》来考察，丘子野的后半生大概已弃儒归隐，成了一个真正的隐士，与朱子的联系不如前期密切。
地方志书上，对丘子野的记载，大抵采用朱子《文集》中的资料。如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列传》载：“丘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号子野。隐居不仕。颖敏嗜学，淹洽子史，而尤邃于易。与朱熹相友善，常往来问答。有《异（易）说》传于世。所著诗熹尝为之序，并题其堂曰‘芹溪小隐’。又著《复斋铭》并《芹溪九曲》等诗以贻之。”①《建宁府志》卷十八所载与此大同小异。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三《人物志·隐逸》所载内容则比较丰富。载曰：“邱义，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其号也。雒田里人。颖敏嗜学，淹贯子史，尤邃于《易》，隐居不仕。与外兄弟朱子友善。从弟膺，受业于朱子，朱子称之。义所著有《易说》《论语纂训》。朱子序焉。且为书‘芹溪小隐’四字额其堂。又作《复斋铭》及九曲诸诗以贻之。八世孙台，字茂方，号方斋。居考亭，作有《首尾吟》。为子朱子七世孙鏊婿；又有名松，字子荣，一字子植者，亦文公四世孙棠长婿，盖于朱为世戚也。有名诚，字景宗者，官儋州宜伦知县。”②不仅介绍了丘氏的生平，还连带出丘膺，是丘子野的“从弟”，即堂弟，又顺便介绍了丘氏的几位后人与朱家的姻戚关系。
说完丘羲，再说丘膺。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三《人物志·儒林传》载：“邱膺，字子服，义从弟。从朱子游，称为老友，有佳句辄酬和之。尝与刊定《周子通书》，谓为近世道学之源，可读也。又与论《老子》营魄、《扬子》载魄之义，及指对《禹问》之失。蔡元定谪舂陵时，膺载俎远郊，不忍别，因而涕泣，群侪皆感动。故朱子得舂陵信，辄以告膺。盖叹道之孤，不但平生交好之情而已。”③
从《朱文公文集》来考察，丘膺与朱子有联系，最早不应早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朱文公文集》卷六有《同丘子服游芦峰以岭上多白云分韵赋诗得白字》五言诗一首。诗中称子服为“吾弟”。芦峰即庐峰，在建阳西山，离朱子建成于淳熙二年（1175）的晦庵草堂不远。诗中有“昨日吾弟来，勇往意无斁。今晨蓐食罢，千仞一咫尺”①，则云谷晦庵已具备住宿的条件，故此诗应写于草堂建成之后。
淳熙十四年（1187）九月，有《答丘子服》书信一通。内容为介绍其新作《通书解》，即朱子为《通书》作的解。《通书》，又名《易通》，大儒周敦颐著。以阐发《易传》和《中庸》的思想为主旨，与《太极图说》相表里。在朱子之前，学界对此书的意义认识不足，评价不高。以至《吕氏童蒙训记》仅称之为“用意高远”，犹如诗家对一首古诗的评价。朱子指出：“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②该书所阐述的立诚、主静、无欲等学术观点，成为此后理学的主要思想特征，故朱子对此书评价极高，称其为“近世道学之源也”。故在此书信中，他要求丘子服能够反复阅读。③道光《县志》中所谓“尝与刊定《周子通书》”，认为丘膺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实乃牵强附会。
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子建阳沧洲精舍落成。此后不久，“庆元党禁”风生水起，其时，朱子在建阳，丘子服因得以较多时间相侍左右。《朱文公文集》卷九《用丘子服弟韵呈储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诸友》就写于此时。在这首诗中，朱子吟诵出了“我是溪山旧主人，归来鱼鸟便相亲。一杯与尔同生死，万事从渠更故新”的著名诗句，委婉地道出了对迫害理学人士的恶势力的不满。
据史料记载，庆元三年（1197）正月，朱子落职罢祠和蔡元定编管道州的省札同时下到建阳。第二天，朱子率众弟子赶往建阳瀛州桥东的靖安寺为蔡元定送行。二人谈笑自若，相与讨论《参同契》。席间有弟子失声哭泣，蔡元定泰然赋诗云：“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知。”①此“失声哭泣”的弟子，通常史料中均不言明是谁，但从《朱文公文集》中，我们可以知道，此人就是丘膺。朱子《续集》卷六《答储行之》书四：“季通之行，浩然几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涟而不能已。处世变，恤穷交，亦两得其理也。”②所谓两得其理，是说蔡元定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丘子服为友人担心，流涟不已，体现了学友真情，这两种态度都合乎情理，都值得称许。
庆元五年（1199），是丘子服与朱子往来唱和最多的一年，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九中的相关诗作就有《奉和子服老弟黄杨游岩二诗》《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诸友载酒见过坐间居厚庙令出示佳句叹伏之馀次韵为谢并呈同社诸名胜》《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诸兄友载酒见过子服有诗牵勉奉和并呈在席幸发一笑》等。黄杨、游岩为建阳的两处游览胜地，丘子服为了排解朱子在“党禁”中的苦闷之情，多次邀请他前往山野郊外散心，可谓煞费苦心。
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据相关资料分析说，朱子与丘膺，“其交好之情，可见诸同游庐峰，分韵赋诗，与朱子多次次其韵。称‘弟’‘老弟’‘吾弟’。《语类》两则，一记其读周礼制度（卷八十六）。一记其论子游（卷八十八）。但《文集》卷四十五（七至八）与《续集》卷七《答丘子服》两书，论老子宠辱若惊，出生入死，载营魄诸章。《文集》书札讨论老子者甚少，丘膺几乎专此，可谓特色。”③是说丘膺对老子的学说比较关注，这在朱门弟子中是少有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建阳二丘究竟是如上引《县志》所说的是“从弟”，还是亲兄弟？新修《中华邱氏宗谱·福建建阳分谱·世传篇》“将口镇东田村·芹溪始祖派下世系”载：
广公长子，义公，字道济，又字仁卿，号子野，行大四，宋儒芹溪公。生于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年（1128）十月初三日丑时，卒于宁宗嘉泰二年壬戌年（1202）二月十七日，高寿七十五岁，葬东田上丁垅，土名蟹坑，坐癸向丁。妣詹氏，子二：文友、文谅。
次子，膺公，字信卿，乳名为口口，号子服，行大四。生卒葬在谱，县志有传。妣张氏。子四：袁、悌、丑、文广居瓯邑小湖郑墩。
谱中将丘膺列为丘义的胞弟，又称其“县志有传”，但对诸《县志》称他是丘义的从弟又不加辨正，这就给今人留下了可能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
在视觉上，建阳二丘留给今人的唯一文物，就是现存将口东田的丘子野墓碑。该墓碑由宋末元初建阳著名理学家熊禾题字，文曰：“宋儒丘子野先生之墓，至元庚寅熊禾为其口，曾孙洙珙节嵦题。”
（本文载《朱子文化》2007年第3期，笔名：岩叟，2018年岁末修改）
朱门颜曾——黄榦
黄榦是朱熹的“四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㷍、陈淳）之一。朱熹讲学之所武夷、建阳被后人誉为“闽邦邹鲁”，朱熹被尊为“南方孔子”，黄榦因之也有朱门“颜（回）、曾（参）”①之誉。在继承、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黄榦倾注了其毕生心血和精力。本文拟从黄榦的生平，及其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两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黄榦生平考述
黄榦（1152—1221），字季直，一字直卿。因朱熹在诀别时写给他的书信中有“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②诸语，故自号勉斋。父黄瑀，宋高宗时曾官至朝散郎，任监察御史，甚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撰《墓志铭》。③
1．受学朱门，志坚思苦
黄榦虽为闽县人，但他的一生与闽北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他长期从学于朱熹，其拜师和学业有成均在闽北。其次，他成家在崇安五夫，是朱熹的爱婿兼高徒。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黄榦多相侍左右。此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定居在建阳，因此，他还是建阳黄氏的始祖。①再次，黄榦在其一生中的后20年走向政界后，还两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在此奉祠家居期间，曾在建阳考亭讲学，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
乾道四年（1168），黄榦十五岁时，曾游学闽县学者淡斋李深卿、拙斋林之奇之门。淳熙二年（1175），其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清江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对他说：“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②便把他转荐给朱熹。
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次年（淳熙三年）春朱熹归来。从此，黄榦跟随朱熹刻苦学习，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常通宵达旦。黄榦后来对他的学生说：
某自拜先生后，夜不设床，记得旧有大椅子，倦时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两月。③
并撰文回忆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④
朱熹对黄榦极为赞赏，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⑤朱熹学侣、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逝世，朱熹写信给黄榦说：“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①对其寄予厚望，淳熙九年（1182），把次女嫁给他，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
当时，朱熹已先后担任过南康知军、浙东提举等职，出版了《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周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20多部著作，在政界与学术界均声名日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昏（婚）。”②而朱熹却偏偏看中了这个“家清贫，门户衰冷”③的黄榦，个中原因，正如他在为次女订亲之时撰《回黄氏定书》所言：“直卿宣教厉志为儒，久知为己；……虽贪同气之求，实重量材之愧。”④看中的是黄榦一心向道，“厉志为儒”的决心和才干，从而达到“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⑤。因此，朱熹选择黄榦为婿，实际上是选择了他的学术以及事业上的继承人。
朱熹为什么选择黄榦为其事业上的继承人？这在朱熹平时与友人的言谈中已露出端倪。所言“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⑥，实际上就是对黄榦为人的总体评价。
所谓“志坚”，是指黄榦“慨然有志于道”⑦，在拜师之日，已立下了继承和阐扬朱子学为己任的大志。淳熙三年（1176），黄榦拜朱熹为师时，已年届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立业成家的时候。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功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所谓“十载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种现象形象生动的写照。但黄榦却在青年时即“厌科举之业”⑧，不以仕途为意。一直到了绍熙五年（1194），宋宁宗即位，朱熹以捧表恩奏补，黄榦才得到一个将仕郎的官衔。到了次年四月，授迪功郎，得到一个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的小官。即使这样，黄榦还一再推辞，认为“居官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①这时，黄榦已四十四岁，进入了人生的壮年时期。
所谓“思苦”，是说黄榦在学业上能刻苦钻研。这在黄榦从拜师之时起，“衣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②的学习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所以黄榦的同乡与同门师友杨复才会说“文公心嘉其刚劲坚苦，可与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官”③。
2．“代即讲席”，衣钵相传
从淳熙三年（1175）至绍熙五年（1194），黄榦除遵朱熹之命，曾于淳熙三年赴金华从学于吕祖谦约一年时间，以及曾往返于闽县处理兄丧等家务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相侍于朱熹左右，即使是朱熹外出为官也是如此。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黄榦从行；④淳熙八年十月朱熹被召至京，黄榦从行；⑤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黄榦亦相随左右。⑥
由于黄榦长年跟随朱熹，由此而学问日精。同时，他实际上也是朱熹在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如朱熹知南康时，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书十九：
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亦为折中。
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后，黄榦在此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朱熹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书九：“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此书信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文中“旧书”未详所指。据《勉斋集·年谱》录黄榦语云：
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指《论语·卫灵公篇》“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①①
文中记载的是朱熹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力，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作为朱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黄榦在协助朱熹担任部分研究课题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熹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
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指黄榦）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②绍熙二年（1191），朱熹离漳州任后，黄榦则应闽帅赵汝愚之请，暂时离开朱熹，到福州执教于登瀛馆，后又移塾于叶氏悦乐堂和城东古寺。《朱熹集》中有“近来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说，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者”①之语，所谓“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即通过教学，引导青年心向正学，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竹林精舍，黄榦在此担任了部分教学工作。《文集》续卷一《答黄直卿》书七八：“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②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如绍熙四年，南城包扬率其生徒14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熹讲解《论语·有子》章，③而朱熹却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
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仔）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④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⑤。
绍熙五年（1194），竹林精舍经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据《勉斋集·年谱》，时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庆元年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八六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朱熹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书十二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
庆元年间，朱熹编《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以《丧礼》《祭礼》二编嘱黄榦为之，《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载胡泳录云：“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勉斋集·年谱》则载：“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文公尝与先生书云：‘所喻编礼，次第其善’。又云：‘千万更与同志勉励，究此大业。’又云：‘将来送彼参订，修归一涂。’又云：‘此事异时直卿当任其责’，其他往复条例，文多不能尽载。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然《集注集传》乃此书之旧名，自丙辰丁巳以后累岁刊定，讫于庚申，犹未脱稿，而先生所分丧、祭二礼犹未在其中也。”
但据《宋史·黄榦传》载，“朱熹及编《礼书》，独《丧》《祭》二礼属榦，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实际上，此书在朱熹生前并未完稿，一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①故《宋史·黄榦传》所载于此有误。
对黄榦在朱门的地位，清代的宋学大师张伯行后来评价说：“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②
庆元四年（1198），朱熹在病革之际，将深衣及所著之书授予黄榦。所谓深衣，是古代士大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朱熹将深衣传与黄榦，其中含有“衣钵相传”的寓意，实际上也是勉励其将他开创的理学事业继承下去并为之发扬光大。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于考亭，黄榦日行百里从闽县赶至建阳为其护丧，并持心丧三年。
3．历官州县，政绩显著
朱熹逝世后的第四年，即嘉泰四年（1204），黄榦被起用为嘉兴府石门酒库监管。开禧元年（1205），两浙运判詹徽之感到黄榦是一个人才，而仅任一个酒监则未免屈才，遂以其“存不矜之心，为有用之学，屈在筦库，未究所长”①为由荐之于朝。这时，权奸韩侂胄欲以对金人用兵来巩固他所窃取的高位，以吴猎为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征求黄榦对战局的看法，黄榦认为不宜仓促用兵，而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必败。吴猎素敬重黄榦的名德，于开禧二年五月将其辟为府中慕僚。
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黄榦所料。开禧北伐拉开序幕后，宋军在初战得到几次小胜之后，不久，淮北及西路诸军均节节败退，金兵挥师渡淮南下，与宋军形成对垒、相持的局面。于是，当初一力主战的韩侂胄又急忙遣使议和，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这个在庆元年间（1195—1200）兴风作浪，靠陷害和打击道学人物起家的人终因北伐失利而被杀，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大臣史弥远取而代之，成了当朝宰执。出于其政治上的需要，史有意推崇并逐步起用了一些道学人物。这时，正好江西提举赵希怿、抚州知府高商老同时荐举黄榦，认为他“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②。于是，史弥远顺水推舟，黄榦由此而当上了江西临川县令。
嘉定元年（1208）正月，黄榦来到临川任上。临川地大民众，号称难治，自乾道年间（1165—1173）赵善誉任县令以来，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③黄榦剖决如流，每决一事，众皆叹服。次年，临川遇上旱荒和蝗灾，民艰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民赖以安。政事之余，郡守以礼请黄榦到郡学讲课，黄榦以“四德四端之要”为题讲解和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这年三月，又在临川建成县学。
嘉定五年（1212）五月，黄榦被调任为江西新淦县令。县民已习知黄榦在临川的政绩，闻其来任邑令，皆奔走相告，欢声不置。黄榦到任后，“尽心毕力，穷究弊源”，①抚恤困穷，不畏强御，经理财赋纲运，整办理断民讼，人罕再诉。当时朱熹的另一位门人长溪（治所在今福建省霞浦县）人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书院，黄榦为书院诸生讲解了《中庸》一书中的有关章节，阐释了朱熹集注此书的观点。
嘉定六年（1213）九月，黄榦被命为安丰军通判，次年二月改调建康府通判。宝谟阁学士利州路安抚使刘甲、兵部侍郎李钰均一力荐举黄榦，以为他“学有渊源，行有根本，忠孝窃于许国，信义长于使人。其材足以济繁难，其节足以临缓急”，“可当大任”。②于是，于这年九月被命为汉阳知军。
汉阳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一带，开禧北伐之后，这里成了宋金边境。黄榦到任的第二年（嘉定八年，1215），值大旱岁饥，他竭力为荒政，发常平以赈。旁郡饥民闻讯，辐凑而至者惠抚均一，民大感悦。政事之余，黄榦又于郡治后凤栖山构屋，建凤山书院，招纳四方学者。又立周敦颐、程颐、程颢、游酢、朱熹五先生祠，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欲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③，为阐扬朱熹的理学思想不遗余力。黄榦心中十分明白，朝中的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可以容纳部分理学家参政议政，但并不意味着朝廷已为在“庆元党禁”中含冤蒙垢的理学人物彻底平反。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在其位要谋其政，他要招募士勇，巡城视防，反击金兵的侵掠。而修城、赈饥、听讼等杂务纷陈，占据了他的大量时间。为了更好地阐扬道统，确立朱熹学说的道统地位，还有许多未竟之业需要他去完成。因此，从嘉定八年（1215）六月起，他一再上疏乞祠。当时，湖北漕使上疏一再挽留，对其知汉阳军的政绩赞不绝口。疏中说：“自黄知军有奉祠之请，阖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④然而，为了阐扬朱子之道统，黄榦还是毅然再三请祠，终于在这年十二月旨下，准其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冲佑观坐落在武夷一曲大王峰下，是历史上著名的道观。两宋时期，朝廷为了安置闲官冗员，以佚老优贤，在全国十二处道观置提举或主管官员，武夷山冲佑观乃其中之一。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领取俸禄。奉祠家居，使黄榦得到了一个能够专心致志地阐扬朱熹思想的机会。在此之前，黄榦的师祖刘子翚，老师朱熹，以及吕祖谦、张栻、陆游、辛弃疾、叶适、魏了翁、彭龟年等一大批学者名流均先后担任过冲佑观的提举或主管，此次朝廷命黄榦主管冲佑观，正好遂其所愿。
嘉定九年（1216）四月，黄榦回到了阔别数载的建阳考亭。消息传出，诸生从学于竹林精舍者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文公行状》。七月，又建环峰精舍于县治之西，授徒讲学。又命长子黄辂、三子黄輹定居于此，后子孙繁衍，发展成为建阳的一个大姓。今存《潭溪书院黄氏族谱》。
作为朝廷而言，黄榦此次奉祠并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然不会令其长期闲着。黄榦主冲佑观一年后，又于嘉定十年（1217）二月任黄榦为安庆知府。黄榦力辞不允后，于是年四月到任。在安庆，他积极筑城备战，并上书两淮制置使李钰，力论史弥远擅权，边备废弛，百姓受祸。尽管诸务纷杂，而其崇儒讲学未尝少辍，晚则入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嘉定十一年六月诏下，令黄榦赴行在奏事，黄榦屡辞不就。监察御史李楠害怕其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遂奏罢之”。①这年十一月旨下，又令黄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命下之时，黄榦已入庐山访同门友李燔、陈宓，并于白鹿洞书院讲学。次年四月，黄榦回到闽县老家，置书局于寓舍及城南张氏南园，开始重修《仪礼经传续卷》，四方生徒会聚于此，讲解朱熹的学说。并构书楼，以建阳“云谷”命名之，以示不忘先师之训。嘉定十三年（1220），以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退休）。
这年春季，在闽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专事讲学。夏季，《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和《孝经本旨》成书。次年正月，几经反复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黄榦在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的心愿之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溘然离世，享年七十岁。当时，为之送行的“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皆衰絰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宋理宗即位后，于绍定六年（1233）追赠黄榦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诏谥“文肃”。著作除《仪礼经传》及《续卷》外，另有《勉斋集》四十卷行世。
二、黄榦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者，黄榦在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促进朱熹理学的北传三个方面。
1．讲学书院，弦歌不绝
朱熹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考亭学派，都是在各地书院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由他创建、修复，以及讲学过的书院大大小小有数十所之多。②
黄榦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绍熙、庆元年间朱熹在世时，黄榦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已有“代即讲席”和在福州聚徒讲学的教学实践。朱熹不幸逝世后，黄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袖朱门”的职责，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无论是在历官州县期间，还是奉祠家居之时，每到一处，黄榦或讲学于书院，或执教于郡学，将朱熹的理学思想通过书院这个阵地传播四方。
黄榦创建的书院有建阳潭溪精舍（庆元二年，1196）、汉阳凤山书院（嘉定八年，1215）、建阳环峰精舍（嘉定九年，1216）、闽县高峰书院（嘉定十三年，1220）四所书院；并创设临川县学一所（嘉定元年，1208），使之成为与临川郡学并立的两所官学。黄榦生平讲学过的书院先后有建阳潭溪精舍、隆兴东湖书院、汉阳凤山书院、建阳考亭沧州（竹林）精舍、闽县高峰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建阳环峰精舍七所书院；以及临川郡学、临川县学、新淦县学、汉阳军学、安庆府学等五所官办学校。留传下来的讲义有《临川郡学讲义》《隆兴东湖书院讲义》《新淦县学讲义》《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安庆郡学讲义》《南康白鹿洞书院讲义》《汉阳军学孟子讲义》等。教学内容广泛涉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
如嘉定二年（1209）在临川郡学讲论“四德四端之要”；五年（1212），在东湖书院讲论《中庸》第四章；八年（1215），在汉阳军讲论《孟子讲义》。政事之余，每逢一、六日，即每隔五日则到军学和凤山书院讲学。嘉定十年（1217）一月，在福州法云寓居，与门生订立《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各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①
黄榦在各地讲学期间，撰写的记文有：嘉定七年（1214）十月，在汉阳军任上撰写了《徽州朱文公祠堂记》②，阐扬理学“道统之传历”；嘉定八年（1215）二月，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③，阐明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学术渊源；嘉定九年（1216）正月，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④，记叙周、二程、游（酢）、朱熹五先生的学术成就，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嘉定十年（1217）三月，撰《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①，记叙朱熹、朱在父子相继修复白鹿洞书院的事迹。
2．存统卫道，精撰《行状》
黄榦一生最主要的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逐渐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他在其主要于两次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期间撰成的《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一生“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坎坷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②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由唐代韩愈、李翱发明，并经北宋二程，南宋刘子翚、朱熹等所接受并进一步阐发的道统心传说，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史称“道统论”。刘子翚的《圣传论》则认为，这个道统的传承方法是“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而黄榦则将这个道统下延至周、张、二程和朱熹。他说：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③
道统的观念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他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①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有诗句说：“往古来今几圣贤，都从心上契心传。”②所言也是此意。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
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五（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是宋代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雍世》：“居敬而行简”；“穷理”则是理学家的认识论原则，出自《易·说卦》：“穷理尽性”。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④“克己”也是儒家的修养方法，源于《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意为以仁德克制自己，使之合于礼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云：“克者，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存诚”则源于《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朱熹则认为“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⑤。“存其心，则能养其性，正其情。”⑥
总而言之，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3．朱学北传，厥功甚伟
黄榦的另一贡献是促进了朱熹理学的北传。《宋史·黄榦传》载其在各地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的著名弟子有何基、赵师恕、饶鲁、董梦程、蔡念成、叶士龙、熊刚大等数人。其中何基与其兄何南坡、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何基开创了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榦任江西临川知县时，何基的父亲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均从黄榦学。“勉斋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指何基）悚惕受命。于是砥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义理之自通。”①清人全祖望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②
黄榦的另一高弟饶鲁，开创了鄱阳双峰学派，门下弟子有程若庸，曾任武夷书院山长。此后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清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之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黄榦高弟董梦程，是黄榦学侣董铢之侄，“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槃涧先生铢从子也。初学于槃涧与程正思，后学于勉斋。”④董梦程则开创了鄱阳介轩学派，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为了加深理解黄榦促使朱熹理学北传的学术意义，在此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就中华文明总体发展而言，其源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北方一带，而南方相对开发较晚。这是因为福建僻处东南一隅，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到了北宋时期，南方一些有志之士为扭转这种落后状况，纷纷投入倡道于河南洛阳的大儒程颢、程颐门下。其中最有名的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二的建阳游酢和将乐杨时，以及崇安胡安国等人。他们倡道东南，在武夷山阐扬理学。后经杨时传道延平罗从彦，罗从彦传延平李侗，李侗传朱熹，集其大成。程朱理学此后不久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朱熹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或“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其重心最终由北方转向南方，由“北孔”而“南朱”，产生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这便是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武夷山因此有“道南理窟”的称誉。
两宋时期，理学入闽后，程朱理学在福建得到迅速发展；相反，由于与南宋对峙，在地处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却沉寂了下来。这与金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对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儒学不了解有关。而黄榦在临川、安庆，尤其是在地处宋金边界的汉阳讲学，开创书院，广招门人，这就为朱子学的北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门人弟子的日渐增多和理学书籍的四处传播，以及此后门人弟子的代代相传，就为朱子学逐渐北传播撒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从而撑起一片理学的绿荫。果不其然，犹如游酢、杨时等人当年促使理学南传一样，黄榦之促使“理学北传”到了宋末元初终于得以最后完成。清人黄百家说：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①
文中提到的赵江汉即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赵复。他是荆湖北路德安府人，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破德安，赵复欲以身殉国，被姚枢所救，礼送至燕京，讲授理学。后赵复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许衡、刘因、郝经等一大批名儒均出于其门下。故后人评价说：“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②
对赵复的师从关系，一向缺考。《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也仅称其为“程学朱学续传”。曾有人认为，赵复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的门人，③但无确切史料证明，记载真德秀学案的《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中亦只字不提。可见，赵复与真德秀一样，都只能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赵复的崛起，与黄榦当年在湖北传播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榦的讲学地汉阳军，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赵复所在的德安府，治所原在安陆，从宋咸淳（1265—1274）以后曾徙治汉阳。安陆与汉阳，两地相隔不远，南宋时曾属同一地区。赵复与黄榦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到创立自己的学派，均在黄榦当年在此地讲学之后不过20年而言，黄榦在汉阳军讲学为宋嘉定七至八年（1214—1215），而赵复被礼送至燕京，事在端平二年（1235），其学术渊源是很明显的。
无独有偶，元初与赵复齐名的理学家窦默，避兵南逃德安，孝感县令谢献之授之以“伊洛性理之书。先生（指窦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④。窦默为河北肥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南宋时，河北为金朝统治之下，故生活于此的窦默“昔未尝学”程朱“性理之书”，后至黄榦过化之乡德安，方得书而始学，并由此成为理学名家。后元军攻破德安，他也应召至大名，与姚枢、许衡等传播朱子理学。
赵复、窦默等理学家的相继入仕，成为黄榦之后促使程朱理学北传的后继者，他们与黄榦的另外一批活跃在南方的续传弟子如吴澄、胡方平、董鼎、金履祥等共同努力，为朱子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元皇庆二年（1313），元朝廷还颁发政令，以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建阳蔡沈的《书集传》，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而这一切，其起因，追溯源流，均与黄榦密切相关。故高令印教授称“黄干（榦）是朱子学盛行于元代全国之桥梁”①。
从杨时、游酢拜师二程门下，携河南洛学之火种南传，到黄榦继承朱熹的事业，携福建闽学之良种北播，体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而黄榦促使理学北传的历史功绩，过去很少提及，罕为人知。故应大书特书，使之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学术思想上，黄榦在固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熹的思想。如他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②这就将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发展成为黄榦的有体有用论，而其大旨，最终又归结到朱熹的“理”——以太极为世界本原的理学思想体系之中。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王遂说：“公（指黄榦）游文公之门，为后进领袖。讲说著述，世多传诵。人以为学明东南，文公之功为大，公之力居多。”③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①清全祖望认为，“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一人而已。”②
（本文系2000年10月武夷山“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
作为后朱熹时代考亭学派中最有成就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勉斋先生黄榦的及门弟子也和朱熹一样，遍布东南各地。《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回到福州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①《勉斋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其逝世，“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②此虽为一约数，但已大体反映出其及门弟子之多。若加上外地门人而来不及赴闽吊唁者，则应不下于三百人。
在理学传播史上，对勉斋门人的研究，是一个明显的不足。所知，仅有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勉斋学案》（以下简称《勉斋学案》）罗列了勉斋门人何基、何南坡、饶鲁、方暹、张元简、赵师恕、董梦程、蔡念成、刘玠、吴泳、吴昌裔、黄师雍、黄振龙、陈如晦、梁祖康、曾成叔、陈象祖、方来、郑鼎新、李鉴、薛师邵、叶士龙、陈伦、熊刚大、家〓、李武伯、李晦、方丕父、袁俊明、叶真、赵必愿和宋斌共32人，其后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只有黄师雍、郑鼎新、陈如晦、李鉴、叶真和叶士龙6人，且均已出现在《勉斋学案》中。应该说，32这个数字与史实相差甚远，因此，从相关史籍中搜寻，钩沉索隐，甚至是繁琐的考证，是扩展这项研究成果必不可少的工夫。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勉斋学案》所列32位门人，其资料以《勉斋集》为主，对勉斋师友门人的文集，以及相关的地方文献缺少必要的采撷和考证，诸如对各门人从学时间与地点的考证，以及对诸多门人的事迹的考证与辑补，等等。按说，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较《宋元学案》后出，不应只引用其中6位门人，而将其余众多门人略而不谈，可能正是出于对《宋元学案》的史料性、考证性不足的考量。
本文除了《勉斋黄文肃公文集》（以下简称《勉斋集》）和《勉斋学案》外，还尽可能地搜集朱熹学派师友门人的相关文集，以及各有关地方志书的记载，索得黄榦64位门人的事迹，且对《宋元学案》中的史料，漏者补之，误者正之，且尽力考证出各门人从学的时间与地点等，以期从中得以窥见黄榦门人的全貌。因此，本文不是仅仅针对《宋元学案》所遗门人的增补，而是对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黄榦所有门人的一次全面考证和全新审视。
笔者所作《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①，主要从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黄榦在福州的教学实践和黄榦在福州讲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加以阐述，而对其门人的行实，只是略有提及而未能展开。作为后朱熹时代的朱门领袖，促进朱子理学在福州的传播和促进朱子理学的北传，是黄榦非常突出的两个历史贡献与此相应，故本文将其门人分为在福州从学的门人、在外地从学的门人和从学地点不明者此三类来加以考察。其中在福州的门人中，也有少数几位是从学于福建其他地区的门人，因数量很少，为避免过于琐碎，合在福州门人中一并介绍。
一、在福州从学的门人
1．朱在
朱在（1169-1239），字叔敬，一字敬之，朱熹第三子，以父荫补承务郎。嘉定初，除籍田令，迁将作监主簿，累迁大理寺正，知南康军等职。
朱在是黄榦教学生涯中的第一位弟子。淳熙十三年（1186），黄榦仲兄黄东官沙县丞，奉其母于官邸，黄榦因从武夷赴沙邑侍母。次年，朱熹命朱在到沙县从学于黄榦，见《年谱》本年所载。①宋端仪《考亭渊源录》载朱在“既受教家庭，又从黄榦学”②。
2．林学蒙
林学蒙，一名羽，字正卿，号梅坞，永福（治所在今福建省永泰县）人，绍熙二年（1191）春从学于黄榦。其时，朱熹在漳州知州任上。春正月，黄榦从漳州回到闽县城东新河旧居，林羽即从学于此时。《年谱》载“梅坞林羽”所记云：“初见先生于新河，家徒四壁，日特蔬食以对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③《年谱》还记载林羽所录若干条。《勉斋集》卷十有《复林正卿》书一通。
绍熙四年（1193）和庆元三、四年（1197—1198）间，林羽经黄榦引荐曾两至建阳考亭向朱熹问学。④《道南源委》载其事迹云：“初从朱子游，后卒业于黄勉斋。伪学禁起，筑室龙门庵下，讲明性命之旨。陈师复守延平，作道南书院，聘为堂长。朔望设讲席，执经帖然。座下者常百余人。……著《梅坞集》。弟学履，字安卿，亦朱子门人。”⑤
从其经历看，应初从黄榦学，后从学于朱熹。朱熹逝世后，复卒业于黄榦。其名字，在朱门，多以林学蒙字正卿出现，如《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有《答林正卿》书四通，《朱子语类》卷首所载《朱子语录姓氏》有“林学蒙录”；在黄榦门下，则多称“梅坞林羽”，见于《勉斋集》及《年谱》，若不加辨析，极易误为两人。
《勉斋集》卷三十五有《林处士墓志铭》。据此铭，林羽之兄林仁泽，字德俊，亦朱熹门人。
3．郑文遹
郑文遹，一名遹，字成叔，号庸斋，闽县（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象山人。嘉泰四年（1204）贡士，系黄榦的挚友兼门人。《勉斋集》卷七有《与郑成叔书》二十九通，内容涉及问答、学事、家事等。《年谱》记嘉泰二年（1202）九月，黄榦在福州乌山修《礼书》，“先生董之，同门友刘砺用之，门人郑宗亮惟忠、潘儆茂修，与郑文遹成叔分任其事。”①其从学，始于绍熙二年（1191）春，地点在福州登瀛馆和叶氏悦乐堂，见《年谱》本年所载。
据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张伯行《道南源委》诸书，郑文遹又因黄榦的荐引，得以从朱熹学，地点在建阳考亭。时间则与林学蒙同时，即绍熙四年和庆元三至四年。故朱熹逝世，黄榦在建阳写信给闽县诸学友，信中提到郑成叔也应即赴考亭吊丧。②盖郑亦朱子门人，理应如此之故。
对郑文遹的从学经历，《道南源委》记载：“闻勉斋得朱子之学，往师之。即与俱登朱子之门。朱子命编次《丧礼》。观周子《太极图》，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学启蒙或问》《春秋集解》《丧礼长编》《庸斋集》等书。”③
《勉斋集》卷三十五有《郑处士墓志铭》，④乃黄榦应郑文遹之请为其父郑伦所作，文中称郑伦有四子，分别名“遹、適、迈、适”。由此可知，郑文遹，又名郑遹。
4．赵汝腾
赵汝腾（？—1261），字茂实，号庸斋，宋太宗七世孙，居福州。绍熙四年（1193）春，黄榦从建阳回到福州，汝腾父赵善绰，字友裕，延请黄榦为诸子师，居福州钟山赵氏馆内。⑤汝腾即从学于此时。
赵汝腾于宝庆二年（1226）举进士，历官江东提刑、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以龙图阁学士出知绍兴府等。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四。“史称其守正不挠，其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时，上疏极论奸谀兴利之臣戕损国脉，而规切理宗之私惠群小。……是其气节岳岳，真不愧是朱子之徒，非假借门墙者可比。”①陈荣捷《朱子门人》据此推断其为朱熹私淑弟子，②不确，实应为黄榦门人。
5—6．林学之、林行之
林学之，字伯明；林行之，字仲强，为兄弟二人，福州人，乃黄榦友人林仲则之子。学之原名庚，行之原名武，庆元四年（1198）黄榦因治母叶夫人之丧，居住在怀安县（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长箕山，林氏昆仲即于此时从学，并应其父之请为之易名和字，见《林仲则二子名字序》。③
7．郑适
郑适，字周父，郑遹季弟。黄榦《与郑成叔书》七云：“承许下访，兼闻昆仲偕来，慰幸之甚。”末有小字注云：“己未春，成叔遣其季弟周父来从先生学。”④则郑周父从学是在庆元五年（1199）。
8—9．朱钜、朱钧
朱钜，字子大，朱钧，字子衡，均朱熹之孙，朱埜之子。朱钧后更名为铨。⑤兄弟二人均从学于姑丈黄榦。朱熹在写给黄榦的信中说：“钜、钧到彼，烦直卿钤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请谒知旧。有合去处，亦须令随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斋随众读书供课之外，更烦时与提撕，痛加镌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⑥书五二又云：“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之为幸。”⑦
朱钜、朱钧从学地点在闽县新河旧居和怀安栗山草堂，时间分别在庆元五年（1199）和嘉泰元年（1201）。据《年谱》载：“五年己未，诸生从学于新河旧居。文公遣其诸孙来执经。……嘉泰元年辛酉（1201）正月，先生告辞文公几筵，护乐安之丧归于三山。诸生从学于栗山草堂，文公诸孙在焉。”①
10．郑师孟
郑师孟，字齐卿，号存斋，宁德人。庆元三年（1197），从学朱熹于建阳考亭，《朱子语类》中有其问疑三则。②约在庆元五年（1199），又从黄榦学，证据有二：
一是《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中提及此事。书五二云：“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为之幸。郑齐卿亦要去相从，渠此几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听其讲解。念其志趣坚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资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费人心力也。”③据《年谱》，朱熹二孙朱钜、朱钧从学黄榦于闽县，始于庆元五年（1199）。此时，郑齐卿因朱熹病弱，无力教诲，故亦欲从学于黄榦，文中“亦要去相从”即指此而言。
二是庆元六年（1200）二月，黄榦执教于闽县学。三月九日，朱熹逝世，黄榦赴建阳奔丧，作《与闽县学诸友书》，信中有“家中床榻之属，欲烦齐卿、季亨收拾送七家兄处”④，此可作为郑齐卿从学黄榦于闽县县学之证据。
又据黄仲昭《八闽通志》载，郑师孟后来还成了黄榦的女婿。文曰：“郑师孟，字齐卿，宁德人。家贫力学，六经注疏，手自抄录，受业于朱文公之门。勉斋黄榦嘉其志，遂妻以女。尝著《洪范讲义》，以发明文公《皇极辨》之蕴。”⑤
11．杨复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福安人。《道南源委》载其为“朱子门人，后又受业于黄勉斋。劲特通敏，考索最精，见者无不叹服”①。杨复从学于朱熹，时在绍熙四年（1193），地点在建阳考亭（见拙著《朱熹考亭精舍门人考》）。朱熹逝世后，又从黄榦学，《勉斋集》卷十一有《复杨志仁》书十三通，内容以论学为主，间及政事。
杨复是黄榦编纂《礼书》的得力助手。朱熹晚年，将丧、祭二礼委托给黄榦编纂，庆元三年（1197），黄榦写出初稿，得到朱熹的认可。但《丧礼》部分最终完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而《祭礼》的最终完稿者，则是其门人杨复。此即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礼》十四卷。文称“右朱文公编集，而丧、祭二礼未成，属之勉斋先生。勉斋既成《丧礼》，而《祭礼》未就，又属之信斋。信斋据二先生稿本参以旧闻，定为十四卷，为门八十一”②。此书之外，杨复还有《仪礼图解》十七卷、《家礼杂说附注》二卷等著作。
12—13．林子牧、林子敭
林子牧、林子敭，兄弟二人，其父林端仲为黄榦友人。黄榦曾于嘉泰二年（1202）为撰《林端仲墓志铭》，文中曰：“其子子牧与其子子敭之为兄后者，尝以公之志气从学于予。予又尝假馆于其里，乐其山川之胜。”③指的应是嘉泰元年（1201）黄榦在栗山草堂执教，兄弟二人前来从学。
14—15．郑忠亮、潘儆
郑忠亮，字惟忠，一作维忠；潘儆，字茂修，均闽县人。嘉泰二年（1202）九月，黄榦先后在福州城南乌石山神光寺、仁王寺设书局修《礼书》，招同门学友长乐刘砺，及门人郑惟忠、潘儆、郑文遹分任其事，见《年谱》记载。①《勉斋集》卷一又有《寄郑维忠、叶云叟诸友诗并序》。
16．陈义和
陈义和，字子绍，号乌山，侯官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因表叔潘柄与黄榦为密友，故弱冠即从黄榦学。嘉泰三年（1203）冬，黄榦赴官石门酒库，陈义和侍行，有“朝夕侍侧，听先生教诲，为最亲”②的记载。曾历官常德府学教授、国子监主簿、邵武军通判等，以朝奉郎直秘阁致仕。徐元杰《应诏荐士状》：“臣伏见承议郎新通判邵武军陈义和，奋由学校见位典刑。顷分教泉南，……作邑晋江。廉靖公恕，士民歌之。”③景定五年（1264），他将郑元肃所录《年谱》一卷，补充删录，重编为《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
今鼓山灵源洞石磴路边，有题刻云：“乌山陈义和、芳洲黄洪同游，观天风海涛之胜。……宝祐丙辰九日。”④
17．郑元肃
郑元肃，郑文遹之子。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于福州法云寓舍从学于黄榦。《勉斋集》卷七均为《与郑成叔书》，其中仅有与郑元肃书一通。略云：“榦一去乡井十有五年，投老来归，百事非旧。……近得法云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访否？”⑤现有《年谱》初稿即郑元肃所编。
18．家〓
家〓，字本仲，四川眉山人。嘉定九年（1216）冬，在福州从学于黄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二六云：“昨得李武伯在此讲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来，又得一月相聚。多读书，尚气节，立志甚笃。赵季仁以为其人异日所到，当不在李贯之之下，亦各有所长，然亦真不凡也。”曾应其兄家抑之请，为撰《家恭伯重斋记》①一文。嘉定十年（1216）春，又为其撰《家本仲无欲斋记》。②
19．叶士龙
叶士龙，字云叟，号淡轩，浙江丽水人。曾任考亭书院堂长，编有《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十八卷。此书元大德壬寅（1302）刻本有武夷詹天祥跋云：“右文公《语录类要》十八卷，故考亭书院堂长澹轩叶氏手编之书也。堂长讳士龙，字云叟，弱冠由括苍来考亭从勉斋游，因家焉。”③《勉斋集》有《与叶云叟书》六通。书五云：“忍贫读书，切己进学为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复相见。若稍健，则来秋当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见为致意。”④因书中提到“唐石”地名，《勉斋学案》因此误以为叶士龙“迁居长乐之唐石”⑤，实际上，此唐石即今建阳黄坑，因朱熹墓在此，黄榦欲来秋赴此祭扫恩师墓。“蔡一哥”即蔡元定长子蔡渊，建阳人。
《勉斋集》卷十九又有《叶云叟子名序》，写于嘉定九年（1216）黄榦离汉阳知军任，以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而闲居建阳考亭之时。⑥文曰：“云叟奉母自括苍来居于此，种学甚力，持身甚谨，此乡之人皆敬爱之，今遂娶妇生子矣……”考黄榦《吴节推墓志铭》，⑦叶士龙乃娶建阳考亭吴居仁之孙女，吴从周之女，结合上下文，则叶士龙定居在建阳考亭应无疑义。
刘克庄有《送叶士龙归竹枝精舍》诗：“侍讲开甥馆，三间不至奢。少曾居北面，老只住东家。野笋庖尤美，深衣衮未华。何时寻旧路，去谒玉川茶。”后有小注云：“勉斋依文公以居，云叟，勉斋高弟也。”⑧
20．赵师恕
赵师恕，字季仁，福州人。曾从学于朱熹，复从黄榦学。嘉泰元年（1201）官广东潮阳尉，嘉定九年（1216）官浙江余杭令，嘉熙间，官湖南安抚使。据《年谱》，嘉定十三年五月，“门人赵师恕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馔）临之。”①黄榦对其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②的评价。
刘克庄对其评价甚高，有“峻特而洁清，沈（沉）潜而刚毅。生长古灵之里，甚似前修；从游勉斋之门，见称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标洗五岭之贪风，妙算扫重湖之妖祲。集衿佩于凋零之后，多所讲明，营金汤于谈笑之间，一何神速。方名垂于竹帛，乃兴动于林泉”③之语。
21—22．刘庶、刘度
刘庶、刘度兄弟，崇安（治所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人。其父刘学雅，字正之，号遂初居士，刘子翚之孙，乃黄榦挚友。
嘉泰三年（1203）七月，黄榦应刘学雅之请，馆于刘氏家塾为二子之师，见《年谱》本年所载。④在此期间，黄榦撰有《刘正之遂初堂记》，⑤《答刘正之见招四绝》。⑥其一有“多谢刘郎能馆我，短檠疏雨听清规”句，所言正此次应邀时所赋。后刘正之逝世，又有《祭刘正之》一文，述其前后相交30多年之友情。
刘庶、刘度二人均以荫补承务郎，刘庶为五夫监镇，刘度为五夫监仓。
23．陈象祖
陈象祖，字仪父，侯官（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人，黄榦学友陈孔硕的族侄。《勉斋语录》中有“晦甫、象祖问《太极图解》所乘之‘机’字是如何”①一条。从勉斋《与陈子华书》内容来考察，陈象祖从学，应在嘉定九年（1216）黄榦离汉阳知军之任奉祠回闽家居期间。文称“抵家两年，门无辙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与焉。不避劳苦，刻意讲习。他亦有一二后生皆可望者。私窃自喜，以为倘得十数人者，讲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将、莫邪，则立之而足以拥卫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说诐行肝碎胆裂，庶几日月之明，犹未至于浮云之点翳也”②。
24．赵必愿
赵必愿，字立夫，江西余干人，赵汝愚之孙。初以恩荫补承务郎，嘉定七年（1214）进士，任崇安知县，以修学政、选善士、苏民困著称。其父赵崇宪，乃黄榦在武夷精舍时的同门学友，嘉定十二年（1219）不幸逝世。赵必愿居丧丁忧期间，从学于黄榦。黄榦有《复赵立夫》书云：“读礼之暇，不废讲学，此正立身行道，以显扬其亲之大务。”授之为学之要，即“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③四语，并为之撰《书赵华文（崇宪）行状》一文。④
此后，赵必愿历知全州，奏乞下道、江二州寻访周敦颐的后裔。知台州，立陈了翁祠，政教兼举。累迁至户部侍郎兼给事中权户部尚书，以言忤丞相史弥远而罢。淳祐五年（1245），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任贤士、裁僧寺而名载史册。
《宋史》本传、《勉斋学案》均将其列为黄榦门人。
25．方暹
方暹，字明甫（父），号莲云，湖南岳阳人。嘉定十二年（1219）冬至次年正月在福州从学于黄榦。《勉斋学案》云：“师事李宏斋（燔），以宏斋之命，学于勉斋。时以饶伯舆、张元简、赵师恕与先生（方暹）称四子。”①黄榦《与李敬子司业书》二七云：“方明父远来相访，……志气甚笃，殊可爱敬，盖其源流固有自来也。老来只觉存养远索，不可偏废。世之学者，往往堕于一偏，是以空虚而卒无得也。得明甫辈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几矣。”②《复甘吉甫》书八云：“方明甫来此相聚累月，其于义理大端讲之甚明，而志气高尚，尤切于义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为不已。向来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③《与郑成叔》书二七云：“岳阳有一朋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归，早来听其议论，甚可壮也。”④嘉定十三年（1220）正月，方暹学成欲行，黄榦为之书写《送方明甫归岳阳序》，文见《勉斋集》卷十九。
对方暹此后的行迹，《勉斋学案》又有如下记载：“淳祐中，湖南帅董槐、荆南帅孟珙并荐之。槐称其冰清玉洁，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称其脱去尘滓，游心高明之域，诏免文解一次，先生辞不受命。珙请如尹和靖例，加以处士之名，未报，而先生已卒。学者称为连云先生。先生言论宗旨不传，要当为勉斋门下第一。”⑤
其生平，详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广通志》卷五十六。
26．李晦
李晦，一作晦甫，字随甫（父），长乐（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约在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从学于黄榦。《勉斋集》卷十五有《复李随甫》书一通，内容为答其所呈《论语疑义》。《勉斋学案》据以引曰：“‘一去乡井十五年，投老归来，每兴索居之叹。承示《论语疑义》，用心甚苦，所谓空谷足音也’。其后先生遂学于勉斋。”①黄榦《与张敬父书》又云：“归乡两年有余，遍阅朋友，无一人可意者。其可与语者，李随父、陈仪父耳。”②《勉斋集·语录》中曾成叔所录有“晦甫问”三条。③
27．孙德舆
孙德舆，字行之，福清人。嘉定元年（1208）郑自诚榜榜眼，历馆阁校书、衡州知州、江西提刑等。事迹载《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八、卷九。《年谱》于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壬子朔，孺人朱氏卒”条下载：“门人孙德舆曰：‘夫人性行均淑，贤德著闻于中外。克相君子，终始俭勤’”④云云。
28．陈宓
陈宓，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乾道间丞相陈俊卿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馆次于陈氏仰止堂，陈宓因与其兄守、定于此时同学于朱熹。“长从黄勉斋游，称其胸怀坦然，无一毫私欲之累。”⑤
以父荫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县。嘉定七年（1214），入监进奏院，迁军器监簿。上书直言“人生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⑥，为时人所称道。《勉斋集》卷十三有《复陈师复》书八通，内容涉及论学与政事，附集中有陈宓所记《语录》，《读＜中庸＞纲领》下有小字注“分六段授陈师复”。陈宓的学业与政事，均为黄榦所赞许，在其暮年之时，认为“论当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贯之与先生（指陈宓）三人而已”⑦。在《复陈师复监簿》书一中说：“忽闻执事志道之笃，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跃不能自胜。想先师九原之下，亦当为之击节，喜吾道之有传也。”①
29．叶真
叶真，字号失考，建安（今建瓯）人。《勉斋学案》列为“勉斋弟子”。
林畊《尚书全解后序》称：“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诰以后果伪矣，朋友转相借观以为得所未见。既而畊暂摄乡校，学录叶君真，里之耆儒，尝从勉斋游。其先世亦从拙斋学，与东莱同时，又出家藏写本林、李二先生《书解》，及《诗说》相示，较之首尾并同。盖得此本而益有证验矣。”②
30．林垧
林垧，字号里籍失考。《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一篇，署名“门人持服林垧”③。
31．陈仍
陈仍，字号未详，闽县人。嘉定十三年（1220），黄榦在怀安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时，陈仍为从学诸生之一。这年三月，陈仍在嘉福寺为其长子行古冠礼，黄榦与焉。《年谱》载：“三月，门人陈仍以古冠礼冠其长子，请于先生，为之正其仪法，且涖其事。时，肄业于嘉福寺，遂即其地而行礼焉。陈君之兄伟为主人，杨信斋为宾，先生与赵季仁、张敬父诸君涖焉。”④
32．熊刚大
熊刚大，号古溪，建阳（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建安县儒学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曾从学于蔡渊和黄榦，《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称其为“勉斋、节斋弟子也”⑤。有《性理群书集解》行世。
33．郑子羽
郑子羽，字号未详，闽县人。从黄榦学。黄榦有《答郑子羽书》云：“足下吾乡之秀，不远数百里求同志而与之处，又不以仆为陋而辱顾焉。年少而才俊，志笃而业修，此因仆之所感叹于人物之盛，而资以为辅仁之益者也。”①
34．张元简
张元简，字敬父，闽县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剑浦县尉、荆门知军，累迁宝章阁，权发遣鄂州沿江制置副使。
《勉斋集》中有《与张敬父书》两通。书二云：“归乡两年有余，遍阅朋友，无一可人意者。……故每与相识言，且烦于乡里寻个张敬父样人，则久而无对。非敢为谄也，实是无第二人，然亦天资高耳，人之难得如此。”②《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称“门人修职郎南剑州剑浦县尉张元简”。其中自述从学经历云：“某颛蒙乖僻，壮岁始得执弟子之礼。先生不鄙其拙陋而教之，期待之切，责诲之重，使得少知蹊径，以弗畔先圣先贤之教，其幸何如也！”③今福州乌石山观音岩亭有其开禧丁卯正月书大字榜书摩崖石刻“福”字。
35．刘子玠
刘子玠，字君锡，号立斋，长乐人，黄榦学友刘砥之子。《勉斋学案》《道南源委》均列为黄榦门人。然所载事迹，均不出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二《刘子玠传》所载。其文略云：“既长，从黄榦学。非名士不交，非义理之书不存。尝类列先贤矩范，参之己意，以教戒其子侄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侥求名利，非吾志也。’……一日，忽谓人曰：‘吾梦与先君游于武夷九岗之上，吾其止于是乎？朝闻道，夕死可矣。’年四十八而卒。”④
36．黄振龙
黄振龙（1169—1219），字仲玉，闽县人。《勉斋学案》载：“得朱子端庄存养之说，默契于心，书之座隅。已从勉斋游，请所未悟。勉斋亟称之，谓其可与适道。以乡贡卒。”①《勉斋集》卷三十三有《贡士黄君仲玉行状》。
37．郑鼎新
郑鼎新，字中实，一作仲实，仙游人。宋黄岩孙纂《仙溪志》卷二《进士题名》载其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曾历官处州通判。《勉斋学案》列为黄榦门人。《道南源委》卷四载其事迹较详，略云：“知晋江县，建问政堂。辑《论语》书言政治者题于壁。建县学孔子庙，辟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寻判处州，监右藏东库，迁国子书库，授都大提管。卒。公少受业黄勉斋之门，而与杨复游。尝考究《礼书》成编，名《礼学举要》，又撰《礼学从宜集》。其卒也，遗命治丧一以《仪礼》从事。”②
38．陈如晦
陈如晦，字日昭，长乐人。《勉斋学案》列为门人。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七载其“从勉斋黄榦游。尝读西山真德秀《夜气箴》，……遂次其韵为《生意箴》。西山得之，亟加称赏。一时耆德钜公乐与为道德交。以赵汝腾荐充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论语问答》及讲义、文集”③。
39．黄师雍
黄师雍，字子敬，闽清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官婺州教授、龙溪知县、邵武知军、监察御史、起居舍人兼侍讲等职。
黄仲昭《八闽通志·黄师雍传》称其“少从黄榦学”，赞其“简淡寡欲，靖厚有守，于邪正之辨甚明，视外物轻，甚爱护名节，无愧师友云”④。何乔远《闽书》（卷七十六）、《勉斋学案》、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从其说。
40．李鉴
李鉴，字汝明，号一斋，宁德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广东提举。曾先后从学于杨复和黄榦。勉斋有《复李汝明书》三通，内容为释敬义之旨及博学约礼，并有《问目》两卷，呈勉斋批点。书三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记诵如流，挥洒盈幅，盖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①。
《勉斋学案》《道南源委》均列其为黄榦门人。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志》载其事迹云：“尝从黄榦、杨复游，得闻敬义之旨。榦与之曰：‘汝明资质如此，若志学不倦，异日当为伟器。归，与龚郯创六经讲社，推明师说，诱掖后进。居官为政，平易近民。’……及莅广东，值两浙大饥，舰运米千艘，全活甚众。所著有《鸣和集》。”②
41．陈伦
陈伦，字泰之，长溪（治所在今福建省霞浦县）人。《勉斋集》有《答陈泰之书》四通，分别传授为学须立志、敬字工夫和致知入道之方。书一末称“足下居长溪之西偏，裹粮而趋，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观世之大勇者”③。则陈伦原欲从学朱熹，而其时朱熹已逝世，故转投黄榦门下。
陈伦在师门曾记语录曰《师训》，《年谱》中有转引“门人陈伦《师训》曰”一则，见淳熙二年条下。④
二、在外地从学的门人
42．林观过
林观过，字自知，号退斋，闽县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官江西新昌知县。从学于嘉泰四年（1204）黄榦官石门酒库之时。勉斋《复林自知》书，内容为答其所问。略云：“承下问以心无据依。顷于石门，与贤者语经句，月每见记诵甚富，辄以不是见答，似未以鄙见为然，今乃知其无所据依，足见高明进德之验。”①《勉斋集·附集》中有其所撰祭文，署名“门人迪功郎衡州常宁县主簿林观过”。文称“自石门之受教，越十有七年于兹”②。则此文撰于嘉定十四年（1221），亦其官常宁主簿之时。福州于山平远台有赵希章等题名摩崖石刻云：“嘉定庚辰书云后三日，闽令赵希章率怀安簿赵汝夤，会三山同年，序拜于补山，遂登平远台。至者邓夔、王万、郑清卿、赵与玖、林观过、赵与琳、潘继伯、赵汝佩。”文中的“补山”，与上文赵师恕所提到的“补山”，应为同一处，即今于山“补山精舍”。林氏后于端平间历官新昌知县，累官分差粮料院。著作有《经说》一卷，见《宋史·艺文志一》。《江西通志·名宦志》：“林观过，号退斋。端平间知新昌，性敏捷，有文声。聘饶双峰至县讲学，为邑士倡，士习为之一变。”③
43．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江西德安人，原为朱熹弟子。曾先后在南康白鹿洞书院、漳州和建阳考亭书院三次问学于朱熹。朱熹逝世后，持心丧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业焉。晚与同门数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闾服行其化。”④由此时间推断，其从学黄榦，地点应不在福州。
陈宓官南剑知州时，曾聘蔡念成为延平书院山长。《勉斋集》中有其所记语录一条，内容为回答《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及《孟子》“浩然之气”等。《福建通志》卷三十一载其事迹云：“蔡念成，九江人。嘉定初，长延平书院，学行精粹，学者倚为斯文桢干。真德秀授长沙帅未任，亦来预讲，冠履趋跄，弦诵之声彻于朝夕。”①
44．何基
何基（1188—1269），字子恭，号北山，浙江金华人。嘉定元年（1208），黄榦任临川知县时，何父何伯慧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何南坡均从黄榦学。“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随事诱掖，得闻渊源之懿。微辞奥义，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其通。”②
何基开创了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宗羲认为“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全祖望则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③著作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易启蒙发挥》《近思录发挥》等。
45．何南坡
何南坡（？—1269），何基之兄，号漕元居士。兄弟二人同时从学于黄榦。在学术上，与何基、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宋金履祥有《祭何南坡文（北山先生令兄）》曰：“维咸淳五年岁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后学金履祥偕张必大、童偕、金麟、余泽、童俱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灵：呜呼！考亭洙泗，勉斋曾顔，公与叔子俱亲其传，始侍宦游临川之浒，父师同寅，伯仲步武，终焉退老盘溪之滨。颀颀两公，翼翼典刑。勉斋遗言，被于后进。实公始传，叔子订定。……”④
46．李武伯
李武伯，字号未详，抚州临川人。黄榦为临川令时（1208—1211）得以从学。嘉定九年（1216）三月，黄榦离汉阳知军任回闽，又随师至闽续学三月而归。此后，黄榦又嘱其复从李燔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十九云：“昨自临川，经从有李武伯者，旧亦尝得从游。见其志虑坚笃，因与之归此留三阅月，嗜学不倦。岁晚言归，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诲，更望扶持之。”书二十六云：“昨得李武伯在此讲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来，又得一月相聚。多读书尚气节，立志甚笃。”①
47．黄义勇
黄义勇，字去私，临川人。约在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曾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朱子语类》卷十四有其问答两条。嘉定元年至四年（1208—1211）二月，黄榦为临川令时，又从学于黄榦。《年谱》有其所录黄榦事迹三条，称为“门人黄义勇”或“门人临川黄义勇”。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卷十六载其事迹云：“从文公游，而卒业于黄榦之门。著《屯田议》，执亲丧，敦行古礼。陈宓官南康军，辟为白鹿书院堂长。行谊志节，卓然为一时之冠。”②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十九《文苑传》载云：“义勇尝留文公武夷精舍，宏斋李燔折辈行与交。执亲丧行古礼，为白鹿洞堂长。勉斋黄榦尝曰向来学之士，凋落殆尽，江西则甘吉甫、黄去私兄弟、张元德，不过数人耳。”③
48．黄义明
黄义明，字景亮，号儆斋。黄义勇二弟。光绪《抚州府志》载其“师勉斋。孝友慈祥，待人如一。……尝语学者曰‘体认使识趣真，提撕使志气强，涵容使精神聚。’是可观所学矣。自号儆斋，有《诗文讲义》”④。黄义明有《临川县学勉斋祠记》一文，记黄榦在临川的政绩和教绩甚详，末署“淳祐祐初元秋七月既望门人旴江黄义明记”⑤。从记文内容推断，黄义明从学勉斋，应在勉斋官临川县令之时。
49．黄伯新
黄伯新，字号未详，临川人。黄榦官临川时及门弟子，官汉阳时又跟随从学。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十一云：“正以无朋友讲习为苦，忽桑、胡、谭三兄偕来，黄伯新亦继至，朝夕得以讲贯，此天授，非人力也。已相约编《礼书·王朝礼》十篇，仍日温《论语集注》以相磨切。”文中“胡”指胡伯量，“谭”指谭君，均黄榦从学于朱熹时的同门学友，①“桑”则未详所指。又《与李敬子司直书》一云：“《西铭》今看了，三十年来血脉文理终不能得通贯，近因道间与黄伯新商量，方觉有归着，异日须作一段说破，录以请教也。”②《勉斋集》卷十六有《答黄伯新》书一通，内容为劝其应自身上下用功，需“勇猛精进，若只说过，不济事也”③，并劝其就近不妨往黄榦学友李燔处多多请教。
50．李修
李修，字号未详。江西临川人，黄榦官临川令时，李修从之学。李韶《南溪书院记》云：“修于韶为从父弟，幼同家塾已久，知其志向。从父分阃江右，勉斋黄公时为临川令，修得从之游，笃信力行。”④嘉熙元年（1237），李修任尤溪知县，认为“今文公殁三十八年矣，凡畴昔游历之所，缙绅之士，诵其书，想其人，鲜不像而祠之”。于是，在朱熹的诞生地创建了二朱先生祠（南溪书院的前身）。《福建通志·名宦志》载：“李修，临川人。尝从黄榦游，笃信力行。嘉禧（熙）间知尤溪，建义廪，新学宫，创南溪书院，俾士知所崇尚。邑称良吏。”⑤
51．郭圣与
郭圣与，字号不详，江西新淦人。嘉定五年（1212），黄榦官新淦令时，得以从学。嘉定十年（1217），郭圣与在家乡建郭氏叙谱堂，黄榦为之撰《书新淦郭氏叙谱堂记》，文中曰：“予尝为邑于新淦，而圣与尝问于予，闻其事而嘉其志，为是说而广之。”①
宋戴复古诗《船过桐江怀郭圣与》云：“只言君在桐江住，及到桐江不见君。日莫空山独惆恨，不知又隔几重云。”②
52．方来
方来，字齐英，浙江永嘉人，本叶适弟子。开禧间（1205—1207）举进士，教授安丰军时，“黄榦为通守，又师事焉。”③黄榦为安丰通判，时在嘉定六年（1213）九月至次年二月，此即方来从学之时。
方来后历官吴江知县，以荐除监察御史，迁左司谏。除起居郎，擢权兵部侍郎，知漳州。在漳州龙江书院侧建道源堂祀朱熹，而以陈淳配祀。
53．吴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人。嘉定二年（1209）进士。《勉斋学案》“吴昌裔传”云“与兄泳师事黄勉斋”。④
吴泳曾历官著作郎，兼权直舍人院，轮对时认为谋国之上策，为内修政事，主张内修外攘为一事。迁权吏部侍郎，兼学士院，上疏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累官权刑部侍郎出知温州、泉州，复以言罢。著作有《鹤林集》，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54．吴昌裔
吴昌裔，字季永，吴泳弟。“蚤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得程颐、张载、朱熹诸书，辄研绎不倦。嘉定七年（1214）举进士，闻汉阳守黄榦得熹之学，往从之。”①黄榦知汉阳，时在嘉定七至八年（1214—1215），此应即为吴昌裔兄弟从学之时。
吴昌裔曾历官眉州教授。眉州崇尚苏学，吴昌裔教授眉州，取朱子理学著作为之讲说，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仿岳麓书院释奠仪，祀周、张、程、朱五贤，士风因此为之一变。端平元年（1234）入朝，历军器、将作二簿，改吴益王府教授。轮对时上言六事，称“天理未纯，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职未治，天讨未公”②。拜监察御史，以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谥忠肃，著作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等。
55．方丕父
方丕父，字号未详，莆田人。黄榦学友方士繇（伯谟）之子。嘉定十年（1217）四月，黄榦任安庆知府时，从学于黄榦。
勉斋《与李贯之兵部书》三云：“此间亦有十数士友相从，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杨志仁，识趣端正。方伯谟之子丕父，刚毅不苟，可为领袖。公事之暇，亦不落寞也。”③
56．饶鲁
饶鲁，一名师鲁④，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县人。约在嘉定十二年（1219）前从学于黄榦，又曾问学于李燔。“髫龄有志于学，稍长，从黄勉斋榦、李宏斋燔学。”⑤黄榦对其甚为器重，寄予厚望，在《复饶伯舆》书中说：“足下与明父当任此责，使（朱）先生之道将微而复振。”⑥《勉斋集》卷十五有《复饶伯舆》书四通，内容涉及答为学之方、《西铭》之义、《中庸》之旨及一本万殊等。
饶鲁青年时曾应试科举，落第后遂专意教授乡闾。又建石洞书院，及门弟子众多。他开创了双峰学派，程若庸、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清人黄百家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①
57．薛师邵
薛师邵，字希贤，江西抚州人。《勉斋学案》列为门人，并称“勉斋官临川，从之游，谓其超然独得，皆自胸中流出，无蹈袭语”。语见《勉斋集》卷十五《复薛希贤书》，并望其“少抑高明之见，俯循学问之实，以圣道不明为己忧，毋以吾心所见为已足”②。
三、从学地点不明者
58．董梦程
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江西德兴人，黄榦学友董铢的侄子。“初学于槃涧（董铢）与程正思（程端蒙），其后学于勉斋。”③开禧间（1205—1207）举进士，历官钦州通判。董梦程开创了介轩学派，著名学者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59．袁俊明
袁俊明，字稼学，里籍失考。《勉斋学案》载其为“勉斋黄氏弟子也。《勉斋讲录》二十余卷，旧本散逸，先生重裒辑而行之。”④
60．宋斌
宋斌，江西袁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勉斋学案》列为黄榦门人。事迹载于《沧州诸儒学案》：“少从黄勉斋、李宏斋登朱子之门。学禁方严，羁旅困沮。年且八十，赵清敏与欢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岁一祭之，则其贤可知矣。”①
61．曾成叔
曾成叔，字号里籍失考。《勉斋集·语录》中有曾成叔录。《勉斋集》卷十五《答梁宁翁书》中有“华峰朋友中，深爱贤者，与曾成叔之沉静缜密，可与共学”②数语。《勉斋学案》列为门人。
62．梁祖康
梁祖康，字宁翁，里籍失考。《勉斋集·语录》题“门人承务郎致仕林圆记录、门人梁祖康校正”。曾成叔录又有“宁翁问忠恕一贯，如何？”一条。③集中有《答梁宁翁书（祖康）》一通，见载卷十五。《勉斋学案》据此称：“先生亦勉斋所称许弟子也。”④
63．林圆
林圆，字号生平均失考。仅《勉斋集·语录》首行题“门人承务郎致仕林圆记录”⑤。
64．周锡
周锡，号主一，里籍缺考。赵汝腾《经筵讲义跋》云：“主一周君锡既刊予《鳌峰讲义》于家，又索予顷在经筵日讲‘说命’至‘旅獒’十三篇并刊。主一为考亭勉斋之学者也，故于义理之文拳拳然如此，而予不足以称。然其请之力而不得以辞，遂发箧以授之。”⑥
四、简短的结语
以上所列64位勉斋弟子，大致分为41位从学于福州，16位从学于外地，7位从学地点不明的门人。其中约三分之二为福建人士，约三分之一来自四川眉山、潼川，湖南岳阳，浙江括苍、婺州和江西余干等地，此或即《宋史·黄榦传》所说的“巴蜀江湖之士”。而在外地从学的门人中，其地点大体分布为石门、临川、新淦、安丰、汉阳和安庆，正好与黄榦曾经担任过的石门酒监、临川知县、新淦知县、安丰通判、汉阳知军和安庆知府的宦迹相契。这些门人如董梦程、何基、饶鲁等，把朱子学传播到全国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①而在福州从学的门人，则是黄榦长期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从事讲学的主要教学对象，也是后朱熹时代以福州为中心的，以黄榦为朱门领袖的福建朱子学派的主要力量，对福州乃至全闽的理学传播和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载《闽江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收入赵麟斌主编：《闽文化的时代传承》，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勉斋先生黄榦世系源流考述
在中华姓氏中，黄氏无疑是其中的显姓之一。借鉴近年来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追溯黄氏的历史渊源，对理清其世系源流，了解著名理学家黄榦的生平，以及黄氏家族先辈中的杰出人物和家庭成员对其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均不无裨益。
对黄氏的源流，黄榦后裔、清代建阳廪生黄兆麟曾有如下断言：
黄氏本出高阳之子，曰卷章。章生（重）黎及吾（吴）回，兄弟相继为帝喾火正，命曰祝融。吾（吴）回生陆终，终之后受封黄，因氏焉。后传至周上党令南陆公生二子，长名渊，春秋时仕至中州舍人。战国有春申君歇，相楚，却秦兵，归太子，名闻诸侯。历汉、晋、隋、唐，名儒硕彦，光耀史册。后先相望，亦不能更仆数。其由江夏迁邵武膺公发祥，相传至今约纪数十世，支分派别，瓜瓞绵绵，嗣是详明。昭穆胪列次序，俟亢宗之子默识而光大之。①这篇题为《黄氏姓源》的短文，虽然述而不考，但却言之有据。其内容涉及黄氏源流的三个要点，即黄氏溯源、江夏黄氏、黄氏入闽，如加上黄榦家世，就是本文所要加以探讨的四个问题。
一、黄氏溯源
远古时期，姓氏有别。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氏是姓的分支，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郑樵《通志·氏族略序》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表现在氏族部落中，姓是大的氏族部落的称号，氏是一个姓所分出的小的氏族支系的称号。
黄氏本为嬴姓，《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此次分封“以国为姓”的有十四氏，黄氏乃其中之一。上引黄兆麟所说的“黄氏本出高阳……”，指的是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他是我国上古“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称他“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具有圣人风度的部落首领。
颛顼的曾孙陆终，从鬼方部落取女嬇为妻，生有六子，其后裔分成许多氏，黄氏便是其中之一。郑樵《通志·氏族略二》①记载：“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嬴姓十四氏之一也。”前引黄兆麟文中提到的春申君黄歇，《史记》中有《春申君列传》。记其为战国时楚国大臣，楚顷襄王以黄歇出使秦国，他上书秦王，有效地阻止了秦国欲合韩、魏之力共同伐楚的计划。又设计使留在秦为人质的太子安全回国。太子继位即考烈王，拜黄歇为相，封春申君。他前后相楚二十五年，功勋卓著。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齐名，有“战国四公子”之誉。关于黄歇与古黄国及楚国的关系，今黄氏后人黄永融先生说：“古黄国是楚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它灭亡后归并于楚。但黄国的后人以国为氏的仍不断蕃衍。邓名世说：‘楚灭黄，其族遂仕楚，春申君黄歇即其后。’”②所言与史相符。
对黄氏得姓之源，黄氏后人多深信不疑。今存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有宋末元初抗元兵败寓居建阳的著名学者谢枋得《题跋》云：“黄氏本颛顼曾孙陆终之后。”福州《江夏黄氏宗谱》有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吏部尚书安溪李光地跋云：“江夏黄氏，以国为姓。自唐宋迄今，族大蕃衍，积善余庆，延世久矣。”长乐《重修青山黄氏世谱》有1919年海军上将萨镇冰序云：“考黄氏世系，乃黄帝六世孙，陆终之后。”黄氏后人对此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他们认为：
黄姓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我国上古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五帝之一的颛顼与后来的黄姓有直接的血源关系。颛顼实际上是上古的一个部落首领，号高阳氏。……颛顼的曾孙陆终娶鬼方之女，生六子。其后裔分成了许多氏。……其中之一即黄姓（氏）。黄姓始自黄帝第六世孙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国（即今河南潢川县），是黄氏得姓的开始，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①
二、江夏黄氏
今存建阳《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其扉页又作《钦建潭溪书院新编江夏黄氏宗谱》。其中的“江夏”，显而易见是一个地名，但不是黄氏的现居地，而是黄氏祖先的“郡望”之名。
何谓“郡望”？郡，是春秋至隋唐时地方行政区划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36郡，下设县，成为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郡望则指的是世居某郡，德行声名均为当地所仰望的名家世族。东汉时期，黄氏在江夏郡就是这样一个大族，其后裔子孙，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早已迁往各地，但均以江夏黄氏自称，以此缅怀先祖功业，并作为辨识家族血统源流的标志。
江夏黄氏均尊东汉黄香为其始祖。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生年约在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卒年约在永建五年（130）。黄香从小就以孝行闻名于时。侍其父母，夏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三字经》中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所说的就是他的这一孝行。后不幸母丧，因哀伤思念而日见憔悴。十二岁时，江夏太守刘护听说此事，特地召见他，并题字“门下孝子”赠之。黄香因此名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之列。黄香不仅以孝行知名于世，他还是一位勤奋向学、博通经史、文名卓著的神童。他的名气流传到京城，人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由于文名卓著，黄香年满二十岁，即被任以郎中之职。元和元年（84），汉章帝诏其入东观（皇家图书馆），得以尽读罕见之书。此后先后历官尚书郎，升左丞，累迁尚书令，政绩显著。延平元年（106），黄香外任魏郡太守，遇水灾年饥，黄香拿出自己的俸禄和皇家所赐救济贫苦百姓。在他的义举感召之下，郡内富室纷纷捐粮，帮助官府赈灾。黄香的著作有《赋》《奏》《秦》《书》《令》五篇。今存《九宫赋》《天子冠颂》《责髯奴辞》三篇。生平事迹，载《后汉书·文苑列传》。今人陆侃如编有《黄香文学系年》，见《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至卷三。
黄香三子黄琼（86—164），字世英。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父亲去世后，连年不应征诏。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1），名公巨卿纷纷举荐。名士李固对他说：“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①黄琼听从了李固的劝告，赴京任议郎，不久即升任尚书仆射。黄琼为人正直，处事练达。即位之时，就逢连年灾荒，他上疏皇帝，主张兴修水利，以减轻和预防灾害，罢黜贪官庸员，举荐贤才黄错等六人，一一得以施行。此后，黄琼先后历任尚书令、魏郡太守、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要职。率赠车骑将军，谥忠侯，生平事迹载《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之孙黄琬（141—192），字子琰。年幼丧父，由祖父黄琼抚养成人，自幼聪敏。年七岁时就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京师。入仕后，官五官中郎将时，因与光禄勋陈蕃一起主张起用一批德才兼备，但出身寒微的人才，由此得罪权贵，被免职近二十年。汉灵帝光和末年（183），太尉杨赐上书荐其有拨乱之才，由此官拜议郎，任青州刺史，升侍中。后又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仆、豫州太守等职。董卓专权时，因黄琬是名臣，便升他为司徒、太尉，封阳泉乡侯。后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黄琬等坚决反对董守专权，与司徒王允合谋诛杀了董卓。不久，董卓部将攻陷长安，将黄琬杀害，时年五十二岁。生平事迹，见载《后汉书·黄琼》传后。
黄琬之后，江夏黄氏子孙纷纷散居各地，其中有一支徙居至河南固始。
三、黄氏入闽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黄榦因修纂家谱，曾邀请他所敬重的学兄、建阳蔡元定为其撰序。蔡元定为之撰写了《题东阳黄氏世家宗谱序》。序称：
畏友黄君仁卿，世系始于唐太宰讳迁，世居河南。五代末厥祖讳膺，随王审知入闽，居邵武仁泽乡。生茂材，拜秘书郎，生子男四人：曰宾、曰推、曰惬、曰鸣凤。宾为古田令，兼知长乐事，侨居青山下……①在此，需略加说明的是，蔡元定在序中提到黄仁卿（名东，黄榦仲兄）之名，但此序实际上是他应黄榦之请而撰。何以知之？此谱即冠名为“东阳黄氏”，则应编纂在建阳。因“东阳”系建阳别称，其名源于宋政和间建溪水驿更名东阳水驿。②而与建阳关系密切的是黄榦而非其兄黄东，因为在绍熙五年（1194）蔡氏撰序之时居住在“东阳”即建阳的是黄榦。再从黄氏后人来考察，今建阳黄氏均黄榦后裔而无黄东后裔也可证明这一点。蔡元定在序中称黄东而不言黄榦，实际上是顺从黄榦尊重兄长之意，体现了黄榦的孝悌精神。但一个“东阳”地名，却无意中透露了《东阳黄氏世家宗谱》实际上是黄榦所编。其时，朱熹已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定居了三年，黄榦则在精舍中担任部分教学工作，也有随师相与在此定居之意，故将谱名称为“东阳黄氏”而不是“长乐黄氏”或“闽县黄氏”。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定序中所言，实际上是黄榦提供的史料，故其可靠性勿庸置疑。
蔡序中提到的黄迁，字长兴，唐初为湖州刺史，卒赠左仆射，封固始郡公。他是黄榦修谱时认可，也为其后人所公认的黄氏固始一世祖。
黄氏入闽祖黄膺（850—928），字世铭，唐僖宗光启元年（885）随王审知入闽，寓居建州邵武县仁泽乡。其孙黄宾（895—974），字观光，号同庆。后唐时任古田县令，兼知长乐县事，遂侨居长乐青山下，为长乐青山派始祖，今存《青山黄氏世谱》。此为今人称黄榦祖籍长乐之由来。
那么，黄榦的先世，何时又从长乐迁至闽县？朱熹在为黄榦父亲黄瑀所撰的《墓志铭》中称“其先世居福州长乐县青山下，后乃徙家郡城之东，为闽县人，六世矣！”①也就是说，到黄榦止，黄氏迁徙福州闽县已经六代人。这在真德秀的《题黄氏世家宗谱序》中更有明晰的表述：
建阳黄氏，吴（吾）闽记载十一著姓之一也。谨按，其先光州固始人，始祖讳膺，五代时避地闽中，家于邵武。传三世讳宾者，受古田令兼知长乐，侨居青山下。至高祖讳诏，徙三山城东，复为闽县人。……②
由此可知，从长乐青山徙居闽县的是黄榦的高祖黄诏，到黄榦正好是六世（诏→徽→时→南仲→瑀→榦）。这一点，我们从黄榦自己的有关文章中也可以得到旁证。他说：
黄氏居福州城东三百年，厘而为三派而为六，后有他徙者。自同庆而下，子孙存者，无虑四十人。挟策为儒者，累累不绝。①
榦世居福州东门外，所居之旁百余步有同庆僧寺。……以世数考之，今三百余年矣。先君察院尝即寺之廊屋为书院。②
考黄榦撰此二文时，均在其晚年（约1220年），以上推三百年，时应在北宋初。
若从黄诏的生平来考察，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时限。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载：“第九世：诏，字廷宣，生于祥符七年（1014）甲寅十月初一日。先世居长乐县青山下。早孤，母林氏亦早逝，倚舅氏林仁夫，徙居福州城东闽县，遂为闽（县）人。”文中既称“早孤”，应不晚于十岁以前，如此，则其徙居福州城东时约在天圣元年（1023）。下距黄榦之时，应为两百多年。
四、黄榦家世
黄榦的父亲黄瑀（1109—1168），字德藻，绍兴八年（1138）进士。先后历官饶州司户、湖北转运司主管帐司、永春县令、两湖转运司干办、华亭县令、监察御史等职。为官清廉自守、关心民瘼，不畏权奸，所至皆有政声。官永春县时，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而著称。在华亭县遇灾荒，他请求常平使发仓廪以赈，常平使以等待上奏报批来为难他。他说：“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虽重得罪不悔”，即发常平廪粟救济县民，救活数万老百姓。在任监察御史时得了重病，当时以廉洁著称的临安知府赵子㴋奉命前来探视，见其家中“箧椟萧然，衣无兼副”，对其清贫廉介的高风亮节钦佩不已。朱熹对其有“为吏一心营职，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聪明仁爱所以惠于民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①的评价。黄瑀的事迹，对黄榦的成长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数十年后，黄榦在各地担任地方官，“谨守父兄廉勤之训”，成了他时刻不忘的座右铭。
黄榦的母亲名叶清，字雪兰，为叶大任次女，生于政和元年（1111），卒于庆元三年（1197），享年八十七岁。性婉慧，精通《孝经》和《论语》。淳熙二年（1175），黄榦得清江刘清之荐。黄榦禀其母后，命其即行，次日踏雪前往崇安五夫，从此得以从朱熹学。后黄榦每与其门人言及此事，认为“此吾母之明且决也”。其门人则认为“先生得斯道之传，虽其天资绝人，亦察院刚明风烈，叶夫人懿行远识之所助云”②。察院，即其父黄瑀，曾官监察御史，故有此称。
黄榦有兄弟五人，姐妹二人。
长兄黄杲（1140—1179），字升卿，又字教卿。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官至宣教郎，曾历任湖北漕司、江西提刑司检法官。居家孝友，从政廉洁，“挺挺有父凤。”③
仲兄黄东（1143—1200），字仁卿。以父遗泽补将仕郎，监吉州酒务。后历任全州法曹、沙县丞、衢州税监、抚州乐安知县。庆元六年（1200）五月卒于抚州郡学之官舍。对其为人，黄榦有如下评价：“天资警敏而简默迟重”“居乡，亲故事有难理者必即君谋之。及当官，虽筦库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讼难剖者悉以委君，同僚联事者文书行，非君莫敢决。……君之所涖辄有称，而即去无不思者。廉介之行，人所难及。常俸之外，凡以例得者皆却不受”。④黄东去世后，时任抚州教授的建阳人刘填⑤检其行箧，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发动同官捐助。当时，从监司到州郡，从乐安到邻县的官员无不纷纷解囊，退隐在家乡庐陵的宰相周必大听说此事，也为之动容，捐钱以助，由刘填负责买棺置衣将其收敛。讣闻，黄榦疾赴抚州，徒步迎丧回闽。言及父兄，黄榦曾不无自豪地说：“吾家自御史公以刚方洁廉、慈爱惠利著闻当世，号称名卿。伯兄杲亦以才气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指仲兄黄乐）所自，植立又如此。”①因此，黄榦后来在居官从政期间，能够时刻以父兄为楷模，“以著吾家世济之美，而昭先训于无穷也。”②既以此自励，也以此训教子孙。黄东也是朱子门人，曾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③《朱文公文集》中有《答黄仁卿书》四通，《朱子语类》中有问答之语。三兄黄查（1147—？），字明甫，未仕。晚年由黄榦奉养。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黄榦《辞知潮州复郑知院》书中云：“家兄见存者，年七十有五，饥穷至骨。向来从官，分俸以养。”（《勉斋集》卷十）黄榦排行第四。五弟黄栒（1155—1169），字良卿，少年睿智。惜因病早逝，年方十五。
黄榦有姐妹二人。姐名宜春，嫁任文茂。任文茂曾官湖广总领司干办。黄榦《祭任舶并女兄》云：“昔我先人，峻节山峙，始奇女兄，不与凡子。君来登门，二姓咸喜。义忘我贫，德不以齿。……自榦之迁，武夷之址，效官荆吴，一别半纪。……云胡相继，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敛不及视。捧书长号，欲忘暂止，终天之恨，有泪如此。”④由此可知，夫妇二人，先于黄榦而卒。妹曰赛春，嫁余元一。余氏仙游人，字景思，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官同安县令，池州通判。曾为朱熹武夷精舍门人。⑤
黄榦出生的地点在福州城东。《勉斋年谱》开篇即云：“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52）壬申六月壬申亥时，先生生于三山城东故居。”与前引黄榦自述“榦世居福州东门外，所居之旁百余步有同庆僧寺”相合。今黄氏后人又有一说，认为黄榦“出生在长乐青山下”①。“七岁时离开祖居地长乐青山随父迁居福州城东。”②此处似有否定黄榦门人所编《年谱》而另倡一说之嫌，但证据显然不足。
黄榦之妻朱兑（1156—1221），字淑贞，朱熹次女。淳熙九年（1182）嫁给黄榦，馆于五夫紫阳书堂。时黄榦已三十岁，从学朱熹已七年。朱熹在写给黄榦的书信中说：“此女得归德门，事贤者，固为甚幸。但早年失母，阙于礼教，而贫家资遣不能丰备，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阔略。然妇礼不可缺者，亦更赖直卿早晚详细与说。……”③朱兑在清贫之中，相夫教子，抚育众多子女成人，甚为不易。清道光《福建通志》总卷四十五对她有“守儒风，明妇道。环堵一屋，夫妇相敬如宾，训子有方”的褒词。《宗谱》中则有“寒暑补缀，针线未尝释手。遇羹则分肉以饲诸子，每持空羹以对饭”④的记载。黄榦逝世后，因悲哀过度，一百三十天后亦不幸逝世。卒后，封孺人。
黄榦生有四子六女。嘉定十七年（1208）其《与胡伯量书》二云：“儿女十人，一儿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许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辅年已二十三矣。”⑤黄榦在与友人谈及家事时，每以“二百指”代称这十个儿女及家中人口之众，如“朝廷优容，有陟无黜。家本穷空，孥累猥众，二百余指不至饿死……”⑥但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黄榦传》载仅有四子三女，未详孰是。
黄榦长子黄辂（1184—1238），字廷资，号子木。幼时甚为外公朱熹疼爱，曾对黄榦说：“辂孙骨相精神，长当有立。”“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渠爱壁间狮子，今画一本与之，可背起与看，勿令揉坏却也。此是陆探微画，《东坡集》中有赞。愿他以此狮子，奋迅哮吼，令百兽脑裂也。”①真德秀《跋画师帖》云：“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问学日进，而志气日强，盖庶乎不负先生之期许者。”②黄辂以父恩荫补官，初任信州架阁，后任江西贵溪县令。黄辂娶舅父朱埜（朱熹次子）次女为妻。黄榦在《大儿娶舅氏女婚书》中云：“师门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馆追随之乐，情等弟兄。感积年辱爱之怀，起再世为婚之念。”③又在《祭朱文之（埜）》文中称：“榦之从游余三十四年，四海兄弟，两世姻㜕，于君亲，知君之贤。”④黄辂资质温厚，恪守家学。在任地方官时，剖繁治剧，政善民安，有乃父遗风，后遵父命，定居于建阳环峰精舍。后子孙繁衍，成为建阳的一个大族。
次子黄辅（1185—1244），字廷佐，号信斋。少静重而喜读书，深得外祖朱熹疼爱。有书云“辅亦渐觉长进，可好看之”⑤。二十三岁时，曾先后从学于临川余道夫和建昌胡泳（字伯量）。黄榦《复余道夫》书云：“两小儿甚荷教诲，平生所见小子之师，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⑥《与胡伯量书》二云：“次子辅年已二十三矣。……深以未得师为念。今乃闻契兄寓筠阳，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趋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与之处。诲之以所当读之书，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为之点检课程，不惟使之识义理，不为小人之归，亦望之使之多闻博识，进而以应举，退可以为书会，以不失其衣食之计。”⑦黄辅娶潘植（字立之，黄榦学友、朱熹门人）之女为妻。黄榦《仲子娶潘氏女婚书》云：“言念父兄，尝偕拙斋之席，岂期子弟，复同升云谷之堂。载联二姓之姻，实笃三生之契。”（《勉斋集》卷二十二）又在《处士潘君立之行状》云：“榦之兄弟尝受教于贡士公，于君之兄弟交游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学同师，今又缔姻于君家。”①黄辅后由太学上舍出身，官至泗州通判。
三子黄輹（1192—1264），字廷舆。少年时，与兄辅同学于临川余道夫。后以荫补官，任都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娶福州林周卿之孙女、林宗鲁之女为妻，见黄榦《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状》所载。②黄榦称其为“亲家”。黄輹性刚介，承父遗志，善文词。凡有关身心者，皆体验之。以忠厚传家，常游云谷、西山、五夫等先辈遗址。先从兄辂居于建阳环峰，后定居于建阳莒口潭溪精舍，今建阳黄氏，也有一部分是其后裔。
四子黄〓（1202—1253），字廷式，隐居不仕，自号散翕，不以功名利禄为念。娶妻赵氏，见黄榦《季子娶赵氏婚书》。③世居福州怀安县。今建阳黄氏，也有一支系其后裔。
黄榦的六个女儿，今所知甚少。结合《潭溪黄氏宗谱》所载，仅知其长女名淳女，嫁高氏，《勉斋集》卷二十二有《长女嫁高氏婚书》；三女名淑女，嫁陈氏；《勉斋集》同卷有《叔女嫁陈氏婚书》；四女名湋女，嫁赵氏。其余均缺考。
黄榦有孙子五人。分别是黄绍（辂子）、黄兴（辅子）、黄选（輹子）、黄迈和黄远（〓子），而以黄兴居长，出生于嘉定十一年（1218）。《勉斋年谱》有其纪年云：嘉定十一年“八月，长孙兴公生”。他是诸孙在《年谱》中唯一有记载者，故其余诸孙疑均出生在黄榦去世之后。
（本文载《闽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弘扬师说的“紫阳别宗”——陈淳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治所在今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1133—1189，字实夫）。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
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己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
1．临漳建阳，两度问学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①。朱熹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
《朱子语类》详细记录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
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半点，便以为是。”②
关于穷究根源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源作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熹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熹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熹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建阳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熹问学。当时，朱熹已犯病在床，故朱熹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
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①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熹教之“以穷究根源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建阳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熹的卧房内，向朱熹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熹教导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②“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熹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这一见解，伴随陈淳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
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
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建阳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2．严陵讲学，弘扬师说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熹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他以下棋为例，劝诱陈淳，即便棋艺甚高，“其高着已尽识之矣。但低着未曾识，教之随行，亦要都经历一过。”③朱熹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家乡闽南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严陵知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①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②。“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③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熹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④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
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⑤
《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①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支（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②这就是朱熹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熹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阐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萤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他最后的结论是：
学者不欲学圣则已，如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无是理也。③
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
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之无不备也。①
在《读书次第》中，陈淳阐述了朱熹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
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
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②
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呼应，在朱熹逝世后，共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3．训童雅言，性理入门
朱熹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①。又说：“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②这就是朱熹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婴幼儿教育思想，为此，他还编写了《小学》和《训蒙斋规》《童蒙须知》《训蒙绝句》等。
陈淳继承了朱熹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这一方面的教材。他认为，“人自婴孩，圣人之质己具，皆可以为尧舜。如其禁之以豫，而养之以正，无交俚谈邪语，日专以格言至论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习，自与中情融贯，若固有之，则所主定而发不差，何患圣途之不可适乎？”③为此，他根据儒家经典，编纂了适合儿童阅读的《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诸多教材。而直接促成其编写这些启蒙读物的原因则是，庆元五年（1199），其子三岁，牙牙学语之时，却没有合适的读物，于是就有了《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的问世。
《启蒙初诵》，篇名为《训童雅言》，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辑录的主要是《易》《书》《诗》《礼》《语》《孟》《孝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的改编和提炼，如述及孔孟的“仁之四端”：
仁义礼智，良能良知，非由外铄，我固有之。
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有是四端，犹其四体。
孩提之童，可知可能，无不爱亲，无不敬兄。
维此圣人，先知先觉，从容中道，与天地合。
进退可度，德义可尊，中天下立，作师作君。①
《训童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觉得四字一句对幼儿来说语句偏长，又改为三字一句，名为《启蒙初诵》。全文不长，共19章，仅228字，“盖圣学始终大略见于此矣。”②原文如下：
天地性 人为贵 无不善 万物备
仁义实 礼智端 圣与我 心同然
性相近 道不远 君子儒 必自反
学为已 明人伦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别 男女正 长幼序 朋友信
日孜孜 敏以求 愤忘食 乐忘忧
讷于言 敏于行 言忠信 行笃敬
思无邪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入则孝 出则弟 敬无失 恭有礼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色容庄
口容止 头容直 气容肃 立容德
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思恭
正衣冠 尊瞻视 坐毋箕 立毋跛
恶旨酒 好善言 食无饱 居无安
进以礼 退以义 不声色 不货利
信道笃 执德弘 见不善 如探汤
祖尧舜 宪文武 如周公 学孔子
礼三百 仪三千 温而厉 恭而安
存其心 尽其性 终始一 睿作圣①
全文以“天地性”开篇，以“存其心，尽其性”结尾，从而将幼儿洒扫应对等外部行为规范，与儒家性理之学、道德伦理的内在修为的培养互为表里，融为一体，对后来启蒙读物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被称为“《三字经》的前驱”②。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
《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共十四条目；卷下是《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共十二条目。由于对条目的构成和分卷标准，陈淳或王隽均没有作出说明，这就为后人探讨其用意留下了空间。
如有的学者认为，此书上卷着重论人，下卷着重论理，③也有认为这二十六个范畴中，大部分是主体心性范畴和主体道德修养范畴。即使是客体范畴，不仅指客体或对象自身，而且也包含主体所赋予的各种属性，成为主体化或对象化了的客体。同时，主体范畴也不仅是主体自身，而且往往演化成客体化了的主体。④
还有学者认为，该书卷上为内圣之学，卷下为外王之学。卷上又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心性论，后半部分为道德论或功夫论。卷下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本论，阐明外王之学的根据，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第二部分为教化论，包括中和、中庸、礼乐、经权；第三部分批判异端，包括批判流俗“鬼神”迷信和“佛老”空无之学。①
也有学者认为，对《北溪字义》的认识，不能只是就《北溪字义》理学范畴内容所论所发，还应该关注到这是陈淳讲学时所述内容的讲稿，这是陈淳为学多年的自我总结，所以其书中内容必然与陈淳的为学经历与为学认识有关。陈淳为学是先从“根原”处着手，后“下学上达”，所以在《北溪字义》中陈淳在上下两卷对理学范畴的阐述都是从“根原”处开始，然后再推论到各“根原”处的上达工夫。②
总体而言，陈淳选取朱子理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熹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后学视为入道的门户。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北溪学派，紫阳别宗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采、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③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①
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熹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和），北溪陈先生（淳）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②
所谓“别宗”，是相对于“正统”而言，由于在朱门中，黄榦一向被视为得朱子之正统，故陈淳一系被视为“别宗”。要之，陈淳与黄榦，作为朱子门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继承、捍卫、深化和弘扬朱子学方面都作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都是朱子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正统”与“别宗”，不过只是前人的一家之言而已。
（本文系第四届海峡论坛“朱熹与陈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陈支平主编：《朱熹陈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真德秀《政经》及其廉政思想的影响
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建宁府浦城县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官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福州、潭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师事詹体仁，为朱熹再传。学术上，被誉为“西山之望直继晦翁”①。“庆元党禁”后，为朱学的复盛出力尤多。著有《四书集编》《大学衍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一、《政经》的内容与版本源流
《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而以行政之迹列于后。题曰‘传’以别之，末附当时近事六条，谓之附录。其后载德秀《帅长沙咨呈》，及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诸篇，盖后人所益。如《心经》之引《读书记》耳。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也。按《宋史·道学传》，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厉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盖德秀立朝日浅，其政绩多在居外任时。故留心民瘼，著为此编。其门人王迈序谓先生再守温陵日著《政经》。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绍定五年，盖晚年之作。迈又言赵时棣为法曹，朝夕相与，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书录解题》载《心经》而不及此书，岂《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欤？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也？真伪既不可诘，而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故姑与《心经》并存焉。”①
四库馆臣所言，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阐述《政经》的内容，认为此书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采集儒家典籍中有关治政的言论，后半部分则辑录前人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史实，而以“传”字作为前后区分。其后附以当时发生的六则治政事例，作为附录。附录之后则载真德秀《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等。这些篇章，为后人所增。二是此书名。馆臣认为真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将己之条教题名为“经”，因此此书有可能是“好事者依托”。三是尽管此书真伪之不可辨，但此书的言论并不违背儒学大义，所以，将此书姑且“与《心经》并存焉”。对馆臣这三点看法，有所争议的，主要在第二点上。其一，说真德秀“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似是而非。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此书真德秀在世时，只编了正文前后两个部分，其主体部分来自先贤的儒学典籍。名之为“经”，并无不妥。其二，说此书可能是“好事者依托”，更没有道理。在《政经》卷首有真德秀门人王迈序称：
今所谓《政经》者，乃先生再守温陵时所著。迈时分教睢邸，乡友赵时棣宗华为法曹，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宗华令大庾，锓梓县斋，以一帙见畀，序于帙端。迈窃谓天下之书多矣，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者亦多。先生所著之书，凿凿乎桑麻谷粟之不可缺者也。惟《心经》所以为开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经》所以为续天命、救民穷之实用。《心经》可以接伊、洛之正传，衍朱、张之遗学。②
“睢邸”为南外睦宗院，原在睢水之滨（地处河南开封），故曰“睢邸”，南宋时已移司泉州，故王迈与赵时棣能与其师“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
王迈（1184—1248），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仙游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淳祐中，知邵武军。著作有《臞轩集》十六卷，今存《四库全书》本。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二等。端平元年（1234），王迈在泉州南外睦宗院编辑并刻印其师真德秀《真西山集》二十卷。
赵时棣，字宗华，莆田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泉州法曹（司法官员）时，适逢著名学者真德秀官泉州知州，因而成为真氏门人。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官大庾（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县时，将其师所著《政经》一卷、《心经》一卷合刊，时真德秀已逝世七年。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有《宋椠＜政经＞跋》：“《真文忠公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宋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刊工姓名，前有淳祐二年（1242）王迈序。《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书录解题》皆无其书，明《文渊阁书目》始著于录。案，是书为西山守泉州日所著，门人赵时棣宗华为大庾令梓于县斋。”①
宋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大庾县斋刊本《心经》一卷、《政经》一卷，今海峡两岸均有存本。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以国家图书馆所存宋刊本为底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中。《政经》宋刻本的原名为《真文忠公政经》。行格均为每半叶十行十八字。
明清时期，《政经》屡经后人手抄、重刻，前后有二十多种版本行世。其中，既有手抄本，也有单刊本或丛书本等。此书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半岛也有不少翻刻本行世。其中流行最广的，应是以现代影印技术推行的影印《四库全书》本。
二、《政经》“四事箴”及其影响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在《政经》中，真德秀本人所著是作为附录出现的。按照通常的思维，一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主要的，附录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来看待《政经》，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此书最出彩的部分，也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恰恰就在附录的“四事箴”！
所谓四事箴，即廉、仁、公、勤四事箴，是真德秀在各地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并积极向同僚和下属谆谆告诫、广泛推行的从政纲领，最早来源于他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时。这四个字，后经他的学生王迈的进一步阐述，扩展为十六字：“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朱子门人莆田陈宓（字师复，号复斋）对此四事箴高度赞赏，为此挥毫书写大字，揭之于壁；真德秀为此写了一道跋文，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属，王实之作此箴遗予，尝揭之幕府之壁，与同僚共警焉。今复斋陈公师复又为大书此本，实之之箴，明厉峻切，读者已知悚畏，复斋之字，森严清劲，见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当凛然兴敬也。①
此后，真德秀又将此通俗易懂的四事箴讲解给他在长沙的下属们知晓，原文收入真氏《政经》一书的附录中。原文为：
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非仁也。
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为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再知泉州之时，作《再守泉州劝谕文》《泉州劝孝文》《谕州县官属》（见文集卷四十）。其中，《谕州县官属》在《政经》中题为《谕州县官僚》，文末最后一段为：
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纲领。而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乃其条目。当职于此，不敢不勉，亦愿诸县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条揭之座右，务在力行，勿为文具。其逐县公吏，有犯上项约束，致招民词，当择其尤者惩治一二。外余并许之自新，人户亦不必论愬。自今约束下日为始，少有分毫违背，断不兼容，黥流断刺，必无轻恕。帖诸县知、佐，石井监镇，知委井榜本州及七县市曹晓示。②
真德秀的“四事箴”，在当时社会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与真德秀在学术上齐名的魏了翁对此有一评价：“西山所书‘廉仁公勤说’，可以想见其谨独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语足以翊诂训而觉世迷。本无可议，第熟观来书春谷之谕，方谓春贯四时，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此已是纲领上有病，且断之曰‘廉则不受欺，仁则不忍欺，公与勤则无任欺，无敢欺’。据某愚见，识得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来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类，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①一方面，魏了翁对真德秀“律己以廉”的谨独畏知功夫高度赞赏，另一方面，又认为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这是在“纲领上有病”，认为这与先儒的“仁包四端”之说不合。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四川蒲江人。后人对他的评价，往往与真德秀相提并论，“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②但恰恰就是这位与真德秀关系密切的魏了翁，却对他的“四事箴”提出了质疑，认为“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是纲领上有病。“病”在以先圣先贤的“仁包四端”之说裁度，“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应已在其中。换句话来说，廉、公、勤怎么能和仁并列，且“等而为四”？在此，魏了翁似乎忘记了，朱子的“仁包四德”，包的是仁义礼智这四德。
“四端”之说，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发端于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从魏了翁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仁包四端”，其实说的应是朱熹的“仁包四德”。朱子说：
孟子论“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发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无义、礼、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无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见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③
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①
四德之元，专言之则全体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则指万物发生之端而已，故止于一事。②
所以，朱熹的“仁包四德”，仁字有两种涵义。一是仁包四德之“仁”，为形而上的本体之仁，即朱熹所说的“专言之”；二是被形上本体之仁所统摄的“仁义礼智”四德，即与义礼智并举的“仁”，即朱熹所说的“偏言之”。此第二义的“仁”是可以与廉、公、勤“等而为四”的。这在朱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许多例证。
比如，朱熹说仁与公：“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③“或问仁与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④“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⑤
说公与廉、公与勤，礼义与廉耻，等等。“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⑥“所谓廉者，为是分得那义利去处。”⑦“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⑧
公、廉、勤、谨（公平公正，廉政勤政，谦恭谨慎），此即朱熹制定的为官基本守则。其中的“廉”字，他认为是对士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①
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朱熹强调“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故须）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②。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③。他还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④真德秀的“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四事箴，就来源于朱子的这些思想。
大体来说，仁、义、礼、智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要求，针对的是普天之下每一行为个体，而廉、仁、公、勤，则是对从政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要求。正如明张悦在《政训后序》中所说：“夫所谓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心也。”⑤而表现在治政领域，衡量“吾心”是否“正”，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廉政、勤政，公平公正公开等等，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尺。所以，也可以说，真德秀的“四事箴”是对朱子“四德说”在治政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
三、《政经》与“四事箴”在后世的流传
《政书》问世后，即被各种书籍所摘抄、转载。其中转载率最高的是“真文忠公四事箴”。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种类型。
1．经历代著名学者的宣传
如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元胡炳文《云峰集》、明宋濂《文宪集》、黄佐撰《泰泉乡礼》和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等诸多典籍的宣传，而广泛为世人所知。其中，勉励赴任官员要认真效法真德秀的《政书》“四事箴”，践履斯言，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如元胡炳文《送知州范朝列序》，文中提到，“昔西山真氏以廉、仁、公、勤四字为官箴，世道不古，吏习益偷，能践斯言几何人哉？乃今于太守范公子诚见之。公初以真定儒选，历仕守台之黄岩，毁淫祠，摧豪富，恤孤穷。政声甲江左。……今官无长贰，咸钦其能，得齐氓之心者，莫谐巨室之意。今民无富贫，咸德其惠，考绩三载者，或无可书。今六、七十日间，而五万人家已蔼然有春意，凡此皆廉、仁、公、勤之效也。”①
明林文俊《送郑君日进守嘉兴序》：“真文忠公再守温陵，甚有美政，其始终自励及以勉其僚属，不过廉、仁、公、勤四者而已。公去温陵十四五年，及其再至，老稚填聚欢迎如见父母，盖圣贤之泽入民之深，又非汉唐以来循吏所及也。”为此，他劝试说：“日进之为郡也，倘不以公为师，则亦何以言语慕公为哉？”②
2．地方志的表彰
如《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真西山祠，在大西门内。宋嘉定中，真德秀出知潭州，以廉、仁、公、勤谕属，以周、胡、朱、张之学训士。后人建祠祀之。”③此外，《泉州府志》《史传三编》等均有相应的内容。
3．被收入当时传播速度最快，读者面最广的类书
如晚宋王应麟编纂的《小学绀珠》（卷八）、叶某纂《爱日斋丛钞》（卷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六八）、明代建本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等书之中。其中，尤以《爱日斋丛钞》所载为详，其中的文字，与现存宋本《政经》略有小异，可起到互校的作用。移录于次：
真希元参政帅长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绎四者之义加详，王寔之迈以南外宗教为之箴：
律己以廉，曰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
抚民以仁，曰古者于民，饥渴犹已。心诚求之，如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啮肥，出行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余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存心以公，曰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暗。
莅事以勤，曰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而颗粟，皆民力乎尔。供仕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飱，炎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节，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谓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实之概用公文告之词，及得于游从者，以成四箴。①
明莆田彭昭编纂《西山政训》，将真德秀“帅湖南，守温陵，于寥属吏民”①谕教之文汇为一编，与《朱文公政训》并行于世。明汀州杨昱撰《牧鉴》，亦仿真德秀《政经》“以经史百家之言有关政治者裒辑成帙”②。
即使在当代，此四事箴在领导干部廉政建设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中，也是被人们引用频率最高，警醒世人的至理名言。尤其是真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所说的“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此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所独具的穿越时空的现代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9年第1期）
元代名儒熊禾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他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建阳熊氏入闽始祖唐代熊秘的十七世孙。自幼聪敏颖悟，有志于濂、洛、关、闽之学，遂师从朱熹弟子辅广的门人刘敬堂。南宋咸淳十年（1274）举进士，曾被命为汀州司户参军。熊禾一生六十五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三十年生活于南宋末，后期三十五年生活于元初。故在有的书上，也称他为宋末理学家。实际上，以熊禾成名于元代，以及他的创建书院广招弟子、著书立说传播理学等一系列活动均在后期而论，比较准确地说，熊禾应为元初理学家。
建阳历史上有“七贤过化之乡”的美称，熊禾位七贤之列。其余六贤，分别为朱熹、游酢、黄榦、蔡元定、刘㷍和蔡沈。除游酢为北宋名儒外，其余四贤均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弟，得朱子亲炙而成名贤。唯有熊禾，以宋末元初理学中心已逐渐北移之后，仍以个人的勤奋和不懈追求，以及在理学研究中所取得较高成就而跻身名贤之列，尤为难能可贵。熊禾之“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挥师南下，占领福建，攻克建宁府、邵武军。这一年，熊禾三十岁，距其中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对此，前人叹曰：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宁武州参军，而值宋亡，故不及大用，先生之才不阐，道不行于世，惜哉！”①故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年间（1279—1294），元朝当局闻熊禾之名，曾多次辟请其到州府中任职，熊禾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招聘。此后在元朝生活的三十五年中，熊禾始终批元褒宋，特别是不遗余力地表彰以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宋儒，并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②，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抗元英雄、爱国遗民、诗人谢枋得（1226—1289）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因相与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贼也，所不为贼者，惟足下与我耳’！”二人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二人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三十八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二、在学术上阐明了朱子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为朱子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南宋宝庆二年（1226），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在考亭书院内始创“朱文公祠”。在文公祠落成的《祝文》中，他宣称“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①。首次把朱熹比作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书院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阙里街相提并论。刘克庄的这一提法，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之说奠定了基础。但刘克庄只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理学上成就不高，能够在学术思想上阐明朱子学的历史地位，进而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者，则非熊禾莫属。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子即当代的孔夫子，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在其著述中，曾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反复阐明这一观点。他说：“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②他在所撰《考亭书院记》中开篇即言：“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③此文首联一句骈语，破空而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生于南宋的朱熹应与出于东周的孔子居于同等的崇高地位。接着便提出了所以会有这种观点的理由。因为朱熹的学术思想是维护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之道”的；他和孔子一样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大圣大贤”；他的思想与孔子一样，关系到“世运升降”和国家兴衰。曾有人请元代的著名学者抚州崇仁的吴澄，希望他也为考亭书院写一篇记，吴澄找来了熊禾的记文，仅读完开篇这几句，就连连惊呼：“江南有人矣，予不敢复赘！”就此搁笔。
原为朱熹创建的武夷书院在元代重修落成时，也请熊禾作文以纪念之。他开篇写道：“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④此联流传至今，成为武夷书院的第一名联。
三、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是朱熹学派在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至元十九年（1282），熊禾从建阳来到武夷山，在武夷五曲晚对峰建洪源书堂，在此读书、著述和讲学，前后达12年之久。其时，从各地前来从学的门人众多，“远近翕然宗之”（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熊禾自述其盛况：“隐屏之下，曲溪之滨，岁岁作赠语，饯友朋。散在郡邑，盖不少矣。”①元史药房《送熊退斋归武夷序》称：“君家近武夷，自其幼时，往来文公精舍，已慨然有求道之志。……居无何，适丁世变之会，物换星移，无所售其初意，乃束书入山中，筑洪源书堂于五曲晚对峰之左，与朋友讲习旧业。其徒数十人，粝食涧饮于寂寞之滨，大肆其力于六经，日以周公、孔子之说相磨砻。于文公诸书是信是行，如《易》《诗》《书》《春秋》皆为之集疏，复为《＜四书＞＜小学＞集疏》，以羽翼之，释回增美之功极矣。”②故熊禾的洪源书堂虽名为书堂，而实为书院，是其传播朱子理学和培养理学人才的教育基地。
至元二十六年（1289），徽州婺源学者胡一桂（庭芳）来武夷拜访熊禾，携来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熊禾在武夷、建阳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通过讲学，胡一桂深感自己的学问不如熊禾，从此开始从学于熊禾，前后时间陆续长达17年。胡一桂的父亲胡方平本是董梦程的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则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高弟和女婿。因此，胡一桂之从学熊禾，可视为是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与融合，而通过这种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晚年，熊禾回到了建阳梓里，修复了其祖上遗留的鳌峰书院，在此继续讲授朱子理学。从学门人，安徽、江西一带远道而来者有之。大德九年（1305），胡一桂携带弟子董真卿来访，命其从学于熊禾。董真卿后来成为一位知名学者，著有《周易会通》一书。
在鳌峰讲学期间，熊禾曾应朱熹玄孙朱春等人之请，先后在考亭书院和武夷精舍任教，主讲朱熹的《大学章句》。其著名的《考亭书院记》一文即撰写于考亭讲学之时。
熊禾在入元后，绝不仕元，但为了维系儒学的道脉，为了朱子理学的传播，他与建宁路通判四川人氏毋逢辰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好朋友。其原因也在于毋逢辰是一位思想上崇尚理学的官员，受熊禾的影响，曾先后修复了宋末毁于战火中的闽中七所书院，被熊禾称为“其仕闽以化为政，道南七书院皆其再造也”①。其中，就有朱熹的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即便是远在云谷山中的晦庵草堂，“亦为之起废”，即为之重修。此外，还有顺昌的双峰书院，也是毋逢辰为之修葺一新。他还将考亭书院原有学田90余亩增至500多亩，此举得到熊禾的高度赞赏，在为其所撰《重建武夷精舍疏》中，称他为“以蜀西之珍，负道南之望”。
四、以朱子学说阐释儒家经典，著述宏富
以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和整理儒家经典，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得以成功建立的关键，熊禾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说：“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②又说：“道之兴废，莫大于文献。……六经、四子，与夫十七史等幸赖伊洛、考亭诸大儒参互讨论已一，当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质往圣不谬、启百世以后来哲不惑？”③
正因为熊禾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文献对社会治乱的重要作用，故他在武夷、鳌峰讲学时，尤其注重著书立说，用朱熹的理学思想来阐释儒家经典。史载，熊禾著述极为丰富，“所解自《易》《诗》《书》《春秋》《孝经》《四书》《小学》外，其他农、礼、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为异端所蛊，正以圣道，勒成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礼通解》，未及脱稿而卒。”①熊禾的著作今存《勿轩集》八卷、《易学图传》二卷、《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等。
对熊禾的理学成就，与他同时代的大儒许衡认为，熊勿轩“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②。（本文载《朱子文化》（创刊号）2006年第1期）
在武夷山阐扬朱子学的元代名儒陈普
陈普是与元代福建名儒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齐名的福建理学家。清何瀚《武夷山志序》说：“崇（安）为宋名贤大儒钟灵之处，历代讲学传道于九曲中者，绵绵绳绳，……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游者数百人，称石堂先生。”①其中，杜清碧指的元代隐居在武夷山的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号清碧，江西清江人，寓居武夷，元代文学家）；而“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称石堂先生”的“陈霍童”，即陈普。比较而言，杜本的成就主要侧重在文学上，在理学方面，几无著作传世，而陈普的成就则主要在理学上，故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在福建理学发展史上，杜本可略而不提，而陈普则不容忽视。
陈普（1244—1315），字尚德，号惧斋，又号石堂，福建宁德人。宁德有“天下第一洞天”之誉的霍童山，故又称“陈霍童”。陈普师承韩翼甫（恂斋），韩是朱熹高弟辅广的学生。入元后，陈普成了朱熹学派在元朝福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元朝生活了四十六年，元朝政府曾三次请他出山做官，他坚拒不受，并在讲学的书院中高悬“志不仕元”的横匾以明志，坚守民族气节，为后人所传颂。陈普三次拒绝元朝政府的任命，即使是官学教授这样的职务也予以回绝，但却十分乐意在各地私立书院中担任教职。他最早曾应建阳刘熙（纯父）之聘在刘氏云庄书院任教，后又应熊禾之邀在建阳鳌峰书院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还在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著名书院为诸生讲明朱子理学。之后，又赴江西德兴，在初庵书院执教。晚年在莆田各大书院讲学十八年，每年登门求教的弟子多达数百人。
陈普在建阳、武夷讲学，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说朱子理学，在普及与传播朱子学方面有重大贡献。如对朱子学的历史功绩，他以描述武夷美景为喻说：
虹桥一断几千龄，亲手文公再造成。
何事游人尚迷路？乱寻无楫渡船撑。
下有小注云“首句言道丧千载，二句言文公续之，末言百家昧之”①。一首七言绝句，把朱子继绝续断、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以及世人对此仍然迷茫且表示不可理解之意，表述得十分明白。
再如“太极理”，是朱子学的一个难点。太极和理是什么关系？太极和无极又是什么关系？这在朱子理学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陈普用几句话就把这些深奥的道理阐释得明白无误。他说：
太极，道也。以其无形之可见，无声之可闻，故谓之无极。周敦颐先生怕人将太极为块气看，故以太极之妙示人，加此二字于太极之上，不过谓其无而实有，有而复无形声之可闻，故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盖文理当然，非太极之上又别有一个无极也。太极即道也，可以心见，而不可以目见，可以心闻，而不可以耳闻，故谓无极。②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谓太极理，太极就是“理”，是形而上的“道”，因其看不见（无形），听不见（无声），故又称“无极”。周敦颐为了使学者不要把太极误以为是某一种具体的物体（块气），故以无极来解释太极，以此来解说太极说其“无”“而实有”，说其“有”“而复无”（无形声之可闻）的特性。所以，太极就是形而上的道，眼睛看不见，可以用“心”来见，耳朵听不见，可以用“心”来听，所以又称为“无极”。这与其在《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中所说“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①是完全吻合的。
又如，孔孟传统儒学讲“仁”讲“礼”，程朱新儒学讲“理一分殊”，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传授给书院诸生的，在元代儒者中，应该说，并不多见，而陈普则是其中难得的一位。他说：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士无习者，而去非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所以为仁，孰要于此。六经、四书可讲明者何限，而仁者万殊之总会，礼者，万理之节文。事事穷其节文，则其总会处可以渐而融贯，故礼明则无不明矣，礼得则无不得矣。②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指的是由朱熹所撰，而由其高弟黄榦和杨复续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朱熹所有著述中，此书较为晚出，故在宋末元初的知识界中，研习者不多。在晚宋，可书者为黄榦及其弟子赵师恕（季仁）。其特点表现为将朱熹的礼经学说从书本走向生活，向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转型。而赵师恕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者。他在任余杭令时，就曾以朱熹的礼学来移风易俗。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又在福州“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临之”。故黄榦又于其年六月有《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一文。赵师恕将高奥艰深的朱子学说与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相结合，以此向民间普及，故其师黄榦对他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①的评价。文中的补山，即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本为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赵师恕邀请黄榦率门人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实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其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
而在元初的福建朱子学派中，熊禾继承了黄榦的礼经学思想，在其重建的建阳鳌峰书院中，教导诸生以此书为课本，由习礼而识仁，以求“所以为仁”之理，因此得到陈普的肯定，赞其“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
朱熹说：“此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且要先识认得，先存养得，方有下手立脚处。”②“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③“万理之原，万事之本”，此为朱熹释仁的重要观点。朱熹释礼则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了解了朱子的观点，再来看陈普的解说，就知道陈普之说，已将识礼求仁，“事事穷其节文”的礼学实践视为“万理之节文”，与“万殊之总会”的仁，构成了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一点，在其以《礼乐》为题的诗句中也可得到印证。他说：“礼只是制度，乐只是和顺；礼只是序，乐只是和。故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合同而化，而乐兴焉。”④“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说的就是以仁为本的众礼与仁所构成的“一本”与“万殊”的关系。
又如，“不远复”是绍兴十七年（1147）十二月，刘子翚临终之前，向朱熹传授的“《易》为入德之门”，而“不远复”三字符又为修身之要的重要学术观点。朱熹在《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中记刘师教导说：
“……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所谓‘不远复’者，则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于是尝作《复斋铭》《圣传论》，以见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为言之，汝勉哉。”熹顿首受教。居两日，而先生没。①
在《易经》中，复卦为上经第二十四卦。其初九为“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又云：“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对此，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解释是，“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②，“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③而刘子翚则认为：
易固多术，或尚其辞，或尚其变，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尽其本，则用自应。何谓本，复是已。尝窃为之说曰：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复始，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子乎，不远而复称为庶几，盖本夫子尝以复礼为仁之说告之矣。颜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极，一已既克天下归仁，复之之功至矣。④
在如上引文中，程颐只是把复卦视为修身的方法之一，刘子翚则不仅将其作为修身的方法，而且提而升之，将其视为《易》学的根本，而其核心则是“复性”，此复性即孔子所提倡而由颜子所身体力行的“克己复礼”。故刘子翚在《跋浩然子》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
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当自户始，学《易》者当自复始。克己复礼，颜子之复也。……是知复之一义，为闻道之要言，进德之捷径。①
陈普对此复卦有其独到的体会，他在以“复”为题的诗句中说：“人心已纵而复收，道心已失而复还”②，所言可谓简洁明了，而又准确无误。
陈普在武夷山泛舟九曲之后，对朱熹的《九曲棹歌》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体会，他把这种体会撰成《武夷棹歌注》一卷。他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并非只是写景，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故陈普从朱熹的九曲诗中，力图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陈普的这一观点，后来流传到朝鲜，在朝鲜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尹轸暎先生介绍，他珍藏了一幅《武夷九曲图》，不是自然景观图，而是概念化的表现道学阶段性特性的示意图。“在这幅《武夷九曲图》中，将第一曲到第九曲依路径进行了图式构造。在上段有记录教训内容的《训蒙绝句》，在中段像迷宫一样的图案，是从一曲到九曲以横竖勾勒出的三段式图案。进入图案画面，一边节节读阅朱子的武夷棹歌十首，便会被一曲到九曲的美景吸引身临其境。武夷九曲图如果和道学的理解相互结合，比起描绘自然之美则更能很好的表现图式的形式特点。”①很明显，此图的作者，实际上是受了元代朱子学家陈普的影响。陈普有编注《武夷棹歌》一卷，今存《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丛书集成新编》本。陈普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②从朱熹的诗中，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这幅产生于朝鲜的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把陈普的观点从文字变成了图谱，以此为陈普的观点张目。由此可知，陈普的理学思想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5年第4期）
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探源
作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在传统理学、书院文化、图书出版、版刻技艺、商业交往、传统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值世纪之交，地处徽州的黄山和地处闽北的武夷山先后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名录，使两地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美自然风光双双走向世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本文侧重从代表两地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朱子理学的徽系与闽系，探考两地文化的渊源关系。
徽州自古就有“程朱阙里”之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洛学”的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和“闽学”的创始人朱熹，其祖籍均为徽州的缘故。明人赵滂编有《程朱阙里志》，所述徽州程朱理学人物的事迹盖缘于此。
程朱理学在徽州得以产生广泛影响，则源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本人两次入徽传播。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和淳熙三年（1176），朱熹曾先后两次回祖籍探亲和扫墓，每次逗留数月。借此良机，他在故里婺源、歙县一带聚众讲学、广招弟子，传播理学理想。据笔者所撰《朱熹书院与门人考》，①婺源李氏钟山书院、晦庵书院、歙县紫阳书院等均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琅琅书声。其时，先后从学于朱熹的徽州弟子就有婺源的李季札、汪清卿、程洵、程樗、滕璘、滕珙、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祝癸，他们还先后赴闽至朱熹亲手创建的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从学，成为朱子理学徽系的骨干力量。
至于福建的武夷山和建阳两地，自古以来就分别有“道南理窟”和“南闽阙里”之称，这是因为朱熹生平数十年生活在闽北武夷山和建阳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他生平创造的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沧洲精舍都在此两地。这里，既是北宋时杨时、游酢、胡安国等大儒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又是南宋时集大成的朱子理学诞生、发展和成熟的大本营。
武夷精舍建成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闽浙赣湘皖，以及许多徽州籍的学者如滕璘、滕珙、程端蒙等亦来从学。滕氏兄弟与程端蒙都是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回婺源省墓之时的及门弟子。据笔者考证，滕璘、程端蒙赴武夷从学均在淳熙十四年（1187）①，而吸引他们千里迢迢赴闽求学的原因，当然是朱熹高深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力量。这位祖籍徽州的理学集大成者，曾在一封书信中自称与滕璘来自同一块“土壤”②，他殚精竭虑创建的理学思想体系无疑是包括其故里在内的门人弟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殿堂。他们与朱熹学派的许多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在物质生活极其困乏的条件下坚持刻苦钻研，长期潜修。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徽系学者与闽系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下、九曲溪畔择地筑室，创建书院，以继承朱熹的理学道统为己任，从而使武夷山在南宋时成为一座理学名山，后人誉之为“道南理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定居建阳，创建考亭竹林精舍（后更名沧洲精舍），在此著述和讲学。一批门人弟子，又聚集于考亭。据笔者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00多人。①其中闽籍弟子有蔡元定、蔡沈、黄榦、廖德明、李方子等，徽籍弟子有滕璘、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等。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探讨社会人生，寻找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建阳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南宋宝庆元年（1225）秋，著名爱国诗人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在考亭沧洲精舍内建文公祠，次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刘克庄在书院落成的《祝文》中写道：“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②文中“夫子”即孔夫子，儒学开山祖师；“阙里”是孔子故里，即山东曲阜。刘氏在此把理学的集大成者称为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与山东曲阜相提并论，这就为此后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奠定了基础，为建阳日后逐渐被称为“南闽阙里”留下了伏笔。
从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到建阳被称为“南闽阙里”，这为两地的理学发展乃同出一源留下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标记。
朱熹逝世后，其各地门人弟子为捍卫和阐扬朱子学进行了不懈努力，由此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各个支脉或不同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徽系和闽系两支。徽系的学派宋代有鄱阳饶鲁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的介轩学派，元代有歙县郑玉的师山学派等；闽系则有蔡元定的西山学派、蔡沈的九峰学派、黄榦的勉斋学派、陈淳的北溪学派和真德秀的西山学派等。徽系双峰学派的开创者饶鲁、介轩学派的开创者董梦程虽不直接师从朱熹，但他们都是朱熹高弟、闽系学者勉斋黄榦的门人。元代的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开创介轩学派的董梦程，是黄榦同门学友董铢之侄，其后继有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
由宋至明，徽系和闽系的理学家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隔阂和学派的分支而中断了学术交流，同出一源、亲密无间的学术渊源仍然是维系两地学者的一种精神纽带。如饶鲁的及门弟子程若庸，字逢原，徽州休宁人。淳祐间（1241—1252）曾被聘为湖州安定书院讲席和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咸淳四年（1268）登进士，被授为朱熹当年亲手创建的武夷书院的山长①，从游者甚众，学者称为徽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图说》诸书。朱子门人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饶鲁从其学。此后，程若庸与吴澄等则从饶鲁学。元代著名学者揭溪斯、赵孟頫、林梦正等均为程若庸门人，由此形成朱子学鄱阳双峰学系。程若庸入主武夷书院设帐授徒，是在黄榦促使闽学北传，逐渐走向全国时，又由徽系学者回传至福建、回传至武夷山的一个例证。
朱熹讲学之地建阳，在宋、元、明三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中心，素有“图书之府”之誉。为了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朱熹在建阳时曾经开办过刻书作坊，进行学术研究和经商活动相结合的实践。②在他的影响下，其闽籍弟子如蔡元定、蔡渊、黄榦、郑性之、廖德明、詹体仁，徽籍弟子如滕珙、祝穆等均参与刻书实践。③尤其是祝穆，在刻书活动中，在遇到其书版被建阳等地不法书商盗印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从而促使我国最早的版权观念的形成。
祝穆（？—1256），字伯和，一字和甫，晚号樟隐，祖籍徽州歙县。其父祝康国，是朱熹的表弟，随朱熹定居武夷山。祝穆因得以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山和建阳，晚年在建阳麻沙水南建“樟隐楼”，定居于此。在此，他编撰并刊刻了引起当地轰动的两部巨帙——《方舆胜览》和《四六宝苑》，遭到了周边各地不法书商的竞相盗版。歙县祝氏，是著名的新安士族、南宋徽商的典型代表。朱熹在提到母亲一族时，曾自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①。由于祝穆从小随学于朱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加上其家族所遗传的徽商特有的“贾而好儒”的潜质，使其对盗版行为能够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祝穆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由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转运司颁布了禁止各地书坊翻刻二书的榜文，四处张贴。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为我国古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树立起一座丰碑。在徽、闽两地的理学史、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关于祝穆其人其事，详情请参阅拙文《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②
元明时期，徽系与闽系学者仍然相互往来交流，他们虽不直接师承朱熹，但多为其再传、续传，其学术思想均源于考亭一脉，因建阳乃考亭故居，故两地学者往往在此相互研讨、订正其著作，而建阳书坊为传播他们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的方便，是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如婺源胡一桂（庭芳）就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挟策来闽”③，带着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建阳理学家熊禾（勿轩）在武夷、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胡方平是董梦程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也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的高弟、女婿，因此熊禾刊刻此书，实际上是一次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这种既为朝拜“南闽阙里”，又为出版其学术著作而来的新安、鄱阳等地的学者，在元明两代还有董真卿、胡炳文、倪士毅、王逢、何英等人。董真卿于元大德间随胡一桂到云谷访熊禾，带来了其父董鼎的《孝经大义》《书集传辑录纂注》《朱子说书纲领辑录》书稿。《孝经大义》一卷，熊禾嘱其族兄熊敬为之刊；《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又一卷）、《朱子说书纲领》一卷，则于延祐五年（1318）由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刻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刊本。熊禾在为《孝经大义》写的序中说：
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阳董真卿，访余云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携父书，有《孝经大义》者，取而阅之，则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亨父所辑也。其书为初学设，故其词皆明白易晓。熟玩之，则其间义趣精深，又有非浅见闻所能窥者。①董真卿之子董僎，则于元天历元年（1328）将真卿所著《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又名《周易会通》）十四卷刻印于建阳书坊，为此书初刻本，有“笔画清劲，雅近颜柳，元刊中致佳本也”②之称誉。
胡一桂所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诗序附录纂疏》一卷、《诗传纲领附录纂疏》一卷、《语录辑要》一卷，则于泰定四年（1327）交由建阳理学家熊禾友人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后附王应麟《韩鲁齐三家诗考》。《诗传纲领》篇目后有行书刊记7行：
文场取士，诗以朱子集传为主，明经也；新安胡氏编入附录纂疏，羽翼朱传也。此刊记虽为书坊图书广告，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安后学与朱子理学的渊源关系。正如四库馆臣在著录胡一桂撰《易本义附录纂疏》所言：“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于授受源流辨别尤甚。”①
元代理学家陈栎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纂辑诸家之说，以疏通宋儒建阳蔡沈的《书集传》，“于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②此书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历代通略》，元明间建阳也有刊本。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徽州休宁人，其学为朱子门人婺源滕珙续传。③
此外，婺源胡炳文的《四书通》二十六卷，乃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天历二年（1329）刻印，此书的编辑，是自称“新安后学张存中编”。此书泰定三年（1326）发刊，天历二年（1329）刻成，前后历时四年。在编辑过程中，张存中认为胡氏所撰，详义理而略名物，因排纂旧说，编成《四书集注通证》六卷，附于此书之后④，同时刻印于余氏勤有堂。
元代建阳有一位叫刘锦文的刻书名家，其书堂名“日新书堂”，有许多徽系理学家的著作都是由他刻印出版的。如歙县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大成》三十六卷，元至正二年（1342）即交由刘氏印行。数年后，此书又由倪氏加以重修，订为二十卷，仍交给刘锦文改刻⑤。至正三年（1343），刘锦文还刻印了休宁赵汸的《春秋金锁匙》一书；至正八年（1348），又刻印祁门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⑥。汪克宽、倪士毅、赵汸三人均为元末理学家，当时学术界有“新安三有道”⑦的称誉，指的就是他们三人。他们的书稿都交由建阳书坊刻印，除了表明当时建阳刻书业比较发达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阳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这些阐扬朱子理学的著作在这里出版，要比在其他地方出版更有意义。
明代，徽、闽二系的学者仍继承了宋元理学家的传统相互交流。如鄱阳学者王逢，字原夫，号松坞，是徽系饶鲁双峰学派的传人，师从朱公迁高弟洪初①，曾于正统年间携门人何英同至建阳，与当地学者相互交流。建阳刘剡，是朱熹门人刘崇之的后人，为王逢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师从于王逢，从此自称“松坞门人”。此为南宋朱子学，经黄榦北传后，于明代又经徽系学者回传至建阳的一个例证。由鄱阳朱公迁撰、王逢辑录、何英增释的《诗经疏义会通》二十卷，则由刘剡交付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刻印，为此书初刻。王逢撰《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也于此时刊刻于建阳。由于刘剡与新安、鄱阳一带学者关系密切，而他的名字又往往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故后人往往将他误为这一带的人。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在著录刘剡撰《四书通义》二十卷时，因此书乃继胡炳文《四书通》、陈栎《重订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之后而作，而上列诸人均徽州人氏，故馆臣将他误为“休宁人”，《休宁县志》也因此有了刘剡此书之名。此虽为前人无意间的一个错误，但由此可证两地学者的密切关系。
以上对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的渊源关系在宋明时期的具体表现作了初步探考。由于前人对此课题几乎没有什么论述，可借鉴的参考资料不多，故本文所涉还是十分粗略和肤浅的。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弘扬徽闽两地优秀的文化学术传统，加强两地当今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系2001年“国际儒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陶新民、解光宇主编：《中华儒学》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黄道周“明诚”论的哲学意蕴
明末爱国英雄黄道周是一位集易学家、理学家和书画家于一身的著名大师。他在理学方面的成就，被前人誉为“明代闽学之殿将，影响后学甚大”①。但从1949年以来，研究黄道周的理学思想的成果并不多，除了一些宋明理学的专著用了很少的篇幅作了一些简要介绍之外，单篇论文已难得一见，更遑论专门论述黄道周理学思想的专著了。故在这一方面亟须加强，使这位“闽学殿将”在宋明理学方面的贡献能广泛地被今人所知，以便古为今用。
举凡宋明理学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既是理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黄道周也不例外。他曾先后在福州、余杭大涤山和漳浦等地讲学，四方学者云集。黄道周最著名的讲学处有余杭大涤书院、漳浦县城东郊的明诚堂（又称明诚书院、文明书院）和漳州邺侯山的邺山书院等。明诚堂原名东皋书舍，是黄道周于万历三十七年（1509）从漳浦铜山迁往县城的新居。崇祯十六年（1643），黄道周在他的门人和朋友资助下，将书舍改建为明诚堂，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落成。黄道周于三月十日起在明诚堂主持有数百人参加的讲学大会。遗憾的是，就在黄道周大张旗鼓讲学之时，明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败亡。直到五月二十七日，黄道周和学子们才得知这一消息。黄道周讲学之事，就此戛然而止，同时也为明代福建理学家在书院的讲学画上了一个句号。黄道周以一代大儒的身份，肩负起了匡扶明室、募兵抗清的重
任，不幸于隆武元年（1645）十二月在江西婺源战败被俘，翌年三月五日就义于南京。
黄道周的“明诚”论就是他在明诚堂讲学之时提出的。据洪思《黄子年谱》载，崇祯十七年（1644）黄道周六十岁，这年春三月，明诚堂落成。在祀奉先圣先贤礼毕后，由黄道周为诸生开讲，话题就从堂名“明诚”开始。有学生问“今日‘明诚’二字，的从《中庸》里来，是可为良知、主敬别下针药？”黄道周回答说：
良知、主敬，只是“明诚”注子。从诚生明是良知，从明归诚是主敬。先后贤初无两路，亦自不用针药。①又说：
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要与日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颜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有一番沤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做圣贤人，不吃便饭。②
“明诚”二字，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的，是《中庸》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在《中庸》一书中，子思是把“诚”作为万物由此派生的世界的本体，即天道；同时，“诚”又是人所应遵循和追求的道德伦理范畴，即人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故诚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道德伦理。孟子则将此改动一字，成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③。一个“思”字，突出了道德主体的主动性追求。宋儒朱熹则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之谓”①，特指诚实可信的道德品质，将“诚意”列为儒家学者的主要修身方法（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一。有时，他也将“诚”与“理”结合起来，说：“诚是理。”“诚者，实有此理。”②“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③
从以上分析可见，黄道周的“明诚”论乃直承子思而来，故当有学生问，“明诚”二字，“是可为良知、主敬别下针药？”黄答以“良知、主敬，只是‘明诚’注子。从诚生明是良知，从明归诚是主敬。先后贤初无两路，亦自不用针药”。“先后贤初无两路”，是说从子思、孟子，一直到朱熹、王阳明，在“明诚”这一道德理念上，没有什么矛盾之处，这是黄道周杂糅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表现之一。
良知最早来源于孟子的“良能良知”说。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是人先天与生俱来，而不用后天学习就已经具备的。明代王阳明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了“致良知”之说。致是扩充、达到的意思，即通过扩充“良知”，达到对封建伦理道德原则的认识与实行。
主敬，则是朱熹所主张的道德涵养工夫。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④“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本为程颐的理论，朱熹将其作为其主敬致知、修养心性的“学问大旨”，其后朱熹又将此进一步明确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简称“居敬穷理”，成为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修养心性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上文在引用朱熹的“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之后，还有一段话是：
而其维持主宰，全在敬字。……若不以敬为事而徒曰诚，则所谓诚者不知其将何所错（措）。①
又说：“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②，故“主一之谓敬，一者之谓诚”。对道德主体而言，敬是通往“诚”这一实然之理的主要修养工夫。由此可见，在黄道周之前，朱熹本人也是将“敬”作为“诚”的“注子”的。黄道周一方面吸收了朱熹的主敬说，一方面又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朱熹的“主敬”一起作为其“明诚”的“注子”，即注解，这实际上是他杂糅朱、王理学与心学这一倾向的又一表现。他曾经说过：“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③子静即陆九渊，南宋理学中“心学”的主要代表，世人将后起的王阳明与之并提，称“陆王心学”。
黄道周虽主张以王阳明的“良知说”作为其明诚论的“注子”之一，但他的良知又与王阳明，甚至与孟子的“良知”均有所不同。他认为“良知”也须培养、浇灌，无“落地光明”即与生俱来之良知。所以，他认为学者要保持此良知，就必须如提灯一样，“灯亮时自谓眼力甚明，灯灭时，虽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须学得此光与日月同体，低头内照不失眉毛。”④“提灯”之说，实际上是黄道周对其“明诚”论的“明”一字的形象化说明。“明”为彰显之意，学者“要须学得此光与日月同体”，就必须时时“提灯”，意即道德涵养之功不可松懈，须时时着紧用力。
此说与朱熹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朱熹在建阳考亭书院讲学之时，也曾以“举烛”为喻来解说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他说：
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①
黄道周以“提灯”喻涵养良知之说，与朱熹的“举烛”喻致知之说，不仅在形式上相似，在内容上也基本相同，只不过黄道周在此乃借用了王阳明的“良知”一词。但从黄道周的讲学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良知，已不是王氏所说的先天所具有的本来良知，而是后天学而习之的致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道周的“明诚”论，既是他以“诚”为宇宙天地万物本源的天道，同时也是他所主张的合圣贤之德的人道。诚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与天地合德”的道德伦理；从诚生明，“谓之性”，可视为被黄道周改造过的不同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从明归诚，“谓之教”，可视为是朱熹所主张的“主敬”。此为黄道周明诚论的第一层哲学意蕴。
对黄道周“明诚”论是道德伦理学说的哲学意蕴把握得比较准确的，有清康熙间任漳浦知县的陈汝咸，他在《明诚书院记》一文中说：
明诚书院者，石斋黄先生讲学处也。昔子思子以“自明诚”为教，……盖性本于天命，无妄流行，诚则真实无妄，复于性之本体；然非有明善之功，断无由尽性以达天，是乃圣门之学也。明时正、嘉而后，士大夫讲学，每好语自然。若曰“汝耳自聪，汝目自明，无事穷理致知，以求反躬实践”，是趋简旷，乐闲便，不免流为异学，亦大异于“明诚”之旨矣。先生天姿高明，平时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直提“性善”，有似《孟子》七篇，乃其讲学之堂独以“明诚”名，何与？盖性之善，虽非气质所得而杂，而学问思辨以穷理致知，是圣学之不可阙者；不如是，则所谓真实无妄，皆入于窈冥昏默，不但学知利行以下者无措以入道，将并生知安行者而诬之矣。先生故以是名堂，其为世道虑，不甚深且远乎？①
黄道周“明诚”论的第二层哲学意蕴，是他的致知止善的认识论意义。他认为，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知即知止，止即至善。“凡意不诚，总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谓万物可以意造，万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处，生成一个龙蟠虎踞，不得支离，渐渐自露性地，所以说是物格知至。”②“所谓知至，知至便是明诚。”③
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朱熹论“格物致知”，分为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两个阶段。所谓格物穷理，就是通过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道德规范等事事物物的探究，达到对内在世界、外部世界等的道理和规律的认知，故其中包括向内寻求和向外寻求两条路径。所谓格物致知，则是将通过格物得来的已有知识加以类推，“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黄道周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思想。他认为，格物穷理有两条途径，他称为“路头”。一是“从克己处入手，于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头”，二是“从博文处入手，于理义看到至命上，是渐次路头”。④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黄道周的认识论无论是“从克己处入手”，还是“从博文处入手”，其向内寻求的功夫多于向外寻求的功夫，这就使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往往与道德认知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从格物→克己（或博文）→知至→止善→明诚。有见于此，故笔者将黄道周的认识论不称为“格物致知”，而称为“致知止善”。以下这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黄道周“知止至善”的认知意蕴：
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继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说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时乘，在吾身中，独觉独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对照过，共知共觉，是家国天下。……以此心意，彻地光明，才有动处，更无邪曲，如是月一般，故曰明明德于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此是古今第一本义，舍是本义，更无要说，亦更不消读书做文章也。①
此物究竟是何物？在这段话中，始终未见明示，但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得出结论——此物非“物”，而是他一再强调的“古今第一本义”的“诚”，故其知止至善的最高境界就是“明诚”。这就是他所说的“所谓知至，知至便是明诚”的含义。
高令印教授认为：“对黄道周的学术特点，其学生洪思谓‘黄子学善朱子，素不善文成良知之说’（《王文成公集序》，《黄漳浦集》卷二十一）。其实，黄道周受王学的较大影响，亦有象数思想，其朱子学思想是不纯正的。”②高教授在此所说的“不纯正”，是说其受到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较大；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黄道周的王学思想也是“不纯正”的，其主要表现当然是他和会朱、陆，杂糅朱、王的缘故。而恰恰是这种和会和杂糅，却显示出了黄道周的理学思想，彰显出与以往福建学者大不相同的特色。
王阳明反对朱熹将天理视为伦理（社会的道德准则）与物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相统一的思想，而宣称“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主张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从而提出了“圣人之道，惟在心中自得”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明中叶王学初兴之时，学界对王氏之说多视为异端邪说，是公然对朱子理学的严重挑衅。为了回应王学的“挑衅”，福建特别是闽南则有一批朱子理学的后继者，如张岳、王慎中、林希元、何乔远、陈琛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以抵制和消除王学的影响。其中，惠安的张岳（1492—1552，字维岳，号净峰），“不喜王守仁，学以程朱为宗。”曾建净峰草堂，授徒讲学，力辟王学之非。他还曾赴浙与王阳明辩论“明德亲民之旨”，与“持敬”“知行”之义。前后三日，王阳明“终不能屈之”。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阳明学在福建的影响并不大，即使是阳明讲学之风甚劲，弟子半天下之时，他在福建的弟子除了一些外地赴闽为宦者之外，闽籍的学者却不多。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只列有阳明在闽中的弟子莆田马明衡一人，就是明证。
由上述可知，在黄道周之前，福建的理学基本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当元明时期安徽和江西的一批学者在辨析朱、陆异同，倡导“和会朱陆”之时，福建几乎没有学者对此作出反映。而从晚明开始，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福建作为朱子理学的大本营，也开始有了和合朱陆、杂糅朱王，以求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理学大家。此人就是黄道周。
黄道周的“明诚”论形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他六十岁在明诚堂讲学之时。两个月后，他就肩负起了匡扶明室、募兵抗清的重任；两年后，他英勇就义于南京。天崩地裂的时代，充满血腥的历史，没有给黄道周提供更多充足的时间，让他将此论加以周密的思考和论证，使其趋于更加精密和完善，以致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有一些费解和疏漏。但他的明诚论，还是引起了后来的一些理学家的较大关注，尤其是对开启清初王夫之的哲学思维，产生了重要作用。王夫之的“诚气”论，与黄道周的明诚论，二者之间，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本文系2006年11月漳州“黄道周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附注
①〔宋〕朱松：《韦斋集》卷十二《祭丘君文》，清康熙庚寅朱昌辰刻本，叶10B。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15页。
③〔宋〕朱松：《韦斋集》卷十一《定婚启》，清康熙庚寅朱昌辰刻本，叶19B。
①〔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9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纂训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1页。
②〔明〕冯继科等：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列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23A。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六，《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51—4952页。
①〔明〕冯继科等：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列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叶6B。
②〔清〕李再灏、梁舆等：《建阳县志》卷十三，《福建师范大学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70页。
③〔清〕李再灏、梁舆等：《建阳县志》卷十三，《福建师范大学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7册，第720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朱子全书》第20册，第436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书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06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七《答丘子服膺》，《朱子全书》第21册，第4773页。
①〔宋〕蔡元定：《谪舂陵别诸友诗》，《蔡氏九儒书》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第69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六《答储行之》，《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66页。
③陈荣捷：《朱子门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①颜回是以德行著称的孔门弟子，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被后人尊为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曾参也是孔子门人，他发展了孔子的孝道，被尊为“宗圣”。
②〔宋〕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九《与黄直卿书》，第1257页。
③〔宋〕朱熹：《朱熹集》卷九十三《朝散黄公墓志铭》，第4724页。
①〔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世谱》，清光绪印本。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814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5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祭晦庵朱先生》，第734页。
⑤〔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四《答刘公度》，第3400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第512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④〔宋〕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五，第4416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⑥〔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四《答刘公度》，第3400页。
⑦〔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⑧〔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传》，第12777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9页。
④本年端午，朱熹所撰《记游南康庐山》文中记同游者有“黄直卿”之名，见《朱熹集》卷八十四，第4362页；淳熙八年（1181）闰三月朱熹离南康任，过庐山，写下《山北纪行》十二章，文中有“黄榦季直”之名，见《朱熹集》卷七，第341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⑥绍熙元年（1190）腊月，朱熹撰于漳浦郡斋的《跋蔡端明献寿仪》，文中有“且嘱诸生黄榦临视唯谨”之语，《朱熹集》卷八十二，第4256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16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三《答刘季章》，第2637页。
②〔宋〕朱熹：《朱熹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第5151页。
③即《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一章。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第2870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第2870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43页。
②〔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七《黄勉斋文集序》，正谊堂全书本。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25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26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27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31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33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第493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36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41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45页。
②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之《朱熹及其相关的书院考述》一节，第1—35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第83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七，第491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494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493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495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第584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第705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第585页。
②〔明〕陈献章：《陈白沙集》卷六《次韵张廷实读（伊洛渊源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6册，第220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第585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第150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第199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第1428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26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25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第2812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九《介轩学案》，第2971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第2995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第2994页。
③乌兰察夫、段文明：《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70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第3004页。
①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叶味道》，第374—375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集《覆谥》，第856页。
①〔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世谱》，清光绪印本。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第2020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传》，第12782页。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845页。
①参拙文《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6页。
②〔明〕宋端仪、薛应旂：《考亭渊源录》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49页。
③〔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7页。
④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95页。
⑤〔清〕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25册，第57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3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二，第430页。
③〔清〕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第67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第707页。
⑤〔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8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四《庸斋集提要》，第1402页。
②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91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第504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80页。
⑤庆元五年，朱熹撰《皇考吏部朱公行状》作“钧”，《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16页；嘉定十四年黄榦撰《朱文公行状》作“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第704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67页。
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61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1页。
②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09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61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二，第430页。
⑤〔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十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
①〔清〕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第57页。
②（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五上，《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第822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第711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9页。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9页。
③〔宋〕徐元杰：《楳埜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673页。
④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85页。
⑥〔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第34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七，第486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497页。
③〔清〕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卷三，《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0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六，第472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8页。
⑥参拙著《武夷山冲佑观》，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⑦〔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第716—717页。
⑧〔宋〕刘克庄：《后村集》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第158页。
①〔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4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第508页。
③〔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二十九《宴前湖南赵帅乐语》，第309页。按：《宋史全文》卷三十三载：（嘉熙元年）十一月丙辰，诏湖南帅臣赵师恕进两秩，以平衡州酃县寇故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1册，第702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24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七，第485页。
⑥〔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一，第321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语录》，第805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0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6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第516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3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第349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一，第429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第386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3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9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8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语录》，第805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5页。
⑤〔清〕张伯行《道南源委》卷三，第59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陈宓传》，第12310页。
⑦〔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上》，第237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三，第440页。
②〔宋〕林畊：《尚书全解后序》，《尚书全解》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第5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集，第864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43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第2014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四，第45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8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集》，第865页。
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二，第462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6页。
②〔清〕张伯行：《道南源委》卷四，第79页。
③〔明〕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0页。
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二，第44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六，第470页。
②〔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十二，第726—727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三，第449页。
④〔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4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66页。
③〔清〕谢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名宦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104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第2312页。
①〔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0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何基传》，第12979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25页。
④〔宋〕金履祥：《仁山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存全书》第1189册，第822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第347—349页。
②〔明〕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8册，第702页。
③〔清〕许应鑅等：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十九《文苑传》，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
④〔清〕许应鑅等：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十九《文苑传》，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
⑤〔宋〕黄义明：《临川县学勉斋祠记》，载康熙《抚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清康熙刊本。
①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214页、178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第339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六，第474页。
④〔清〕杨毓健等：《南溪书院志》卷四，赵所生等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⑤〔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07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第515页。
②〔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第650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第1808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4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吴昌裔传》，第12301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吴昌裔传》，第12302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四，第542页。
④〔宋〕黄榦：《复饶伯舆》书二：“后来者习闻其说，亦未有卓然兴起者，故所望于师鲁、明父者不啻饥渴也。”（《勉斋集》卷十五，第465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双峰学案》，第2812页。
⑥〔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6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双峰学案》，第2812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3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50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介轩学案》，第2917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第226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第469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语录》，第797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46页。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语录》，第789页。
⑥〔宋〕赵汝腾：《庸斋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第288页。
①参拙文《朱门颜曾——黄榦》中“朱学北传”一节，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46—447页。
①〔清〕黄兆麟：《黄氏姓源》，载〔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世谱》卷一，清光绪印本。
①〔宋〕郑樵：《通志》卷二十六《氏族略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志四五二。
②福建姓氏源流研究会黄氏委员会编印：《黄勉斋学术研究文集》，2000年12月铅印本，第120页。
①江夏入闽始祖黄膺公宗史研究会：《正本清源，光辉历史》，2002年铅印本，第27页。
①〔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2页。
①〔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世谱》卷二，清光绪印本。
②参拙文《宋代建本地名考释》“东阳崇川”一节，《福建史志》1987年第6期。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朝散黄公墓志铭》，《朱子全书》第25册，第4284页。
②〔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世谱》卷二，清光绪印本。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族叔处士墓志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72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西外知宗诉同庆坟地并事目》，第62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朝散黄公墓志铭》，《朱子全书》第25册，第4288页。
②〔宋〕陈义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814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族叔处士墓志铭》，第727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仲兄知县墓表》，第730页。
⑤刘填，字仲抚。其父刘炳，亦朱子门人，黄榦、黄东学友。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仲兄知县墓表》，第730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五《仲兄知县墓表》，第730页。
③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05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第736—737页。
⑤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27页。
①江夏入闽始祖黄膺公宗史研究会：《正本清源，光辉历史》，2002年铅印本，第221页。
②江夏入闽始祖黄膺公宗史研究会：《正本清源，光辉历史》，2002年铅印本，第4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56页。
④〔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黄榦传》，清光绪印本。
⑤〔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第369页。
⑥〔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九《与口口辞依旧知安庆府》，第62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58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第2042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二，第532页。
④〔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第736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56页。
⑥〔清〕黄作宾等重修：《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黄榦传》，清光绪印本。
⑦〔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与胡伯量书》二，第369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三《处士潘君立之行状》，第677页。
②〔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三《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状》，第678页；卷十二《与林宗鲁司业》书一，第431页。
③〔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二，第532页。
①〔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221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五《初见晦庵先生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535—536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五《初见晦庵先生书》，第53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第2814—2815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陈淳传》，第12788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竹林精舍录后序》，第575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第2821—2822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第2230223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第2832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第2832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与黄寺丞直卿》，第681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与黄寺丞直卿》，第681页。
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答赵司直季仁一》，第689页。
④〔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与郑寺丞》二，第692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第22232224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道学体统》，第614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道学体统》，第614页。
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师友渊源》，第616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用功节目》，第616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三，第529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六《题小学》，第3991页。
②〔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第1970页。
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启蒙初诵》，第624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启蒙初诵》，第625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启蒙初诵》，第624页。
①〔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启蒙初诵》，第624—625页。
②刘子健：《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载《文史》第21辑，1983年。
③邱汉生：《宋明理学史》卷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④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①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②毛凯：《浅析＜北溪字义＞“根原”范畴所存在的差别》，《魅力中国》2010年7月第3期。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第3219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一，第1386页。
②〔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347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第2695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第786页。
②〔宋〕王迈：《真文忠公政经序》，《中华再造善本·真文忠公政经》卷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叶1A—B。
①〔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30册，第74页。
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十四《跋陈复斋为王实之书四事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533页。
①〔宋〕真德秀：《西山帅長沙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西山真文忠公政经》，《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叶23A—B。
②〔宋〕真德秀：《宋真文忠公政经》，《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叶48A。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七《宁国赵书记》，《四部丛刊》本，叶13A—B。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第2696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论仁说》，《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0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1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75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17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16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16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18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七，第1188页。
⑧〔宋〕黎靖德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第241页。
①〔宋〕黎靖德编：《晦庵先生朱子语类》卷一百六，第2646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8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18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二，第2735页。
⑤〔明〕张悦：《政训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1册，第730页。
①〔元〕胡炳文：《云峰集》卷三《送知州范朝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766页。
②〔明〕林文俊：《方斋存稿》卷五《送郑君日进守嘉兴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1册，第767页。
③〔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2册，第61页。
①〔宋〕叶口：《爱日斋丛钞》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677678页。
①〔明〕彭昭：《政训前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1册，第700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第1120页。
①〔明〕冯继科等：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勿轩熊先生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09A。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四《熊禾传》“宁武州参军”作“汀州司户参军”，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9页。
②此言最早见于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文中未注出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①〔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三十五《文公丙戌春祀祝文》，《宋集珍本丛刊》第82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69页。
②〔元〕熊禾：《勿轩集》卷四《重建文公神道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802页。
③〔元〕熊禾：《勿轩集》卷二《考亭书院记》，第777页。
④〔元〕熊禾：《勿轩集》卷四《重修武夷书院疏》，第800页。
①〔元〕熊禾：《勿轩集》卷一《送詹君履学正序》，第773页。
②〔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一，清道光九年（1829）五夫尺木轩刊本，叶34A—B。
①〔元〕熊禾：《考亭书院记》，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叶31A。
②〔元〕熊禾：《勿轩集》卷一《送胡庭芳后序》，第771页。
③〔元〕熊禾：《勿轩集》卷三《闲乐堂记》，第792页。
①〔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四《熊禾传》，第369页。
②〔元〕许衡：《熊勿轩先生文集序》，《熊勿轩先生文集》卷首，《丛书集成初编》第2407册，第1页。
①〔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首，清道光九年（1829）五夫尺木轩刻本，叶1B—2A。
①〔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十八《武夷一曲》，《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1册，第540页。
②〔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九《无极》，第415页。
①〔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十二《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第457页。
②〔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十三《鳌峰求仁课会题目序》，第474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九《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第508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李元翰》，《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16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朱子全书》第14册，第255页。
④〔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九《礼乐》，第42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69页。
②〔宋〕程颐：《周易程氏传》，《二程集》，第819页。
③〔宋〕程颐：《周易程氏传》，《二程集》，第820页。
④〔宋〕刘子翚：《屏山集》卷一《颜子》，明正德七年（1512）刊本，叶15B—16A。
①〔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六《跋浩然子》，明正德七年（1512）刊本，叶4A。
②〔元〕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九《复》，第427页。
《武夷九曲图》，17世纪，纸本·墨，97×45cm，韩国尹轸暎珍藏
①（韩）尹轸暎：《16世纪武夷九曲图的传入和性格》，《朱子文化》2011年第2期。
②〔元〕陈普：《武夷棹歌》，《丛书集成新编》第7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8页。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1页、19页、18页。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70—72页。
②〔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书一，第2387页。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第133—224页。
②〔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2A。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第2817页。
②参拙文《朱熹刻书事迹考》，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海峡两岸论朱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参拙文《朱子门人刻书考》，《朱子研究》1995年第1期。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九十八《外大父祝公遗事》，第5045页。
②《文献》2000年第1期。
③〔元〕胡一桂：《麻沙刘氏族谱序》，建阳《贞房刘氏宗谱》卷一，民国九年（1920）刘氏忠贤堂活字印本。
①〔元〕熊禾：《熊勿轩先生集》卷一《孝经大义序》，《丛书集成初编》第2407册，第2页。
②〔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第22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第96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下》，第2354页。
④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经部》，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第308—309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⑦〔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下》，第2359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第3836页。
①李兆民：《明清福建理学家之概况》，《福建文化》第四卷二十四期。
①侯真平、娄曾泉点校：《黄道周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②侯真平、娄曾泉点校：《黄道周年谱》，第23-24页。
③〔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2页。
①〔宋〕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5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02页。
③〔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六《答曾致虚》，第2214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10页。
①〔宋〕朱熹：《朱熹集》卷四十六《答曾致虚》，第221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103页。
③〔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三十《朱陆刊疑》，清道光刊本，叶三：十A。
④〔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3—134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2页。
①〔清〕陈汝咸：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下》，清康熙刻本。
②〔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榕坛问业》，第1347页。
③〔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榕坛问业》，第1347页。
④〔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榕坛问业》，第1355页。
①〔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榕坛问业》，第1335—1336页。
②高令印：《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4页。
知识出处
《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
本书分为朱子论、后学论、书院论和前贤论四个专题。“朱子论”内容涉及朱子的理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统观、道德观、孝道观、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等方面。“后学论”主要论述宋明时期的朱门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等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朱子学方面的贡献。“书院论”主要探讨朱熹及其后学所创建的书院在推动朱子学、推动闽台书院文化建设及其发展中的作用。“前贤论”主要探讨有关朱子的前辈学者，如杨时、游酢、李侗等人相关文献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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