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南宋思想史上，朱熹是一位极其重视图书刊刻出版的理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无论是赋闲家居在闽北创建书院著述讲学，还是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期间，刊刻图书，推动当地的图书出版和印刷业的发展，是其重要的业绩之一。
  朱熹为何重视图书刊刻出版？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传播思想的主要途径仅有两条。一是口头传播，即开课讲学。其局限是受到时空的限制，一堂课充其量不过是数十百人，且不能保持久远，影响有限。二即图书传播，白纸黑字，一部印版，化身千万；印刷装订成册，不受时空限制，读者随时随地可以阅读，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朱熹对此深有体会，曾说：“如千部文字，万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圣贤逐一写得如此。圣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个印板印将去，千部万部虽多，只是一个印板。’”①因此，朱熹以著名教育家亲临各地官学和书院讲学，以当世大儒出任地方长官，均极其重视刻书出版，以推行他的以道德性命学说为主体的理学思想。而在客观上，此举对这些地方的出版业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并逐渐体现在此后他在各地担任地方官的南康、浙东、漳州和长沙等地的刻书事业发展中。
  朱熹在各地刻书，除了生活时间最长的崇安五夫和刻书中心建阳之外，刊刻数量最多的是在漳州。他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四月至次年（1191）四月，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里，就刊刻出版了《易》《诗》《书》《春秋》四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此外，还有《近思录》《家仪》《乡仪》《楚辞协韵》等十几种著作。他在《答刘伯修》书信中说：“尝患今世学者不见古经，而《诗》《书》小序之害尤甚。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①由此可知，朱熹在漳州“刊定”的儒学经典，试图通过删除对理解这些经典有“害”而无助的、前人强加的“小序”之类，从而达到恢复“古经”原貌的目的。
  朱熹对漳州的图书出版和印刷的推动，是因为他在漳州曾担任主官知州之故。其影响可谓显而易见，表现为显性影响。而在泉州，他只有早年在泉州属县担任低级官吏，如同安县主簿的经历，且其时并未在同安或在泉州刻书，故他对泉州刻书的促进作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他对泉州的图书出版却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就隐藏在他对这一时期泉州的官刻本所作的一系列序跋之中。
  故本文就是要通过对朱熹所作相关序跋的深入解读，来揭示其对泉州刻书隐性的影响。
  一、谢克家刻本《资治通鉴举要历》
  谢克家（1063—1134），字任伯，上蔡（今属河南）人。北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任泉州知州，平江知府，召为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建炎四年（1130），除参知政事，以病求去。绍兴四年（1134）卒于衢州。
  南宋绍兴初，谢克家在泉州知州任上，曾刊刻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云：“司马光撰《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②所谓“得而上之”，是说谢克家在得到晁说之藏本后，将此书上呈给朝廷。在此，陈振孙有一个环节，在版本学上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环节未能说清。即谢氏所上之书，究竟是稿本还是刻本？如果是刻本，是何人何时何地所刻？
  而早在陈振孙之前，朱熹已将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他的《资治通鉴举要历序》一文，本为司马光曾孙伋所刊《资治通鉴举要历》而作，开篇即言：
  清源郡旧刻温国文正公之书，有《文集》及《资治通鉴举要历》，皆八十卷。《历》篇之首，有绍兴参知政事上蔡谢公克家所记，于其删述本指、传授次第，以及宣取投进所以然者甚悉。然其传布未甚广，而朝命以其版付学省，则下吏不谨，乃航海而没焉。独《文集》仅存，而历数十年未有能补其亡者。①
  “清源郡”即泉州，因郡内有清源山而成为泉州别称。据乾隆《泉州府志》载，南宋建炎、绍兴间，谢克家曾三任泉州知州，时间分别为建炎三年（1129）、绍兴元年（1131）和绍兴三年（1133），后移知平江府。②由此可知，朱熹所说的“清源郡旧刻”本，其刊刻年代，应即谢氏在泉州任职的绍兴元年至三年之间（1131—1133）；主持刊刻者，即时任知州的谢克家。
  朱熹序中还提到了《文集》，即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此书的刊刻地点从现有资料来看，可能不在泉州，而是在福州，由福建提刑刘峤于绍兴二年（1132）刊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将此书名著录为《司马文正传家集》八十卷。其中有云：“集乃公自编次，公薨子康又没，晁以道得而藏之，中更禁锢。迨至渡江，幸不坠。后以授谢克家，刘峤得而刻版上之。”①由此可知，谢克家当年所得“晁以道得而藏之”的“稿本”，除上文所说《资治通鉴举要历》外，还有此文集。为传播此二书，谢克家采用了分而刊之的办法，即将《资治通鉴举要历》刻印于泉州，由其主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则刻印于福州，由提刑刘峤主持。
  谢克家泉州刻本《资治通鉴举要历》久佚。刘峤福州刻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国家图书馆存，卷一至四、七十七至八十配明弘治十八年（1505）卢雍抄本，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②前有刘峤序云：“文集凡八十卷，为二十八门，其间诗赋、章奏、制诏、表启、杂文、书传，无所不备。得于参知政事汝南谢公。”③此“参知政事汝南谢公”，即谢克家。
  谢氏事迹，史志所载较为零散。较详者有《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五，《浙江通志》卷一五四。《赤城志》卷三四载：“谢克家，上蔡人，字任伯。绍圣四年中第。建炎四年参知政事，终资政殿学士。绍兴初，寓临海。事见《国史》。弟克明，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赠朝奉大夫。侄杰，浙西安抚司参议官。”④
  谢克家泉州“旧刻”《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因久佚，且史上一向无藏家为其著录，故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而朱熹此序，则为此留下了揭示真相的珍贵线索。
  ①〔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
  ②对此刻本的刊刻年代，有绍兴二年（1132）福州刻本和绍熙刊本二说。认为绍兴刻者，以清黄丕烈最早，今学界多从其说。他认为：“余重是书之刻，在宋为最初本。”“世行本以《传家集》为最古，今见此绍兴初刻题曰《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则‘传家’之名非其最初。”（载《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八十末页）认为绍熙本者，见《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首书牌“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绍熙刊本景印”。笔者在此从前一说。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为何对史学家司马光的著作情有独钟？一方面，这与其建构理学思想体系有关。众所周知，《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底本，以理学家的眼光，“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墜绪，垂懿范于将来”①，以其理学思想贯穿于其中。编纂时间，始于乾道八年（1172），其意在于用春秋笔法，昭鉴戒，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与其创建理学道统论有密切关系。在朱熹所建构的理学道统谱系中，有司马光的一席之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建阳考亭举行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中，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四配之外，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和李侗七人从祀。②《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有云：“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③紧接着，还特别强调“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是说，司马之史学，与众贤之理学，虽为“殊辙”，然而其道则同归于一理。
  由此可知，朱熹对泉州刻书的影响，实际上是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对图书出版业的一种隐性的辐射作用。
  二、程佑之刻本朱熹编校《二程遗书》
  程佑之（生卒年不详），字升夫，号吉老。乾道四年（1168）八月之前，在泉州刻印朱熹编校《二程遗书》。朱熹《答程允夫（洵）》书云：“去冬走湖湘（按，指乾道三年赴潭州与张栻岳麓会讲），讲论之益不少。……近泉州刊行《二程遗书》，乃二先生语录，此间所录，旦夕得本，首当奉寄也。”④指的就是程佑之刻本《二程遗书》。“此间所录”指的是朱熹在建阳所编录；所刊《二程遗书》，其主要内容系二先生语录。今通行本《河南程氏遗书》即出自朱熹编本《二程遗书》，其中每卷均以“二先生语一、二先生语二……”依序编排。
  在《朱文公文集》中，程佑之名号共出现两次。一作“程舶”，盖因程佑之其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①因以此称之。朱熹《答许顺之》云：“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仔）细校过，但说释氏处，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②一作“程宪”，因程佑之在泉州市舶司提举之后“移宪广东”，见于《答何叔京》。其中有云：“《知言》一册纳上，《语录》程宪未寄来也。所疑《记善》，足见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别纸具禀其详。”③《二程遗书》是传统理学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朱熹视其为“四海九州千年万岁文字”，而“程舶”却对此不太上心，故朱熹将此书的重校之役命许顺之负责打理。因许顺之是朱熹官同安主簿时的及门弟子，其家离泉州最近之故。
  除此两处之外，通观朱熹《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及后人所编《朱子年谱》，均未再见此程氏之名号，由此可知程佑之与朱子关系并不太密切，除刊印此二书之外，别无交集。既然如此，何以判定程佑之即“程舶”或“程宪”？今泉州九日山西峰东麓石刻群有文曰：
  河南程佑之吉老，提举舶事以深最闻，得秘阁移宪广东，金华王流季充，帅永嘉薛伯室士昭，天台鹿何伯可，浚仪赵庠夫元序，莆阳陈谠正仲，薛雍元肃，饮饯于延福寺。实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九日。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二一载：
  （乾道四年）八月五日，诏提举福建市舶程佑之，职事修举，可除直秘阁，权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①
  乾道四年（1168）八月，泉州提举市舶程佑之奉调广东提刑。九月二十九日，同僚为他在延福寺设宴饯别，留下此题刻。可作为程佑之即“程舶”或“程宪”的重要依据。
  既然程佑之与朱子关系并不太密切，为何要为其刊刻此书？原因之一，程佑之是二程的后人，刊刻祖辈先贤所著，乃晚辈当然之责；二是朱子是有宋一代二程洛学最有成就的传人，号称“程朱”。他所编校的《二程遗书》《二程外书》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而有“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之举。以故，才有编纂于建阳寒泉精舍的二程遗著，不在刻书中心建阳出版，却在泉州刻印的特殊组合。
  程佑之事迹，史志所载甚罕。《桂故》卷五“刘彦登”条载：“程佑之，字升夫，自洛阳家此，盖二程之后。其人亦以学行为桂人所推重。其名俱在北郭外望夫山。”②《明一统志》卷八十三：“程佑之，河南人。宋绍兴间避地寓居于桂。后帅五羊，今其子孙坟墓俱在桂林。”③
  最后，需特别指出，据笔者以往的研究，朱熹编校《二程遗书》，是他在建阳寒泉精舍讲学之时，故想当然地将此书归为建阳刻本，刊刻者则为朱子本人。④而据学界通常所言，二程“《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在宋时版行，号称程氏四书”，“原出宋建宁本也”（按，建宁，指建宁府，建阳为其属邑）①，与笔者所论相同。而通过以上的解读，追溯此“建宁本”源流，其中《遗书》的最早刻本应是由朱熹编纂于建宁，而由程佑之刊印于泉州，在此，大有特别纠正之必要。
  三、司马伋刻本《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
  司马伋（生卒年不详），字季思。陕州夏县（治所在今山西夏县）人，寓居杭州。本司马光族人，因司马光无后，建炎间以其族人为曾孙，司马伋有幸入选。绍兴十五年（1145），司马伋任浙东安抚司干办，因“畏秦桧有‘私史害正’之语，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司马）光所论”②，上奏朝廷，“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一事，即发生于本年。③绍兴末，曾任括苍通判。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绍兴末，谢景思守括苍，司马季思佐之，皆名伋。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公作守，司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闻者绝倒。”④乾道九年（1173）历广州知府。⑤
  淳熙十年（1183），司马伋历官泉州知府，在任上曾以宋绍兴二年（1132）刘峤刻本为底本，重刊宋司马光文集，题为《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此书刻印于泉州公使库，故此刻本，通常均著录为泉州公使库刻本。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著录云：“及观周香严所藏旧钞本，亦为卷八十，而标题则曰：‘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卷末有‘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内印造到’云云。又有嘉定甲申金华应谦之、并有门生文林郎差充武冈军军学教授陈冠两跋，皆云公裔孙出泉本重刊，是《传家》又重刊本矣。”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载：“司马及，淳熙九年（1182）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居二年，除龙图阁待制，再任。增饰礼殿，设殿帘两庑。揭御赞，锓诸板。”②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卷十有“司马伋等九日山题名”“司马伋莲华峰题名”摩崖石刻两则，均题为郡守司马伋。其中清源山莲华峰司马伋视察水利题刻云：“淳熙十年，岁在昭阳单於涂月立春日，陕郡司马伋相视水利竟事，因登此峰。玉牒赵仲山、开封韩用章偕行。四明林致夫期而不至。”③由此可知司马伋任泉州“郡守”的准确时间，正与刊刻此集的时间吻合。
  淳熙十一年（1184），司马伋又刻印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朱熹为之作后序：
  清源郡旧刻温国文正公之书，有《文集》及《资治通鉴举要历》，皆八十卷。……淳熙壬寅，公之曾孙龙图阁待制伋来领郡事，始至而视诸故府，则《文集》者亦已漫灭而不可读矣。乃用家本雠正，移之别板，且将次及《举要》之书，而未遑也。一日，过客有以为言者，龙图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逾年告成，则又以书来语熹曰：“是书之成，不惟区区得以嗣承先志而修此邦故事之阙，抑亦吾子之所乐闻也，其为我记其后。”④
  由此可知，朱熹为泉州刻本《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资治通鉴举要历》作后序，乃应司马伋之请。《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载其事迹较为详整：“司马伋，字季思，夏县人。温公曾孙。出镇广州，终开国伯、吏部侍郎。所交皆天下名士，洪迈辈乐与之游。凡温公之书，必梓行之。于《资治通鉴》得公凡例于残稿中，撮其要例传于世，予夺之旨大明。高宗南渡，扈从寓杭。今为山阴之始祖云。”①
  四、结语
  宋元时期，泉州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商业繁荣。当时，建阳等地生产的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泉州销往海外的。其时，在泉州任职的地方官和一些当地学者是刻书业的主力。张秀民先生对此曾有一评价，认为南宋时期的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②，正是从南宋泉州官刻这一角度而言的。③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不少泉州官刻本湮灭无存，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也几乎不为人们所知，而通过对朱熹相关序跋的解读可知，朱熹对泉州刻书也曾有过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其在理学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对图书出版业所产生的一种隐性的推动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16FZS051）阶段性成果，载《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