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佛教在西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学理论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禅佛教哲学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完成了从般若学本体论向涅槃学心性论的转换之后，佛教心性学说一度成为此后隋唐时期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对其时在理论形态上仍显得十分粗糙的孔孟原始儒学来说，则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面对佛教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渗透，使那些坚持以儒学思想为正宗的儒家学者们难以沉默，如韩愈撰《原道》等著作，阐明儒家道统学说以排击佛学；李翱则撰《复性书》以糅合儒、佛，开北宋理学诸子援佛入儒之先声。
  武夷山是文化名山，历史上，儒、佛、道三种文化都极为发达，从佛学来说，不仅在晨钟暮鼓的寺院，诵经念佛的长老那里可以寻觅到影踪，即使在理学家和文学家身上也能发见它的痕迹。本文以南宋时期先后发生在武夷山地区的两种文化现象，即朱熹的“援佛入儒”与严羽的“以禅喻诗”为例，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朱熹的“援佛入儒”
  在回应佛学的挑战中，南宋理学家朱熹是这场理论运动的集大成者。他在反对佛教，批判佛学一切皆空的出世观的基础上，主张以外来的佛教思想的长处来改造儒家思想，使之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朱熹的“援佛入儒”，主要表现在援引佛家思辨哲学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论证形式等诸方面，以此来阐发儒家的思想。如“理一分殊”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基本命题，讲的是哲学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事物之理是一般的、普遍的，而一般的理又寓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之中。他在阐述这一命题时，曾用“月映万川”作比喻，说明“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于一源”①，这就直接援引了佛学禅宗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由此来说明“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朱熹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②，这个“理”，就是万物的本源。这个万物统一的本源表现在大千世界上又寓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就好像天上只有一月，而映照在江河湖海之中则有万月。另一方面，千差万别的事物源于一理，犹如江河湖海之万月仍本于天上的一月一样。除此之外，朱熹在心性论、修养方法、理欲观等方面也吸取了佛学的佛性论、静坐持敬、禁欲主义等有关内容。
  在思维方式上，从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可以发见其“援佛入儒”的独特视角。该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编撰体例上，既继承了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又借鉴了禅宗《传灯录》的编纂形式，于传主多分为记行的“事状”和记言的“遗事”两节。事状录传主的行状、铭记、年谱、事略等，遗事则多取传主语录。这种编纂形式，可以说是朱熹的“援佛入儒”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的一个创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元代编撰《宋史》，其中《道学传》《儒林传》即以此书为蓝本。同时，此书也开创了如明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这一类“学案体”史书的先河。而在思想史发展进程中，朱熹在本书中所创造的“伊洛渊源”传授系统，与他后来在建阳考亭所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③所叙述的道统自尧舜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此后道统失传，一直到北宋周、张、二程才继绝续断，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道统观念，其具体内容则表现为一种统贯古今的“传道正统”的承传谱系。这个承传谱系的完成，应该说，是他借鉴了禅宗传灯录的思维方式才得以实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禅佛教的心性学说的传播，也直接刺激了宋儒以义理解经思潮的兴起，从而使汉唐注疏之风至此为之一变。其直接结果便是，从先儒的重五经到宋儒的重四书，到朱熹手中最终得以全面完成，其主要标志便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淳熙四年（1177）首次序定并在建阳刊行，并在其后短短的23年中，在全国各地得以连续再版、重印了八次。①
  应该说，就其实质而言，朱熹的援佛入儒，吸取的主要是佛学中的范畴、命题和思辨形式和思维方式等，而其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则仍然是与佛学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
  概言之，为了从理论上回应讲心性、重修持的佛学的挑战，同时也为了弥补先儒多重视社会政治伦理，而较忽视心性之学的不足，朱熹率领门下弟子，以书院为阵地，高扬理学旗帜，援引佛学精粹，全面开展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从而使儒学经典从前人的重五经演化为后儒重四书的转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因为朱熹敢于排除门户之见，融儒、释、道于一炉，集诸子百家于一体，方能登上被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文化高峰。
  严羽的“以禅喻诗”
  我国的诗歌创作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不良倾向。这种倾向，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以抽象思维的概念、议论、说理来代替诗歌创作。针对这种反形象思维的不良倾向，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著名命题。严羽所说的“别材别趣”，在他的诗论中具体表现为“妙悟”。他说：“大抵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②这就是严羽以禅喻诗的“妙悟说”。
  严羽的“别材”是从诗与“书”的对比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书”之外“诗”之内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才能所指为何呢？我们只是从他的有关言论中揣摩出他指的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而不是从“别材”这个概念本身判定的。显然，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到此为止是不够的。因此严羽就要使用他认为更为恰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概念。于是，在唐宋时期佛学盛行，士大夫多喜参禅言佛的风气影响之下，严羽便信手拈来以之为武器来批评宋诗反形象思维的倾向，这就形成了他的“以禅喻诗”——以佛学禅宗用语“妙悟”比喻作家的创作心理活动。
  这个比喻是否贴切？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佛家在阐述佛理时，并非和盘托出，而是往往也借助于具体形象给你以某种象征和启示，如王士祯所说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之类即是。①这与诗人在作品中，“给你几朵野花，你去想象无边的原野；给你一束流云，你去想象广阔的天空”的形象的启迪性是相似的。这“野花”，这“流云”，是诗人创作心理活动中所形成的审美意象在作品中的体现，它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形象本身，就像“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也能给打坐入定的佛教徒们以“超以象外”的启示那样。因此，这个比喻说全了，就是以参禅心理活动中的形象性比喻作家创作心理活动中的形象性，而作家创作心理活动中的形象性也就是形象思维的内涵之一。
  过去有些评论者批评严羽的“妙悟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不对。“妙悟”一词本意指的是参禅的渐修顿悟工夫，确实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虚幻神秘色彩。特别是写诗要反映现实，而参禅则要逃避现实，这些人正是从这一点来批评严羽的；但严羽在此是以禅喻诗，并不是说参禅等于写诗，在此，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即参禅和写诗，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的，“比喻总是取其一枝一节的，其本意无非只是要强调‘妙悟’对诗道的重要。在这里，我们应该重在论究其强调‘妙悟’的当否，‘妙悟’既属借喻之辞，就不可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禅学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这些借喻上的问题，我认为同‘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不能把后来有人脱离现实归咎于他重视了诗歌艺术的特点。”①
  二者的内在联系
  朱熹的“援佛入儒”与严羽的“以禅喻诗”有何内在联系？或者说朱熹的“援佛入儒”对严羽有何影响？这是过去的研究极少所为人关心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从师承来说，严羽曾就学于包恢，而包恢之父包扬，字显道，号克堂，建昌军南城人。淳熙十年（1183）为朱熹武夷精舍门人。绍熙四年（1193）率生徒14人至建阳考亭续学。此后于庆元年间多次至考亭问学于朱熹。②包恢，字宏父。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郡县。曾任福建提刑兼知建宁府，官至资政殿学士，史称“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政声赫然”③。庆元六年（1200）春，他随父包扬同往考亭问学达两个月，所以包恢实际上也是朱熹的入门弟子。其自著《敝帚稿略》卷五《跋晦翁先生帖》云：“某之先君子从学四十余年，庆元庚申之春，某亦尝随侍，坐考亭春风之中两月。”“某先君侍文公学四十余年，受其诲最多且久。……庚申之春，又尝躬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学焉。”④从包氏父子均从学于朱熹的情况来看，严羽实乃朱熹的二传弟子。先师援佛入儒，弟子以禅喻诗，堪称异曲同工。
  二是从地域来说，严羽的家乡是素有“南武夷”之称的邵武。南宋时期，其邻县建阳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被誉为“图书之府”。⑤这里书坊（私人出版机构）众多，刻本众多，经、史、子、集，靡所不备。朱熹对此曾有“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①的描述。
  为写作《沧浪诗话》，严羽曾到过建阳书坊广泛搜访图籍，这在他的《诗话》中就有蛛丝马迹可寻。如《考证》第二十二条：“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②这段话中的“书市”，与南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首载“康伯可，名与之，……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伯可之歌咏，故应制之词为多。书市刊本，皆假托其名”中的“书市”，指的是同一地方，即建阳崇化书市。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则云：“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可见，与黄昇编辑《花庵词选》一样，严羽也曾到此地搜访图书。
  以建阳、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是南宋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朱熹一生七十一年（1130—1200），除了在外地宦游数年外，有六十多年是在闽北武夷山、建阳等地度过的，为构建其庞大、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在闽北创建书院，广招门徒，培养理学人才，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考亭学派。这个学派以建阳、武夷山为中心，广泛开展各种文化学术活动，而著书立说是其重点；内容则广泛涉及传统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而又以诠释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朱熹通过遍注群经，将自己的理学观点贯穿其中，从而形成其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如四书系列有《四书章句集注》，《书经》系列有《书集传》，《易经》系列有《周易本义》，礼经系列有《仪礼经传通解》《文公家礼》等。当他将这种注经的方法转向文学领域时，就有了其阐释《诗经》和《楚辞》的两部经典之作——《诗集传》和《楚辞集注》。
  在这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地处建阳邻县邵武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尤其是作为朱门二传弟子，他所受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了。故朱熹说：“三百篇，情性之本。《离骚》，词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乎此，是亦浅矣。”①严羽也说：“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②朱熹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③严羽则说：“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④
  三是从佛学渊源来看，朱熹的禅佛学思想最早是来自其早年师从的武夷三先生，即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和屏山刘子翚。三先生中，除刘子翚信奉天童正觉派禅宗外，刘勉之、胡宪均信奉径山宗杲派禅宗，而朱熹的佛学思想主要就是径山宗杲派禅学。
  其主要表现是朱熹在十七岁前后曾一度师事崇安五夫的高僧道谦，以至“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⑤。其起因，缘于绍兴十四年（1144）某日，在刘子翚住所见到了道谦禅师。他自述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⑥朱熹还曾随刘勉之至建阳肖屯草堂从学，此地竹原山有竹原庵，与道谦同出宗杲门下的宗元禅师即为此庵住持。故此庵与道谦主持的五夫密庵一样，成了武夷三先生与道谦、宗元的谈禅悟道之所，也是朱熹出入佛老的重要场所。据朱熹《祭开善谦禅师文》，朱熹的佛学思想，最终师承于道谦。且在绍兴十六年（1146），为“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熹曾到五夫密庵三次向道谦学禅。该文有“丙寅之秋，师来拱辰。……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⑦诸语，可证。朱熹此时的出入佛老，为其日后援佛入儒，即以佛教思想的长处来改造儒学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道谦禅学通过朱熹的儒学化而融入宋明理学，成为朱子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严羽的佛学知识也来源于径山宗杲派禅宗。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妙喜（严羽自注：是径山名僧宗杲也），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①此语不可简单视为是严羽的一句戏言，而应视为是宗杲禅学思想在武夷佛教发展中，因有道谦、宗元禅师等人发扬光大，又有儒学大师朱熹从儒学立场的多方援引，从而广泛地被武夷士人所熟知的一种表现！朱熹与严羽的佛学思想均来源于径山宗杲派禅宗，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不是。因为前面说过，严羽是朱熹的二传弟子，且朱熹的一些著作如《楚辞集注》《朱子语类》，严羽都有读过，除上文所揭的“如士人治本经”诸语外，据郭绍虞先生的考证，严羽在《诗辨》中对苏轼、黄庭坚诗作的评价，在《诗评》中对唐卢仝、李贺及对《楚辞》的一些看法，均采用了朱熹的说法。故郭先生坚称：“沧浪论诗，多采朱熹语”②，“沧浪论诗，多采朱熹说，此所谓前辈，即指朱熹。语见朱氏《楚辞集注》。”③
  由此可知，朱熹与佛教禅宗宗杲的渊源，严羽不可能不知，此即严羽的以“禅“——实际上以与朱熹“同出一门”的宗杲之“禅”喻诗的佛学渊源。
  要而言之，作为朱门传人，严羽虽不以理学见长，但朱熹的援佛入儒之举，对其后继者而言，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典型范例。严羽将其运用到文学理论上，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文学批评大师，与朱熹的理学文化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吸取外来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