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说朱熹是一位书法家，这在书法学界几乎没有异议。但从根本上说，朱熹是一位理学家，所以他的书法作品和他的诗歌作品一样，都是为他的理学思想服务的。笔者在此仅以他的手书“鸢飞鱼跃”为例，作为本人这一观点的佐证。
  “鸢飞鱼跃”四字，今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馆和南平市建阳区博物馆分别存有明刻木匾各一块。建阳所存长103厘米，宽33厘米，厚3厘米。字体为行书，落款“晦翁”二字。此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建阳县城关征集，据当事人原建阳市博物馆退休考古专家王治平先生回忆，此匾来源于南平，是南平塘源李子坑西林寺的旧物。朱熹写这四字的时间，应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式拜李侗为师之后，地点即在从师寄宿的西林寺。但从这两块匾的落款来看，均题为“晦翁”，而晦翁之号，应为朱熹晚年之号，故此匾的来历，就还有另外两种可能。一是朱熹当年手书这四字之时，并无落款，此晦翁之题，乃后人制作牌匾时从其他书法作品中移录；二是此四字本来就是朱熹书写于晚年，据民间传说，朱熹于庆元党禁期间，曾应李子坑的高僧之邀，到此避过难，①故此书法作品，有可能即写于其时。
  但不管是出自早年还是晚年，朱熹书写此四字的原因，最早仍应追溯至其早年的师从，而与其溺于禅学有着重大关系。其父朱松去世后，朱熹师从的武夷三先生，都信奉禅学，这对青年朱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①。武夷三先生中，刘子翚信奉天童正觉派禅宗，刘勉之、胡宪则信奉径山宗杲派禅宗。朱熹随刘勉之至建阳肖屯草堂从学，此地竹原山有竹原庵，与道谦同出宗杲门下的宗元禅师即为此庵住持。故此庵与道谦主持的崇安（治所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密庵一样，成了武夷三先生与道谦、宗元的谈禅悟道之处，也是朱熹出入佛老的重要场所。据朱熹《祭开善谦禅师文》，朱熹的佛学思想最终师承于道谦。且在绍兴十六年（1146），为“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熹曾到五夫密庵三次向道谦学禅。
  朱熹此时的出入佛老，为其日后援佛入儒，即以佛教思想的长处来改造儒学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道谦禅学通过朱熹的儒学化而融入宋明理学之中，成为朱子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但此乃后话，对当时十七岁的朱熹来说，其当务之急则是驱末返本，逃禅归儒，而此举则与其师延平李侗密切相关。
  李侗，字愿中，号延平，南剑州剑浦县（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师从著名理学家罗从彦，与朱熹之父朱松为同门学友。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剑浦，特拜见了李侗先生。与之谈治学心得，从中透露出来的浓厚禅学思想引起李侗的关注。李侗一方面批评朱熹沉迷于禅学的“不是”；一方面指明了纠正其失的方法，即“只教看圣贤言语”“去圣经中求义”，即要求朱熹要认真阅读儒家经典，不能再沉迷于禅道之中。虽然朱熹当时不以为然，但在同安任上他遵照李侗传授的方法，将禅学暂搁置在一边，开始认真阅读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不想竟然大有收获。其自述云：“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①“后来考究，……毕竟佛学无是处。”②
  在同安任上，经过一年多的读经，反思和求索，朱熹终悟释氏之非而重归儒学，时约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二十六岁。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同安离任候代之时，朱熹写信给李侗问学。六月二十六日，李侗有答书，嘱其“于涵养处著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此即朱熹后来所编《延平答问》所录第一通书札。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月，朱熹回到五夫。同月，徒步至延平拜见李侗，“尽弃所学而师事焉”③，正式拜李侗为师。夜则借宿于西林院，时间长达近三月。此次从学，朱熹向李侗请教了对《论语·里仁》中所提出的忠恕一贯思想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并作《题西林院壁》诗二首，其一云：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
  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④
  诗中以孔子与其弟子在舞雩台吟咏歌舞、游学讲论来比喻自己在西林院从学于李侗的喜悦之情。朱熹此后又于绍兴三十年（1160）冬、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前后两次至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时间均长达数月。
  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初见李侗，到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为止的十年中，朱熹或往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益。在李侗的教育引导下，朱熹不仅划清了与禅学的界限，实现了以儒学为本的回归，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也有重大收获。如李侗的“太极是至理之源”的思想。李侗用二程的理解释周子的太极，认为太极是“至理之源”，贯穿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此说已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转化，对朱熹影响巨大。乾道四年（1168），朱熹撰《太极图说解》，以其理本论的思想进一步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和道教宇宙图式理论，使之成为其构筑的理学体系中宇宙生成论、万物生化论的根源。
  又如为了助其明儒佛之辨，李侗传授“理一分殊”的思想给朱熹。“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①李侗所说的“异端”，指的是佛教。他之所以要用程门“理一分殊”之说来区分儒释之异，是针对朱熹此时以“天下之理一而已”来调和儒释的错误。李侗还特别留心引导朱熹于“日用间著实理会”理一分殊。这种在日用间著实理会，指的是要在日用践履上下功夫，于“分殊”中体认“理一”。李侗这一思想，后来朱熹在传授给他的门人时表述得更为透彻和明白：“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②从“事事物物，头头项项”即“分殊”中理会得各自的“一理”，方能把握“本贯”于其中的“理一”，此说与朱熹后来形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达“豁然贯通”的“格物致知”认识论，和“格物穷理”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其理论来源，则是李侗所传授的理一分殊。
  总之，师从李侗之后，朱熹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有意思的是，这个转变，与其当年沉溺于佛学一样，也是在佛教的寺院中完成的。虽然同是在佛教的寺院，但此西林寺已非当年五夫密庵、建阳竹原庵可比。在朱熹眼中，此寺院与孔子率其弟子吟咏歌舞、游学讲论的“舞雩台”没什么区别。抚今追昔，使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质的飞跃，有如“鸢飞鱼跃”，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激动之余，朱熹挥毫写下了《题西林寺》一诗，之后仍感意犹未尽，又泼墨写下了“鸢飞鱼跃”这四个大字。
  前面说的是朱熹在其师李侗的帮助下，终于向禅佛教告别，完成了逃禅归儒。那么，他在延平西林寺书写的“鸢飞鱼跃”四个大字，仅仅是抒发一种实现了质的飞跃之后的喜悦之情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或者说当时是，后来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在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之后，他发现，这四个字蕴含着一种相当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可用来解说他的理学思想的核心——本体论。于是，在对学生的传授中，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鸢飞鱼跃”成了他每每提及的话语。而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又进一步出现了“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这样的一副对联。
  “鸢飞鱼跃”本为《诗经·大雅·旱麓》中的诗句：“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据唐孔颖达疏，其本意为万物各得其所。子思《中庸》引用此诗句，认为“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解为“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①。此诗也是北宋理学家程颢（明道）教导学生的常用之语。朱熹在写给何叔京的书信中曾提到：“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②又说：“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③
  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无不是天理流行化育的结果，天理是本，万物是用；理之流行，以用体理。万事万物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费”；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则非耳目见闻所能即知即晓，这是“隐”，故学者要默识天理，就必须“观此流行之体”，不间断地上下察识，格物穷理。这是朱熹对“鸢飞鱼跃”的基本解释。
  朱熹的这一思想，在其所著《四书或问·中庸或问》中有了更明确的解释和发挥。他说：“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在上者则鸢之飞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者则鱼之跃而出于渊者，此也；其在人则日用之间，人伦之际，夫妇之所知所能，而圣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①朱熹在此是以“鸢飞鱼跃”从宇宙上下空间的角度来解说天理的流行；又从日用人伦夫妇之道，即家庭、人际、社会的角度来解说天理流行。比起上述解说仅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②的空间角度来说，则又更进了一步，即将此理从宇宙天地又贯通到社会和人生。而将“鸢飞鱼跃”扩展为“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这样一幅有意将“天”“地”错位，上下空间颠倒的对联，则意在告诉人们，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若干结论。一是作为一幅书法作品，“鸢飞鱼跃”四个字蕴含着朱熹丰富的理学思想，是其理学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二是为了阐释其深奥的理学思想，以便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朱熹在此采用了借“诗”（《诗经》）说“理”的方法，体现了朱熹以“理”解“诗”、以“诗”释“理”，即以哲学解说文学、以文学象征哲学的倾向。故从根本上说，朱熹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他的书法作品、文学作品抑或是文论、诗论，往往都是为其理学思想服务的。
  ［本文系2007年10月28—30日第二届中国（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朱熹‘人与自然和谐’高峰论坛”参会论文，载《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朱子文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