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朱子与陈同甫的辩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上，朱子是以三代为标准，而贬抑汉唐。二者间的差别即在公心与私心的问题。同甫反对千五百年之间，天地只是架漏过时，人心也是牵补度日，自决不为无见。但同甫看不到朱子的苦心。在朝廷政治统治下，只有维持一超越的理想，才能对现实政治产生一规约制衡的力量。如果在政治论上完全肯定出之于私心的家天下，则人君自可以为所欲为，而知识分子随着现实政治一路滚下去，真不知要堕落到怎样的田地。
  但在传统朝廷政治的规模之下，朱子也心知肚明，真正的政治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如若汉唐是私，赵宋岂不是私？尤其南渡以后，君父之仇都可以撇在一旁，偏安一隅，岁纳贡以求和，不是私是什么？南宋士大夫清流都反对秦桧，两方面实在是有本质上的矛盾与衡突。
  朱子看得很清楚，在朝廷政治的规模之下，一切的枢纽点在人君，不能把责任推卸到旁人身上。所以他每次上封事或陛见，都必言正心诚意，亲君子远小人的一套，结果在现实政治上当然不能得志，于是退而专心从事教育文化事业。道学者同气相求，自然而然形成一清议集团，令人侧目。当权派虽视为眼中钉，但也因此多少在消极方面发生一点制衡阻抑的作用。
  但朱子的政治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终难在根本处有所突破。他深刻地了解，秦以后之法缺少大的变革，以其都是尊君卑臣之事。这样自然而然在儒家的政治论上形成一个死结。一方面儒者把政治理想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人君身上，另一方面事实摆得清清楚楚地，世间极少明君，如果上焉者如唐太宗还只不过是假仁借义，下焉者更不堪闻问矣。但儒者既必尊君之位，故现实上的人君虽识量短隘，进言时的修辞却还是必须天王圣明的一套，而内容上则又必对居位者痛加劝谏，尤其对包围着他的现实既得利益集团猛烈抨击，于是形成一实际上的尖锐的矛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道学君子由于难投人君之所好，通常乃是失败的一方。于是不得不被摈弃在现实政治的主流之外，充当朝廷政治之一点缀品；若逾越了进言的范围，甚至不免于囹圄乃至杀身之危险。传统知识分子之命运亦惨矣，而终不免于迂阔之讥。真正干练的法家者流挂着儒家的招牌还可以做一点事，而中心信持理想主义的大儒，无论其实际能力如何，其命运必被摈弃在现实政治的主流之外，只能够发抒其思古之幽情，临风陨涕而已！不可能在现实上有真正的作为。
  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则同甫以朱子不必过分理想化三代也不为无理。同甫诚然对超越的理想缺乏认识，但他认定，任何改善现实的理想必通过行动才能实现，每一个时代凭借自己的努力都可以爆出火花来。朱子则还是凌空地谈理想，根本未能照顾到同甫这个层次的问题，宜乎同甫之终未为朱子所折服。从现代的观点看来，尧舜甚至禹还是属于传说时代的阶段，并不属于信史的范围。三代之建立，是否没有一点私意的成分？这是谁也没法保证的事实。这些只是儒者共同承认的历史，焉知没有掺入了许多理想化的成分？至少由孔孟起，真正的儒者并不能用世。到了汉朝，统治者利用儒术的幌子来治理天下，其秘诀是阳儒阴法、王霸杂之。从此儒家与统治者乃有着一种奇特的互相依赖与互相制衡的关系。到了这种平衡完全失去的时候，就逼得要改朝换代，周而复始，一幕一幕地演出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戏剧。
  只有到明末清初，黄黎洲辈身遭亡国之痛，才能畅所欲言，写出原君的大文章，痛陈私天下之病害。但儒者还是找不出一套新的制度来解决根本的问题。一直到西风东渐，这才知道西方有民主制度，而在五四时代提出了德先生的口号。
  其实即使在西方，民主的实施也是一个后来的产物。希腊时代，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国的图象，而没法将之实施。亚里士多德深切地知道，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君主政治可以堕落为暴君专制，贵族政治可以堕落为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可以堕落为暴民政治。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人民普遍生活水平提高，印刷术发达，知识传播迅速，民智普遍提高，现代西方式的民主才有可能实施。但即如此，在西方，也只有在英美，民主才真正实施得很成功，法德意都有问题，到二次大战以后才比较有一点进展。很明显的，民主政治即使是做得很成功，也仍非没有它的问题，各种各样利益压力团体互相牵制，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拉扯，同时也不能避免少数特权阶级运用金钱舆论的力量来操纵选票民意，但不论它有多少缺点，至少有了民主法治则它确可以避免专制的荼毒。世间如果真正有圣君贤相，像儒家所想象的那样，问题自简单得多。但权力是有很强大的腐蚀力量的，若听其集中在一人、一家、一姓之手，其害之大，实不可以胜言。儒家的政治论的根本缺陷在无法设计一套有效的机括来限制君权，光凭一些道德的教条是不足以拘束一个统治者的，尤其不能拘束那些残暴专制的独夫。要想在传统的政治规模下实现儒家的理想实如缘木求鱼，而且对于真正相信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后必有灾。如果有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制度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必定要抱残守缺，死守着传统的规模，拒绝往着一个新的方向迈进。
  无疑，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民本思想，孟子就已明言，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然而后世却有本末倒置的现象，但人君的责任在爱民，这却是统治者都不能违逆的原则，尽管在事实上不必一定是那么回事。但民本思想离开民主思想毕竟还有一大段距离。传统儒家心目中真正的政治理想是禅让，由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居位来领导民众，由人君，到士大夫，到老百姓，形成一个阶层秩序。禅让不行，然后才有家天下。当然中国所实施的决非印度式的种姓制度，所谓布衣卿相，上下多多少少有流动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流动性毕竟不会很大。只不过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规模之下，以考试取士，不让世袭贵族专权，就是一种最合理的安排了。无怪乎在十八世纪时，欧洲还在羡慕中国式的开明的君主政治。然而传统儒家思想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把社会的阶层秩序当作千年万世永远不可改变的应然秩序，于是有所谓纲常的观念。其实真正有普遍性的只是人人内在本具的仁心，而不是外在的君臣一类的架构。
  但政治是众人之事，在下的人民才知道自己的痛痒是什么。由下而上，是使得人民有机会过幸福的生活远更有效的方法。政府的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政客。为了防止上下的脱节，所以才必须建立选举的制度，隔了一段时期，就把不尽责的总统或首相，与国会代表赶下台来。立法、司法、行政，互相独立，互相制衡，使得大多数人喜欢的政策得以实施，而少数人的人权则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到了事过境迁，发现当前的政策有了偏差，再重新选举时，少数就可以变为多数，失败者可以变为成功，权力在和平中转移。是制度使得当权者不能够私天下，不许他做独夫，徒逞一时之快意，陷千千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由此可见民主的施行最重要是建立制度，缺少了有效的选举与制衡的机括，徒托之于空言是无益的，届时吃苦的还是老百姓。
  但民主制度虽然解决了逼使政治领袖必须为公众服务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正由于政治领袖必须敷衍各种不同的压力团体，拉到多数选民的选票，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政客，但不必是一个突出的个人。而政教分离的结果，使得政治领袖不必再担任道德领袖的责任，他自必须有相当道德的操守，但他不必是一个万人敬仰的圣者。政治的民主，经济机会的平等，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之下每个人可以享受自己最大的自由，这样自然而然会造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尽量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受到外在的干涉，这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最大的好处。但它的危机在把政治权利的平等推广成为一切的平等，而产生了铲平一切的不良效果。
  保障人权的结果，使得多数人满足于做他的自然人，唯一的关怀是自己欲望的追求与生活的快乐。这种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对成功的崇拜，把金钱当作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文化与道德的水平日益低落。而更可虑的是，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反而造成了许多挫折的个人，也构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人的成就是永远不会平等的。当我们生病时，一定会去找医生；修理水管时，一定会去找熟手的技工。但不幸的是，我们容易接受各行各业的权威，却不愿意承认，在道德、精神修养方面，也有人可以有常人不可企及的成就和造诣，足可以为我们的引导。在以往宗教、道德的价值为中心的时候，的确产生了泛宗教主义、泛道德主义的弊害，现在却不幸走上了另一极端，传统的宗教、道德日益式微，却没有一套新的像样的东西来代替，而落入了一种真空状态之中。人不是变得无所适从，怀疑傍徨，就是变得古怪邪僻，自以为是。现代人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种危机状态之中，急于谋求一条合理的出路。
  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得不反省，是不是我们确是走过头了，必须重新回头恢复一些已经抛弃的价值。当然单纯的复古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由于旧传统的不足才引导我们走上了今日的道路。但现代又出现了新问题，我们就需要重新后顾与前瞻，找到一种新的综合。今日面临我们的一大问题在，如何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社会之中重新建立道德与宗教的价值。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研究八百多年前朱子的思想，也可以给我们莫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