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朱子的本旨仍是建立一成德之学，只是他不斩断外在知识的牵连。我们既已论朱子建立成德之学之不足，现在要进一步来检讨，用朱子的思想做基础来建立概念性的科学知识，也一样地不足够。
  由现代的观点来看，经验科学或事实科学首先必研究一特定的题材，如物理、化学、生物之类。科学所用的基本方法则是观察、实验之类。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排除自己的主观的偏见或情绪的反应，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一客观如实的了解，而进一步希望能够发现现象世界以内的一些恒常的关联。现代科学成功的最大秘密在其能够以简驭繁，建立法则或定律，以数量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有强大的说明与预测的力量，始可以如培根所谓的“知识即力量”。
  由这样的观点来看朱子，他的主要心态显然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心态。不错，朱子的确对各种自然人文的现象都有相当兴趣，对于一草一木之微也觉得有理，值得加以研究。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积累一些有关名物度数的知识，他的读书也不只在积累一些有关古典的知识，他的根本目的毕竟在明道。只是在方法的步骤上，他是由事物之然推究其所以然。他虽然不斩截外在知识的牵连，但他的终极目的，却不是要为事物现象找到一个科学的说明。朱子对于分殊的事物之理的探究只不过是一个跳板，最后终于体现到，通天下实在只是同一生理、生道的表现。此所以他必然要讲豁然贯通，这种贯通并不是科学层面上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说明事象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朱子的宇宙论则在阐明此一生理、生道通过一气化过程所表现的神用。在创造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而人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来实现他性分中所涵的仁德。这在基本上无疑是儒学的思想，在这种思想规模之下，科学知识的追求终只占据一第二义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朱子思想的规模之下，可以发展出现代科学知识的根芽。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知识的责任完全放在阳明身上。阳明的思想也并不斩截见闻，事实上阳明本人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有军事的天才，决不是一个空谈心性、不能见之于行事的书呆子。事实上，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决不可混为一谈，把两个层次分开，则两方面可以相反相成，不必互相矛盾冲突。若两方面各得其适当定位，则分别都可以得到其充量发展。如此，吊诡地说，我们用阳明的思想间架去吸收西方科学思想，反而比朱子的容易，正因为朱子的思想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分疏，混在一起说的结果，使得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都不能充量地发展出来。所以我们在吸纳西方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学朱子宏阔的心量，而不能恢复朱子的思想为基本的模型，事至显然。
  事实上，中国文化之不能够发展出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的确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根本关系，这牵涉到民族的共命慧的形态的问题，不能够归咎于三两个个人。中土三教：儒、释、道都以解决人生的安心立命问题为中心，把研究对象的经验知识放在第二线的地位。儒家自不必反对科学性的研究，但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厚生；道家的炼丹则为了长生，基本的目的是实用性的。传统中国的科技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但却没法子作进一步的突破，像西方近代发展出数学物理的观念。而正当西方一日千里，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时候，中国自清初以来却闭关自守，自此距离越拉越远。终于引致帝国主义之侵凌，造成了罪恶的后果，至今犹有余痛。未来的问题如何解决，尚有待我们作智慧的抉择，不容许我们再失足，以遗百世之忧。
  传统中国思想是自觉地拒绝作纯粹抽象的思考。在世界三大哲学源流——西方、印度、中国——之中，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推理的论式，这决不是一个完全偶然的现象。先秦名家之说邻近于诡辩，被视为无益之戏论；墨家的逻辑也很快就失传；儒家只荀子有统类的观念，但也不居于正统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其实其思想也未到达一高度抽象的境地。印度因为注重辩论的缘故，所以有正理派之五支论法，以后简化为三支论法，又有佛教之因明，但在印度，演绎与归纳缺少完全的分化。形式逻辑的发展惟有在西方一枝独秀，希腊时即有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到近代发展出符号逻辑，乃至数理逻辑，蔚为一时之盛。到了近代，培根力主用新工具，提倡归纳法。十七世纪笛卡儿已经有数学物理的构想，到十八世纪牛顿建立了古典物理学的规模。演绎复用之于归纳科学之中。从此科技之发展一日千里，使西方各国顿时成为天之骄子，一直到今日，仍居于先进于现代文明国家的地位。
  西方这一套思想诚然有着凌越千古的突破性的成就，但却决非没有它的流弊。怀德海即痛斥其犯了“错置具体性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也就是误把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真实，在哲学的视域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不知道抽象概念科学知识的适当定位，遂容易造成一种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倾向，计算机的普遍应用，更使得活泼具体的个人沦为抽象的数目字，而人的价值也完全通过经济的价值数量来衡机。其害之大，有不可胜言者，久已为有识者所忧虑。
  现在由现代慢慢进入到后于现代(Post-modern)的世代，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讨中国的思想，乃发觉其并不如上一个世代如五四时人所想象的一无是处。中国文化在抽象概念科学知识层面的开拓诚有憾，而亟待我们吸收西方的长处。但中国哲学思想如能保持其传统的慧识，却决不会犯误把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真实的错误，也决不会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与自信。中国思想之所长是在人(仁)道的践履与天道的体证层面的反省。这里需要的是内在的修养、当机的指点，此中的关键恰如周子在通书圣第四所谓的：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在这个范围之内，道德的具体践履要当机，道体之体悟则神妙不可方物，不是演绎、归纳的科学方法可以用武之地。所以今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清楚地划分各个层次的范围，明白地了解各种方法的应用的特定的范围与限制，这样才可望冶东西哲学的智慧于一炉而试图作成一更高的综合。
  从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则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过于早熟的看法实不为无见。中国文化的根本是深厚的、健康的、正大的、合乎中庸之道的，但在致曲的方面则不免有所憾。一个个体，一个文化真正要体现生生之旨，要发皇自己的生命，则必须要有一开放的广大的胸襟，对于现实有深刻的了解，对于理想有坚固的执持，才可以向往成就一个含容光大的境界。传统中国哲学的理想往往陈义过高，在德性方面锐于求进，所以往往未能真正正视人性的阴暗面，照察到如西方基督教所体验最深的罪恶感，或西方心理学所挖掘出来的人心之中种种的情意结，西方文学所暴露的现实社会的丑恶面，以及痛摧心肺的悲剧的体会与感受。同时中国人也不耐烦对物理、生物、人文作客观的科学性的探测与研究。故此中国文化虽已开拓了一宏大的规模，但在其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之下，则仍不免有所憾、有所缺，而有许多可以为我们扩大、改进的地方。
  中国文化对于道德的体验是深刻而有其普遍性的。所谓不诚无物，缺少了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自觉，不只一个社会整个垮了下来，科学家也不能追求他的真，艺术家也不能创造他的美。圣人的成就更是人应得而向往尊崇的，我们显然不能把自然人的标准当作价值最后的标准，否则天下乌鸦一般黑，价值哲学也必垮台无疑。但在现实上我们却不能不认识到，人的气质、环境确有差别，各个人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体会也不同，我们在事实上不可能也无须要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世界人生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探察，只要出之于内心之至诚，都可以有其积极正面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的确是人生最中心的价值，但我们却不需要泛道德主义的泛滥，尤其不能容忍乡愿的害德。传统中国思想的理念是开放、富创造性的，落实下来却成为闭锁、富保守性的：习惯于尊崇权威，因循苟且，乃至外面一套、里面一套，阳奉阴违，在骨子里使坏，种种怪异，不一而足。今日我们在与西方的对比之下，决不可讳言自己的病痛，否则不只不能造成自我的扩大，应付不善，乃至可以遭逢亡国灭种的危险，此不可以不戒慎。纯粹概念性的思考是我们传统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我们不要因为听说莱布尼兹的逻辑受到易经的影响，就色然而喜，宣称这样的东西，我们古亦有之。要知道发展完成的东西，与未发展完成的思想的萌芽，完全是两回事，决不可混为一谈。民族固有的瑰宝是不容我们轻弃，民族自尊心的培养更刻不容缓，但义和团式心态的反激却最易害事。中国文化可以向西方文化吸收的自不只科学一端，以下我们将接着反省如何吸收西方民主的观念与实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