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成德之学，他的入手方法是先已假定了小学的涵养工夫，到了大学的阶段，不断格物穷理，久之自然可以到达一豁然贯通的境界。显然朱子所取的是一渐教的方式，我们目前的工作是，通过了西方哲学的洗礼，回过头来检验朱子的思想，看看采用了他的方式，能不能建立得起一个坚稳的道德形上学的规模？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无法不对这个问题给与一个否定的答案。
  西方的伦理思想发展到康德，可谓一重要的分水岭。康德明白宣称，在经验知识、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不能建立道德意志自由的观念。只有在实践理性的要求之下，始不能不肯定意志自由为基设（Postulate），否则人的自觉道德行为乃变为无意义。康德坚持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与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分别，前者只是功利计算的考虑，后者才是真正道德行为的标志。康德又严分德俗学与德性学，前者是对于人的不同道德习俗的经验实然的学问，后者才是关于道德行为的超越普遍必然原则的探究。我们由经验实然的考察，决不能建立超越的道德原理；也就是说，我们经验知识的积累，并无助于我们对于道德主体的肯认。两者根本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康德的思想只能建立检讨道德行为成立之先验条件的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然以其缺乏智的直觉的肯定，故终只能建立一道德的神学，而不能建立一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与儒家正统的心性论思想亦有别。（注六）
  康德以后的西方哲学，对于康德之肯定道德主体意志自由不免有所怀疑，但对于道德问题不能通过经验知识来解决的慧识，却是紧守不渝，少有违逆者。英美分析哲学如逻辑实征论根本把道德问题摈弃到知识范围以外，而归之于情意所行境；日常语言分析则肯定道德语言的表意模式不同于知识语言的表意模式，而致力于所谓“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的研究。欧陆的存在主义自祁克果（Kierkegaard）开始，即宣称“主观性为真理”，沙特辈所强调的是，在一无客观凭借的情形下人的实存的抉择。问题的争点不是在科学的发明如原子弹、现代医药等有没有道德上的相干性，而是说主导的道德原则不能直接由经验知识建立起来。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也断定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有本质上的差异，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而朱子之病正在他之不能真正正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二者之间的差别。浮泛来说，朱子自亦非不知宋儒自横渠以来即有此一重要之差别，但却并不能真切地领略其意义，他教人即物穷理，总说一草一木，莫不有理，由这里开始，慢慢积累，久自有得。问题是在，这样的积累究竟得到的是怎样的知识？朱子在此乃根本缺少明白的分疏。考朱子之意，大概是说，一理化而为万殊；就分殊之事事物物去了解其分殊之理，其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对分殊的理解积累得多了，然后观其会通，久之脱然自有贯通处。盖举凡然必有其所以然，而天地间生物最后之所以然超越的形而上的根据却不外即同一生理、生道。吾人之心必扑着此理，才能找到其最后之安立之所。而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则因为人心乃气之精爽者，其本质至虚至灵，故可以具万理而应万事。只要不断做后天的工夫，心静（涵养）理明（致知），克己复礼，然后可以克服人的气禀之杂、人欲之私，一依天理做去。故语录有曰：
  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却只是这个道理。千条万绪，贯通来只是一个道理。夫子所以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盖为道理出来处只是一源，散见事物都是一个物事做出来底。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澈后，都是天理。理会不得，则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四十一）
  由此可见，朱子并非不知，要把握一贯之道，最后终必须经一异质的跳跃。但他的入手方法则必须先有一屋散钱，然后用一条索子穿起来，功夫才有落脚处；若只空有一条索，把什么来穿？
  朱子这样的途径，看似平稳，其实忒没分晓。所以从游的学者问问题，亦每以外驰为病。而朱子本人则终不能面对这一问题。人心外驰，去把握一草一木之理，这样积累的乃是经验见闻之知。在这里找到条贯，翻上一层，成就的也只能是物理、化学、生物的系统科学知识，并不是朱子心目中所想象的超越的性理之知。而在道德的领域之内，用这样的方式，则只能训练人去合模，符合社会共许的外在规范，并不能建立真正的道德良知。了解熟悉这些规范如何运作，实在只是有关一个社会传统德俗的了解，并非真正有关德性的了解。两者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由此可见，朱子走顺取的途径，假定人自幼及长，有良好的德俗的训练，久而久之，就终必能建立德性的自觉，这是一种过分单纯的想法。事实上要建立这样的自觉，必须经历一逆觉体证，彻底由闻见之知、经验对象知识的模式翻出来，作一异质的跳跃，始有所得，否则若只是依样画葫芦，所立只不过是一套习熟足以自安的他律道德而已！如果朱子真能安于这样的他律道德自也罢了，但他显然是真要作自觉道德的工夫，所以他也必须道性善，说回复天理之本然，却又不肯正视在这里必须要作的异质的跳跃的步骤，于是产生了一个不可解的难局。其实朱子已先预设了象山所说的本心，为学先立其大，但象山言之，他又攻之以为禅，无怪乎象山要斥他为不见道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可以说是新儒学内部的始教，所以多看到气禀之杂的害事，同时有强烈的外在宇宙论的兴趣。而象山可以说是新儒学内部的终教，当下体证到本心。但枝干虽实，而过分斩断枝蔓，乃不见儒学之丰富壮丽，也不能不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然象山确体证到心即理，朱子犹以理气二元的方式在本质上析心与理为二，故在终极的体验上确有一间之隔，不可讳言。
  由现代的观点来衡量，现代人卑之无甚高论，于超越之性理、本心，或不容易凑泊得上，但却清楚地认识到，在经验科学知识的层次上，无法建立起道德本心，也无法建立起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在此处唯一剩下来的路即诉之于吾人内在本心的信念作异质之一跃（An act of leap of faith）。此处人必须作实存的抉择：是否打通或斩断自己与超越的关联，此则存乎其人耳。然人之建立超越，决非依凭外在理智之构画，也非诉之于反理性之情意。田立克谓乃诉之于超理性 （Suprarational）之体证，其源出于理性之深层（Depth of Reason）（注七），其言与熊十力先生之拒量智（理智）之构画，而归之于性智之发用（注八），彼此若合符节；只不过一皈依于超越的上帝，一返归于与天地参之仁心，此则反映出基督教之传统与儒家传统的差别。这是人在终极关怀上显现的差别。朱子无疑是怀抱一儒家之终极关怀，但在他的方式下，这一终极关怀乃不能全幅透显出来，只能以折光的方式显现一鳞半爪。故在今日要建立道德的形上学，朱子的方式不足为吾人取法。本心的体证自靠助缘而显，但既立即必为全盘建立，不立即是不立，此中没有七折八扣可言。此间之托付是完全的托付，朱子的方式是有憾有隔，在根本体验处有所虚歉，故不能作为新儒学正统的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