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衡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只具备有历史的意义，它也有它现代的意义。克罗齐说，历史即哲学，这固然是过甚其词，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研究思想史，自决不容许我们去曲解过去历史的真相，尊重历史客观的证据是任何治史者必须遵守的第一天职。但思想的了解必牵涉到解释，而解释必牵涉到我们自己的视域。现代人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完全客观的历史只是神话。卡西勒在“论人”中说，历史是属于解释学(Hermen-eutics)的范围(注一),信然。伽德玛(Gadamer)坚持，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客观地来看历史，(注二)这又落入了另一形态的极端。在历史中我们掌握到的客观普遍性，是通过了我们的主观以及时代的局限，所把握到的普遍客观性，也可说 是一种辩证的客观性。卡西勒有决定性地驳斥了真理的模拟说(Copy Theory),因为如果知识是对于对象的模拟，那么人类根本没有知识，只有虚假。只有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才能看到人类知识的创造性；而人的知识的客观普遍性正是人的创造所收获的成果。(注三)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既无法回到过去的时代，似乎永远无法了解过去时代的真相。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吊诡的是，康德就曾经说过，我们了解柏拉图，竟比柏拉图自己了解自己还要更清楚。其实说穿了，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当事人往往看不见自己思想的理论效果，也不能够分别开自己的客观的认识和主观的向往。是历史给与了这些以当事人看不到的答案。然而历史的过程永远没有一瞬刻的停息。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却又没有一个是完全虚假的形象，它是各个不同时代所发掘出来的有关苏格拉底的真实。当然，我在这里决不是在散播历史相对主义的谬见。解释的手腕自有高有下，解释得不够善巧立刻可以产生误解。同时更有人在故意歪曲历史的真相。尤其是一些当权派，最喜欢窜改历史以屈从一人一党的私心，一时一刻的利害，历史家必须穿透这些烟雾，就自己的角度来还出历史客观的真相。
  如果说历史家首要的职责是在如实地记述历史的真相，那么哲学家的职责却是要解析这些思想的预设，并培养心灵的慧识，而加以价值的评断。历史家自也不是不评断，但他所展示的是内在于历史本身的评断。哲学家却要把这样的评断外显化，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才能得一合情合理的简择，建立崇高的理想，以寄望于未来。但评断以前必先了解，否则也就难免错误的评断。故治哲学者终不可以忽视思想史，而治思想史也终不甘只限于治思想史，而求有以跳越出去，作普遍性的哲学的论断。
  我们研究朱子，也正碰到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确定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然后我们要检讨朱子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而两方面又有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的关系。举例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新实在论与柏拉图的观念来重新解释朱子，这已经证明是一种误释，对于中西哲学两方面都缺少深刻的认识所作的一种外在的比附。而冯氏自己造新理学，也就不是一种很好的融摄，当年即曾为业师陈康先生所讥：到了二十世纪还犯了两千年前希腊人犯过的理（形上）事（形下）分离的错误。此诚有不得已者在，令人浩叹；但又岂能因不得已三字，而丧尽了知识分子整个的风骨。
  再举例说，英人李约瑟，以著中国科技文明史而蜚声国际，曾以朱子之宇宙论为一种有机自然观，接近于怀德海的思想，跳越过西方近代之机械自然观（注四）。对于当代几乎完全丧失自信的中国学人来说，闻李氏之伟论，不啻如打了一剂强心针，好像祖宗遗产之中，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不觉与有荣焉。但朱子思想之中虽有这一环节，却非其中心思想所在。而且李约瑟对中国传统思想所取有一些错误的视域。他讲张载的气化论以其继承王充，而以太和为唯物论思想（注五），其于宋儒之思想暌隔之情形可以想见。他不能清楚看到，横渠、朱子的思想都是宋代新儒者内圣之学的两个重要的分支，舍本就末，如何可以还出宋代哲学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李约瑟这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根本误释、轻重倒置的情形，有识者应该引以为忧才是，不意反倒色然而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识短、崇洋的现象，委实令人感到可哀。
  我们如今确定朱子思想之本质为宋代新儒家心性（内圣）之学之一重要分支，还出了他在思想史上的真面目，始可以分辨出那些是他应得之毁、应得之誉。我们从他思想的有缺失处乃知所以改进之道，而我们从他思想的有真知灼见处乃知所以传承甚至发扬光大之道，如此我们才可以检讨朱子哲学思想在现代的意义。以下分作形上学、践履论、宇宙论、知识论、政治论等五目来讨论此间所关涉到的种种理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