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倡心即理之说，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其精神与象山显然是互相呼应的，故世称陆王之学，良有以也。阳明重刻象山文集，为之作序（庚辰四十九岁时），断定其为孟子学，不可诬为禅学。而阳明在当时提倡象山学实另有一番苦心，其在壬午五十一岁时答徐成之的第二书有曰：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论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顾晦庵之学，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独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而享于庙庑之间矣。（王阳明全书、书录、卷四）
  这封信所说是阳明中心之实感。阳明的本意只不过要为象山辨诬，他并不像象山那样严斥朱子。他看得清楚，象山和朱子的异同是儒学内部的分疏，与禅没有关系，而两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道问学的渐教，尊德性的顿教，分别有其地位。事实上阳明是在朱学的熏陶下翻出来的一条思路，所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像朱子，而在精神上则接上象山。既要跳出朱子的窠臼，自不能不与朱子的思想对反，但又不可以完全抹杀这一背景；虽说是接上象山的精神，但象山的思想完全缺少分解的展示，故以之为粗些而极少加以征引。王学乃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产生出来的新思想。
  阳明是在戊辰三十七时在龙场始悟格物致知，戊寅四十七岁时刻大学古本，晚年出征思田以前授大学问。阳明之悟显然是与朱子即物穷理的思想之一对反。他在少年时格竹子的故事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样子来格物，自不能说是善会朱子的意思，但他却由此而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思路。致知不外就是致良知，格者，正也，物者，事也。阳明还是用解文义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体验；其实阳明这样解释大学的原义是很有问题的。如果格致果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正心诚意就够了，何必再另说格致。但这不是说朱子的解释就一定合乎古典的原义，朱子另作大学补传也就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而用他的理气二元的方式去解析明德，就不免产生许多吊诡，极不顺适。要之，朱子和阳明都是在儒家的思想的范围以内，就着古典，借题发挥，创造一些新思想。而象山直接诉之于本心，大概不会走这种弯曲的道路。又，在传习录卷中所录阳明答陆原静书讨论到中和、已发、未发的问题，显然是阳明对于朱子所提出的中和问题的解答，思入精微，用词圆活流转，决不是象山可以写得出来的东西，实在，象山的心思也不用在这一类的问题上面。由此可见，由对反而来说，朱学实在是王学的一个重要的渊源，此则不可掩者。
  大概正因为朱学与王学之间有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遂引致阳明在戊寅四十七岁时刻朱子晚年定论。年谱摘录序略曰：
  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录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诸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幸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自不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阳明的初意是“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那知因此而启更大的纷争。从考据的观点言，此书实在一无是处。所取不只有些是朱子早年的书信，而且断章取义，牵以从己，弊漏百出，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阳明的用心，恐怕只能说他非愚即诬。但事实上宋明儒确疏于考证，也不以考证为标准，所以才有此失，不免为其盛名之累。事实上当时罗整庵就已提出怀疑，传习录中录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有曰：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传习录中：一七六）（注一）
  阳明此函直承有所未考，但还是相信自己所辑录朱子的信函多出于晚年。然这只是一主观的信念，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但由这封信所透露出来阳明主观的心境则不是不可以了解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我们在这里又何须替阳明掩遮。朱子晚年思想与象山，阳明思想确有相当距离，此间不容委曲调停，也不须委曲调停。程（伊川）朱、陆王之学之差距自非一主理学，一主心学之简单，这些只不过是方便的称呼罢了！其实只须看到王学（心即理）与朱学（心具众理）之对反处，即可确定两系思想在本质上之差别。在前面我们既已详述朱子的思想，在下面我们将解析阳明心学所涉之理论效果，以资双方对比之用。
  阳明心学在阳明生时即已引起许多误解，中间虽曾盛极一时，后因王学末流之累，有清一代乃受到严厉的批评。民国以后学者颇多摭拾西方哲学之名词与观念阐释古籍，每以唯心论视阳明心学，而于其实义不必真有所窥，反而增加不少无谓缭绕，亟待澄清。本章即拟针对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加以一番再阐释，了解其学问之入手处，其思想内部的不同层次，以确定其认识论与形上学之义蕴。
  凡是谈阳明唯心哲学的总喜欢引下面这两段话：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二七五）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传习录下：三三七）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引了这两段文字后有按语说：“朱子以为吾人之心，具有太极之全体，故心亦具众理。然心但具众理而已，至于具体的事物，则不具于吾人心中也。阳明则以为天地万物皆在吾人心中。此种惟心论，朱子实不持之。”（注二）但阳明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唯心论，则冯氏漫忽过去，未及深论，帮助不大。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论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就不那么笼统，而且批评得非常尖刻，不那么客气了。关于阳明游南镇的谈话，侯书的批评是：“王阳明否认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而认为一切都存在于‘心’中。”“这是背离事实的捏造。我们知道，感觉只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结果。……然而王阳明却从感觉出发，把人的主观感觉‘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这样的理论必然要导致唯我主义，正如列宁曾经指出，‘如果物体……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结合’，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个结论：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自己以外，就不能有其他的人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主义。’”（注三）然后又引王阳明论我的灵明一段作证来看“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是怎样达到唯我主义的荒谬结论。”（注四）这些议论都被用来支持他们在前面对王学的一般论断：“王阳明的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即他所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从‘心’派生出来的。这是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无有外于吾心者’的发展。也正是禅宗‘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再版。’”（注五）这样的论调显然是把陆王之说与禅宗视为相同，也和西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没有差别，而一起加以痛诋。
  乃至对阳明思想颇有同情的陈荣捷先生在其“传习录”的英译本导言之中也说：“从哲学方面说，王阳明的立场是薄弱的，因为它完全忽略客观的研究并将实在与价值混淆，传习录的读者会发现，王阳明的唯心论的确是非常的幼稚（Naive）。”（注六）为了证明他的论点，陈先生也引了王阳明游南镇的对话为例。但接着他下转语说：“但如王阳明的哲学在逻辑的锐利方面不行，在道德的睿见方面是深刻的。”（注七）这样的判断自与侯外庐辈完全不同了，因为后者把王阳明的思想当作蒙昧主义的反动派看待，陈先生则认为王阳明深于道德睿见。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认为王阳明的唯心论的立场是薄弱而幼稚的。这至少指明一点，阳明的立言显有引人误解之处。
  但我不能把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混为一谈，因为二者所感受的问题、所运用的方法与所达到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也不认为阳明的哲学立场是薄弱而幼稚的，阳明固然深于道德睿见，但他的唯心哲学也可以言之成理，自成体系，我们即不必接受它，也不能以浅薄视之。而且这两方面息息相通，不能够勉强加以分割开来。阳明所持诚是一种唯心哲学观点，但这种唯心哲学系基于中国儒家传统所表现的特殊方式，在西方还找不到相同的理路。问题的困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不是通过系统的论证，而是随机指点，所重视的是道理的解悟，而不是概念的分疏。中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就缺乏西方那种纯认识论的探究，也无兴趣于这一类的问题。故此从纯西方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思想不免有憾。其实这根本是另一种形态的哲学，其入手的进路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一开始就带着西方哲学的有色眼镜来看，自不免到处格格不入。但它既完成以后自也可以有其深刻的认识论与形上学的义蕴，如能把它潜在的概念系统与理论层次解剖出来，也可以与西方的认识论与形上学作比观。这自决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要牵涉到精微的解释学的技巧，不可自浮面上抓到几个观念胡乱比附就可算数。本文乃是一种企图由“传习录”、“大学问”的材料整理出一条线索来，看王阳明的所谓唯心哲学究竟实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