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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学内部的分疏问题之省察
  朱子的容量大，架局广，对于考据、词章之学，无所不窥。但是他基本用心之处乃在为己之学，少年时代先依违于老佛之间，最后才返归儒学，建立道统。但他回过头来审查当时儒学的内容，就立刻发现其每易为异学所借，不能够维系儒佛的分疏。他与湖湘学者辨，就感觉到胡氏之学讲性无善恶，邻近于告子禅佛之说。而胡氏之学系由上蔡转手；上蔡以觉训仁，则又易与禅家作用见性之说混淆。他自己受学于延平，溯回到龟山默坐澄心之教，似易有滞寂之病，朱子晚年乃以之为一时入处，而感到龟山也未严儒释之别，故深致其不满之辞。总之，朱子晚年乃以程门高弟以下传授，虽非全同佛说，然一转手，乃每易为异学所借。故立道统之说时，乃跳过延平、龟山，而直接私淑二程。事实上他真正承继的是伊川。然伊川推尊明道；无论如何，明道对于伊川以及程门后学是有开启引导的作用，故朱子对于明道所说虽不甚契合，乃每为贤者讳。如此则儒佛之分疏问题转成为宋代儒学内部的分疏问题，于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详细省察，看看朱子所言是否称理。而其中牵涉到的一个最富有关键性的大问题，即为朱陆异同之一大公案。
  大概朱子见象山之时，自己的思想已经成熟，与象山的接触并未改变他思想的基本形态。鹅湖之会仅为一不愉快之小插曲，故朱子本人对之并未特别看重。在象山则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故今日有关鹅湖之会之详细叙述仅见之于象山之语录年谱。大概朱子早就听到象山的名誉，虽承认其为吾道中人，但觉得其太狂，颇思有以箴砭之，使其纳入正途。那知鹅湖一会，象山气势凌人，自信之甚，连朱子也为之失色。但朱子倒是的确对于自己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是在道问学方面多些，陆子则在尊德性方面多些，而克己努力减少向来支离之病。后复斋死，象山为其兄向朱子求墓志铭，朱子也趁机请象山在白鹿洞演讲，双方关系转趋良好。学生也有往来问学者。但不幸朱子撰曹立之墓表，引起波澜。后象山与朱子激辩太极图说，双方终于决裂。自此以往，彼此批评攻击，不留余地，自是极可憾的一件事。然双方在本质上确有差别，有不可以调停者在。以下我们就对朱陆异同这一重公案，作一番比较详细的省察，始得明其底蕴。
  象山（一一三九—一一九二）比朱子小九岁。乾道八年壬辰象山登进士第，为东莱所识拔。翌年，乾道九年癸巳，东莱与朱子通信即谈到陆氏兄弟。东莱与朱子书有云：抚州士人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朱子文集卷三十三有答书曰：
  陆子寿闻其名甚久，恨未识之。（刘）子澄云：其议论颇宗无垢，不知今竟如何也？（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四十九书之第二十六书）
  又翌年，淳熙元年甲午，文集卷四十七有答东莱弟祖俭子约书云：
  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二十八书之第十五书）
  同年，又答吕子约书云：
  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二十八书之第十七书）
  再下一年，淳熙二年乙未，乃有鹅湖之会。由此可见，鹅湖之会前一年，朱子即因传闻而臆想象山为禅。
  鹅湖之会的因缘是，东莱访朱子于寒泉精舍，编定近思录。东莱踏上归程，朱子送行到信州（今江西广信）之鹅湖寺，江西陆子寿、子静兄弟来会。关于鹅湖一会比较详细的记录，不见于朱子之文集语类，而仅见之于象山之年谱语录。
  象山年谱于象山三十七岁年（朱子四十六岁）记鹅湖之会引朱亨道书云：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临川赵守景明邀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相款，亦有意于学。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象山语录有更详细的报道。
  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
  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全集卷三十四）
  这些报道自有着强烈的象山的主观色彩，但由之也可以看出整个经过的情况。鹅湖之会显然是东莱主动约会的，主角当然是朱子象山二人，其余不过陪衬而已！象山气势凌人，自信极坚，朱子当时为之错愕，有一些不愉快，乃是想当然事。
  朱亨道函中所云不免失之于笼统，所谓“论及教人”云云，词义不免含混。如果问题在教人作自觉的道德修养工夫，那么做小学的洒扫进退应对式的涵养工夫、读书、致知穷理至多不过是助缘而已，不足以立本心。则象山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绝对是对的。但若教人是指一般的教育程序而言，劈头就讲本心，那么人根本摸不到头脑，只有随事指点为是。在事实上，即明道这样的大儒，也要出入佛老几十年，才能够悟到吾道自足。且立本心德性之知，也并不是要人尽废见闻，象山当时立言或不免太过。由这样的角度看来，朱子显然是对的。到了后世，即倾向于象山之王阳明都不得不说象山粗些。传习录卷三载陈九川与阳明关于陆子之学之问答。兹录如下：
  〔九川〕又问：陆子之学何如？
  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还粗些。
  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工夫，与揣摩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
  所谓象山粗些，阳明终究未说出一个道理来。象山自于心地上有实见，所以论学能够鞭辟入里，直透本源。但他似孟子，显英气，乃不似孔子之浑圆。而粗者，略也。他直指本心，乃完全不能以分解的方式讲义理，只讲践履，使得追随者易成为不能在概念上有所开拓之闷葫芦。如阳明之格除物欲，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毕竟为学者指点了一条途径，象山却只欲在先天上立本心，他之所谓存养，也只是存此养此而已，完全忽略了后天做工夫遭逢到的种种艰难，不似阳明之指点体证良知，乃由百死千难中得来，比较有一种实存的感觉。易简到了看不见人在体道的过程中就是会兜圈子走许多冤枉路，只是一味要人猛利向上，辨分义利，践履笃行，自不免是粗了。
  但由本质程序言，真正要自觉作道德修养工夫，当然首先要立本心。二陆举诗，完全是孟子学之精神，不知朱子为何暌隔如是？子寿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这明是本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长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吾人之所以能作后天之修养工夫，推源即在人人所本有之四端，问题在知皆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不能够扩而充之，则无以保妻子。朱子竟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船了也”。实则子静船即孟子船，正是古今儒学血脉一贯相通处。由此可见，朱子于孟学之基本精神，未能真正相契。子寿诗第二句云：“古圣相传只此心”，本亦不错。象山却曰：微有未安，象山虽未说出理由，但由其所和诗可以推知，象山要由古圣相传之心更进一步完全收归到自己之心。而象山诗尤警策，更能够表现孟学之精神。“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见墟墓而有哀思，见宗庙则起钦敬之心，如此表现之道德的心正是每个人有的共同的千古不磨心。言传心，只是方便言之，其实体证的只是自己固有之良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此两句源出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中庸此喻则承上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而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易简二字之根据乃在易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由此可见，象山之诗，字字有根，与禅决无关系。只不过象山作诗，多多少少是针对朱子而发，故令朱子不免失色。但朱子若真能正视孟子、中庸、易传之含义，则亦何至于大不怿。但朱子在当时心理上有些反应，不能够一下子适应过来，此亦人之常情；这也可能是后来文集语录不提鹅湖之会详情的原因。然其会后致友人书，则表现相当风度，虽不同意陆氏兄弟之说，但也感到讲论有益，并不全是否定之词。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书有曰：
  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也。（答王子合十八书之第一书）
  这大概是当时朱子的实感。象山年谱引朱子鹅湖会后一书可以印证，此书文集未收，书云：
  某未闻道学之懿，兹幸获奉余论，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还家无便，写此少见拳拳。
  由此可见，朱子在会后并无所谓不平之气。南轩曾来信相询：陆子寿兄弟何如？肯相听否？朱子答书见文集卷三十一，其书曰：
  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二十一书之第十八书）
  这封信很能反映出当时朱子对陆氏兄弟的态度。朱子并不是看不到他们的长处，他们的挺拔，秀出群伦，显然对于朱子也有相当冲击。朱子以其病在尽废讲学，专务践履；这当然是偏了些。但在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这却是孟子学的精神，如何可以说为病之大者。象山自信太过，不太能够看到别人的观点，此则有之，但如何便谓之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这完全是不相干的联想。至少在这个阶段，朱子还并未直斥之以为禅学，只谓其流弊可能如此耳。事实上象山的问题在其过于收缩在本心一点，不能推拓开去，这与异学并没有什么关联。
  当时与会诸人或也以象山为太偏，至少东莱是站在朱子一边的，且不必如象山所想象的为朱子所尼。东莱答邢邦用书曰：
  祖谦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尝为子静详言之。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泛泛汩汩，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此函也在乙未鹅湖之会后。这些显然是东莱自己的看法，不能说是为朱子所尼所产生的结果。到辛丑年，东莱逝世，象山作祭文，其辞有曰：“鹅湖之集，已后一岁，辄复妄发，宛尔故态。公虽未言，意已独至，方将优游，以受砭剂。……比年以来，日觉少异，更尝差多，观省加细。追维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全集卷二十六）如此则象山也追悔当时之意态太过。人即使以本心作主宰，落实下来的行为也未必即完全称理者，此则不可以不察。在朱子方面，因一向偏好读书讲论，受到象山的冲击以后，至少更进一步自觉到支离之为病，也不能不说有一些好处。鹅湖之会的本来目标虽达不到，双方意见终不能合，此间也发出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但总结起来说，却是当时倡道学者的一次有建设性的聚会。
  其实，鹅湖之会上，二陆意态，已自不同，复斋远不如象山之激昻。鹅湖之会后，复斋之态度似有改变。己亥年陆子寿访朱子于信州之铅山。朱子追和鹅湖相会时诗云：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與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文集卷四）
  别离三载指丙申、丁酉、戊戌三年，实则由乙未到己亥前后已历五个年头。朱子的重点仍在商量旧学，培养新知；无言之境，则雅不欲深谈耳。这次的相会双方相处甚欢。其实在见面之前彼此已有书函往来。
  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书有曰：
  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七书）
  此书在戊戌，可惜二陆之书在今象山集已无可考。子寿与朱子别后，又见吕东莱。东莱有书致朱子曰：
  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
  如此则复斋也以鹅湖时之尽废讲论为非，此刻乃不欲各走极端，而取一种调和折中之态度。己亥十月朱子有答吕伯恭书曰：
  子寿相见，其说如何？子静近得书，其徒曹立之者来访，气质尽佳，亦似知其师说之误。持得子静近答渠书，与刘淳叟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似不佳耳。（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二十八书）
  其实象山也不必真要人完全不读书讲论，只非其重点所在耳。鹅湖一会，大概持论过甚，故遭各方反击。
  庚子又有答吕伯恭书曰：
  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亦得江西朋友书，亦云然。此亦皆济事也。（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三十一书）
  同年六月又有答吕伯恭书云：
  子寿兄弟得书。子静约秋凉来游庐阜，但恐此时已换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岂易得，但子静似犹有些旧来意思。闻其门人说，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什去七八耶。（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三十三书）
  大概鹅湖一会之后，象山的作风确略有改变，比较多作读书讲论之事，但其学之本质则不必有任何改变，朱子听到传闻之辞所作的解释只是想当然耳。但朱子始终雅重陆氏兄弟其人，子寿居间调停，显然发生一些作用。然不幸子寿即于此年九月间逝世。朱子答吕伯恭书云：
  陆子寿复为古人，可痛可伤，不知今年是何气数而吾党不利如此也。（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三十七书）
  这一年南轩先逝，子寿又逝，无怪朱子有“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四十书）之叹。朱子为子寿作祭文，其文曰：
  学匪私说，惟道是求。苟诚心而择善，虽异序以同流。是我与兄，少不并游。盖一生而再见，遂倾倒以绸缪，念昔鹅湖之下，实云识面之初，兄命驾而鼎来，载季氏而与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恳恳而无余。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将返而深观。遂逡巡而旋返，怅犹豫而盘旋。别来几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盖旷岁以索居，仅尺书之两通。期杖履之肯顾，或慰满乎予衷。属者乃闻，兄病在床。亟函书而问讯，并里药而携将。曾往使之未还，何来音之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予袂以淋浪。呜呼哀哉！今兹之岁，非龙非蛇。何独贤人之不淑，屡兴吾党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俨中正而无邪。至其降心以从善，又岂有一毫骄吝之私耶。呜呼哀哉！兄则已矣，此心实存。炯然参倚，可觉惰昏。孰泄予衷，一恸寝门。缄辞千里，侑此一尊。（文集卷八十七，祭文）
  这篇文章含着真挚的情感，而详述彼此交游之经过，始于不合，而终于志同道合，自也是合其所合，然双方之情好，与互相之推尊，则跃然纸上矣。同时象山与朱子之交谊，关系也大有改善。复斋既卒，象山庐阜游约也取消。翌年淳熙八年辛丑，象山来访，请书其兄教授墓志铭，朱子率僚友诸生，与俱至白鹿洞书院，请升讲席，象山以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朱子文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谓：
  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于入德之方矣。（文集卷八十一，跋）
  此可谓对于象山推崇备至。而象山之宣讲，直下把握到问题的症结，也确可以有为朱子所叹服者。文集卷三十四朱子答吕伯恭书曰：
  子静到此数日，所作子寿埋铭已见之。叙述发明，此极有功。卒章微婉，尤见用意深处。叹服叹服。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四十三书）
  彼此学问立场有本质上的差别，自难尽合，然而彼此都在一种好商量、互相攻错、求取进益的心境之中，气氛就完全不同了。稍后又有答吕伯恭书云：
  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渠虽唯唯，终亦未竟穷也。来喻十分至当之说，岂所敢当。功夫未到，则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是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陈正己亦其所诃以为溺于禅者，熹未识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两头三绪，东出西没，无提撮处，从上圣贤无此样辙。方拟湖南，欲归途过之，再与仔细商订。偶复磋跌，未知久远竟如何也。然其好处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时或约与俱诣见，相与剧论尤佳。俟寄书扣之，或是来春始可动也。（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四十五书之第四十四书）
  此书在辛丑六月，而八月东莱即过世。朱子痛悼良朋相继谢世，象山祭文也略有悔意。双方门人有往来问学者，然双方学风有差别，则殊有不可掩者。大概象山要空无依傍，内求诸己，当下即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这和禅学根本没有关系，无怪朱子提及禅，象山只是唯唯，根本无从辩起也。但禅宗不立文字，直指见性，则与陆学确有一表面之相似。然此性（性空）非彼性（德性），则朱子要求作分解的展示以别异，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要之这两家的差别是道学内部的顿渐二教的差别。故有相合处，也有相刺谬处，读者不可以不察。象山之斥闲议论，自有其根据。作圣学的修养践履，这正是唯一的事，其余都不甚相干。就这一个层次来说，象山对易简的体证是深入的，朱子则老在外缘上盘旋，未能足够鞭辟入里，犹有一间之隔。然象山只此一事，其门庭不免过于狭窄，既不须哲学上之思辨，也不须在文化活动上有所开拓。内在虽壮实，然外面却推拓不开去，也不能说没有严重的缺陷。
  癸卯朱子有答项平父书云：
  所喻曲折，及陆国正语，三复爽然，所警于昏惰者为厚矣。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八书之第二书）
  既曰象山是尊德性，则是儒学正统，与禅有什么关系？内在的体证毕竟为第一义，所说是否与经典相合，其余事耳。只有陆学末流之辈，于自家身心上无实见，却又闭眼胡说，这才会有杜撰一种道理的情形发生。朱子也自承自己道问学的道路，于身心不得力，故对学者吁其集两家之长、去两家之短，用意未始不善。朱子又有答陈肤仲书有云：
  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功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抉择。非欲其兀然无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细事。（文集卷四十九答陈肤仲六书之第一书）
  由此可见，朱子总觉得陆学近禅，他自己仍是心静理明的思路，所取于陆学者也非必陆学之精粹。陆学所继承是孟子学，仁义由本心流出，朱子心静理明之说，反近荀学。但朱子要学者超越门户之见，兼取众善，确表示一广大之胸襟。朱陆门人，来往于两家之门，本可传为儒林佳话，不意正因此而终于导致双方之决裂，岂是预料所及，这实在是一种不幸的发展。
  自陆子寿主动与朱子修好之后，二陆门人来访朱子者，络绎不绝。庚子年朱子答吴茂实书云：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功夫全少点检。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愿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与前大不同，却方要理会讲学。其徒有曹立之、万正淳者来相见，气象皆尽好，却是先于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张太过，又要得省发觉悟，故流于怪异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长，自不害为入德之门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舍弃者。万曹二君却无此病也。（文集卷四十四答吴茂实二书之第一书）
  由此可见，朱子确实一贯感觉到陆学有不可弃处，但病其偏。对于象山门人之肯相听者，也多奖掖之辞，但不许其有主先入，不肯舍弃，流于怪异之徒。象山门人傅子渊，深于辨志，严分义利，为象山所称许，朱子则极不喜其人。文集卷三十六有答陆子静书曰：
  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但其偏处亦甚害事。虽尝苦口，恐未必以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见。亦尝痛与砭剂否？道理虽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见闻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灾患亦不少，此数日来，病躯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减，日甚一日，终非能久于世者。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书之第二书）
  象山年谱亦载此书，在淳熙十三年丙午。象山文集有答书云：
  太抵学者病痛，须得其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纵其不能辨白，势力不相当，强勉诬服，亦何益之有？岂其无益，亦以害之，则有之矣。（象山全集卷十三与朱元晦）
  显然关于此事，象山对于朱子颇不谓然。钱穆先生新学案有云：
  朱陆二人，并世大贤，其有所争，固在学术。然当时陆门弟子来见朱子，如曹立之，朱子特所欣重，而象山严加深斥。如傅子渊，朱子特所不喜，而象山备致回护。虽亦同出于恳切传道之公心，扶导后学之至意。然彼此意气参商，终使情好不能融洽，此亦易于想见。（注八）
  这样的观察是非常符合当时的事实情况的。而朱陆晚年之交恶即导源于朱子为曹立之作墓表，其文有云：
  立之幼颖悟，日诵数千言，少长知自刻厉，学古今文皆可观。一日得河南程氏书读之，始知圣贤之学为有在也，则慨然尽弃其所为者，而大覃思于诸经。历访当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将就学焉。闻张敬夫讲道湖湘，欲往见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随程氏学古行高者，即往从之，得其指归。既又闻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字言语之所及者，则又往受其学，久而若有得焉。子寿盖深许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则又寓书以讲于张氏，敬夫发书亦喜曰：是真可与共学矣。然敬夫寻没，立之竟不得见。后至南康，乃尽得其遗文，考其为学始终之致，于是喟然叹曰：吾平生于学无所闻而不究其归者，而今而后，乃有定论而不疑矣。自是穷理益精，反躬益切，而于朋友讲习之际，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盖其书有曰：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工，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程度也。（文集卷九十，墓表）
  此表作于癸卯，朱子大概是直抒己见，不意引起波澜。文续集卷第四上答刘晦伯书有云：
  立之墓文已为作矣，而为陆学者以为病己，颇不能平。鄙意则初无适莫，但据实直书耳。
  此书也在癸卯。象山年谱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岁在国学，载朱子来书两通，略云：
  比约诸葛诚之在斋中相聚，极有益。浙中士人贤者皆归席下，比来所得为多，幸甚。
  归来臂痛，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恨未得款曲承教，尽布此怀也。
  则朱子与象山情好尚笃。朱子是年又有前引之答项平父书，意存折中，也载于象山年谱，但象山闻之曰：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象山卷三十六）
  象山与朱子意态之不同，由此可见。但学术上虽有异同，象山与漕使尤延之书则为朱子辩护，谓不能以朱子之政为太严而攻之，并称赞朱子浙东救旱之政。翌年甲辰象山年谱又载朱子一书，亦朱子文集所未收。函中关怀到象山上殿轮对之事，并附立之墓表一通，征询象山的意见。可见朱子在当时还未感觉有什么大问题。象山复函要朱子看他以前写给立之的信，该信中对于立之颇多砭剂，则象山对于朱子的意见不很同意，事至显然。象山语录中又有一条，谓立之“因读书用心之过成疾，其后疾与学相为消长。初来见某时亦是有许多闲言语。某与之荡涤，则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随减。殆一闻人言语，又复昏蔽。……其后因秋试闻人闲言语，又复昏惑。又适有告之以某乃释氏之学。渠平生恶释老如仇讎，于是尽叛某之说，却凑合得元晦说话。后不相见，以至于死。”（全集卷三十五）
  这简直是说，立之之死即由叛己误从朱子而然。而朱子方面则始终一贯以象山为近禅。
  是年（甲辰），象山有上殿轮对五劄。朱子来书曰：
  奏篇垂寄，得闻至论，慰沃良深。其规模宏大而源流深远，岂腐儒鄙生所能窥测。不知对扬之际，上于何语有领会，区区私忧，正恐不免万牛回首之叹，然于我亦何病。语圆意活，浑浩流转，有以见所造之深，所养之厚，益加叹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岭带来耳，如何如何，一笑。（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书之第一书）
  象山轮对五剳犹存，为粹然儒者之言，不知如何朱子会有“恐是葱岭带来”的联想？大概朱子此时已经有了先见，只劈头说尊德性，便是禅了。文集卷三十五与刘子澄书有云：
  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数，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不为无力。然其下梢无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十六书之第十一书）
  王谱将此书系之于乙巳。此函浙学、陆学并举，排击浙学尤在陆学之上，但已直截以陆学为禅，以其下梢无所依据。同年稍后又有一书云：
  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学者又为此说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十六书之第十二书）
  此则直以象山之学即禅家作用是性之说。朱子一方面还看到它的好处，心存折中之念，另一方面则忧惧之念日深，也不免见之于言词，其心境甚苦也。
  翌年丙午有答诸葛诚之书云：
  示喻竞辩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来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学吃紧着力处，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耳。如今所论，则彼之因激而起者，于二者之间果何处也。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如贤者之所疑也。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长少之节，礼逊之容。盖尝窃笑，以为正使真是仇敌，亦何至此。但观诸贤之气方盛，未可遽以片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满也。今因来喻，辄复陈之，不审明者以为何耳？（文集卷五十四答诸葛诚之二书之第一书）
  诚之为象山门人。此时距曹表之作，已三年矣。而不意曹表所激起之风波，不仅未趋平息，反有各走极端之势。此时东莱、南轩俱逝，无形中形成朱陆门户之对立，此亦不得不然之势也。稍后又有答诚之书曰：
  所喻子静不至深讳者，不知所讳何事？又云销融其隙者，不知隙从何生？愚意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个是处，初无彼此之间，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才有异同，便成嫌隙也。（文集卷五十四答诸葛诚之二书之第二书）
  调和折中既不可能，学术异同为本质事，是年乃有答程正思书云：
  所论皆正当确实，而卫道之意又甚严，深慰病中怀抱。……祝汀州见责之意，敢不敬承。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象山）说虽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杨墨，但能知其为我兼爱，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虽知其无父无君，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二十书之第十六书）
  至此而朱子意态乃大变，王懋竑所谓“诵言攻之”（朱子年谱考异卷二），不留余地矣。然朱子谓象山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则其然岂其然哉！象山自始至终是孟子学，何用遮掩？朱子是由其门人之狂肆而有所反激，本来双方就有距离，至此而坐实象山为禅，以其害道，乃不能不加以痛击。
  翌年，淳熙十四年丁未，象山精舍始建，门徒四集，风声日张。朱子于是年则有答赵几道书云：
  所论时学之弊甚善。但所谓冷淡生活者，亦恐反迟而祸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正为此也。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亦厌缴纷竞辩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曾略见天理，仿佛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渠辈家计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说既明，庶几后来者免堕邪见坑中。亦是一事耳。（文集卷五十四答赵几道二书之第一书）
  朱子既以陆学为异端攻之，是年象山适来书，重提以前其兄子美与朱子争辩太极之旧公案，可能是隐指朱子有些观念是来自异端。由此而引发二人有关无极太极的辩论，终于双方决裂，关系无可弥缝。关于这场辩论的主要书函在下年戊申朱子年五十九时，象山则刚好是五十岁。象山之第一书曰：
  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未尝于其上加无极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
  又曰：
  且极字亦不可以形字释之。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若惧学者泥于形器而申释之，则宜如诗言上天之载，而于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于太极之上。
  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学用力之深，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假令其初实有是图，观其后来未尝一及无极字，可见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兄今考订注释表显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为善祖述者也。（象山全集卷二）
  象山从好几个方面攻朱子之太极图说解，一则以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再则以极字只能训作中，不可训作形；三则曰太极图之来源出于老氏；四则曰二程亦未尝一及无极字。这正是由道统的观点来攻击朱子的说法为异学。但象山的批评并不称理，他只是抓着无极一词做文章。实则太极图说与通书之思想并无不贯通处（注九），通书多言无思无虑无为，也可谓为通于老子，然周子并未讳言，则太极图说言无极，又何独不可？极字为何一定要训作中字？本无是理。太极图源出道家，朱子固未否认，但太极图说之义理却是儒家的义理，这一点是无疑问的。至谓二程未尝一及无极字，更不能构成理由规定别人不能说无极。象山平时本不重视文义解释，空所依傍，直由本心流出，此则沾滞如是，殊不可解。朱子答书乃曰：
  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何至若此之纷纷哉。
  又曰：
  且夫大传之太极者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缊于三者之内者也。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
  又曰：
  至于大传既曰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无两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书之第五书）
  朱子以他自己的方式解析形上形下之两层，是否切合易传原义，这是一个问题。但道器两层的分别必须维持住，此则无疑问者。象山平时用力于本心之体证，概念之分疏非其所长，故在这场辩论之中立于一不利之地位。其复书又辩曰：
  至如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偶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今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其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
  象山此辩非是。由阴阳以识道则可，而直以阴阳为道则不可。其思路实不如朱子之明澈。但象山此辩只是借题发挥，故在此前曰：
  今阅得书，但见文辞缴绕，气象褊迫，其致辨处类皆迁就牵合，甚费分疏，终不明白。无乃为无极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视其说，亦当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尝晓陈同父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学术，省得气力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巧。言论未详，事实先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夫子而师承之，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无疑。先行之训，子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子，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
  此函末段又谓：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太极亦曷尝隐于人哉？尊兄两下说无说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平时既私其说以自妙，及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彼此只是葛藤。未说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过。兄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区区之忠，竭尽如此。流俗无知，必谓不逊。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谅在高明，正所乐闻。若犹有疑，愿不惮下教。政远惟为国自爱。（象山全集卷二）
  如此则象山亦以禅学攻朱子。彼此实见虽不同，但象山之人身攻击处未免太过。朱子有一长函复之，一开始即说：
  熹谓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学者所当明辨。或者之说诚为未当，然凡辩论者亦须平心和气，仔细消详，反复商量，务求实是，乃有归着。如不能然，而但于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词，以逞其愤怼不平之气，则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静和平，宽洪悠久，犹有君子长者之遗意也。
  其辨阴阳与道器问题则曰：
  若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形而下者复是何物？更请见教。若熹愚见则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如是则来书所谓始终、晦明、奇偶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聪、父之慈、子之孝，乃为道耳。如此分别，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朱子自己的思路十分明澈，其问题并不在象山所攻击者。对于象山之斥其为禅，朱子也有辨如下：
  太极固未尝隐于人。然人之识太极者，则少矣。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而不知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语只是俗谈，即非禅家所能专有，不应儒者反当回避。况今虽偶然道著，而其所见所说即非禅家道理，非如他人阴实祖用其说，而改头换面，阳讳其所自来也。如曰私其说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奸，又曰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则恐世间自有此人可当此语，熹虽无状，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
  朱子学本非禅，故言之侃侃，振振有词，其动机也不如此鄙陋。自教育程序言，为学本有次第，小学为先，性与天道之体悟分解在后，故朱子西铭解义成于壬辰四十三岁时，太极图说解成于翌年癸已，而迟迟未行于世。至戊申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始出太极图说，西铭解义，以授学者，或者多少乃是由于象山方面的压力也未可知。
  函尾乃曰：
  如曰未然，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可望于必同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书之第六书）
  则朱子已雅不欲再辨情见于辞矣。朱子此函在己酉春正月，然象山又有复书曰：
  不谓尊兄遽作此语，甚非所望。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过，虽微箴药，久当自悟，谅今尊兄必涣然于此矣。愿依末光，以卒余教。（象山全集卷二）
  此则断定朱子有过，朱子不再有辨。象山年谱己酉记八月六日元晦答书云：
  荆门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计，惟僻且远，犹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三年有半之间，消长之势又未可以预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为也。闻象山垦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间，观奇览胜。某春首之书词气粗率，既发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此函文集未收。朱子终以词气粗率为悔，结束了这一番辩论。象山年谱又记曰：
  包显道侍晦庵。有学者因无极之辩贻书诋先生者。晦庵复其书云：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无极之辩，双方极不愉快，而朱子还能够克己如此，自属难能。但象山虽不免于意气，然主要还是在本质上有差别，不能纯以意气之争目之也。象山集卷十五有与陶赞仲二书，言及与朱子辩无极事。其第二书曰：
  荆公祠堂记、与元晦三书，并往，可精观熟读。此数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时辩论之文也。元晦书偶无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无理会处。吾文条析甚明，所举晦翁书辞皆写其全文，不增损一字。看晦翁书，但见糊涂没理会，观吾书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所谓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穷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实师友，妄以异端邪说更相欺诳，非独欺人诳人，亦自欺自诳。谓之缪妄，谓之蒙暗。何理之明，何理之穷哉？
  又曰：
  古人所谓异端者，不专指佛老。异端二字出论语，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佛，虽有老氏，其说未炽，孔子亦不曾辟老氏，异端岂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理须是穷，但今时即无穷理之人。
  由此可见，问题真正的症结在，象山不以为朱子真正能够把握到理，故判之为异端。在实质上，象山心即理之系统，与朱子心具众理之系统是有根本差别。故象山之排朱子也非全基于情绪上之理由也。象山语录卷三十四有曰：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搁，奈何？
  则象山也非不能欣赏朱子格局之宏大，然不免有一间之隔，遂学不见道，枉费精神。语录又曰：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性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故象山看朱子是弥近理而大乱真，最中心一点把握不住，故见道不明。象山的工夫恰完全在这一点。语录有曰：
  吾之学问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
  象山就是在这一点上体会得真切，故自信极坚，以学问为余事，斥朱子为支离。他一点也不自觉到，在无极之辩上，自己所作概念的分析、文献的解释是有问题的。他只是以朱子见道不明，故必加以驳斥。但在朱子的感觉，却完全不是这么会事。己酉有答程正思书曰：
  答子静书，无人写得，闻其已誊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叹可叹。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学者略知前贤、立言本旨，不为无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圣贤任道之心也。（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二十书之第十九书）
  同年又有答邵叔义书云：
  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不谓渠乃自暴扬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识者自当知之。当时若便不答，却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即传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态，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学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当以此等气象举止为戒耳。（文集卷五十五答邵叔义四书之第四书）
  再越三年，壬子腊月，象山卒于荆门。朱子语类曰：
  象山死。先生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原注：此说得之文卿）。（一二四）
  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三疑此语太轻，必非朱子语。传闻之说自不必实，但朱子以告子目象山却是其一贯看法。文集卷五十四有答项平父书曰：
  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义，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学聚问辨之所得皆指为外，而以为非义之所在，遂一切弃置而不为。此与告子之言虽若小异，然其实则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讥裸裎也。由其所见之偏如此，故于义理之精微、气质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发之暴悍狂率无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为义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于人欲之私也。（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八书之第六书）
  此书王谱系之于壬子。朱子讥象山与告子为五十步笑百步。实则由朱子的看法，这与禅家作用是性之说亦同是一丘之貉。朱子是由行为之狂肆把这些归于一类，加以讥弹，而为其所深排。此则朱子始终一贯者，并无改变。文集卷四十六有答詹元善书曰：
  子静旅衬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文集卷四十六答詹元善三书之第三书）
  王谱将此书系于癸丑，象山卒之翌年。文集卷五十五又有答赵然道书曰：
  荆门之讣，闻之惨怛。故旧凋落，自为可伤。不计平日议论之同异也。来喻又谓恨不及见其与熹论辩有所底止，此尤可笑。盖老拙之学，虽极浅近，然其求之甚艰，而察之甚审，视世之道听途说于佛老之余而遽自谓有得者，盖尝笑其陋而讥其僭，岂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
  此书亦在癸丑。朱子态度虽无象山之激越，然自信亦坚，决无晚年自悔折从象山之事。语类中材料多抨击象山，口说之间，更无保留，兹选录数条如下：
  禅学炽则佛氏之说大坏。缘他本来是大段着工夫收拾这心性，今禅说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见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细密，今禅说只一向粗暴。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吾儒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滚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一二四）
  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个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了，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他却是实见得个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东莱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见得恁地直拔俊伟。下梢东莱学者，一人自执一说，更无一人守其师说，亦不知其师紧要处是在那里，都只恁地哀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学者是见得个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说，实是卒动他不得。一齐恁地无大无小。便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若我见得，我父不见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见得，便是兄不似我，更无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后世，即今便是。（一二四）
  吴仁父说及陆氏之学，曰：只是禅。初间犹自以吾儒之说盖覆，如今一向说得炽，不复遮护了。渠自说有见于理，到得做处，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则喜，异之则怒，至任喜怒胡乱便打人骂人。后生才登其门，便学得不逊无礼出来。极可畏。世道衰微，千变百怪如此。可畏可畏！（一二四）
  极高明须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则将流入佛老之学。……他是过于高明，遂至绝人伦。……陆子静天资什么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后其学便误人。某尝说陆子静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其初说得澜翻，极是好听。少间到那紧要处，却又藏了不说，又别寻一个头绪澜翻起来，所以人都捉他那紧处不着。（六四）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其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一〇四）
  陆子静说克己复礼云，不是克去私欲之类，别自有个克处，又却不肯说破。某尝代之下语云，不过是要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学者切不可不戒。（一二四）
  因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子克己处，曰：看此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分晓。此乃捉着真脏正贼。惜方见之，不及与之痛辩。其说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讲习却是大病，乃所当克治者。如禅家干屎橛等语，其上更无意义，又不得别思义理，将此心都禁遏定，久久自有明快处，方谓之得。此之谓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纷起，恣意猖獗，如刘淳叟辈所为，皆彼自谓不妨者也。……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一二四）
  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看他意思只是拣一个笼统底说话将来笼罩。其实理会这个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间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见他于事事物物上理会得这许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来这里提省他。然曾子却是已有这本领，便能承当。今江西学者实不曾有得这本领，不知是贯个什么？尝譬之，一便如一条索，那贯底物事便如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一串穿，这便是一贯。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且其为说吃紧是不肯教人读书，只恁地摸索悟处。譬如前面有一个关，才跳得过这一个关，便是了，此煞坏学者。某老矣，日月无多，方待不说破来，又恐后人错以某之学亦与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说破。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但学者稍肯低心向平实处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难见。（二七）
  此条虽不知何人所录，所举穿索之例则与前条辅广录甲寅朱子六十五岁以后所闻若合符节。而朱子自谓日月无多，此真朱子晚年之定论也。而文集卷六十三有答孙敬甫书曰：
  如陆氏之学，则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俦匹。其徒传习，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若只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诚之域也。然在吾辈，须但知其如此，而勿为所惑。若于吾学，果有所见，则彼之言，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来矣。切勿与辨，以起其纷拏不逊之端，而反为卞庄子所乘也。少时喜读禅学文字，见杲老与张侍郎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学者。后见张公（即张侍郎横浦）经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处多，故读之者一见便知其所自来，难以纯自托于儒者。若近年，则其为术益精，为说浸巧，抛闪出没，顷刻万变，而几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观之：亦见其徒尔自劳，而卒不足以欺人也。（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六书之第四书）
  王谱将此书系之于丙辰朱子六十七岁时，距象山卒已四年，而下距朱子卒亦仅四年，诚是朱子晚年之定论。如此则文集与语录之间并无本质上之差别。钱穆先生说：
  凡是陆非朱者，必喜为朱陆中异晚同之论。其所以证成之，则必取之于文集，而不用语类。谓文集出于亲笔，语类则门人弟子所记录，其中多不可信。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亦曰：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然今就文集言，实未见所谓中异晚同之说。语类与文集，亦多互相发明。抑且语类多出晚年，有书函文章所不能详，而面谈之顷，自然流露，转为畅竭无遗者。（注十）
  这是的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是站不住脚的。朱子年谱记载：
  先生尝曰：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
  这确反映了朱子晚年的心境。
  以上我们把朱陆交游论辩整个经过叙述了一个梗概。这里显然牵涉到道统继承的根本问题。我们在此首先必须解答下列两个先决问题，始能对此一根本问题有一明白的交待。
  （一）朱陆双方均互斥对方为禅，这样的批评是不是有充分的理据可以站得住脚？
  （二）接着，无可逃避即是评价的问题，就先秦儒到宋儒发展的一贯线索，究竟是象山，抑为朱子代表了儒者内圣之学的正统？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象山之攻击朱子为老氏，为禅，见于其与朱子辩无极之书函中。象山只是抓着无极一词做文章，实则这一观念首倡自周子，朱子只不过尝试给与一合理之解释而已。太极图周子虽取之于道家，然太极图说却粹然为儒者之言，决无疑问。如果后儒于先儒所言不许创新，则象山言心言理既不落古人窠臼，也不得不在排斥之列。朱子之辩是也。其实朱子的问题不在“无极而太极”的了解，他的理气二元的方式实不能给“太极动而生阳”以一个符合于周子原意的解释。然而象山见不及此，以其中心兴趣本不在宇宙论这一方面，多所睽隔故也。至于象山攻击朱子曾学禅学，用禅宗的话头，这些更是夹带出来、出于反激之语，并无实义。其实象山真应该辨的是朱子不识本心，失落了孟学的真精神，所谓不见道是也。由象山的观点，则朱子始终是歧出、支离，鹅湖一会时即看出其问题症结所在。以后朱子从他自己的观点力求对治支离，自己虽觉有进境，其实则始终有一间之隔，未能真正克服困难也。但象山却攻朱子为老，为禅，甚是无谓，无怪朱子不伏，理所当然也。
  但反过来，朱子之攻象山似乎言之凿凿，则又如何？大概朱子于象山之真正精神不能有相应之了解，未相识时即依传闻臆想其为禅。后见其学有实效，可以收管身心，故作调和之论，但终不以为然。后见象山与其徒众不免发为粗恶之气，复因无极太极之争辩，终于决裂，至晚年乃诵言攻之，不遗余力，坐实其为禅。其实仍不过从效果上看，以其与禅学末流一般，乃痛加抨击耳。朱子读象山轮对札子，戏称其恐是由葱岭带来，结果引起大不怿。语录又谓读象山与胡季随书论克己，抓着其真赃实据，合下便是禅门宗旨。象山这些文献具在，读之何尝发现有一点禅味。朱子是对什么是禅已有一先见，然后把象山之说打上印子，硬栽进去，未见其是。牟宗三先生谓象山本人无分解，其所预设之分解尽在孟子，其言是也。其所指点启发以示之者则如下列六端：（注十一）
  （I）辨志：此则本于孔孟义利之辨以及孟子之言“士尚志”；
  （Ⅱ）先立其大：此则本于孟子大体小体之辨；
  （Ⅲ）明“本心”：此则本于孟子之言四端之心；
  （Ⅳ）“心即理”：此则本于孟子之言“仁义内在”以及“心之所同然”乃至“理义悦心”等；
  （Ⅴ）简易：此则易传虽有明文，而精神实本于孟子之言良知良能，“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以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矣”，“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等语；
  （Ⅵ）存养：此则本于孟子之“操则存，舍则亡”，“存其心，养其性”，以及“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等语。
  凡此六端并本孟子而说，分明是彻底的孟学精神，不知朱子为何有那么多有关禅的联想。故宋儒之斥他儒为禅，实是一种陋习。这证明了禅在当时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使得儒者饱受威胁，四顾而莫非禅。实则这是在概念上缺少分疏，但凭测度联想，结果儒家内圣之学的本质固不得见，并禅之本质而未晓。以此要在宋代儒学的内部找分疏，实在是一笔糊涂账。宋儒只是在直觉之上知道彼此在精神上不相契合耳。其实儒学内部的分疏的关键本不在其近禅不近禅，而必须另立标准，此则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