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理想之实现必贯注在人伦日用之内。但真正儒者的志向决不在博取一个功名，做一个外表循规蹈矩的缙绅先生。如不能澄澈自己的心怀，克制胸中大段私念，则仍不免陷在利欲胶漆盆中。此即真儒者与乡愿之分界线的所在。故儒者的思想是既超越而内在，必建立超越，而内在所含藏之意义始得以充分呈现出来。故儒者必先立志，遮拨现实功利的思想，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眼前的一点利禄之上。然见道既真，知道之不可须臾离，乃必肯定全幅人生之意义价值，此真所谓点铁成金，把超越的意义完全体现在内在之日用行常之内。理一而分殊，不可如二氏之高蹈避世，转陷入另一种偏枯的人生境界之中。故儒者之教育必始于小学，由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而到了一个阶段就必要求作一异质的跳跃，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体会是也。如此眼界既宽，心志既立，而磨砺日久，终于由绚烂而归于平淡，乃可以向往孔子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超越与内在之间获致一种完美的平衡，则此生可以无憾矣。
  但人生最自然的是顺躯壳起念，故身陷利欲胶漆盆中而不自知，此处必有一强烈震撼始能由现实功利的考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此处佛道的思想确可以扮演一重要之功能。即至今日，科技文明先进国家如英美，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之叛逆性之青年莫不向往老庄禅佛之思想。由内在而超越，修内圣之学的儒者与道佛实走上了一条十分相似的道路。此所以翻阅宋明儒的传记，莫不有出入老佛几十年的经验。然二氏则一去而不返，终不能从本质上肯定人伦日用的意义与价值。而儒者则由超越而回归于内在，完成了整个的圆周，故必辟二氏，以其弥近理而大乱真。由此而可以看到儒者的内圣之学与道佛实有一微妙之辩证的关系。就其同反现实功利之态度而言言，则双方结为友军，就其终极体验或托付（Ultimate Concern or Commitment）而言，则又判若云泥。故此宋儒要建立道统就不能不接触到儒者与二氏的分疏的问题。由于道家的典籍较少，思想架构比较简单，声势也远不如禅佛之煊赫，所以不是问题的重心所在。而宋儒自横渠以降必辟佛，其辟佛之方式绝不止于韩愈式的由外在的文化社会的观点来辟佛，此间又牵涉到儒者内圣之学本身内部的分疏的问题。故我们必对下列三个问题加以详细的审查，才能真实了解宋儒道统观念建立的意义，并对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一客观的衡定。这三个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一）宋儒如何辟佛？儒佛之间之基本分疏究竟何在？
  （二）宋儒自濂溪以来，即吸纳道家之言，语录之内也不避讳而广泛应用佛家的话头，所涉猎的范围则远远超过先秦儒的范围。究竟宋明所谓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与原始儒家有什么本质性上的关联？最严重的攻击是宋明儒根本是所谓阳儒阴释，挂羊头卖狗肉。比较温和一点的反应则谓，儒家在受到魏晋玄学以及隋唐佛学的冲击之后，对问题的视野已经有了根本的变革。所以虽则儒家的规模犹存，然已成套引进新的佛说，增富了儒家的内容，也歧异于原始儒家的方向。如此则根本问题在：新儒家之所以新，究竟新在何处？到底根本是另外一种儒家？还是在根本的慧识上仍继承原始儒家，只是在适应时代的挑战与冲击的情况之下而有了新的回应？还是在基本的慧识方面也有了相当修正，只不过还保存了一部分传统的规模而已？这些问题必须让我们来详细加以审查，才能对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提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与平情的论断。
  （三）即在新儒学的内部本身，也涉及微妙的体验与思想的分疏问题。象山攻击朱子的思想为支离而不见道，朱子更明白地指斥象山思想的根源是由禅学中来，而谓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宋明儒的习惯动辄将异己之学斥为由异学所借。如此则背后隐伏的仍是儒佛的基本分疏的问题。不在这里把握到定盘针，那么孰为正统？孰为旁支？孰为异端？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
  正由于朱子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探究来说都占有一枢纽性的地位，所以我们仍由朱子思想的省察着手，看他如何辟佛，如何建立道统，如何会产生朱陆异同的一大公案，最后对于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有了解答，乃可以客观地衡定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