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朱子对汉唐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见朱子对于本朝（宋）的看法。语类有曰：
  问：本朝大势是如何？曰：本朝监五代藩镇，兵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惰弛之余，势有不容已者，但变之自不中道。（二四）
  近世王介甫，其学问高妙，出入于老佛之间，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然所用者尽是小人，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以至遗祸至今。他初间也何尝有启狄乱华率兽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义理不明，其终必至于是耳。（五五）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佑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一〇八）
  其实乾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岁时，即有与陈侍郎（名俊卿、时为吏部侍郎）书讨论时政：
  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论之，上则天心未豫，而饥馑荐臻。下则民力已殚，而赋敛方急。盗贼四起，人心动摇。将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为图回之术，则岂可以胜言哉。然语其大患之本，则固有在矣。盖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为是说者，苟不乘乎人主心术之蔽，则亦无自而入。此熹所以……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盖是三说者不破，则天下之事无可为之理。而君心不正，则是三说者，又岂有可破之理哉。（文集卷二四）
  此书中所言平易中肯，则高远之道德理想又未始不可以翻译落实为实际可行之方策。但朱子之志既不得申，乃决定走归隐的道路，一直到五十岁始膺南康军之命而出。其实朱子决非完全不知事势的书呆子，语类有曰：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一〇八）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一〇八）
  问治乱之机。曰：今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一〇八）
  朱子又决非不想用世。语类曰：
  桧死，上（孝宗）即位，二大有为之机会。（一三三）
  然势终不可为，一生乃表现一狷者之形态，但却又不是不能欣赏狂者的形态。语录有曰：
  飞卿问孔子在陈，何故只思狂士，不说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济事，狂底却有个躯壳可以鞭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二九）
  又曰：
  汉文帝谓之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文帝天资虽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资高，足以有为。使合下得真儒辅佐他，岂不大可观。惜乎辅非其人，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四三）
  如此则纯由现实观点着眼，朱子也未始不可以欣赏汉唐。语类潘时举录癸丑朱子六十四岁以后所闻：
  亚夫问：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棤。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这个功业，然谓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四四）
  故朱子晚年虽仍把定道德之超越原则，然也非不知论史论现实要用一较宽松之标准，只不过不容许一开始就把志堕下来罢了，故语类有曰：
  古人事事先去理会大处正处，到不得已处方有变通，今却要先去理会变通之说。（一一四）
  又曰：
  今日人才之衰，皆由于诋那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并脚，便道是矫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须是如市井中人，拖泥带水，方始是通儒实才。（一〇八）
  故儒者之必言三代之治，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及其本质性之理由。语类曰：
  至之问：程先生当初进说，只以圣人之说为可必信，先生之道为可必信，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说。如今说与学者，也只得教他依圣人言语恁地做去，待他就里面做工夫有见处，便自知得圣人底是确然恁地。荆公初时与神宗语亦如此。曰：愿陛下以尧舜禹汤为法。今苟能为尧舜禹汤之君，则自有皋稷伊傅之臣。诸葛亮魏征，有道者所羞道也。说得甚好。只是他所学偏，后来做得差了，又在诸葛亮魏征之下。（九三）
  但传统儒家就是在此处碰到了它的最大问题所在，朱子有一语道破了此中根本症结之所在：
  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一三）
  然千百年间，圣君难得一见。即三代之治，毕竟只是儒者理想化以后的形象。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之下，现实上的人主绝难亲君子而远小人。并且即使是英明的人主也绝无可能去彻底改变既得利益集团之基本结构，故上焉者乃假仁借义，下焉者更残民以逞，置天下之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上行下效，一齐陷入利欲胶漆盆中，而道德理想彻底蒙尘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道学者被逼得在野形成一与现实政治对立之清议集团。实为一必然之趋势。语类有曰：
  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一二，而师道则绝无矣。（一三）
  格于现实情势，道学者既根本不能用世，乃把全付精神放在教育文化方面，盖修身（正心诚意）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实则完全由内圣之学的观点来看，政治已落于第二义，且不说汉唐，乃至连三代，甚至于尧舜，终不过只是外现的“迹”而已。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作复性的功夫使生生不已的天道当下体现于自己的生命之内，客观外在的成就则有赖于实际的机缘。故明道曰：“虽尧舜事业，亦如太空中一点浮云过目。”
  站在儒者的立场来看，所尊的实只是君之位，而不是现实人主之德。在现实政治结构之内，君之位虽为至尊，但师道却另有一种尊严，虽人主之尊，也不得不尊之。伊川之严责太子不可乱折花木以损害春天的生气就是一个最具备有象征意义的例子。而伊川之被诬而被贬，乃又决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语类曰：
  因论司马文吕诸公当时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来听，遂致苏孔诸人纷纷曰：宰相尊贤如此，甚好。自是诸人难与语。只如今赌钱吃酒等人，正在无礼，你却将礼记去他边读，如何不致他恶。（九三）
  如此则朱子本人已看得很清楚，理想与现实两面是命定了要起冲突。在理论上人君是政治以及道德的领袖，在事实上，则道德另有标准，而道学家之担负过甚，乃必引起反激。连朱子本人，虽从不曾在朝受到如伊川之礼遇，还是逃不脱这种对立所引发的悲剧性的效果。在他晚年被诬为伪学之际，乃至有强大压力停止他的讲学生涯。语类曰：
  有一朋友微讽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于予底意思，却无微服过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书自辩，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论语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今人开口亦解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里死，须是溺杀。此犹不是深奥底事、难晓底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见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一〇七）
  或劝先生散了学徒，闭户省事以避祸者。先生曰：祸福之来，命也。（一〇七）
  先生曰：如某辈皆不能保。只是做将去。事到则尽付之人，欲避祸终不能避。（一〇七）
  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一〇七）
  朱子能够表现如此勇毅的精神，自不能不归之于他的修养功夫，然也不能不说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而时代风气的形成，则又不能说只是几个理学家提倡出来的结果，而实有其整个时代环境为背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提倡文事。北宋立言官制度，固然不免也有一些故为忠谏姿态的沽名钓誉之徒，但确养成了在朝直言的习惯，而不得不为人主所优容。然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故道学者终必在野发展一与现实政治对立之清议集团，实为一必然之结果。
  其实朱子本人决非不了解制度上的根本症结所在，故语类有曰：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一三四）
  这真正是一针见血之论。从本质上来看，朱子自也不必一定要沿袭过去的成法。故语类又曰：
  问：后有圣贤者出，如何？曰：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一三四）
  然理学家终偏于在内圣之学上用心，故多重在做律己的功夫，没有把心思放到客观制度的根本变革上面去。一直要到明末清初黎洲等惨遭亡国之痛，才能对宋儒由凌空的道德的立场所看到的私天下之蔽有一真正痛切的实存的了解。宋元学案龙川学案黎洲对于朱子与同甫的辩论的评语曰：
  止斋（陈傅良）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于仆区不远。盖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然止斋之意，毕竟主张龙川一边过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与汉唐之事功迥乎不同。当汉唐极盛之时，海内兵刑之气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礼乐之风不能浑同。胜残去杀，三代之事功也，汉唐而有此乎？其所谓功有适成事有偶济者，亦只汉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统天下而言之，固未见其成且济也。
  黎洲还是以理想主义的观点称美三代，其思想为朱子之流亚。但他更深知问题症结之所在，故谓一身一家之事功，即当汉唐极盛之时，也不能谓之成且济，其识见远非全祖望之所及（注七）。王船山也亟攻私天下之害，其黄书“古仪篇”有孤秦陋宋之说。自秦政坏古仪，而王道泯绝。下至陋宋，遗法全丧，而三维裂矣。其言曰：
  宋以藩臣，暴兴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于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以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于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纵佚文史，拘法牵絷。
  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缯岁益。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臣室寒心。
  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于货酒，岳氏遽陨于风波。挠栋触藩，莫斯为甚。
  夫无为与者，伤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
  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祸速者绝其胄。祸长者丧其维。非独自丧也，抑丧天地分建之极。呜呼！岂不哀哉！
  船山“宰制”篇又有曰：
  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母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非与于贞观之道者，亦安足以穷其辞哉！
  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终未能在外王的层次想出一套建立客观外在政治制度之可行之法。船山之斥陋宋，固宜矣。然视宋以后之朝代，事实又如何呢？宋之知识分子犹得以放言高论，慷慨陈词，虽受抑于群小，尚可以在野建立道学之规模。明之私天下乃大兴文字狱，立廷杖之陋习。清之私天下，以异族入主中原，更大兴文字狱，终于尽驱知识分子于考据之林。考据本身虽无罪，然在专制淫威之压迫之下，士人流为只知保身家性命之清客学问家。士风之败坏，莫此为甚，流毒至今未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传统中国的文化理想决不可弃，我们还可以讳言传统政制的阙失么？而儒者从孔孟以至于顾黄王，莫不痛斥现实政治之非，而求以仁政公心之理想救之。其言则迂阔而不能用。凌空之道德理想终不能进入真实的历史而大行于世，充其量只能在消极的方面发生一点制衡缓和虐政的作用。不意西方之汉学家如费正清辈竟谓中国之朝廷政治为“儒教之国”（The Confucian State），这真正是一个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