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朱子生平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朱子的思想决不只是一套抽象的哲学理论而已！一理化而为万殊，宇宙之间，品物流行，人事典章制度，莫不有法有则。人之心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所以学贵自觉。一切称理而行，自不会为私欲所夺。为人君者尤其必须正心术，亲贤臣，远小人，推行各项设施，体恤民情，始可望政治清明，否则权臣当道，私欲肆虐，公义不行，国事当然日非，不免沦于无可救药之地。
  由此可见，朱子一生，在野时多，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而已，然忧国之诚，则始终不衰。我们看有宋一代，道学鼎盛，然居高位者绝无仅有，而元佑学术（伊川被诬坐眨）、庆元党祸，无独有偶，难道是偶然的现象么？
  朱子本人在戊申封事固已慨乎言之，他痛击当时的风气曰：“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既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佑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
  王谱引“行状”曰：“先生当孝宗朝，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复之义。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其后，封事之上，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胆，极其忠鲠，盖所望于君父者愈深，而其言
  愈切。故于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独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忠诚恳恻，至今读者，犹为之涕下。先生进疏唯切，孝宗亦开怀容纳。……先生之尽忠，孝宗之受尽言，亦不为不遇也。然先生进言皆痛诋大臣近习，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禅矣。”
  由此看来，孝宗并不能算太坏的皇帝，他可以欣赏朱子的忠鲠直言，而终不能够用朱子。套在传统的方式之下来了解，则可谓朱子之不能用世，是未逢明主，不得时机，恰如孔孟之不能用世，情形似乎十分相仿。故钱穆先生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注三）
  吾人自不得以成败论英雄。钱先生依朱子辩称：“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注四），此固然矣！又说：“延平与朱子平日讲论有素，又乌见儒学之无补于世道与治道哉。至于不获大用，则非学术之罪。”（注五）言下之意，只要朱子得到机会，亦未始不可以大行于世。朱子自不如腐儒之迂阔，亦不为俗士之功利，见识超卓，非愚庸所及。然而深一层观察，乃可见朱子之所以不行时，决不能用“不逢明主”这一类简单的模式来解释。他所信守不渝的价值规范、思想形态，都与当时的现实政治所行，在根本上即有矛盾冲突，有不可以调停者在，此则不可以不作进一步的分析。
  当时朝廷取士的根本制度在科举，而朱子却认为这样的制度是害道。不只他本人在年青时对于举业之事不太措意，后乃明白地觉察到这和圣道所追求的目标根本背道而驰。语类有曰：
  某常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一〇九）
  又曰：
  义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讲求，却易为力。举业乃分外事，倒是难做。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十三）
  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它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十三）
  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十三）
  或问科举之学。曰：做举业不妨，只是把它格式櫽括自家道理，都无那追逐时好回避忌讳底意思便好。（十三）
  由此可见，科举可以夺志，为了生计，不得不为，然只有对那些把持得定的人而言，始得为无害，一般人乃易沦为功名利禄之辈。
  朱子一生，出仕时少，全力集中于教育事业。而他所培育的学子，所提倡的风气，则适与时流背道而驰。兹录“白鹿洞书院揭示”如下：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上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下。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上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下。
  言忠信行笃敬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上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上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上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
  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文集卷七十四，杂著）
  其实反科举，认定教育有另外的目标，则又不只是朱子一人之私意，举凡致力于圣学者莫不如此。象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力排科举，适与朱子相应和。如此蔚为风气，很明显地与当时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形成一鲜明之对比，而对之成为一种实际的威胁。
  了解这样的背景，再看朱子所上的封事或奏言，猛烈抨击皇帝左右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些人怎能不死命反扑，必将朱子一班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焉能安枕？朱子由于时代与意识形态的限制，没有法子看透：皇帝实在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魁首。乃徒托之于空言，昧死吁请皇帝正心术、用贤人，焉能动摇其基础于分毫？此外则当然也不免有些文人看不惯理学家那种把道都担在身上，摆出一付大宗师的姿态。
  年谱于癸卯朱子五十四岁时有曰：
  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
  由此可见，朱子到五十多岁还有万一之想，但他很快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迅速斩断了现实政治的关联，回到自己教育的岗位。庚申七十一岁朱子逝世，年谱有云：
  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国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时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将至，若不屑于斯文者。及其出而事君，则竭忠尽诚，不顾其身。推以临民，则除其疾苦，而正其风俗，未尝不欲其道之行也。虽遇知于人主，而不容于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而已。岂非天将以先生绍往圣之统，觉来世之迷，故啬之于彼，而厚之于此欤？
  试想朱子之不得志于现实政治，岂只是“不容于邪枉”所能解释？而朱子毕生只能致力学术教育事业，岂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绝不是偶然际遇的产物。
  再往后看，以阳明之大才，竟只能作统治者平乱的工具，而见抑于阉党。一直到黄黎洲于国破家亡之际，才能拨开云雾，直透本源，写下“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这样震撼人心的大文字。黎洲于古代禅让公天下的构想固不免过分理想化，但他痛斥私天下之不义，在当时真如晴天霹雳，今日读之还不免戚然于心，所论非必完全过时也。他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
  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真是痛乎言之。黎洲又痛斥小儒之无识，其言曰：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于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在传统儒家的规模之下，实不足以解决这一大问题。黎洲还只能托始于往古，并无实现儒家理想之良方。但至少他解开了一个纽：朝廷政治不必是唯一可遵行的方式。故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乃必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
  然扣在传统朝廷政治的规模之下，则真儒者的处境是极其艰难的。如朱子乃只能寄望以崇高的道德理想去指引君王，同时自培品德与识见，准备随时出仕以解黎民于倒悬。然而在实际上则往往权臣当道，有力难施。乃只有自觉地远离现实政治一线，致力于学术教育文化理想的拓展。如是不期然地形成了一股清流的力量，与恶浊的现实力量相制衡。真正儒者的理想似迂阔而不能行，兼之与既得利益集团相对反，故
  难大行于世，但却也发生一种阻抑的作用，同时担负了重大的教育、学术的责任，故在社会上也有它一定的影响。
  朱子所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以内圣之学为本，但却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随时准备投入为朝廷、百姓服务。然而在实际上则崇高的理想与恶浊的现实格格不入，于是每每自觉地在野形成一股清流的舆论的力量，与当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相对立，表现一种拒绝同流合污的态度，（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可谓是表语种不妥协的“AttitudeofCivilDisobedience”）。奇怪的是，历来人们都看到儒者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准备积极参与的态度，却不能够看到，其实这些人自己也很明白，在现实政治上根本没有机会，于是在学术教育文化的阵地形成了一个不与现实力量妥协的压力团体。这在孔孟已开其端，到了宋明儒乃形成了一种架势。这不仅在程朱辈大儒为然，即在朱子的父亲、师执一班人也是如此。但人们每为一些外在的烟雾所迷惑，甚至为道学者本人的主观愿望所误导，乃每扼腕叹息真正儒者的不能行时，却不了解，这些儒者在深心实在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上的处境，所以每次受召时必固辞，这确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有着一种自觉，要在现实政治之外另外建立一个壁垒，来卫护他们所坚持的理想。而在事实上，他们在野所发挥的力量，实在远大于他们在朝所可能发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