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和新说之后，朱子进而撰仁说，触发与湖湘学者有关仁的问题的理解的一场大辩论。朱子仁说似乎数易其稿，等到定稿之后，其心性情三分的架局已经大定。所以这一场的辩论对于朱子思想的发展之走向定型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王懋竑年谱正文对于仁说竟然只字不提，甚为可异，连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都不录现行仁说之全文，不知什么缘故？（注一）只有牟宗三先生独具只限，将相关文献辑录在一起，详加疏释，功不可没（注二）。但牟先生推测，“关此之论辩大体开始于四十三岁，其结束当在四十六、七之间”（注三）。年限似放得太宽。其实论辩诸函多在同时，集中讨论这一问题不出壬辰、癸巳两年之外，现行仁说当改定于癸巳朱子年四十四岁时，正好像中和旧说之在戊子，新说则在己丑（注四），真正集中讨论中和问题也不过就在两年之间。乙未年朱子四十六岁，吕伯恭（东莱）来访，两人合作编成近思录，同年乃有鹅湖之会，注意力已转移他处；次年更如婺源修祖坟，夫人则卒于同一年的冬天，时间上也不容许他还在作有关仁说之辩论。以下我将广征文献来证成我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推测和论断。
  朱子蕴酿关于仁的理解约与对于中和的反省同时。语录曰：
  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一〇三，此条郑可学录）
  南轩是否独得胡氏之说？此点大可商榷。但这一条却证明，朱子三十八岁往潭州晤南轩时并不专讨论中和问题，亦兼论仁之问题。只不过中和问题站在前哨，仁的问题暂隐幕后而已！关于中和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戊子、己丑两年，到壬辰年朱子写中和旧说序，对于全案作一追叙式的总结，可惜所编有关中和之论辩的文集无存，王懋竑已不及见，所以需要花好多考据功夫以复其旧。有关仁说之论辩则大体恰正始自壬辰，当时辩论是如火如荼，正如语类所说：“某尝说仁主乎爱，仁须用爱字说，被诸友四面攻道不是”（注五）。王懋竑则是有意忽略此一论辩，决非如牟先生所谓“如许之信函，其确定年月恐不必能详考。此或王懋竑朱子年谱所以不列载此部论辩之故与？”（注六）事实上我们利用王谱做参考，详查答张敬夫、吕伯恭、吕子约、胡广仲（五峰从弟）、胡伯逢（五峰从子）、吴晦叔（五峰弟子）等有关信函，就可理出一条大体的线索来。
  现行的朱子文集，有的文章、书函标明年月日，多数则没有日期，但若能找到几个重要的枢纽点，再推概其余，也就虽不中，不远矣。
  文集卷七十七有克斋记一文，标明为壬辰所作，兹录如下：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然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礼而视，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听，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言且动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鸣乎！此仁之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下略）。
  现行仁说的正面内容和这篇克斋记相同，克斋记是朱子四十三岁时为石子重而作。与张钦夫四论仁说中有云：“熹向所呈似仁说，其间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来教以为不如克斋之云是也。然于此却有所未察。”（文集卷三十二）由此可见，仁说之初稿是在克斋记以前，现行之定文在壬辰朱子四十三岁以后，与张钦夫之辨仁说也大体在四十三岁以后。其他湖湘学者如胡广仲、胡伯逢、吴晦叔等与朱子的论辩也应在同时，因为那一连串的书函互相关涉，很明显地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问题是在论辩的下限究竟在什么时候？现行仁说究竟改定在那一年？
  文集卷三十三朱子答吕伯恭云：
  仁说近再改定，比旧稍分明详密，已复录呈矣。此说固太浅，少含蓄。然窃意此等名义，古人已教、自其小学之时，已有白直分明训说，而未有后世许多浅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学者亦晓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着实践履。所以圣门学者皆以求仁为务。盖皆已略晓其名义，而求实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会不得，则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识之物，复何所向望爱说（同悦），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诚为浅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免得学者枉费心神，胡乱揣摸，唤东作西尔。若不实下恭敬存养、克己复礼之功，则此说虽精，亦与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谓此说正所以为学者向望之标准，而初未尝侵过学者用功地步。明者试一思之，以为如何？似不必深以为疑也。自己功夫与语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说，却似有王氏所论高明中庸之弊也。须更究其曲折，略与彼说破，乃佳。（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九书之第二十四书）
  这封信把朱子作仁说的动机说得明明白白，主要是概念分解上事。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一封信的日期，那么上面我们所问的问题自然而然可以迎刃而解矣。
  案同卷编次在此函之前一书有云：
  钦夫近答书，寄语解数段，亦颇有未合处，然比之向来，收敛悫实，则已多矣。言仁诸说录呈。渠别寄仁说来，比亦答之，并录去。有未安处，幸指诲也。（同上，答吕伯恭四十九书之第二十三书）
  白田年谱对此书系之癸巳，可见有关仁的讨论一直延伸到癸巳年，同卷稍前又有一书有云：
  仁字之说，钦夫得书云，已无疑矣。所谕爱之理，犹曰动之端、生之道云尔者，似颇未亲。盖仁者爱之理，此理字重。动之端，端字却轻。试更以此意秤停之，即无侵过用处之嫌矣。如何？（中略）。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同上，答吕伯恭四十九书之十八书）
  年谱谓伊洛渊源录成于癸巳，此书即系于癸巳，但此时渊源录还在搜访材料中，当然朱子不必一定等待薛士龙所搜之资料而后成书，士龙是否把资料很快寄交朱子亦非所知。同卷往后则又有一书有云：
  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中略）。所论克己之功，切中学者空言遥度之病。然向来所论，且是大纲要识得仁之名义气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谓只用力于此，便可废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将克己功夫占过讲习地位也。中间有一书论古人小学已有如此训释一段，其详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诲则尤不敢不敬承也。钦夫近得书，别寄言仁录来，修改得稍胜前本。仁说亦用中间反复之意改定矣。（同上，答吕伯恭四十九书之二十七书）
  白田年谱将此函亦系之于癸巳。文集诸函虽不必完全以年叙，但此函语气紧接着前引朱子解释自己为何著仁说之一函之后，应为同时作品无疑。这样我们可以说有很强的证据可以断定仁说系改定于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时。如果仁说改定稿是论辩完成以后的结果，则这一场论辩必在壬辰、癸巳两年之间，可以断言。
  现行四部备要本仁说之下有注曰：
  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仁说又注此篇疑是仁说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删正之。（文集卷六十七，杂著）
  混淆所以产生的原因在，南轩、朱子都分别有仁说、论语说，王懋竑考异卷一论朱子三十八岁去潭州访南轩有云：
  祭南轩文云：盖缴纷往反者几十有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此统言之。如论语说、仁说之类，非指中和说而言。洪谱盖误认此语也。
  白田这样的辨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当知所讨论固不只是朱子的论语说，仁说。南轩也有论语说，仁说，朱子文集卷三十一有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所论的即南轩之论语说，朱子在讨论时已坚持“仁字正指爱之理而言”。后来朱子声名日大，南轩之说被压盖下去，以至产生一些混淆。然现行本的仁说就内容来说，前半直陈己意，后半批评异说，是一篇极完整的论文，决然是仁说本身，不会是仁说序，可以断言。
  到了乙巳年，朱子五十六岁，有信给吕子约有云：
  仁字固不可专以发用言，然却须识得此是个能发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无义理，训释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长，便是万物资始之端，能发用底本体，不可将仁之本体做一物，又将发用底别做一物也。（中略）。大抵仁之为义须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说得无不通贯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谓笼统真如、颟顸佛性，而仁之一字遂无下落矣。向来鄙论之所以作，正为如此。中间钦夫盖亦不能无疑。后来辨析分明，方始无说。然其所以自为之说者，终未免有未亲切处。须知所谓纯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着实处也。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更须细意玩索，庶几可见耳。（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二八书之第二十五书）
  从这封信的口气看，朱子与南轩关于仁说的辩论固早已结束，在回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似乎朱子先作仁说，南轩有所致疑，后南轩自作仁说，则朱子始终不以为然。函中提及之“性之德、爱之本”之语不见于今本仁说，仅见于与南轩二论仁说函中，然意思则涵于与湖湘学者讨论之书函之中，姑志之以存疑。但南轩之思想根源在明道，说万物一体，为一本之论，朱子则宗伊川所谓仁性爱情之说，两方面之距离甚不可掩。
  关于仁说的考据讨论到此为止。下节将分析今本仁说所涵蕴之义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