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四十岁这一年，除上节所详论之一说两书外，还有致林择之的几封信，都和这个问题有关系。按择之曾偕朱子至长沙，亦预闻中和之辨。
  “答林择之书”有云：
  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犹坚。未发已发、条理亦未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三书）
  这封信应在“与湖南诸公书”之后收到南轩复信后所写，表示新旧说之事甚为显明，而南轩此时显并未放弃其一贯立场而附和朱子先涵养而后察识之说。
  “又答林择之书”曰：
  （上略）昨日书中论未发者，看得如何？两日思之，疑旧来所说，于心性之实未有差，而未发已发字顿放得未甚稳当。疑未发只是思虑事物之未接时，于此便可见性之体段，故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也。发而中节，是思虑已交之际皆得其理，故可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心则通贯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云云。旧疑遗书所记不审，今以此勘之，无一不合。信乎天下之书未可轻读，圣贤指趣未易明，道体精微未易究也。（同上，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六书）
  这封信的意思与“已发未发说”同，应在该说以后不久写成。此书表示新旧说之转关亦甚清楚。这两封信都是考据上极有价值的文献，而王懋竑不知为何未录？十分可异。
  “又答林择之书”：
  所引“人生而静”，不知如何看静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盖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所谓中者状性之体，正于此见之。但中庸、乐记之言有疎密之异。中庸彻头彻尾说个谨独工夫，即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之意。乐记却直到好恶无节处，方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殊不知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也。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皆”字当作“乃”）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但不能慎独，则虽事物未至，固已纷纶胶扰，无复未发之时，既无以致夫所谓中，而其发必乖，又无以致夫所谓和。惟其戒谨恐惧，不敢须臾离，然后中和可致，而大本达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盖屡言之。而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师之致”。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此意亦尝言之。但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蹉过，孤负此翁耳。（下略）。（同上，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二十书）
  朱子基本的思路是“心具众理”，这和“心即理”的思想是有距离的。朱子重后天修养工夫，其所谓的心为一实然之心，并非本心，一定要通过庄敬涵养工夫，才能表现理，具此理而为心之德。此非“固具”之义。
  中庸讲慎独，由龟山、延平一脉的思路，正是要在不睹不闻，喜怒哀乐未发时体验一超越性体。这不是像朱子了解的那样做空头的涵养工夫。所以表面上朱子由南轩而折返于延平，其实还是与延平有距离，只当时朱子不自觉耳。故晚年语录对延平即不无微词。但在心理上则朱子确是由追思延平遗教而感到静养工夫之不可废，所以他必定要为这一方面在他自己的思想系统之中找到一个定位，这才达到他自己成熟的思想架构。
  “又答林择之书”：
  （上略）。前日中和之说看得如何？但恐其间言语不能无病。其大体莫无可疑。数日来玩味此意，日用间极觉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纯熟。而气象浮浅，易得动摇，其病皆在此。湖南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渗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脱一“者”字。）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遗书，多有符合。读之，上下文极活络分明，无凝滞处。亦曾如此看否？（同上。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二十二书）
  由这封信更清楚地看得出，到此时在体验上朱子终于找到一套他自己可以安的工夫，一直可以通贯到未发处，始得以通有无，该动静，达到无渗漏的境地。必至此乃得以针砭自己过去的毛病，也好像可以对治湖湘一派的短处。延平遗教逼着他不能安于动察一路，而他终于在伊川处找到他一路在寻觅的东西。
  “又答林择之书”：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示）毋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今曰：“即日所学学便当察此端倪自加涵养之功”，似非古人为学之序也。（中略）盖义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则自然发见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尔。今乃谓“不先察识端倪，则涵养个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体素立，则省察之功亦无自而施也。故敬义非两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此心卓然通贯动静，敬立义行，无适而非天理之正矣。（下略）。（同上，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二十一书）
  由这封信清楚地可以看出，朱子所谓涵养已经不是延平默坐澄心的一套。朱子对于在教育程序上应循的步骤煞有见地。但他没有了解“先识端倪而后涵养”是自觉地做道德实践的层次，与教育程序不可混为一谈。本心不立则道德实践缺少一个基础。朱子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事上历练，不致失于空疏，但缺点是自觉的道德心终挺拔不起来，难免支离之病。然朱子之重做后天的修养工夫终是要从这个方向走去，与科学式的致知显非一事。但在朱子的架局之下，敬贯动静，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圆融的体会和表达，只是入路与纵贯系统实有差距，而话头上则可以有表面之相似也。
  此年还有“答林谦之书”有云：
  盖熹闻之，自昔圣贤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庄敬持养为下学之本，而后博观众理，近思密察，因践履之实，以致其知。其发端启要，又皆简易明白，初若无难解者：而及其至也，则有学者终身思勉而不能至焉。盖非思虑揣度之难，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圣门之学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随其浅深，无非实学者，其以此与？今之学者则不然。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则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务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文集卷三十八）
  朱子为学次弟大体在此确立。下学而上达，先由洒扫进退入手，慢慢内化，而后进学致知，逐渐推展开去，这是一条正路。但朱子也应体悟到，逐渐做工夫到了某一阶段则又必有一异质之跳跃的过程，发现道德本心，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已，毕竟于自觉地做道德实践工夫何有？但朱子似乎并不深切地感觉到此处有一问题，他只是对那些空疏躐等之辈表现一极深反感耳。其实教育程序（后天）与本质程序（先天）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朱子却把全付注意力放在前者，对后者乃形成一种忌讳，所以日后与象山起冲突实为必然之事，绝非一偶发现象。
  庚寅朱子四十一岁。王懋竑录“答吕伯恭”“答刘子澄”“答陈师德”等三书，主旨都在讨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王氏考异卷一曰：
  按自庚寅与吕东莱刘子澄书，拈出程子两语，生平学问大指盖定于此，即中庸尊德性道问学，易大传之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从古圣贤所传若合符节。至甲寅（六十五岁）与孙敬甫书云：“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尤为直截分明。盖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无毫发异也。自庚寅以后，书问往来，虽因人说法，间有所独重，而其大指不出此两语。晚年为鄂州稽古阁记，福州经史阁记，正以此两语相对发明，其指意尤晓然矣。通辩，（学蔀通辨）正学考，皆不载此二书，今据文集补入。陈师德书不详何时。师德卒于甲午，（朱子四十五岁）此书当去庚寅不远，故附载之。
  辛卯朱子四十二岁，王氏年谱录“又答林择之书”：
  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缺持敬工夫，所以事事灭裂。其言敬者，又只说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工。设使真能如此存得，亦与释老何异？（原注：上蔡说便有此病了）又况心虑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而先圣说克己复礼。寻常讲说，于礼字每不快意。必训作理字然后已。今乃知其精微缜密，非常情所及耳。（下略）。（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九书）
  壬辰朱子四十三岁，王氏年谱又录“答薛士龙”（注十二）“答汪尚书”二书皆严辨儒释，强调“下学”而上达之旨。“中和旧说序”即作于此年八月。此一公案讨论至此大体可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