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初见张南轩，大概是在隆兴元年癸未冬。（注五）语类云：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下略）。（一〇三）
  翌年春，朱子哭李先生于延平。其秋至豫章，重晤张南轩。朱子答罗参议书有云：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中略）。自豫章送之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文续集卷五）
  这两次见面匆匆，而且场合不对，自不可能作有深度的学术讨论。但双方互相通信，则在情理中事。到了乾道三年丁亥朱子三十八岁时乃到潭州去访南轩，留两月。彼此究竟讨论些什么，内容已不可尽考。白田年谱曰：
  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此条洪谱李谱并载，断是可信，白田之疑无据。洪谱还加上一句：“其后先生卒更定其说”，此语李谱所无，或为洪之推断，但不无其理由。
  朱子又和南轩一同登衡岳，然后分手。南轩送行诗有云：“遗经得䌷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又云：“妙质贵强矫，精微更穷搜，毫厘有弗察，体用岂周流。”朱子答诗二首，其一述当时之体会，极为重要，绝非一般应酬唱和之诗可比，兹录如下：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涓涓始欲达，已被黄流吞。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勉哉共无〓，此语期共敦。（文集卷五）
  朱子本人在长沙时曾有一书致曹晋叔云：
  熹此（九）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蒙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文集卷二十四）
  根据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大体可以推想到当时的情形。大概南轩继承湖湘一派先察识后存养的看法，朱子则心中盘旋着延平默坐澄心之遗教，那么范念德所报导的，两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未必不是事实。既然洪谱李谱都载有范念德这一条，连白田本人都感到不能删去，为何可以断言：“此语绝无所据”？其实朱子去见南轩是抱着一大堆问题去的，所以他的答诗一上来就说：“昔我抱冰炭”。他自己的体验与延平的体验本不相类，乃造成一些矛盾，难以委决。他本人的体验以心为已发实近于南轩，但又感觉到延平之重涵养不为无理，于是提出来与南轩切磋，则彼此观念先不可能完全一致，岂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们看这一次聚会的结果，南轩的基本思想似无多大变更，他的送别诗所强调的仍是察识于已发。朱子此时从南轩处较进一步学到湖湘一派的心法，得益非浅。其实他仍未必真正就把握到五峰一系的思想形态，以是在表面上，这一派入手的方法与他素常体验的彼此相合而已。“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这决不是默坐澄心的先培养隔离的智慧的方法。朱子的“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与南轩的“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显然有一契合。由此可见，两人论学，始违而终合，临别之时，两人互相勉励一同做修养工夫。朱子尤其对南轩倾倒，由前引他致曹晋叔的书函可见。
  经过这番讲论之后，朱子忽有所悟，乃有致南轩之几通书信论及中和，即所谓中和旧说者。似乎朱子与南轩经过这几番书信讨论之后，乃达致一些彼此可以同意的看法。然不久之后朱子本人又推翻了这些看法，于是始有新说之提出。现在让我们先看一看所谓中和旧说这几通书信的内容。
  与张钦夫云：
  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汨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药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复，至于夜气不足以存，而陷于禽兽。则谁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论至诚，则曰：“静无而动有”。程子（伊川）曰：“未发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养便是”。又曰：“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二先生之说如此，亦足以验大本之无所不在，良心之未尝不发矣。（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十书之第三书）
  此为中和旧说之第一书，朱子自注云：
  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未耳。下篇同此。
  朱子此书说明他自己曾求之于未发，结果却未有得，故就已发做致察操存的工夫。这种路数显然与延平所教距离甚远，而近于湖湘一派的说法，其实是重新印证了他本人初受学于延平所体会的源头活水与万紫千红的意思。
  南轩覆书均不存，不知内容如何？如今仅存朱子酬答之函。其第二书云：
  前书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兹辱诲论，乃知尚有认为两物之弊。深所欲闻，幸甚幸甚。当时乍见此理，言之唯恐不亲切分明，故有指东画西，张皇造作之态。自今观之，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夫岂别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无穷，而人所见有远近深浅之不一。不审如此见得，又果无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论龟山中庸可疑处，鄙意近亦谓然。又如所谓“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亦未为尽善。大抵此事浑然无分段时节先后之可言。今著一时字，一际字，便是病痛。当时只云寂然不动之体，又不知如何？（伊川）语录亦尝疑一处说“存养于未发之时”一句，及问者谓当中之时耳目无所见闻，而答语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处否？更望指诲也。向见所著中论有云：“未发之前，心妙乎性。既发，则性行乎心之用矣”。于此窃亦有疑。盖性无时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后隔截气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处。此岂有一息停住时耶？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个未发底耳。若无此物，则天命有已时，生物有尽处，气化断绝，有古无今久矣！此所谓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见得，亦无揣摸处也。（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十书之第四书）
  朱子自注云：“此书所论尤乖戾。所疑语录皆非是。后自有辨说甚详。”
  大概朱子第一书说由已发求未发，从南轩的高明看来，则已发未发还不免被认为两物，朱子的答函深以为然。由这一条思路下去，乃怀疑所有的时字际字。其实这种怀疑并无当于龟山一系的义理。龟山一系并未言中体有已发未发之分，而只是说在做修养工夫时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乃可把握此一既超越而内在之中体。但湖湘一派根本不喜欢这种暂时隔离的做功夫的方法。朱子乃进一步谓南轩本人谈未发既发也微有前后隔截气象。其实朱子之评南轩实未见允当，以南轩思想的根据系来自五峰，他的意思是，喜怒哀乐未发时，性体昭然呈现，心虽不发用，却与性一，故曰，心妙乎性，既发，则性体又即行乎心之敷施发用之中以实之。无论未发已发，皆显超越的心性之为体。（注六）朱子是由宇宙论的观点落在气化不息之迹上说天命流行之体，其不相应可知。已发未发移到体上来说成方往方来，“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个未发底耳”，则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两面滚在一齐，实未见其是。朱子后来自注谓此书尤乖戾，并非能重新检讨把握龟山、五峰两系义理之实义。五峰谓未发为心，已发为性；心之成性是形著之成，非本无今有之成，性之具体而真实化即是心，最后心性是一，实与朱子此时所悟只有一外表之相契而已。后来朱子力攻胡氏之非，实并不真正了解胡氏之实也。但朱子后来仔细再读伊川语录，乃觉此时之疑非是，终于断定性即理，而开出一不同形态之义理形态。故此处所谓“尤乖戾”乃对他本人之新说而言，与他系之义理并无关涉也。
  除上面所引朱子自注之两书以外，王懋竑又在文集卷三十二检出答张敬夫之两书，断定其作于同时。其第三书曰：
  诲谕曲折数条，始皆不能无疑。既而思之，则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处不透，所以触处窒碍。虽或考索强通，终是不该贯。偶却见得所以然者，辄具陈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见，累书所陈者，只是笼统地见得个大本达道底影相，便执认以为是了，却于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议。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为急，而自觉殊无立脚下工夫处。盖只见得个直截根源，倾湫倒海底气象，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盖其所见一向如是，以故应事接物处，但觉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宽裕雍容之气，略无毫发。虽窃病之，而不知其所自来也。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说，正是手忙足乱，无着身处。道迩求远，乃至于是，亦可笑矣！（中略）复见天地心之说，熹则以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则亘古亘今未始有毫厘之间断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为阖辟之无穷乎？此则所论（当为谓）动之端者，乃一阳之所以动，非徒指夫一阳之已动者而为言也。夜气固未可谓之天地心，然正是气之复处。苟求其故，则亦可以见天地之心矣。（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十八书之第三书）
  此书之内容适与上书衔接，其批评也切中其弊。正因朱子前所见只是大本达道的笼统影象，从气化之迹去了解天命流行之体，无怪乎只觉得是个浩浩大化，简直定不下来。此书提出一家自有一个安宅，但并未说明此安宅之落脚处究竟在那里。事实上如真了解天命流行之体，那里还需要在其他地方另觅一个安宅？朱子是慢慢往他的新说的静摄系统的方向走去。他说：“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自来矣”。又分别动和所以动，朱子日后所了解的“理”的观念几呼之可出矣！这是一理气二元的新系统，气是实然，理是超越的所以然，朱子终于在屡经周折后走上对他自己来说最自然的形态。
  下面再录第四书：
  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自以为有小异于畴昔偏滞之见。但其间语病尚多，未为精切。比遣书后，累日潜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始窃自信，以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义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圣贤方策，岂欺我哉？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从前做多少安排，没顿着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谓“未尝致纤毫之力”者，真不浪语！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自余，虽不敢妄有指议，然味其言，亦可见矣。近范伯崇来自邵武，相与讲此甚详。亦叹以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为虽先觉发明指示，不为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见头绪。向非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区区笔舌，盖不足以为谢也。但未知自高朋观之，复以为如何尔。（下略）（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十八书之第四书）
  究此书之内容，因提及“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云云，似紧接于中和旧说第一书之后。牟宗三先生以为此书或尤在中和旧说第二书之前，因此函似非酬答性质，或者是发出前书之后，“累日潜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乃再发一书重申第一书之旨。（注七）然此书则明言“已发者人心，而未发者皆其性也”。南轩来函乃疑有两物之弊，而后乃紧接着有第二书，第三书之讨论。
  此四书应在同时当无问题。但究竟是在那一年写的则有问题。王懋竑据前引丙戌年致何叔京之函谓“未发已发，浑然一致”，以为宗旨恰与中和旧说相附，乃断之在丙戌。又引同年致罗宗约书谓“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以为佐证，而推翻了过去据朱子本人之中和旧说序而将四书系之于戊子（朱子三十九岁）之见解。然而这些推论是有问题的。让我们先看一看朱子本人在壬辰所写的“中和旧说序”：
  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予以所闻，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又适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虽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之信也。然间以语人，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为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远，厌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辄序其所以而题之曰中和旧说。盖所以深惩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学者读之，因予之所戒而知所戒也。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远矣。（文集卷七十五）
  壬辰（八月）朱子四十三岁，于过去五六年间之事记忆犹新，故此序应有相当权威性。由此序可见，延平卒后，烦扰朱子者为未发之问题。自己用力思考，而无定论，如抱冰炭。朱子求道之诚，使他问学于张钦夫，希望能了解衡山胡氏学的旨要。他和罗宗约的通信是证明了他在丙戌年即和南轩通信，但不能证明中和旧说的那几通书信是在丙戌年。恰正相反，他致罗宗约的函中说，要真切了解衡山之学，一定要面究才能得其旨要。中和旧说序明明说他去访南轩，南轩告以所闻，但他自己仍觉得有问题。此所以范念德（伯崇）说两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未必是不可能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恍然有所悟，而成立所谓中和旧说，印证之于五峰所说，似有一表面之契合，从此而自信益增，一直到己丑年与蔡季通讨论时，忽然自疑，这才终于转上中和新说的道路。其实丙戌诸函，好几次提及延平，可见那时是在诚心追求延平遗训。而中和旧说诸书明与延平遗训不合，不只对于延平一字不提，并在第二函中批评龟山，与丙戌致何叔京函之求恢复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的心境，根本互相违背，二者不可能在同一年。至谓“已发未发，浑然一致”，这样的话头未必待中和旧说成立之后才能够说得出。范伯崇既到建阳不止一次，不得以伯崇在丙戌访过朱子即证中和旧说必在丙戌。总之丙戌年间朱子还在追求的过程中，中和旧说则是追求的结果，应在到过潭州访问南轩以后。我们没有理由否定朱子本人的证词，故四函仍应系之于戊子，白田将其移前，未见其是。钱穆先生也力证中和旧说应在戊子，可谓先得我心。（注八）
  由中和旧说序，我们又可以知道，朱子是以自己所悟，比附之于五峰，乃由延平遗教之追思转出来。当时对于南轩推崇备至，良有以也。但朱子并不了解，五峰所谓察识实乃察识本心之发见而当下体证之，是先识仁之体，是肯认一本心，非察于喜怒哀乐之已发也。然朱子之所谓察识却指动察而言，南轩也未必清澈地把握到此间的差别。故朱子总感觉到自己常常有急迫浮露之病，无复雍容深厚之风。一直到己丑以后才找到毛病的症结乃在“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从此信奉伊川“涵养在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而感到必如此始可在延平与衡山之学之间得一调停。而旧说序结尾时乃谓恨不得奉而质之李氏之门，此朱子自信之语，认定延平想必会首肯其新说。其实新说所开实为一新义理结构。延平的涵养，默坐澄心，实亦非一空头涵养，而为求中体之一手段。故朱子到晚年乃转对延平有许多批评，适反证他之所悟毕竟与延平不同。但朱子是否真正了解衡山之学或延平遗教，这是另一问题。从朱子本人思想体验发展的过程中，则这两方面确对他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延平卒后，他追思遗教，觉得当时未有会心，深有所憾，如今自己努力做功夫，似有相契者在。但他自己既不敢自信，乃求之于湖湘之学以为印证。但南轩所闻则与延平之教大相径庭，故初论学时每不能合。然湖湘之学实与朱子本人所悟有其表面相契处，朱子乃终发展出中和旧说，以为真理在于是矣！但由动察入手，终感到不能安顿。到己丑时，感到涵养工夫不可废，似又摆向延平一边。实则此时所悟也非延平的一套，而是伊川的“涵养在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平行二元系统。由这一系统来看南轩乃觉其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再看延平则又觉其偏往静的一边。朱子从此皈依伊川之教，由此而发展出他自己的成熟思想架构。此系思想自成一路数，然对衡山之学与延平遗教之实义，则未必真有所得。朱子是诚心经过一番困学工夫，最后才终于走上了伊川的分解的道路。此为其参悟中和问题所经历之大段曲折过程。兹再选录朱子戊子致其他友人诸书以检证中和旧说在于戊子之说。
  答程允夫书云：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中略）。如艮斋铭便是做工夫底节次。近日相与考证古圣所传，门庭建立此个宗旨相与守之。（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十三书之第五书）
  此时朱子与南轩论学极相得，盖朱子思想几经摇摆，南轩则紧守湖湘之学规模，在此阶段之内似居一带路之地位。南轩之“艮斋铭”全文如下：
  艮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为止，止其所也。予尝考大学始终之序，以知止为始，得其所止为终。而知止则有道矣。易与大学，其义一也。敬为之铭：
  物之感人，其端无穷；人为物诱，欲动于中。不能反躬，殆灭天理；圣昭厥犹，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义俱全；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违之？求之有道，夫何远尔！四端之著，我则察之；岂惟思虑？躬以达之。功深力到，大体可明；匪由外铄，如春发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战竞自持。事物虽众，各循其则；其则匪他，吾性之体。动静以时，光明笃实。艮止之妙，于斯为得。任重道远，时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无休。紧我小子，惧弗克立；咨尔同志，以起以掖。（张南轩集卷七）
  此铭大体是孟学精神。以心体为万化之源，致察乃察本心之发见。朱子并不能够真切了解此义，但在当时相约共守，孰知不一年而大变！然在戊子，则还在此一表面相契的路线下功夫，对于南轩可谓推崇备至。
  此年答何叔京书尚有云：
  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记其何云，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中略）所喻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耶？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不为言句所桎梏，亦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但详观所论，自可见矣。（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十一书）
  此书几近于陆王之学矣，故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录此书而不录中和旧说之四书。但朱子后来终于放弃这一条思路而顺着伊川“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之一不谛之语的纠结而往新说的方向进发。陆平湖后来竟说“答叔京书易为异学所借”，照这样推下去，难道我们也可以说孟子是异学？陆氏这种门户陋见实在不足为训。
  又答何叔京书：
  （上略）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弊，诚不自揆。乃蒙见是，何幸如此！然观来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白田年谱录此，注云：处疑作方）有下工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同上，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十三书）
  朱子此书意思与中和日说完全相同，函中谓“日前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也”，证其不久之前始有一新的开悟。若中和旧日说是在丙戌，则所谓自诳诳人又必在丙戌之前，此函则在戊子，时间相差己久，焉能谓之日前？而朱子此阶段之悟显与南轩有关，朱子称赞南轩超脱，不为言句所桎梏，适与守书册，泥言语者相对。朱子一向勤力读书，也重体验，但自己感到未达融会贯通之境，南轩所表现之典型，对朱子乃有一积极性之刺激作用，促使朱子本人在意境上有一转进。但朱子终不能停滞在这一阶段，他本人实属于另一形态，不旋踵又有一层新的体悟，到反过来带着南轩体究一些新的可能性。但南轩后来虽常随朱子脚跟转，恐怕也只是从他本人的观点是其所是，未必真正完全折从朱子，只不似其他湖湘学者坚守师说，拒绝接受朱子的意见，而展开了许多义理上的论辩而已！
  戊子还有答石子重一书：
  熹自去秋之中走长沙，阅月而后至，留两月而后归。在道缭绕又五十余日，还家，幸老人康健，诸兄粗适。他无足言。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捄之。然从游之士亦自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门人亦有语此者，然皆无实得。拈搥竖拂，几如说禅矣。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无商量处。惟钦夫见得表里通澈。旧来习见，微有所偏。今此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也。伯崇精进之意反不逮前，而择之见趣操持愈见精密。敬字之说，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亦须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诚意正心，及其诚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学处须是密察。见得后，便泰然行将去。此有始终之异耳。其实始终是个敬字。但敬中须有体察工夫，方能行着习察。不然，兀然持敬，又无进步处也。观夫子答门人为仁之问不同，然大要以敬为入门处。正要就日用纯熟处识得，便无走作。非如今之学者前后自为两段，行解各不相资也。近方见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语固有病。然当时之意却是要见自家主宰处。所谓大化，须就此识得。然后鸢飞鱼跃，触处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说个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颟顸笼统，非圣门求仁之学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下略）（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十二书之第五书）
  这封信对南轩仍然备极赞扬，但对湖湘一派学子几直斥为禅。甚至对南轩已觉其失之过高，不是接人之道。这些地方反映出朱子本人的心态，白少年时由禅转归圣道，以后遂形成一种忌讳，动辄斥人为禅。其实儒学尽可以有不同入路。延平一生主静坐，但与释氏无涉，朱子晚年乃评一味危坐“又似坐禅入定”；南轩是另一条路，朱子又斥其同路人几如说禅。朱子自己开出一条路径，这是他的贡献，但以此排斥其他线索，后来乃与象山一系对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限制。此函谈敬，仍以密察为主。函中提及走作，大化之中自有安宅等语，皆为中和旧说诸函所涉及的问题。而丙戌致何叔京等友人之函则完全未提及中和旧说诸书。这是一个旁证，可见中和旧说系成于戊子，作于致石子重书之前，但时间之距离应不在久。
  白田考异提及朱子有杂学辨一文，（见文集卷七十二）何叔京为之作跋，确定是在丙戌。中有辨张无垢中庸解一条云：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张云：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愚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
  此处所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像是朱子所谓闻之西林而未契者之不我欺也。
  又一条云：
  张云，由戒慎恐惧以养喜怒哀乐，使为中为和，以位天地育万物。愚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本然之中。发而中节，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
  中和旧说主察识于已发，思想与杂学辨不类。此辨既在丙戌，则中和旧说不应在丙戌。中和旧说序既明言在问过钦夫之后才有此说，我们没有理由不信朱子本人的证词。白田考异硬将此四函移到丙戌，其中颇多猜测之辞。朱子决无理由保留自注以为乖戾非是之前二书，反而删削思议渐归是处之后二书。白田以为后人复入此后二书，纯属臆测，不足采信。白田并以文集三十二卷所载不以年叙，且多未定之论的看法更是在义理和考据上还不出根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