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信州州学大成殿记》）
  读书人熟悉了他们所见所闻，凭着他们浅陋的见识，只知道科举考试，却不知道真正的学问。
  人之为学亦不专为科举而已，不审吾友比来于为己之学亦尝致意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王近思》）
  人求学不仅仅为了科举考试，不知道我的朋友你近来是否留意完善自己的人格？
  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答宋容之》）
  科举误导人的见解和求知，败坏人的心术，应试技巧越精害处越大。
  朱子一生以育英才为己任，创建书院四所（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修复书院三所（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湘西精舍），讲学书院近二十所，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朱子书院讲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注重“成人”（今天称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当时官学，尤其是县学以科举考试为教授内容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用今天的话来说，朱子教学关注的是人格的养成，不是以应试做官为终极目标，更多的是对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对人自身价值的关注。科举考试关注的是考试知识和技巧，学习是以考试内容为中心，注重揣摩考试动向和追求出奇制胜，挖空心思追求新意，不顾经典本义，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实质上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这种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应试教育，学生很大程度是作为考试机器存在的，只是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调升学率而已。书院教学实际上是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病兴起的教育方式，是士大夫出于知识人的良知对官学的革命，是士大夫对现行教育制度弊病反思后的自觉救世运动。朱子就是这一群体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朱子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批评在其《文集》和“语录”中随处可见。在封建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从生计考虑，朱子并没有否定科举的合法性，他认为科举时文的教育是不能废弃的，但这不是教育的目的。在应试教育风行的时候，朱子却宣称“近日真个读书人少”，在他眼里，“禄蠹”（以应试为目的读书人）是算不上读书人的，因为他们只知道科举，不知道学问，见识短浅。这些“禄蠹”根本不会读书，当然责任不在他们自身，而是被那些只知道科举的老师教坏了。他们在这些冬烘先生的熏陶下，拿起书来就想怎样说得新奇，胡编乱造，根本不去理会圣贤本意，他们总是弄得“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所以朱子严厉批评道：“应试教育是一种错误引导，遮蔽了学生的正确认识，败坏学生心术。应试教育做得越好，它的害处就越大。”他痛恨那些只教学生挖空心思追求新奇的老师缺乏正直诚实的心，“翻弄得鬼怪百出”，只知一味死记硬背，穿凿附会，真是误人子弟，害尽苍生。
  朱子的伟大在于他是实干家，不是空头理论家。他骂应试教育，不是骂完就算，他还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矫正时弊。不像今日研究理论的“专家”不少，拿了国家不少钱，开了不少研讨会，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有丧心病狂的家长给孩子吃兴奋剂来提高高考成绩。朱子用自己的行为和人格力量解释了教育的价值，他广办书院，四处讲学，他对朋友说：“人做学问不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应当留意怎样完善自己的人格。”他给自己的学生写信，谆谆教诲说：“科举考试之外还有应该用力的地方，你应当多想想。”他一生讲诵不绝，为了寻求真理，有很多外省学生投到他门下。朱子每次外任，都要尽力抓地方教育，亲自到县学讲课，主讲地方书院，培养良好学风。朱门弟子有很多正直的人，这是他人格感染和教育的结果。
  朱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办学的目的、教学的方法，对当时官方教育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教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应试教育积重难返的今天，朱子的思想无疑依然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