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守节与改嫁
内容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师中书》）
你妹妹很贤惠，一定能够赡养老人，抚养孤儿，成全不改嫁的气节。这事更需要丞相和夫人勉力成全，让郑鉴死为忠臣，他的妻子活着是有气节的女人，这也是人间伦理可赞美的事。
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子语类》卷九六）
有人问：程颐父亲把新丧夫的外甥女带回家再嫁出去，这和前面程颐所说寡妇不能再嫁的说法相反，是什么原因呢？朱子回答说：“大道理是这样，但人也有不能完全符合大道理的行为。”
朱子饱受非议的一个问题是对待妇女的态度。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名言”让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其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不是朱子的发明，这句话是程颐所言。有人问程颐：“如果有妇人死了丈夫，贫穷无所依靠，可不可以再嫁？”程颐回答说：“这只是怕寒饿死的托词而已。”接着他说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可见，所说的“失节”是针对“怕死”而言，他认为在“死”与“节”的问题上，“节”重要，如果改嫁是“失节”行为的话，那么，宁死也不能改嫁。
那么改嫁是不是一定就是失节呢？未必。程颐为他的父亲程珦写传，记录了这样一件事：程珦的外甥女死了丈夫，他怕她的母亲悲伤过度，就把外甥女迎回家，帮她改嫁。程颐在这篇家传中特别赞扬父亲“慈恕而刚断”，对于触犯义理的事情决不马虎。如果改嫁为“失节”之事，程颐怎么可能在自己父亲的传记中津津乐道呢？
程颐死后半个多世纪，又发生了一件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关的事。
有一个叫郑鉴的人死了。郑鉴字自明，与朱子性情相投，一语定交。郑鉴是位诤臣，死时年仅三十八，朱子作祭文沉痛哀悼亡友（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郑自明文》）。郑鉴之妻是陈师中的妹妹，所以朱子致书陈师中，希望他能劝说父亲陈俊卿让女儿守节不嫁，赡养好郑鉴的父母和抚养郑氏遗孤成人。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书信《与陈师中书》。在信中，朱子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然后他引用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但是接着他又说：“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这是朱子唯一一次在论及妇女改嫁时将“饿死”与“失节”相提并论。这封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曰“养老抚孤”，二曰“世俗”与“知经识理”。
“养老抚孤”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理学家们之所以反对寡妇改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有责任承担起赡养公婆与抚养孤儿的责任。理学家们为社会各种阶层人物规定的“义”、“理”，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如果突然失去了男主人，而妻子也随即改嫁而离开，那么，这个家庭留下的孤老与孤儿由谁来抚养？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改嫁的妇女而言是一种解脱，而对这个家庭来说则是一场灾难。所以，从社会安宁的大局考虑，理学家们要求孀妇不改嫁（请注意，能改嫁的，一定是年轻的妇女）。在与学生的一次谈话中，朱子还反对妇女在改嫁时带走夫家的财产，这同样反映了他关注“弱者”（丧子、丧父者）的权益，而保护这些人、这些家庭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
但是，理学家们并没有把妇女不得改嫁作为强制的规定。所以有人问朱子，程颐的父亲让自己的外甥女改嫁一事与程颐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矛盾时，他说：“这只是一种做人的大道理，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所以他又说，这守节不嫁的要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迂阔”的，也就是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对于那些“知经识理”的君子来说，这却是“不可易”的。显然，朱子的改嫁理论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他的目标是“君子”，也就是说是社会上层人物，他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比较高尚的社会道德，以号召和影响社会普通人。所以朱子又有《与陈丞相别纸》，要陈俊卿以人伦风教为重。他是要借助前宰相陈俊卿（乾道四年十月拜右仆射兼枢密使，乾道六年五月罢相）的名望，扭转世俗不顾亲老孤弱而改嫁的习俗。
但是朱子引用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必然带来误解，批评者根据这封信直接把朱子当作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痛加批驳。朱子《与陈师中书》的前半段常被研究古代婚姻和妇女问题的人引用，从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始，到现今内容差不多的众多同类著作，无不认为朱子的话是影响一代风气的言论。例如陈东原在引用朱子原话后说：“妇女应重贞节的观念，经程朱的一度倡导，宋代以后的妇女生活，便不像唐代以前了，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期。”按他的意思，宋代正处在由不注重贞节到注重贞节的转变时期，妇女改嫁自然成为社会禁忌。这实际上不符合事实。后来陈俊卿女儿携子改嫁名士罗点，其父兄听其改嫁，当然不是出于程颐所说的贫穷寒饿，而是出于不违人情的考虑。这反映了南宋中期社会的民俗风情，即士大夫皆不以再嫁为耻，也不以改嫁为“失节”。程朱提倡贞节的主张是有特殊背景的，是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批判者不探究其中具体情况就横加责难，实在是缺少了一点学者的公心。
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就是朱子们所不能把握的了。经过历代男权主义者们的不断加工、发挥、改造，宋代理学家们的妇女理论被无限扩大和引向极端，终于成为妇女们脖子上的一条绳索。但是，这能归罪于朱子吗？任何一种理论，把它引向极端，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你妹妹很贤惠，一定能够赡养老人，抚养孤儿，成全不改嫁的气节。这事更需要丞相和夫人勉力成全，让郑鉴死为忠臣，他的妻子活着是有气节的女人，这也是人间伦理可赞美的事。
问：“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朱子语类》卷九六）
有人问：程颐父亲把新丧夫的外甥女带回家再嫁出去，这和前面程颐所说寡妇不能再嫁的说法相反，是什么原因呢？朱子回答说：“大道理是这样，但人也有不能完全符合大道理的行为。”
朱子饱受非议的一个问题是对待妇女的态度。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名言”让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其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不是朱子的发明，这句话是程颐所言。有人问程颐：“如果有妇人死了丈夫，贫穷无所依靠，可不可以再嫁？”程颐回答说：“这只是怕寒饿死的托词而已。”接着他说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可见，所说的“失节”是针对“怕死”而言，他认为在“死”与“节”的问题上，“节”重要，如果改嫁是“失节”行为的话，那么，宁死也不能改嫁。
那么改嫁是不是一定就是失节呢？未必。程颐为他的父亲程珦写传，记录了这样一件事：程珦的外甥女死了丈夫，他怕她的母亲悲伤过度，就把外甥女迎回家，帮她改嫁。程颐在这篇家传中特别赞扬父亲“慈恕而刚断”，对于触犯义理的事情决不马虎。如果改嫁为“失节”之事，程颐怎么可能在自己父亲的传记中津津乐道呢？
程颐死后半个多世纪，又发生了一件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关的事。
有一个叫郑鉴的人死了。郑鉴字自明，与朱子性情相投，一语定交。郑鉴是位诤臣，死时年仅三十八，朱子作祭文沉痛哀悼亡友（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郑自明文》）。郑鉴之妻是陈师中的妹妹，所以朱子致书陈师中，希望他能劝说父亲陈俊卿让女儿守节不嫁，赡养好郑鉴的父母和抚养郑氏遗孤成人。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书信《与陈师中书》。在信中，朱子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然后他引用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但是接着他又说：“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这是朱子唯一一次在论及妇女改嫁时将“饿死”与“失节”相提并论。这封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曰“养老抚孤”，二曰“世俗”与“知经识理”。
“养老抚孤”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理学家们之所以反对寡妇改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有责任承担起赡养公婆与抚养孤儿的责任。理学家们为社会各种阶层人物规定的“义”、“理”，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如果突然失去了男主人，而妻子也随即改嫁而离开，那么，这个家庭留下的孤老与孤儿由谁来抚养？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改嫁的妇女而言是一种解脱，而对这个家庭来说则是一场灾难。所以，从社会安宁的大局考虑，理学家们要求孀妇不改嫁（请注意，能改嫁的，一定是年轻的妇女）。在与学生的一次谈话中，朱子还反对妇女在改嫁时带走夫家的财产，这同样反映了他关注“弱者”（丧子、丧父者）的权益，而保护这些人、这些家庭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
但是，理学家们并没有把妇女不得改嫁作为强制的规定。所以有人问朱子，程颐的父亲让自己的外甥女改嫁一事与程颐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矛盾时，他说：“这只是一种做人的大道理，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所以他又说，这守节不嫁的要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迂阔”的，也就是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对于那些“知经识理”的君子来说，这却是“不可易”的。显然，朱子的改嫁理论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他的目标是“君子”，也就是说是社会上层人物，他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比较高尚的社会道德，以号召和影响社会普通人。所以朱子又有《与陈丞相别纸》，要陈俊卿以人伦风教为重。他是要借助前宰相陈俊卿（乾道四年十月拜右仆射兼枢密使，乾道六年五月罢相）的名望，扭转世俗不顾亲老孤弱而改嫁的习俗。
但是朱子引用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必然带来误解，批评者根据这封信直接把朱子当作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痛加批驳。朱子《与陈师中书》的前半段常被研究古代婚姻和妇女问题的人引用，从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始，到现今内容差不多的众多同类著作，无不认为朱子的话是影响一代风气的言论。例如陈东原在引用朱子原话后说：“妇女应重贞节的观念，经程朱的一度倡导，宋代以后的妇女生活，便不像唐代以前了，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期。”按他的意思，宋代正处在由不注重贞节到注重贞节的转变时期，妇女改嫁自然成为社会禁忌。这实际上不符合事实。后来陈俊卿女儿携子改嫁名士罗点，其父兄听其改嫁，当然不是出于程颐所说的贫穷寒饿，而是出于不违人情的考虑。这反映了南宋中期社会的民俗风情，即士大夫皆不以再嫁为耻，也不以改嫁为“失节”。程朱提倡贞节的主张是有特殊背景的，是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批判者不探究其中具体情况就横加责难，实在是缺少了一点学者的公心。
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就是朱子们所不能把握的了。经过历代男权主义者们的不断加工、发挥、改造，宋代理学家们的妇女理论被无限扩大和引向极端，终于成为妇女们脖子上的一条绳索。但是，这能归罪于朱子吗？任何一种理论，把它引向极端，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