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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子语类》卷一一二）
官职无论大小，凡做事只是讲求一个公字。如果都能做到公，做官就能做得精彩。即便只是小官，人也会敬畏服从。如果不能做到公字，即便是做到宰相那么大的官，做来做去，也不一定能做出名堂来。
作为一个学者，朱子一生讲学著述，以传播道学为己任；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朱子对现实政治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作为一代理学宗师的朱子，道学家所天生具有的那种强烈社会使命感，促使朱子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封建社会道德礼制失序的情况下，积极投身于重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朱子的历史世界，折射出一个积极进取的封建士大夫的政治生涯的历程。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朝廷内部投降派与抗战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民族危亡面前，朱子表现出了一位具有民族大义的封建士子所应具有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对投降派的和议政策始终坚持予以斗争。他不畏权势，敢于抗争，表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
这种鲜明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和他身上具有的正直、刚烈的个性，使朱子在出仕为官的道路上能做到立官为民、大公无私，并和腐败的贪官污吏作最坚决的斗争。纵观朱子一生，他做官时间并不长，朱子的弟子黄幹在他所作的《朱子行状》中称：“（朱子）自筮仕（出仕）以至属纩（辞世），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九年的时间，这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为官生涯中确实不算长。从朱子出仕之官职大小来看，其中也有很大的变化，上自帝王之师（宋宁宗时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下至一个县衙的秘书（同安县主簿）。但无论官职品级的大小，朱子在出仕为官上，都能做到立官为民，表现出大公无私的品质。朱子常以“视民如伤”之匾立于堂前以自警，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做到体察民生疾苦，因而做官要以百姓为本，身为父母官，就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从朱子为官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
朱子一生为官颇有理想，他的政绩亦受到百姓的肯定。无论是“正经界”还是“社仓法”，都是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利益着想。朱子每到一处外任，又热心于文教事业，既修复或兴办书院，又修缮地方官学，为地方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朱子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的为人、为官品格的事情莫过于朱子弹劾唐仲友一案。淳熙九年（1182），朱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当他巡历至浙东台州，还没来得及入城之时，就遇到台州百姓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狼狈于道途之中。一经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旱灾严重，而当地官员却未能体察民情，催税甚急，致使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游走逐食。朱子进入台州城后，经过深入的调查才发现台州知府唐仲友不顾百姓疾苦，鱼肉百姓，干尽坏事。百姓遭受的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激起了朱子的极大愤怒，决定向朝廷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的罪行。当朱子进一步调查后，才得知唐仲友之所以能如此贪赃枉法、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乃是因为依恃当朝宰相王淮的庇护而无所忌惮。原来知府唐仲友与当朝宰相王淮有姻亲关系。这时，朱子不免有所为难了，因为朱熹此次之所以能提举浙东官职，正是受到宰相王淮的举荐才得以升职。但面对大义与私情，朱子毅然选择了大义，先后六上奏状，弹劾唐仲友的罪状，其内容包括“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等。从这些罪状中，可以看出唐仲友确实是无法无天，不仅残害百姓，而且还愚弄朝廷。在此次弹劾唐仲友的斗争过程中，朱子所奏四状都被王淮压下不报，因而未能得以奏知朝廷，唐仲友不仅没有获刑，反而得以升任江西提刑，这再一次激起朱子的愤怒，于是继续弹劾唐仲友的罪行。而这时，唐仲友的违法扰民一事也传闻至当朝皇帝宋孝宗的耳中，此时宰相王淮知道无法再隐瞒朝廷了，于是就挑选四状中罪行最轻的一种上奏朝廷，同时又从中作梗，在上奏皇帝之时，轻描淡写地说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问题不过是文人之间的过节而已，以此减轻唐仲友的罪行，并为其开脱。在这种情况下，唐仲友最终以提前退休、告“老”返乡为结局。朱熹经过不懈的努力斗争，虽然使唐仲友离职而取胜，但也因此触怒了宰相王淮，最终自己也请求辞免，回到武夷。
自古以来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都是异常激烈的，但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子为人与为官的品质却是值得后人赞扬与歌颂的，这种立官为民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官职无论大小，凡做事只是讲求一个公字。如果都能做到公，做官就能做得精彩。即便只是小官，人也会敬畏服从。如果不能做到公字，即便是做到宰相那么大的官，做来做去，也不一定能做出名堂来。
作为一个学者，朱子一生讲学著述，以传播道学为己任；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朱子对现实政治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作为一代理学宗师的朱子，道学家所天生具有的那种强烈社会使命感，促使朱子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封建社会道德礼制失序的情况下，积极投身于重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朱子的历史世界，折射出一个积极进取的封建士大夫的政治生涯的历程。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朝廷内部投降派与抗战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民族危亡面前，朱子表现出了一位具有民族大义的封建士子所应具有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对投降派的和议政策始终坚持予以斗争。他不畏权势，敢于抗争，表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
这种鲜明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和他身上具有的正直、刚烈的个性，使朱子在出仕为官的道路上能做到立官为民、大公无私，并和腐败的贪官污吏作最坚决的斗争。纵观朱子一生，他做官时间并不长，朱子的弟子黄幹在他所作的《朱子行状》中称：“（朱子）自筮仕（出仕）以至属纩（辞世），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九年的时间，这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为官生涯中确实不算长。从朱子出仕之官职大小来看，其中也有很大的变化，上自帝王之师（宋宁宗时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下至一个县衙的秘书（同安县主簿）。但无论官职品级的大小，朱子在出仕为官上，都能做到立官为民，表现出大公无私的品质。朱子常以“视民如伤”之匾立于堂前以自警，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做到体察民生疾苦，因而做官要以百姓为本，身为父母官，就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从朱子为官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
朱子一生为官颇有理想，他的政绩亦受到百姓的肯定。无论是“正经界”还是“社仓法”，都是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利益着想。朱子每到一处外任，又热心于文教事业，既修复或兴办书院，又修缮地方官学，为地方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朱子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的为人、为官品格的事情莫过于朱子弹劾唐仲友一案。淳熙九年（1182），朱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当他巡历至浙东台州，还没来得及入城之时，就遇到台州百姓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狼狈于道途之中。一经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旱灾严重，而当地官员却未能体察民情，催税甚急，致使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游走逐食。朱子进入台州城后，经过深入的调查才发现台州知府唐仲友不顾百姓疾苦，鱼肉百姓，干尽坏事。百姓遭受的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激起了朱子的极大愤怒，决定向朝廷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的罪行。当朱子进一步调查后，才得知唐仲友之所以能如此贪赃枉法、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乃是因为依恃当朝宰相王淮的庇护而无所忌惮。原来知府唐仲友与当朝宰相王淮有姻亲关系。这时，朱子不免有所为难了，因为朱熹此次之所以能提举浙东官职，正是受到宰相王淮的举荐才得以升职。但面对大义与私情，朱子毅然选择了大义，先后六上奏状，弹劾唐仲友的罪状，其内容包括“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等。从这些罪状中，可以看出唐仲友确实是无法无天，不仅残害百姓，而且还愚弄朝廷。在此次弹劾唐仲友的斗争过程中，朱子所奏四状都被王淮压下不报，因而未能得以奏知朝廷，唐仲友不仅没有获刑，反而得以升任江西提刑，这再一次激起朱子的愤怒，于是继续弹劾唐仲友的罪行。而这时，唐仲友的违法扰民一事也传闻至当朝皇帝宋孝宗的耳中，此时宰相王淮知道无法再隐瞒朝廷了，于是就挑选四状中罪行最轻的一种上奏朝廷，同时又从中作梗，在上奏皇帝之时，轻描淡写地说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问题不过是文人之间的过节而已，以此减轻唐仲友的罪行，并为其开脱。在这种情况下，唐仲友最终以提前退休、告“老”返乡为结局。朱熹经过不懈的努力斗争，虽然使唐仲友离职而取胜，但也因此触怒了宰相王淮，最终自己也请求辞免，回到武夷。
自古以来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都是异常激烈的，但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子为人与为官的品质却是值得后人赞扬与歌颂的，这种立官为民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