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
三代社会太平，圣贤的君主能干好政事，没有不从齐家开始的。
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
汉代和唐代的君主即使有时行为碰巧符合道义，但整体上却是私欲横流，这就是为什么尧舜三代就是尧舜三代（以道德教化百姓），汉高祖唐太宗就是汉高祖唐太宗（贪图私欲），尧舜三王与汉唐君主根本就是两种类型的人，没法放在一块。
朱子喜欢赞美“三代”（夏、商、周），并把“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范本加以推崇。这种思想不是朱子的专利，是春秋以来的遗产，诸子争鸣时代，儒、墨、道都称述往古，只有法家法后王。有人一知半解，称儒家“法先王”是复古思想，是保守主义。要是梳理一下这种以“三代”为善治的社会理想，你会感到儒家以复古为革新的激进态度。淳熙十二年（1185），朱子与陈亮之间展开了著名的“王霸之辩”，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
朱子《中庸章句序》认为从尧、舜、禹以来，圣圣相承，成汤、文、武作为国君，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都得道统之传，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治统与道统分为两途，孔子继往圣、开来学，传道统于颜回、曾参，曾参传于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孟子之后千余年间道统失传，直到程颢、程颐兄弟出来，才接续上千载不传的道统。朱子“道统说”是他王霸政治论的根据，他认为“三代”治统与道统合一，所以“王道”得行。而汉唐时代，治统与道统分离，在位者没有足够的道德修养，仅靠权术统治人民，是人欲横流的时代。朱子斩钉截铁地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对现实政治采取了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当时君主专制的不满，要求用道德来约束君权。他每次上疏都强调“正君心”，要规范权势，引势入道。朱子以道德反对专制，要求帝王提高道德修养，他并不认为占据帝王之位就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他看来，世人称道的汉高祖刘邦虽然私欲不重，但已有欲望，道德有亏，至于唐太宗逼父杀兄，所有行为更是私欲的膨胀。如果认为他们建立了国家就得到了天理，就是以成败来论是非，就是常言所说的败者为寇胜者王，千五百年的历史就是私欲流行的历史，实质就是坏人当道的历史。朱子甚至没有把他所处的宋朝排除在外。谁说朱子是反动势力的代表？这样的思想统治阶级也会害怕的。
朱子高唱道德主义，为知识人反抗黑暗暴政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器，真正的理学之士绝不媚颜取容，不做朝廷的走狗，而是面折廷争的正直之臣、为生民请命的斗士。朱子要求回向“三代”，其实“三代”只是一种君臣以道德相高、社会太平的理想境界，而绝不是作为历史事实的蛮荒时代。中国古代喜欢借复古来革新，这只是为变革找一种理论依据而已，细究其内容，任何一次倡导复古都是一种开新。三代之下无善治，朱子一直期盼着圣贤之君的出现，一直努力着“致君行道”。但是如洪水猛兽的君权早已肆虐，帝王不想再做道德的楷模供人祭奉，他们需要的是无尽的欲望的满足，朱子已无法力收服这横行的“霸道”。理想成为泡影，历史只能留下无限感伤。
三代社会太平，圣贤的君主能干好政事，没有不从齐家开始的。
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
汉代和唐代的君主即使有时行为碰巧符合道义，但整体上却是私欲横流，这就是为什么尧舜三代就是尧舜三代（以道德教化百姓），汉高祖唐太宗就是汉高祖唐太宗（贪图私欲），尧舜三王与汉唐君主根本就是两种类型的人，没法放在一块。
朱子喜欢赞美“三代”（夏、商、周），并把“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范本加以推崇。这种思想不是朱子的专利，是春秋以来的遗产，诸子争鸣时代，儒、墨、道都称述往古，只有法家法后王。有人一知半解，称儒家“法先王”是复古思想，是保守主义。要是梳理一下这种以“三代”为善治的社会理想，你会感到儒家以复古为革新的激进态度。淳熙十二年（1185），朱子与陈亮之间展开了著名的“王霸之辩”，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
朱子《中庸章句序》认为从尧、舜、禹以来，圣圣相承，成汤、文、武作为国君，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都得道统之传，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治统与道统分为两途，孔子继往圣、开来学，传道统于颜回、曾参，曾参传于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孟子之后千余年间道统失传，直到程颢、程颐兄弟出来，才接续上千载不传的道统。朱子“道统说”是他王霸政治论的根据，他认为“三代”治统与道统合一，所以“王道”得行。而汉唐时代，治统与道统分离，在位者没有足够的道德修养，仅靠权术统治人民，是人欲横流的时代。朱子斩钉截铁地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对现实政治采取了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当时君主专制的不满，要求用道德来约束君权。他每次上疏都强调“正君心”，要规范权势，引势入道。朱子以道德反对专制，要求帝王提高道德修养，他并不认为占据帝王之位就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他看来，世人称道的汉高祖刘邦虽然私欲不重，但已有欲望，道德有亏，至于唐太宗逼父杀兄，所有行为更是私欲的膨胀。如果认为他们建立了国家就得到了天理，就是以成败来论是非，就是常言所说的败者为寇胜者王，千五百年的历史就是私欲流行的历史，实质就是坏人当道的历史。朱子甚至没有把他所处的宋朝排除在外。谁说朱子是反动势力的代表？这样的思想统治阶级也会害怕的。
朱子高唱道德主义，为知识人反抗黑暗暴政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器，真正的理学之士绝不媚颜取容，不做朝廷的走狗，而是面折廷争的正直之臣、为生民请命的斗士。朱子要求回向“三代”，其实“三代”只是一种君臣以道德相高、社会太平的理想境界，而绝不是作为历史事实的蛮荒时代。中国古代喜欢借复古来革新，这只是为变革找一种理论依据而已，细究其内容，任何一次倡导复古都是一种开新。三代之下无善治，朱子一直期盼着圣贤之君的出现，一直努力着“致君行道”。但是如洪水猛兽的君权早已肆虐，帝王不想再做道德的楷模供人祭奉，他们需要的是无尽的欲望的满足，朱子已无法力收服这横行的“霸道”。理想成为泡影，历史只能留下无限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