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今天，当我们再去审视朱子之论“曾点气象”时，又该对其做出怎样的评价与定位？首先，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彰显着儒学尤其是理学的独特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更多是出于自我发展的目的，我们的哲学研究不得不向西方靠拢，借用西方的模式来整理我们的传统思想，以期扬弃传统思想的非逻辑性、非系统性之不足，以期使之更像是一门“哲学”。上述倾向在近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中国传统思想很容易在这种外在化的处理下丧失其真精神，沦为无生命的材料，至少是泯灭其独有的特质，而经过整理后的所谓中国“哲学”，又会在无意间成为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优越论的注脚①。随之，学界也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个统一模式的“哲学”，转而强调哲学大家庭的多元性。近来儒学的一大共识，就是强调要突出儒学之所以为儒学者，即重视揭示儒学的独特性——张立文先生谓之曰：自己讲，讲自己①。这一总的趋势是不错的。不过必须注意，无论是中西方的思想都充满了复杂性。若无视这一复杂性，简单而想当然地概括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贻笑大方：刘小枫先生对此的批判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与警觉②。但是，我们的儒学研究需要揭示儒学的特质，这一方向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把握儒学独特性的途径有三：
  其一，是注意其所关注的主题和独特的提问方式。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儒学的主题就是成德成圣，而其独特的提问方式就是何为圣，如何成圣，前者大致相当于儒学的本体之学，而后者大致相当于儒学的工夫之学。
  其二，是注意其核心的概念。就理学而言，它的核心概念是“理”。“理”的内涵当然不限于戴东原所强调的“纹理”、“条理”的意思。“理”的内涵在于它的“合理”：于物体现为“恰当好”；于人体现为“本善”，于社会体现为参差有序的道德法则。“理”又具有开放性，指一切应然、必然和当然之则。“理”与气合创生了人与万物，而“理”又是它们的所以然者，是价值之源。这个“理”是理性而非信仰的，非蒙昧的；是实有的而非空洞的。它不是对象化的、纯粹化了的独立之物，而是以“在”的形式的敞开者，创生者。此“理”又为理学修养论提供了保证。在理学中，圣只是人之本然的全面呈现，即天赋之理在人的全面呈现而已。但是现实的人被视为是尚未呈现其本然状态的存在者——受气质之弊或外物的引诱，他们的本性处于掩蔽状态，就像西方思想中现实事物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其理念一样。因此，人的成圣之路，也就是人的潜在本然（本体）完全实现之路，其方法理学谓之工夫。而本体工夫之辨也因此成为理学的核心内容，成为理学的独特性所在。
  其三，关注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理学乃至于儒学的主要功能是教化，这是西方的哲学所不具备的①。儒学有自己的义理之学和哲理的系统，其核心在于教化——认为建设社会秩序的最佳方法在于化民成俗，在于倡导礼乐。由此，儒学最缺乏对纯粹知识的兴趣②，一向视之为“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③。如《孟子》亦认为：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④。显然，儒者们认为需要去日切磋而不舍的“先务”，应该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他们用力的主战场就在于生生不已的现实生活世界。
  儒者基本上都有对自己使命的高度自觉：以先觉觉后觉，化民成俗为己任。故儒学教化的中心最终落在化字上，不独要自化，而且要化社会。而其教化的手段，并没有诉诸于信仰，乃至于愚民，而是要使之明理（礼）有耻。《论语》云：“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此言儒学一贯认为政刑只具有工具意义，而德礼才是化民之本，也正是这个道理。
  儒学的中心在于教化，故其非常注重挖掘人成德的内在根据，决不认为人的成圣需依靠外在力量的救赎，需要上帝的怜悯，而是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儒学基本上都持性善论的立场①，认为教化的目的在于全人之所以为人者，而非把人变为异己者，把人送往彼岸世界。
  儒者以教化为己任，故其立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导人于实行，故常不离行而言知——而是始终将真知的价值定位为服务于笃行以成德，现以徐爱在《传习录》旧刻跋中记录阳明的话为例：
  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②
  在这里，格物、明善、穷理、道问学、博文、惟精，都属于知边事，它们都要为诚意、诚身、尽性、尊德性、约礼、惟一的所谓主意服务，而后者本身即具体展开为成德的行动。可以说，教化已经成为儒学尤其是理学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根本特色。
  儒者以教化为己任，故其特别重视为后学指导为学之方，特别注重此为学之方的纯粹性，注意此为学之方较之于佛老者的独特性。就本文而言，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其突出的特点是从理本论的角度释之。他的目的无非是为理学塑造一个理想人格而已，是要指示出一条成圣之方（而非成曾点之方）而已，其所包含的教化义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如何实现此气象乃至于如何实现更高的气象，朱子必强调在下学中上达，在踏实践履中实现之，从而使其论“曾点气象”体现出了浓厚的理学特色。由于上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
  其次，朱子的“曾点气象论”不独长期主导了理学中对“曾点气象”问题的讨论，而且其基本精神也长期主导了此后理学的发展。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突出宣扬了理性精神和崇实精神，这也成为理学的一个基调。理学能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为佛老所夺，能保持其理性的精神而没有走向过分的玄虚化，其中的很大原因在于朱子学，在于朱子“曾点气象论”扭转世风的作用。朱子学之广大和中庸，也使陆王最终难以与之争横①。这在“曾点气象论”上，情况同样是如此。我们今天在谈论理学的特色时，也一定会想到朱子学的这一特色。
  其三，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带有鲜明的精英哲学色彩：重责任而轻权利，重付出而轻收获，重人的社会之维而轻其个体之维，重拯救意识而轻逍遥意识。上述特色本是儒学的一贯传统，而朱子则把它发挥到了极致②。清儒焦循（字里堂，1763—1820）曾指出：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阳之学，用之于太宽平裕，足以为良相；阳明之学，用之于苍卒苟且，足以成大功。里堂意味朱子之学包含了“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的复杂内容，只能是“一二读书之士能之”。相反，阳明之学一本良知，对于任何人，即使是愚夫愚妇，“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①。我们在这里引此文不是在争朱王学的短长，而是在强调二者的特色。显然，朱子学较之阳明学有着更为浓厚的精英色彩。甚至在朱子论“曾点气象”这样一个很容易流于轻松的话题时，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了其深切的忧患意识，感受到他不愿独善其身，不愿逃避社会的一片苦心，感受到其战战兢兢，惟理是瞻的心情。在社会正在由精英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固然可以说，朱子学甚至是其论“曾点气象”都没有给个人的安乐留有一席之地，可以指责其不符合现代性。但是，我们曾设身处地的想过朱子的摆脱佛老影响之时，在大义和个人爱好之间做出艰难取舍时的复杂心情吗？
  那么，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不足之处又在那里呢？欲论此问题，不妨先注意理学之“根本缺点”②。我们说，儒学的一根本特色在于其流传的延续性——主要是以后人诠释前人著作的形式展开的。这一特点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端。其长在于儒学在发展中不容易偏离其核心思想，其弊端是儒学在发展中很难分清“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理学之于传统儒学，本是极具创新之新学，却必“附其名而淆其实”，必须称其所言者“古已有之”，为孔孟之本意，这很容易招致后来人“诬孔”的指责。必须承认，孔子少言性与天道，对理字更是只字不提，而宋儒言“无极太极”，言理气数理性命，言本体言超越，二者之间的差距不容讳言。今天看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①，我们也必须就宋学论宋学，就孔孟论孔孟，合中有分，分后乃有合，此洵为不刊之论。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对宋学之所谓新者，有切实的了解。
  具体到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其所提倡之“人欲尽处，天理浑然”云云本非《论语》原文所包含者，朱子必认为这是孔子本义，并反复曲为之说。其会不断招致弟子的怀疑，也是必然的。以考据者的立场，则程树德先生对朱子的指责，正是事实，尽管这一指责缺少“同情的理解”。可以说，在旧框子的束缚下，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很难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很难正面充分展开论述自己的观点，却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弥合自己思想与旧框子的矛盾，遂给人以朱子善变的印象，其尴尬处也显而易见。
  再者我们说，朱子学太博大也太精密了，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于朱子，积六十多年的从学不缀，步步为营，再加上他的个人气魄和胸襟，能做到对任何思想的“区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络贯通而不害其别”②，或分说或总说，或正说反说而都能做到圆通无碍，我们也很难在其本人的思想中找到多少漏洞。但是，后人若不能对朱子学有一宏观深切的体认，又不具备朱子的工夫与见识，就很容易只领会到朱子学的一隅，进而错会其为学宗旨——朱子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常常会失去其真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再者，我们说，于朱子，他肯定会认为他的学说至普通，至平实，至切近，无玄虚；而于后人尤其是明初诸儒，我相信，他们都会视朱子学为需仰视才见之物。当他们在面对如此博大的朱子学时，一定会感到深深的压力，会有一种背负了沉沉十字架的感觉，并会由衷地产生出自卑感①，会不断出现于朱子学，只需尊而行之，不必发展的感叹。朱子学自朱子后只能陈陈相因，此后不得不有阳明学起而革新之，此中确实蕴涵着内在的必然性。
  具体到朱子之论“曾点气象”，朱子对此问题的讨论超过数万言，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条件下，其立论多有不同。本文以二十万多言的篇幅，对此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考察，犹不敢说已经解释出了朱子在此问题上的全部精义，而后人若仅仅截取朱子对此问题上的片言之语，便认为朱子的态度如之何如之何，鲜有不失朱子之真精神者。
  往者已逝，而朱子之论“曾点气象”于我们的当下生活又有怎样的启示？我们说，自清代已降，理学正日益淡出我们的生活，而只是以知识论的形式被讨论着。工夫，践履，修养心性，返身而诚，圣人气象对于普通人早已成为天方夜谭，而中国哲学和古文也被视为是高不可及的晦涩之物，被视为一种在实践上远离时代，远离现代当下生活的尘封故物。昔日生活化，拒斥纯粹概念化，思辨化的儒学现在只是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奢侈游戏，成了他们自说自话小天地中的玩物，成了已经完全被对象化了的研究对象。儒学再次被异化了，只不过，这一次异化是如此的彻底，在学术与生活脱节的情况下，哲学尤其是儒学又如此难以找到自身的安身之所，难道它的宿命只是走向博物馆吗？
  问题是，难道当代人都不需要再次面对过去儒学家门所面对的问题吗？理学家们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在当代就毫无意义吗？其实情况恰好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社会的进步，说现代化可以为全新意义上的、完全个人意义上的“内圣”（包括精神陶冶、审美体验等各种广义的追求）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当不为过。这是因为，时代的进步正在为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舞台。在此舞台上，人的意义与人的价值也正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性或者说是多层次性。人的精神空间也大大被拓宽了，他需要面对更多如何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问题。事实最终会证明，在未来，对“内圣”问题的讨论不是落伍了，而是才刚刚开始，因为这是出于人本身的终极意义上的永恒的需要。人需要扩充对于自身的理解，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对自身意义的确认。正如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的心灵哲学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至今仍有其价值。“内圣”开“外王”，此路走不通，但‘内圣’之学则不可丢、今日看来，“仁”的境界作为“内圣”之学，具有永久价值。①
  这就是说，人需要在当下体验的主体地位中获得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充分理解，也更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为儒学在我们的当下生活中呈现其意义提供了可能。
  当然，其前提是我们不应该再幻想把它看得那么高妙，不再把它当成是所谓造就圣人以“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这里，儒家必须要从一种官方的强势话语中脱身，实现自身从理想主义的冷峻严毅向现实主义的活泼泼思想的过渡。它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在社会多元化理念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多元可能性向度的平凡一员上，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教化功能，平等的参与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建设。这样，它就完全可以通过对每一单个人的生活境界的提升达到它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最终对塑造所谓的国民性发挥其价值。“人是目的”，而广义的自由则是在所有“目的”中最为重要的终极性内容。人越是能够挣脱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就越会把自由的意义指向生命本体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指向追求“内圣”式的精神超越。在此，古人包括宋明理学在这方面的探索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
  回到朱熹所论及的“曾点气象”，显然朱熹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完全理想化了的、建立在有（指必然性的社会规范）之上又融会在无之中，即内在即超越的自由境界，它所指向的也是一种和乐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种发诸至仁的生生之境，一种上参天地又从容中道的自由逍遥之境。它是生活的，更是哲学的——具有超越的意义。有与无的结合，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有”的良性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的整体有序，而这又是个人层面上的“无”之境界得以充分展开的必要前提。同时，“内”的精神修养被设定为实现“外王”之道的准备前提，而“外王”之道又在为实现人内在境界的新飞跃提供基础。这种内外有无的体用一源，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日，都并没有过时。
  诚如上文的分析，朱子学的这一精神在今天当人们颇感有些自我迷失之际，不失为一剂有益的良药，对人重新找回人生的意义是绝对不可少的。同时，朱子的这一理想在正在实现着社会现代化转向的当代中国更有着可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笔者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呼唤振兴国学，呼唤振兴儒学的最大意义所在。

①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①李景林先生对此特别重视。 ②不独儒家为然，庄子对惠施的批判，其核心就是指责其无用，指责其不切身。 ③荀况：《荀子·天论》，《四库全书》本。 ④《孟子·尽心上》。 ⑤《论语·为政》。 ①有些学者持有条件的性善论，只有荀子为特例，故其很难被人视为儒学的正统。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①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五：“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精，便包不得朱子。这已成为公论，于王学亦然。”《四库全书》本。 ②物极必反，朱学之后有王学，在这一点上看就有其必然性。正如庄子之批评墨学，朱子的教导，的确有些让人不堪。 ①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论》，第12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此为梁启超先生语，见《清代学术概论》，第9页，东方出版社。 ①《清代学术概论》，第15页。 ②《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三》。 ①典型者如王阳明亭前格竹，谈圣人难做，罗汝芳（字近溪，1515—1588）早年慕薛文清之学，其实就是明初的朱子学，静坐而生心火，不得不转向阳明学下。甚至朱子自己也在《语类》中多次叹圣人难做。 ①蒙培元：《心灵的境界与超越》，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