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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已如上述，其中也倾注了朱子对儒学人格之所应然的诸多设想。不过，朱子也很清楚，曾点毕竟不是孔子，更不是尧舜，“曾点气象”毕竟不能代表儒学的最高理想。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还通过对“曾点气象”与其他相关“气象”的比较，来揭示儒学理想人格的所应然，以及来指示为学之方。对此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朱子对儒学理想人格之所应然的理解。
  我们说，朱子固然有不喜人空说“气象”的一面，也常强调不喜人一味空洞的比较前贤的优劣，这是因为他担心这会流于魏晋之清谈。相反，他指出如果在比较前人的“气象”时注意返身，那么这种比较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如他一再强调：
  叔器问：先识圣人气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会……只要看如何做得到这里……自家真能如此否……今不理会圣贤做起处，却只去想他气象，则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着实工夫。须是切问而近思。向时朋友只管爱说曾点、漆雕开优劣，亦何必如此？但当思量我何缘得到漆雕开田地，何缘得到曾点田地，若不去学他做，只管较他优劣，便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陈淳、黄义刚同录）。①
  朱子反复强调，为学要干自己事，评人优劣也要与返身而诚相联系。把握住了这一点，比较前人的优劣就不会流于闲议论和闲是非，也不妨碍朱子自己在《朱子语类》中反复对先贤之优劣进行比较。
  一 曾点与子路
  子路是孔门的大弟子之一，历史上他的地位一向仅次于颜回、曾参和孟子数人。但是在“曾点言志”一节中，孔子的所与却给了曾点，子路终输却曾点一些。今天看来，这个小故事本不值一提，但是宋儒却由此认为，在总的气象上，共敝（子路）亚于浴沂（曾点）。
  朱子在比较曾点与子路时，基本上继承了上述观点。他对此还进一步的说明：曾点与子路的差别，是见大本与规规于事为的不同，是所见道理上的粗细之别。子路勇气有余而识理（礼）不足，尚且在事为上落脚，这是他不及曾点之处。但是，由于当时宋儒普遍认为，子路是实下工夫者的典型，因此朱子也对时人一味贬低子路而推崇曾点的流弊也颇有警觉——认为轻视子路，会潜在地流于轻视事为，以独乐为高的危险。由此，朱子在《朱子语类》中也多次强调：“子路品格甚高”，“子路见处极高，只是有些粗”，“子路地位髙，品格亦大故高”，“他资质大段高”，“今学者只从子路比上去，不见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颜子底一层，见子路低了……他这气象煞大，不如是何以为圣门高弟”，“就子路地位更收敛近里，便会到无伐善无施劳处（颜回地位）”、“子路更修教细密，便是颜子地位”。个中原因，在于朱子很希望通过赞扬子路来“进学者”：因为“子路志愿，正学者事”。对此，朱子的高弟辅广亦指出：
  子路虽有曾点气象，而其实亦有不同。曾点是知之事，子路自行之事，浴沂（曾点）之知崇，共敝（子路）之行实。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朱子本人的态度，体现着朱子胸襟与工夫并重的基本态度。
  二 曾点与曾参
  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评价曾点父子的态度最为鲜明，也最发人深省。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二人的为学之方也恰好截然相反，但是二人在孔门的地位更有天壤之别：
  曾皙……想见他只是天资高，便见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与曾子相反。曾子便是着实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叶贺孙录）。
  某尝谓曾点父子为学每每相反。曾点天资高明，用志远大，故能先见其本，往往于事为之间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见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则随事用力，而一贯之说必待夫子告之而后知。是先于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则其初盖未能会也。然而一唯之后，本末兼该，体用全备，故其传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则其虚实之分学者其必有以察之（李壮祖录）。
  曾参曾点父子两人绝不类。曾子随事上做细微曲折，做得极烂熟了，才得圣人指拨，一悟即了当；点则不然，合下便见得如此，却不曾从事曲折工夫，所以圣人但说吾与点而已，若传道则还曾子也。学者须是如曾子做工夫，点自是一种天资，不可学也（周明作录）。①
  在朱子眼中，曾氏父子正相反，一个天资高，另一个却鲁钝。但天资高的只有见处，缺乏下学工夫；鲁钝的却扎扎实实从分殊处做起，为学有序。因此，最终二人之结果全异——曾点最终没有任何作为，而曾参却成了孔门的正宗传人。显然，朱子据此特别希望后人在为学上不能只是依靠个人的天资，而是要以曾参为师，把自己放在中下资质的地位上，踏实做下学的工夫。朱子特别强调，要注意曾点父子之间的虚实之分，这也是朱子有感于时人之竞言与点，好乐恶苦之痛下针砭的具体表现。朱子还强调，曾参就是在悟得“一贯”以后，其气象仍然时刻以敬畏为核心——战战兢兢，直到易箦时仍不松懈，这一点最值得后人效法。
  三 曾点与颜回
  在许多人眼中，曾点与颜回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至少在乐这一点上，因而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若借用时贤常用的术语说，就是二人很能体现儒学中“无”的向度①。如彭国翔先生就提到：
  龙溪对颜子的推重，文集中比比皆是，这固然与阳明学以颜子为圣学象征符号对抗官方朱子学以争取自身正统地位有关。但除了这种相对而言较为外部的原因外，阳明学尤其龙溪在吸纳佛老过程中发展儒学本身“无”的向度，可以从颜子的历史形态得到更多的印证，恐怕更是一个思想理路上的内在原因。②
  其实，朱子对颜子的推崇，丝毫不逊于阳明学派。前文所引用的《近思录》已经显示，朱子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颜子仅次于孔子，稍“高于”孟子。这一点在《朱子语类》中也多处得到了印证③。不过，宋儒包括朱子之推崇颜回，是因为他道德上的完美，是因为他的好学和重工夫，是因为他代表儒学之“有”的向度的典型。也正因为这一点，一向以刚毅自期的张载也才会对颜回赞叹有加。宋明两代对颜子的不同理解，这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对朱子来说，颜回与曾点的共性在于：二人都有极高的天资，都能见得大本。与子路相比，二人都见得细。但二人的差异更是明显，也更为朱子所强调：颜子之乐实，曾点之乐虚；颜子之乐真（自然、平淡、恬静），曾点之乐劳攘、外露；颜子前途未可限量，曾点很可能流于佛老。由此，朱子既肯定和推崇二人的见处之同，但更强调颜的乐更为自然，更为真实；同时，他也注意区别颜曾在工夫之有无上的相异处，强调二者的虚实之分：
  问颜子乐处，曰：颜子之乐，亦如曾点之乐，但孔子只说颜子是恁地乐，曾点却说许多乐底事来，点之乐浅近而易见，颜子之乐深微而难知，点只是见得如此，颜子是工夫倒（到）那里了，从本源上看方得（林赐录）。①
  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已劳壤了，至邵康节云“真乐攻心不奈何”，乐得大段颠蹶。或曰：颜子之乐，只是心有这道理便乐否？曰：不须如此说，且就实处做工夫（林学蒙录）。②
  朱子显然认为，颜回更近于儒学的理想人格。不过，朱子有时还会在不经意间把二人相提并论，如《论语或问》云：
  程子答鲜于侁之问，其意何也？曰：程子盖曰，颜子之心，无少私欲，天理浑然，是以日用动静之间从容自得，而无适不乐，不待以道为可乐然后乐也。①
  以此内容和朱子在《答万人杰》书所引的《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相比，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四 曾点与漆雕开
  上文已經提到，朱子曾反复提到曾点与漆雕开的优劣，这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不下十多处：
  问：漆雕开与曾点孰优劣。曰：旧看皆云曾点高，今看来，却是开着实，点颇动荡（郑可学录）。②
  如漆雕开见大意则不如点，然却是他肯去做（曾祖道录）。③
  若论见处雕未必如点透彻，论做处，点又不如开着实（李儒用录）。④
  朱子认为，论见地，曾点无疑要优于漆雕开；而论做工夫处，则“颇重工夫”的漆雕开更为着实。表面上看，二人各有所长，似乎点还略高于开。但是从虚实之辨的角度来看，则开实而点虚，因此开更能获得朱子的青睐。为了突出与曾点之乐的区别，朱子特别用“灰头土面”来形容漆雕开：
  漆雕开想是灰头土面朴实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虽见大意，也学未到（潘时举录）。①
  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子认为漆雕开较之曾点更能有进步的潜力：
  开是着实做事，已知得此理，点见识较高，但却着实处不如开。开却进未已，点恐不能进（董铢录）。②
  事实上，越是在晚年，朱子就越重视做工夫处，也就越希望弟子们能以漆雕开为师，不要去空头的羡慕“曾点气象”。这也是朱子越来越强调虚实之辨一个具体体现吧。朱子的这一精神，对于限制理学发展的过分玄虚化，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与上述几人相比，曾点的长处在其见处，其不足在其做工夫处。于朱子，曾点有许多东西需要向这几个人学习。
  五 曾点与庄子、邵雍
  在朱子眼中，曾点和庄子及邵康节也有很多的共性——天资高，却缺少儒家法则的约束而失之于狂，只是曾点不及二人更放荡罢了。
  在《朱子语类》中，邵康节经常被引为曾点的同调，而二人之间的相似性，通常被指为一味追求快活，对乐的追求超出了儒学基本价值观的约束。如邵康节的《和君实端明》诗曰：
  养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无官责咎，幸免世猜嫌。蓬户能安分，黎羹固不厌。一般偏好处，曝背向前檐。①
  邵康节视“官责”为人生的一种负累，认为注重安乐自由的精神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了无滞碍的生活。我们固然可以在程明道甚至朱子的诗文中偶尔发现类似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他们思想的主流。反观康节，他的所有作品中都缺少对儒学基本价值观的肯认，而一味宣扬这种情绪。毋宁说，安乐已经成了他所追求的最高原则，这种态度明显与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不类。对于康节之乐，朱子说：
  看他（邵雍）诗，篇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来厌了。圣人得底如吃饭相似，只饱而已。他却如吃酒。②
  朱子显然以为，邵康节滔滔不绝地咏叹生命的快乐感觉，乐得太过分了，乐的太张扬了，乐得有些以玩物为道，会有淡忘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流于佛老的危险①。我们也能在朱子晚年对曾点的批判中看到类似的话语，而这同他对时人一味渲染曾点之乐的忧虑是相关的。朱子的这种态度，也能让我们想起叶水心对邵康节的批评。
  在《朱子语类》中，朱子也经常对曾点和庄子进行比较：他认为二人的共性是狂，是超然于礼法绳墨之上和“不犯手”。
  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辅广录）。
  要之他（庄子）病我虽理会得，只是不做（郭友仁录）。
  庄子见处亦高，只不合将来玩弄了（潘时举录）。
  庄子之鼓盆而歌，曾点之倚门而歌，在朱子眼中已不仅是失之狂，而且是失之怪了，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对此的批判也格外严厉。不过，朱子也时时对庄子的见处赞叹有加，并称其能见“尧舜气象”：
  因言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钱木之录）。②
  他大纲如庄子。明道亦称庄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庄生形容道体尽有好处（叶贺孙录）。
  （曾点）其见到处直是有尧舜气象。如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徐寓录）。
  而对于“尧舜气象”，朱子则明确释之为：
  或问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说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见得尧舜气象出（徐寓录）。
  此“尧舜气象”即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理流行气象。至于为什么庄子能见到此气象却还那样非礼无法，朱子的回答必定是庄子有体却无用，较之曾点更为过分，这是由于庄子的所见更为“空疏”。
  于朱子，邵康节和庄子都不是学者所应效法的榜样。他更不希望人们所推崇的“曾点气象”，会变成“康节气象”和“庄老气象”。
  六 曾点与谢良佐
  本文已经反复指出，谢良佐之推尊曾点，也是谢本人气象的反映。这种气象曾长期令朱子着迷，而后来朱子对谢思想的清算过程，大大促进了其“曾点气象论”的成熟。事实上，朱子对二者的批判常常搅在一起，难以分开。概言之，朱子认为二人的共性是妄为高论，颠倒为学之序，不屑卑近，忽视下学。在朱子的逻辑中，这也和佛老仅隔一线，尽管其较之邵康节和庄子来说还略强一点。
  朱子之于谢良佐，同样是爱恨有加：一方面，朱子对谢的禅味始终心存警觉，《语类》和《文集》中也反复在强调这一点：
  问：谢氏解颜渊季路侍章，《或问》谓其“以有志为至道之病”，因其所论浴沂御风，何思何虑之属，每每如此，窃谓谢氏论学，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圣门狂简之谓欤？《集注》云：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释老意思（吴必大录）。①
  朱子当然并不认为谢无工夫，但却认为其脱略下学工夫的嫌疑，近似于有体无用的佛老。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谢之“曾点说”能落脚在人的心性上，以及谢以“曾点气象”来形容道体流行，抱有相当的好感：
  此（“曾点言志”）一段，唯上蔡见得分晓。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原头道理（辅广录）。
  上蔡说鸢飞鱼跃，因云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看来此一段好，当入在《集注》中舞雩后（沈僩录）。
  朱子很注意一分为二地对待谢上蔡和他的“曾点说”：既贬抑其的立言过高和过玄的成分，同时又赞扬突出其反映道体、天理流行的内容。
  七 曾点——朱子心中的圣人气象
  朱子对前贤气象或人格理想进行了反复的辨析，对于诸多前贤更是颇有微辞。那么在朱子心中，理想的人格气象又是什么样子呢？朱子的回答必定是圣人气象。《文集》、《语类》包括《或问》、《近思录》等书中，都收录了朱子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同时，钱穆先生也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这里只是结合本文的主题略做讨论。通过对朱子之圣人气象看法的考量，我们能对他的“曾点气象论”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在宋明理学中，朱子的气象论可谓别开生面。上文已有提及，儒家之论圣贤、之希圣希贤的情节，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其间每个人对圣人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大概在唐宋之前，人们心中的圣人是“生知”的代表，其重心在德才兼备，无所不通，甚至是博施济众，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随着儒学转向内在，人们对圣人的理解开始落在道德纯粹上，其代表就是阳明的重成色不重分量的说法。儒学的这一转变也使得圣人不再远离世人，不再以神的面目示人。与此相应，儒学的成圣成德之路也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容易，渐修与顿悟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了儒学的论域。①但是在此转变下，儒学的圣人理想也有变得干枯的危险。
  不过，只要儒学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堕，那么她就不可能在对圣人的理解上完全把智识因素排除在外。而朱子气象论的根本点，就是强调以理而非心来统摄气象，并强调理的天地自然意，强调圣贤气象不能限于自了，不能陷于个人超越。这大大突出了圣人智识的一面，使圣人的形象变得更为丰满。
  具体到本文，虽然大程子宣扬“曾点气象……便是尧舜气象”。但在朱子看来，“曾点气象”乃至颜子之乐，与圣人气象天悬地隔，不可同日而语。在朱子的所有文字中，他从来没有把孔子与曾点相提并论之处，也没有把孔子与颜、孟、曾参、漆雕开相提并论的意思，可谓明证。即使是在与人讨论大程子的那一段话时，他也一再强调大程子仅仅是就“与圣人之志同”这一点上说的，并没有真正把曾点等同于尧舜。于朱子，圣人气象应该纯而又纯，无懈可击。反之，无论是颜回、曾参，还是孟子、曾点、漆雕开等人，都是贤人之属，都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缺陷。
  那么，朱子心中的圣人气象又如何？钱穆先生论之甚详①。概言之，朱子认为圣人气象即“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以及由此而发而中节，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恰当好的气象：
  圣人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沈僩录）。②
  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常人终日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圣人要求备，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寿昌录）？①
  显然，朱子决不会认为，端茶童子在一时一事上能做到动容周旋，便是圣人。他眼中的圣人不但要规模宏大，而且要兼德性与事功为一，兼眼界胸襟与工夫为一，兼极高明与道中庸为一，是裁成辅相天地之化育者——继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外极规模之大，内推至于事事物物处，莫不尽其工夫”②，一句话，圣人要集“成色”与“分量”为一体。
  朱子强调，“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③，不多能又怎么能做到博施济众？不如此至多只是一个困居家中的善人而已，充其量只是一堂堂之人而已④。可见，朱子认为做圣人千难万难，并不容易。朱子云：
  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足为君子（吕焘录）？⑤
  圣人何事不理会？但是与人自不同（曾祖道录）。⑥
  有德无才，尚不足为君子，更遑论圣人，原因其是无用——朱子固然大力反对功利之学，却仍以为用来期许圣人，不知颜习斋对此做何感想；但若反过来说，“今若只去学多能，则只是一个杂骨董底人”①，也不会得到朱子的赞赏——有才无德，被朱子视为是管商之徒，无忌惮之属，乃至是汉唐文字之儒。在这一点上，朱子反复强调儒学以成德为中心，强调“君子不器”。余英时先生早已准确地指出，“朱熹同时与两种不同的倾向作斗争——没有智识基础的简约之论和没有道德核心的博学”②，在对圣人的定位上，朱子同样也是如此。这一特点，也是我们把握朱子精神的关键点。
  但是，如果说圣人与凡人同样都是在理会事，他们的区别又何在？朱子的回答是圣人的理会事，服从于他的为己之学这一大本。
  当然，朱子也不希望说高了、说虚了圣人，不希望在圣人和凡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
  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杨道夫录）。③
  学者是学圣人而未至者，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只是一个自然，一个勉强尔。惟自然，故久而不变，惟勉强，故有时而放失（李壮祖录）。④
  只有个生熟，圣贤是已熟底学者，学者是未熟底圣贤（叶贺孙录）。⑤
  于朱子，圣凡出于一本，只是圣人已经由勉强而达到了自然、自由、自在之境，已经能事事做得恰当好而已。因此朱子又注意告诫弟子们不要以为圣人遥不可及，而是要时时以成圣为志。
  八 曾点与朱子气象
  就本文而论，朱子与’“曾点气象”的特殊渊源已如上述，而其对“曾点气象”之爱之恨，之褒之贬，都无不是其个人气象之流露。将朱子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对照，更能使我们把握朱子为学的精神。
  我们说，朱子思想的核心是理，而朱子同样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以理为矩）”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此理想又集中反映在《格物补传》和《中庸章句》中。概言之，此理想是由即物穷理，下学上达而能够“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①，进而在应物时从心所欲，发必中节之气象，也是复天命之本然，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气象。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德性与知识的紧张远较其他理学思想家为轻。原因在于：朱子对理的理解更多强调的是其规范意，其对善的理解不是指其直心而发，天然流露，而是强调其发动需要有以节之，使之无过无不及——因为过犹不及，爱而流于溺便会成为私的源头。如果说在孔子那里，是礼对人的仁心发动起到了限定的作用，使之发而中节；而在朱子那里，节制人心发动的最终依据是天理。这个理虽然随处发现，无少欠缺，本无所偏。但是就人而言，人对理的禀受却各有差异：
  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沈僩录）。①
  人所禀之气的或清或浊，会限定人的所禀之理，使之未能充分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人未必都会有对天理自觉和准确的判断，即使偶有良心发现也不能执以为常。故朱子特别强调为学的根本在于格物致知，格物以明理，致知以尽心，以此变化气质——唤醒我处于蒙蔽状态的本性，使之发动一循于理。由此，我们也就会明白，朱子为什么不希望人直接去格心，去察识所谓的心体流行，而是要“曲折”的去格物理：在他看来，心、性、仁都是无形影之物，相对而言，外在的物事同涵此理却更为真实具体，所以人就应该先从这些事物上用力。在朱子而言，格物理，即所以格性理也。
  回到第一手资料，朱子在易箦前三个月时对陈淳的告诫之语，最能体现出真正的朱子气象：子思说尊德性，又却说道问学；致广大，又却说尽精微；极高明，又却说道中庸；温故，又却说知新；敦厚，又却说崇礼。这五句是为学用功精粗全体说尽了，如今所说，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拣那便宜多底占了，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学，出门动步便有碍，做一事不得……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学者须是立定此心，泛观天下之事，精粗巨细无不周遍，下梢打成一块，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见于用……（陈淳、黄义刚录）。①
  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赅），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那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今公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样子，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须撒开心胸去理会。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个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这里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讲过。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见得，泛而观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无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大学》首便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陈淳、黄义刚录）。①
  这里，广博的具体名物知识和广泛的周行实践成为朱熹下学工夫所指向的对象，而他心中那治国平天下的高远抱负，以及其上通天地的深远境界，都使得气象在他的口中呈现出了前人所未有的宏大气势，从而与陆王所宣称的那种“虽一事不知，也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和明清之际广为流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颇有不同。这可以被认为“朱子气象”。
  后来，陈淳亦反复以此理想告人：
  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澈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不宜，然后可以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使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机，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黒白，如遇镆鎁，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矣。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①
  若陈淳者，乃得朱子的真精神。现代新儒家极不喜朱子的这一气象，而只把眼光拘束在（个体层面的）道德超越上，其心目中的圣人也只是要明澈生命的真实，并以此为自足。其立论非不高明，却终亦难以“讳其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