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曾点气象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力凸显曾点之所见者——即所谓的“大本”，这也是朱子“曾点气象论”的最显著特色。在不同的时期，朱子都曾不厌其烦地强调：
  曾点是见他个道理大（太）原了……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见得大了，自然是难掩（辅广录，甲寅以后所闻）。
  曾点见处极高……他狂之病处易见，却要看他狂之好处是如何（潘时举录，癸丑以后所闻）。
  （曾点）须是大段高，缘他资质明敏，洞然自见得斯道之体，看天下甚么事能动得他他大纲（叶贺孙录，辛亥以后所闻）。
  曾点气象又大，志趣又别（黄卓录，记录年代不祥）。
  若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李壮祖录，记录年代不祥）。
  曾点天资高明，用志远大，故能先见其本（李壮祖录，记录年代不祥）。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杨道夫录，已酉以后所闻）。
  （曾点）其见到处，直是有尧舜气象……曾点见识尽高，见得此理洞然（徐寓录，庚戌以后所闻）。
  缘曾点见得道理大……操得柄欛，据得源头……曾点合下便见得圣人大本是如此（周明作录，壬子以后所闻）。
  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曾点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周明作录，壬子以后所闻）。
  甚至在七十岁之际与弟子陈淳的谈话中，朱子仍然坚持认为：
  曾点不知如何，和下便被他绰见得这个物事（天理）、孔门惟颜子、曾子、漆雕开、曾点见得这个道理（陈淳录）。①
  同时，面对弟子们的多次问难，朱子也一直在维护曾点的“气象”。他不只是盛赞“曾点之志，如凤凰翔千仞之上”②，而且也一直在告诫弟子们要去切实体会“曾点气象”：“看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细体会得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啬之心”③，“且只理会曾点如何见得到这里”④，类似的语句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不胜枚举。这也足以说明，认为朱子完全不喜曾点的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朱子明言，曾点之所见的这个大根本，就是在事事物物上、在日用之间流行的天理，是天理流行的在在实境：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此是可乐天理（潘植录）。
  缘他日用之间见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潘时举录）。
  只是他见得许多自然道理流行发见，眼前触处皆是……无不是这个道理（叶贺孙录）。
  这道理处处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这道理，接宾客是接宾客道理，动静语黙莫非道理，天地之运，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缘人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见。如曾点却被他超然看破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缩。昼夜之晦明，莫非此理（叶贺孙录）。
  曾点只是见得许多都是道理发见，触处是道理。只缘这道理本来到处都是（叶贺孙录）。
  强调曾点所见是天理流行的在在实境，这也成为了朱子推尊“曾点气象”的最大亮点——也是朱子“曾点气象论”的独有特色。显然，在这里朱子并不认为天理只是静摄的，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更不只是概念和范畴。对他而言，理不仅体现为人伦物理，而更是体现在天地自然的事事物物上。单纯说理，自然是洁净的，更无所谓动，但是理又必然会乘气而行，使气充分实现自身：作为现实世界的所以然者，它本身具有创生意，是自然生生之所本。在这一点上说，理是最实的，天下莫实于理者。朱子多次强调道体的流行是鸢飞鱼跃的，是活泼泼的，是展现为日月盈缩、昼夜晦明的，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此天理流行也即是生生不息的至仁之境。朱子特别强调以自然的流行论仁。唯自然流行是理气和合的结果，故朱子特别以四时交替、气化流行所体现出的生机论仁，这也成为朱子论仁的独有特色。朱子明言，“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仁是天地之生气”①。对他来说，理气浑然为一体，故观气即可见其所寓之理，而论理不及气，悬空谈理，都会流于禅说。要之，在朱子眼中，理气均非死物，二者之和合所创生的世界亦非死物，而是一生生之体。牟宗三先生极不喜朱子的论仁的方式，以为“他只能顺伊川之抽象的、分解的思路入。但正因此，其所了解的仁亦是抽象的、理智的、干枯的、死板的（以定义、名义的方式入）”②。牟先生显然是错会了朱子。
  朱子特别强调，天理流行之外在于人之独立于人的真实性和先在性——这也是对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说的反动。在先秦儒学中，理字虽然还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孟子》和《中庸》③都特别强调“诚”，均认为“诚者，天之道”。在朱子看来，此诚字是对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的最好概括，其核心则是一“实”字：天之诚即天理流行的自在自然，表现为“真实无妄”④；人之诚是自为的，表现为体认此天理而能做到实有诸己。
  当然，天之诚和人之诚又不是两个诚。它们在儒学天人不二的理论架构中实现了统一。
  需要指出，虽然强调天理是理学的共性，但是朱子对天理的突出强调还是导致了后人的诸多批评：有的说他“析心与理为二”①；有的说他过分强调了外在之天理的权威而压抑了人的个性，导致了心体与性体的紧张；还有的说他过于注重对理的知识、概念性的把握，缺乏对道体流行的当下体认；还有的认为朱子对“理”理解的多元性导致了其思想的支离。
  其实，所有这些指责都只是看到了朱子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已。钱穆先生准确地指出：
  朱子虽理气分言，但认为只是一体浑成，而非两体对立。此层最当深体，乃可无失朱子立言宗旨。朱子云：“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未尝离乎气。”②
  朱子论理气心性，都既有分说，即对其差别的细致辨析；更有合说，即强调它们“一体浑成”，强调“心性理，拈着一个则都贯穿”③。同样，对朱子来说心与理更不是完全隔绝的关系。把握朱子的这一运思方式，对于消除上述误解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