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晚年在经过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反复讨论之后，最终确定了此节注释的定稿。在我们看来，这和他与陈淳的最后会面时的讨论一起，组成了他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的晚年定论。当然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朱子随之就离开了人世，他对此问题的探讨一定还会继续。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他在“曾点气象”上的晚年定论和他此前对该问题的讨论对立起来。
  一 定稿研究
  （一） 《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定稿
  就目前资料来看，朱子最终确定《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以下简称定稿）的时间甚晚：不但上文所引朱子与廖德明的书信往复已在其七十岁之际，而《朱子语类》中也收录了吕焘在同年就“曾点言志，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的疑问，在上述问答中，虽然朱子已经认为曾点“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里要恁地快活过日而已”，但他还没有流露出要删除这一句的意思①。这表明，至此《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还没有确定。《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虽不属朱子的易箦之作，也当离此不远，其文云：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①
  不妨先比较这段文字与朱子录示万人杰的修订本之间的异同：“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与“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相比，避免了给人以天理别为一物的印象；“乐其日用之常”与“适其所履之常”相比，更能与“言志”二字相符；而朱子删去“天下之乐无以加焉”一句，则是因为朱子不希望人们认为此乐为最高，转而轻视事为；他删去“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一句，其原因上文已经有了说明。值得说明的是，朱子删去“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只是想从曾点所见天理流行的这一个方面来诠释“曾点气象”的意图，也就是说，朱子有意不再提及曾点狂和行不掩言的一面；而在比较曾点和三子之别时，“其气象不侔矣”与“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其下语的轻重也非常明显，这也体现了其努力平衡胸襟与事功的苦心；而在朱子的所增上，其强调曾点的胸次必与天地同流的意图，我们就不必再说了。
  总的来看，定稿先论曾点之见为因，再论其志、其胸次为果，然后嘎然而止，不再论其行——不论是行文的层次，还是所要表达的意图都很清晰。此后，历代对此定稿的注解甚多，其中颇能揭示朱子意图的有辅广的观点：
  理欲不两立。须是人欲浄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随事随处不待勉强用力，自无纤毫欠缺处。然惟圣人心与理一，而后能礼用兼备，自然而然。若曾皙则以天资之高，而于此有见焉耳。故《集注》著“有以见夫”四字，便自断得曾皙所学之分量分晓。与后面程子所谓“曾点狂者，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说相应。①
  曾皙所居之地不过只做得此等事，而浴沂、咏归数语亦其平时日用之常。夫“即其所居之位”，则无出位之思；“乐其日用之常”，则无作意之为，只此两句便又见得曾皙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之意。不过与诸朋友徜徉自适，初不见其有三子之志，而其胸次悠然自适，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显然自见于言语之外，是则曾点之所乐也初无舍己为人之意一句，说得点之事实，胸次悠然而下数句，又形容得点之乐处分晓。②
  总之，在定稿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点有丝毫所谓“狂士”的影子了。相反，他却被朱子打扮成了一位见识高妙、能够洞见天理，完全做到了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并能“乐其日用之常”且又“从容自若”的理学家式的有“气象”者。其实，这也正是朱子极力推尊“曾点气象”的目的所在。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里朱子也有意回避了其弟子们针对曾点是否缺乏实行的疑问，而只是讲曾点的见地与胸襟，并尽可能的从“纲”与“目”的不同上把曾点与佛老（其实也是陆学）划清界限。这样，曾点就成了只是“初无”入世的念头①，却会随时去体认天理的儒家典范。可以说，至此朱子对所谓“曾点气象”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所接触到的更多只是朱子在《论语集注》定稿中赞扬“曾点气象”的这区区一百多个字，又能有几人能够了解朱子在形成这段文字中的诸多曲折和深意呢？需要再次指出，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具有明显的宋学特色，常常会创造性地自出己意，不拘原文。这里，我们只要“要其会归，遗其所寄”就可以了，不必与其争论文字训诂上的是与非。
  （二） 定稿中对二程“曾点气象论”的态度
  以往我们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研究，总是集中在他的所谓“一百三十七言”上。其实，无论是朱子在这一节中的其他评论，还是他在本节中引用前人的观点，所有这些才构成了他对“曾点气象”问题的完整看法。我们只要把视野扩大到本节的整体内容上，就能发现其中的很多消息。
  上文已指出，朱子最终决定在定稿中只是正面突出曾点的见处，而回避他的“狂”和“行不掩言”，定稿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意图。但是曾点“不可学”的这一面毕竟就摆在那里，而且也都被二程提到过。朱子又该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呢？在《论语集注》的这一节中，朱子除了自己直接评论外，还附上二程对此的评论作为补充：程子（此为小程子）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又曰（此为大程子语）：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二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
  又曰（此为大程子语）：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①
  这里，朱子在引用二程的观点时有两点值得玩味：
  其一，从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一贯体例来看，他在讨论某一含有歧义的话题，而需要引用前人的一些差异较大的观点作为补充时，通常会把自己较为认同的观点放在前面。在这里，朱子显然是有意的把小程子的观点放在前面以做强调。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体会到朱子在讨论“曾点言志”一节时的复杂心情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大程子的观点一再遭到弟子们的质疑、而他又对一味宣扬曾点之乐的流弊颇有所警觉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朱子亦云：
  程子论三子言志自是实事一段，甚好。及论夫子与点一段，意却少异，所以《集注》两裁之。①（吴必大录）
  前一条是伊川的观点，后三条是明道的观点。需要指出，此前朱子在编订《论孟精义》时，先载的是明道语，后载的伊川语，而《论语集注》特意把伊川语移到明道语之前，朱子对二人观点的轻重之意显然自见。
  其二，无论是小程子的原话（见上文），还是朱子所摘引的部分内容，这些文字都撇开了对“曾点之乐”的直接褒贬，却是在讨论“后之学者”的好高之弊。这段话既包涵有一定的警诫意味，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曾点气象”本身有所回护，符合朱子对于“曾点言志”问题的一贯思路。朱子这种安排的目的，既希望对“曾点气象”有正面的宣扬，又希望尽可能的对过分渲染“曾点气象”所带来的弊端有所消解。
  从朱子处理二程材料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在《论语集注》定稿中对“曾点气象”的一味推许还是心存顾虑的。他更希望人们认识到一味宣扬“曾点气象”的流弊。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注意朱子不喜言点的一面。
  （三） 如何认识朱子晚年的不喜言点
  与朱子在定稿中给予“曾点气象”极高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子在晚年的非正式场合多次强调自己不喜言点，其典型者如：
  （朱子）曰：某平生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圣贤说事亲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长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向来此等无人晓得，说出来也好，今说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样。近来觉得说这样话，都是闲说，不是真积实见。昨廖子晦亦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没合杀了。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一贯之旨……学者且要其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说与点，颜子之乐是如何？程先生语录事事都说，只有一两处说此，何故说得恁地少？而今学者何故说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理，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功，何曾说总会处……圣贤之学，非老氏之学。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它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无了方好。学者固是要见总会处，而今只管说个总会处，如与点之类，只恐孤单没合杀，下梢流入释老去，如何会有“咏而归”的意思。①
  类似的话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非常多。朱子于此强调，《论语》中通篇都是做工夫处，而“与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馒头的尖处），就是这小部分，还是建立在“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之上的，但是时人眼中却只有这一点。朱子认为，古人所做多实，今人所说多虚，这是古人与今人的最大不同。他还指出，向来儒学中很少人关注“曾点气象”，而宋代前贤对此略做提点，使儒学发展开一生面，“说出来也好”。但是，这种风气一转而为人人竞相谈论“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乃至于人人刊落工夫，轻视下学，虚说气象，其流弊就非常明显了。他反问：“而今学者何故说得恁地多？”“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其鲜明的批判精神实在不让颜元等明清诸贤，且其评论中并没有一味主张否定“气象”，这更显公允。
  又，今之学者往往据这段话极力强调朱子不喜言点，甚至进而演化为朱子晚年不喜曾点类型的理想人格①。我们说，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朱子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朱子所谓的不喜言点只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一个侧面，至少我们能够在朱子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里，发现他大量高度称许曾点的文字②。如果我们只过分强调朱子对“曾点气象”态度的某一个方面，就不可能了解他在此问题上的良苦用心，更会忽视朱子思想的复杂性与多侧面性。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朱子不喜言点，应该准确地表述为他不喜人空谈“曾点气象”等一切作为“尖处”者，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下学上达中自得。这在上文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而且也能得到更多文献的支持。
  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样多次声明不喜人空谈“孔颜乐处”、不喜人空谈一贯、空谈大本、空谈仁体、空谈心体等等，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说朱子不喜这些吧？在朱子，单纯的说“与点”、说“孔颜乐处”，都不足以尽圣贤之学的大观，而刊落下学、一味说与点，更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咏而归”的真义。因此，朱子的不喜言点，更应该被理解为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一种警觉与反动，理解为对一种对时人流弊的批判，其意图是要去“扶醉人”。就此一段来看，我们还不能得出朱子不喜曾点的结论，尤其不能得出朱子终生不喜曾点的结论。
  另外，朱子是不是一味地主张用敬畏排斥洒落？乃至是终身不喜“洒落”？上文足以表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洒落”在朱子的心中并不是一个绝对贬义的词汇，也不仅仅是一个代表理解文辞无滞碍的词汇。朱子同样认为，洒落气象也有虚实之分。真正的洒落气象非常令人敬佩①但，人未到真正的洒落境界时有意做达，虚说洒落的弊端也很大。如他在与胡大时的信中强调：
  “洒落”两字本是黄太史语，后来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浅深，不谓不一再传而其弊乃至于此，此古之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①
  这里，朱子已经明确指出提倡洒落有其正面的价值，指出问题只是出在后人虚说洒落，或是说不做工夫先求洒落。朱子也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才会强调，“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这并不表明他对“洒落”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们说，虽然简单的词汇统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朱文公文集》中共计出现“洒落”一词三十九次之多，《朱子语类》中共计出现“洒落”一词十二次之多。它们基本上都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被朱子使用的。这足可以说明问题。在这一点上，付长珍博士的观点是很公允的：
  应该指出的是，朱熹之所以重视工夫论，是因为他感到一味地洒落、玄远，则无法找到下手处，其目的是为了给普通人成圣提供具体有效的可行之路。他的偏于理性主义的敬畏境界，乃是对洒落境界所作的限制和补充。但他内心深处却十分向往洒落自得、浑然至乐的自由境界。朱熹也并非以敬畏排斥洒落，“从心所欲不逾矩”依然是他心仪的理想之所。②
  上述辩解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朱子为什么会在定稿中那么渲染曾点的胸次悠然，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了。
  二 朱子“易箦之叹”考
  最后，我们必须要提到所谓朱熹针对“曾点言志”的“易箦之叹”问题。在朱子去世后不久，祝穆即在《新安文献志·朱文公易箦私识》一文中对朱子弟子们所记录的朱子“易箦”之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此后清人夏炘（字心伯，人称弢甫先生，1789—1871）又在《述朱质疑》中对祝的观点提出了反驳①。但无论是在以蔡沈、黄榦为主的朱子诸位弟子们的记录中、还是在包括祝氏等人的质疑中，都没有提到朱子“易箦”之际围绕“曾点言志”节的态度是否有所转移，是否有过“叹”。事实上，最先提出朱子在“曾点言志”问题上有“易箦之叹”的，反而是几近五百年后的明人杨慎，据程树德《论语集释》引：
  按：《丹铅录》云：朱子易箦之前，悔不改此节注，留后学病根……②
  那么，一直让后人关注的是，朱熹真的有过针对“曾点言志”一节的“易箦之叹”吗？流行的观点认为，虽然朱子在晚年一直在对《论语集注》进行改动，他对“曾点言志”一节更是屡屡改写，但如杨慎所说的“易箦之叹”既不见于朱熹本人的晚年书信中，也不见于其弟子所编辑的《朱子语类》和他们各自的文集中，甚至也不见于杨氏之前的任何记载中，其真实性大可怀疑。对于杨慎本人，《四库提要·子部·杂家·通雅》条则直斥其为“好伪说以售欺”，并对杨编造的许多所谓“古本”颇为不屑①。况且，朱子在其去世前仅两个月时还在和陈淳讨论该问题，至少朱子还是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对这一节进行修订的。因此，“易箦之叹”不存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朱子在其《论语集注》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和其在晚年决大多数时间里对此问题的评论有出入，也不排除朱子有“易箦之叹”的可能性。
  当然，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有材料来看，朱子在去世的前几天仅仅修订过《大学》、《中庸》两书，对于他一生都颇为关注的“曾点言志”一节，他与陈淳对该问题的讨论基本可被视为他的最后之论。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所谓朱子就“曾点言志”的“易箦之叹”都只能是或然的。
  问题的关键点还在于，只要我们能对朱子晚年修订《论语集注》此节的艰苦过程稍有了解，则也能体会到朱子最终确定定稿的文字时，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而且定稿的确定距其“易箦”只有很短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极有可能是他和陈淳的谈话才最终促成了完成了定稿），这些因素都说明“易箦之叹”的可能性甚微。
  问题似乎只能到此为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曾细检四库所收的杨氏《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丹铅总录》诸书，却并没有找到程氏所引的相关文字，程书的引文出处显然是错误的。就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一点还没有被人指出过。其实，程氏所引文字出自后人编辑的《升庵集》：
  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①
  这里，杨氏所引朱子的两段话，前半部分出自《朱子语类》，原文为：
  （陈淳）因问向来所呈“与点说”一段如何。 （朱子）曰：某平生便是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②
  比较这两段话可知，杨氏的引文比较随意，与原文也颇有出入。杨氏所引朱子的后一段话则不知所自。应该说，其可信程度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