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文集》中还收录了朱子与陈亮（少时取名汝能，字同甫，二十六岁改名为亮，三十六岁又改名为同，世称龙川先生，1143—1194）围绕“曾点气象”而展开的一场小论战。1185年，朱子在给陈的复信中指出：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却恐此正是病根。（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①
  陈亮此前给朱子的信中有“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一语②，其书信中也明显带有“不平之气”和愿从此独善其身的味道。于龙川，这是意气语，是牢骚语，而朱子则看出了龙川自作洒脱而实际低沉的心态。此信就是在提醒龙川“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实不能代表儒者超脱的胸襟，更不是诸葛亮待价而沽，希望一伸抱负的心态，只是玩物丧志的代名词罢了。对于朱子的提醒，龙川颇不在意：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①
  陈龙川意味朱子的此信只是寻章摘句，因此其回信充满了意气。他的复信末尾有“各家园池，自有各家景致”一语，已包含不想再与朱子置辩之意。这一小插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人对于“沂水舞雩意思”的不同理解。于朱子，“沂水舞雩意思”绝不等同于“忘世逍遥”；而于龙川，则对此并无感触，也毫不在意。这一论战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意义，却可以看出二人不同的价值取向。
  次年，黄榦致书朱子讨论“曾点言志”节，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朱子答曰：
  所论曾皙事甚佳，但云道体虚静而无累，恐钝滞了道体耳（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②
  黄榦在强调曾点的“见道”时，渲染了“道”“虚静”和“无累”的一面，朱子对他的告诫，这么说有违儒学动静不离的基本宗旨。此后朱子在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订中特意强调其“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云云，正是因此而改。
  此后约1190年前后，吴伯丰来信，就《论语集注》对“曾点言志”节的评论提出了质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集注》谓三子之对，夫子无贬辞，则皆许之矣。而又载程子之说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与。二说似相抵牾，以愚意索之，岂非许之者以其材足以有为，而其不与者，则未能合己之志欤？
  程子又曰：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盖谓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为，而曾点所言，则皆行其所无事耳。使子路有见于此，一皆循其理之所当然，而不以己意参焉，则即曾点之气象矣。然必大观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让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让者，遂谓之能达此道理可乎？必大于此，盖屡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①
  吴的来书提到了两点疑问，一是《论语集注》中既认为孔子不与三子，但又强调三子之对夫子无贬辞，这是明显的抵触；二是对程子评论三子的不解：他不明白三子与曾点的差距何在。他还认为，孔子在许之和不与之之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褒贬态度。但是我们知道，朱子在内心中一向事业与胸襟并重。因此，他只能既推崇曾点的胸襟气象，又强调不能贬低三子之对。《论语集注》正是他的这一想法的体现。针对吴的第一个疑问，朱子答曰：
  不与者，不若于曾皙有与点之言耳。以孰能为大之语观之，不害于许其才之可用也（作于绍熙元年，1190年）。①
  朱子这里强调，“孔子不与三子”，只是认为三子只是尚且和曾点有差距，这并不妨碍孔子同样称许三子。孔子更没有贬低三子的意思。针对吴的第二个疑问，朱子指出：
  子路地位已高，故见得此理，则其进不可量。求赤之让，乃见子路被哂而然，非实有见也，又其地位与曾点之地位甚远，虽知让之为美，此外更有多少待事耶？②
  这里，朱子既强调子路地位已高，其进不可量，同时明确认为求、赤“地位与曾点之地位甚远”。这与他日后在《论语集注》的改订本中认为曾点所见是天理，而三子只是“规规于事为之末”的观点相差甚远。
  两年后，赵师夏致信朱子，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四子言志一条，程子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意同，便是尧舜气象，使子路若达为国以礼道理，却便是这气象也”何也？盖为国不循理道则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则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点有见乎发育流行之体，而天地万物之理，所谓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扰之，则天地顺序而万物各得其所，此尧舜事业也。子路则以才气之胜，自以为虽当颠沛败坏，不可支持之处，而吾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诚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气象勇锐，不若曾点之闲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故圣人之言体用兼该，本末一贯。若曾点则见其体而不及用，识其本而违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于狂欤？①
  对此，朱子答曰：
  得之。（确切年代不详，约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②
  赵师夏认为三子和曾点的差别是任智力和循天理的差别，但是曾点尚见体而不及用，因此还属狂者之流。他尤其提出了礼实理虚的观点，这一说法虽然得不到《论语》本身的支持，却切中了朱子所非常看重的虚实之辨，因此得到了朱子的首肯。第五节朱子在《论语集注》定稿中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朱子晚年在经过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反复讨论之后，最终确定了此节注释的定稿。在我们看来，这和他与陈淳的最后会面时的讨论一起，组成了他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的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