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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早年”思想发展只是他思考与“曾点气象”相关诸问题的前奏。随着其思想体系日渐成熟，他也开始从自己的独有立场来审视这一问题。在本节中，笔者将以《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为中心，结合他在《论语集注》和《论语或问》中的相关论述，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情况作出纵向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希望由此揭示出朱子在此讨论中思想演进的大致脉络，但是本文不打算采取化约主义（规约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出所谓的必然规律——因为这样做会忽视朱子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和多面性、甚至是偶然性的一面：在《文集》中所收录的朱子与朋友和弟子们的书信往来，不独来信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朱子的复信也往往有因病施药的针对性，而难以充分展开详细的正面论述。
  为了整理资料的方便，我们也可以笼统地把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归类划分为三个部分。只不过前两个部分在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续，在讨论的对象上稍微有所不同罢了。
  朱子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前后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与张南轩等湖湘学者之间展开的，其背后则体现着朱子对湖湘学派及其思想源头谢上蔡的质疑与反思。这可以说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一部分，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早期话题。由于话题相同，笔者也把朱子和詹体仁、吴伯丰的书信往来也收入了该部分。
  朱子中晚年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论语集注》此一节之评论的修订上。这主要当与一批来自江西，曾受到过陆学的影响的弟子们对朱子《集注》之评论的反复质疑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朱陆异同的余响。这可谓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二个部分。
  除此之外，我们把朱子讨论该问题的那些话题比较分散的书信归为第三个部分。
  总之，《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大致以《论语集注》为中心而展开，这也成为了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重要参照点。
  最后需要指出：在对朱子与朋友弟子们论“曾点气象”之过程的定位上，本文力图避免把它描述为教训者与受教训者的单一关系，而是要强调此过程实属朱子与其他讨论者之间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在强调，诸弟子的质疑对于朱子不断调整其观点进而形成其成熟“曾点气象论”的巨大促进作用。至少视之为一个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一 约在《论语集注》成书前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
  “中和新悟”在朱子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此前朱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批判上，那么此后他更多是以上述教训为基础，展开了对各种时弊的批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从“中和新悟”起，直到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和《四书或问》阶段为止，朱子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在“中和新悟”两年后，朱子即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对谢良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谢氏引《老子》来解《论语》的批驳，又有对其“不觉乗快一向说开……只见旷荡无可捞摸”、“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①的批判。朱子直言：“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几于段段有可疑处……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余也。”①这封信表明，朱子至此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在总体上有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也是他日后在批驳谢的“曾点说”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往往以“洒落”来诠释“曾点气象”，并且显示出了对作为境界之“洒落”的特殊偏爱。不过，此时朱子已经对虚说“气象”的流弊有所警觉，并开始告诫人多做工夫，少谈境界。这也是他对李延平之谆谆告诫的自觉回应。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年）。①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②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岁前后，但无确证③。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①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年前后从朱子学。②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③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④，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①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②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③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皙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④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①，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
  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②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①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②，邓䌹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䌹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③
  邓䌹（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④，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①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②
  诚如朱子所言，邓䌹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
  二 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
  完成编订《论语集注》是朱子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关节点。正是在此书中，朱子首次提出了他对于一系列理学问题的正式看法，也确定了他诠释前人经典的基本模式和立场。此后，虽然朱子对《论语集注》做过多次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时所确立的大方向。可以说，《论语集注》初稿是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的重要起点。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初稿之际，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是与张栻之间展开的。他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则是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①。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也曾在刘珙复建（1165年）岳麓书院之初，作《风雩亭词》以吟咏曾点之乐：
  ……予揆名而诹义，爰远取于舞雩之风。昔洙泗之诸子，侍函丈以从容。因圣师之有问，各跽陈其所衷。独点也之操志，与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铿然，谅其乐之素充。味所陈之纡余，夫何有于事功。盖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终。于鸢飞而鱼跃，寔天理之中庸。觉唐虞遗烈，俨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与，岂虚言之是崇。嗟学乎兮念，此溯千载以希踪。希踪兮奈何？盖务勉乎敬恭。审操舍兮斯须，凛戒惧乎冥蒙。防物变之外诱，遏起习之内讧。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斯若人之妙旨，可实得于予躬。循点也之所造，极颜乐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无穷。②
  南轩的这篇词，是我们了解他关于“曾点气象”早期态度的绝佳材料。在这篇词中，他认为“曾点气象”的要点，是“何有于事功”、“不忘而不助”、“寔天理之中庸”。他还认为，曾点言志，不是虚言。论及后人如何学习“曾点气象”，南轩更强调通过“敬恭”、“操舍”、“戒惧”等下学工夫来实得这一“气象”。从下文朱子对南轩《论语说》的批评来看，南轩此时在“曾点气象”上的观点，几乎是他后来《癸巳论语说》的雏形。
  次年，朱子致信南轩，就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尹）和靖曰：“脱（疑为若字）使穷其根源，谨其辞说，苟不践行，等为虚语。”石子重云：“愚以为人之所以不能践行者，以其从口耳中得来，未尝穷其根源，无着落故耳。纵谨其辞说，终有疎谬。若诚穷其根源，则其所得非浅，自然欲罢不能，岂有不践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知而不行，岂特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未免病此。如曾点舞雩之对，其所见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践履，实有诸己而发挥之，则岂让于颜、雍（也）哉？惟其于践履处未能纯熟，此所以为狂者也（约作于乾道二年，1166年）。①
  朱子此信，针对的是那些徒务口耳、知而不行的人，是在探寻世人知行脱节的原因。朱子的态度也与数年后他答邓卫老一样，强调若离开实地工夫，纵使“谨其辞说”，也只是虚说。其实，这也是儒学的一贯立场。朱子进而强调：曾点只是所见高明，但其有知少行，因此毕竟还只是狂者之列。朱子的这一观点与其晚年答廖德明“曾点实未行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南轩答曰：
  ……知者，凡圣之分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意，亦曰：“虽已知之，此非艰也，贵于身亲实履之”，此为知之者言也……自孟子而下，大学不明，只为无知之者耳……曾点非若今之自谓有见而直不践履者也。正以见得开扩，便谓圣人境界不下颜曾“请事”、“战兢”之功耳。颜曾“请事”、“战兢”之功，盖无须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①
  南轩认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先导，也更为关键。若有人空说而不贱履，那只是因为他的知还不是真知（至于如何才能有真知，南轩没有说明）。论及曾点，南轩认为曾点所见甚高，因此才会有不下于颜曾“请事”、“战兢”的圣人境界②。但是，南轩此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回避了曾点“行不掩言”的一面。应该说，朱张二人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显然是在自说自话。
  以上是朱子与南轩就“曾点气象”的早期交锋。我们知道，当时朱子正在艰苦探索为学之道，他自己的为学基本宗旨也还不成熟。但其知行并重，行重于知的思想已经初显端倪。这次交锋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论语集注》初稿的编订前后之际，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年后，朱子在与南轩讨论“洒落”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点气象”：
  示喻黄公洒落之语，旧见李先生称之，以为不易窥测到此。今以为知言，语诚太重，但所改语又似太轻，只云识者亦有取焉，故备列之如何？所谓洒落，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自可见，若更讨落着，则非言语所及，在人自见得如何？如曾点舍瑟之对，亦何尝说破，落着在甚处邪（约作于乾道六年，1167年）？①
  南轩给朱子的信今本《南轩集》未收，也可能是被朱子在整理编订时删除了，因此我们对二人所讨论的细节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李延平非常推崇“洒落”，还把它归结为形容有道者气象。此后“洒落”遂成为当时人人竞相讨论的话题。在此信中，朱子认为“洒落”只是“识者亦有取焉”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并不主张对其进行过度的渲染与诠释。朱子认为，对于“洒落”最好是去“自见得”，若“更讨落着”，反为不美。自乾道三年秋朱子长沙之行后，朱子已经对南轩有了“见处卓然不可及……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的总体印象。朱子在此信中的语气极为委婉，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他有反对虚说“气象”的意味。不过，此时朱子仍然视“洒落”为一种值得称许的境界。
  1177年，朱子在他编定的《论语集注》初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曾点气象”的正式看法。相对于此前在书信和《语类》中对此的讨论而言，这一材料无疑更有价值。《论语集注》的初稿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我们只能据《论语或问》中的资料来分析它的大致内容：
  曰：何以言曾点之“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也？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也，点独鼓瑟于其间，漠然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然后瑟音少间，乃徐舍瑟而起对焉，而悠然逊避，若终不肯见所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后不得已而发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尝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将终身焉者，此其气象之雍容闲暇，志尚之清明高远为何如？而非其见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则亦何以至于此耶？
  曰：何以言其“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
  或曰：谢氏以为：“曾皙胸中无一毫事，列子驭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许三子”也？曰：此无贬辞固已可见，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见其平日之与之也……①
  这一段资料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初稿的基本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这则材料可知，《论语集注》的“曾点言志”节的初稿必然包涵以下内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夫子之许三子……
  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二程继承来的内容，如“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夫子之许三子”；二是朱子自己的思想。当然，朱子自己的思想更值得研究。
  在这里，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明显是承谢上蔡的“曾点说”而来，意在突出曾点之洒落和从容。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谢上蔡的“曾点说”流于空疏和佛老化的敏感，朱子在此文中努力试图把“曾点气象”引向淳乎淳的理学境界。
  首先，朱子一改谢的“曾点说”对“道”的空疏理解，而赋予“道”以更为儒学化的内涵：“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其次，提到“心不累事”，朱子则明确强调其涵义是“无意必固我之累”。他同时说明，这又是保证圣人能够做到“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的先决条件。用他后来成熟的思想说，“心不累事”强调的是曾点没有刻意为国之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所强调的是心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滞。朱子认为，做到这样才能突破小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三，朱子也强调所说的“心不累事”，是圣贤之所以异于佛老者，与谢所渲染的曾点“心中不着一事”截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朱子也公开对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后者只强调“旷然无所倚着”的一面，这无异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学。不过，朱子虽然对“心不累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却在此文的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大谈曾点的“终不肯见所为”、“澹然若将终身焉”云云，这固然意在突出曾点的“洒落”与“从容”，却也难免给人以曾点“以独善其身为高，蔑视事为，摒弃外物”的嫌疑。后文中甘节等人对朱子此说的疑问，正是由此而发。而朱子此后不久就把这一句改掉，当与他对这句话可能带来的流弊有所警觉有关。
  再者，朱子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突出曾点所怀的志，是儒家化的志，是心怀天地万物、以苍生为怀的志，而非佛老出世间的志，同样也是意在强化“曾点气象”的儒家属性，防止其流于佛老一端。而文中评价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与时对物之时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问题的澄清。
  由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能是《论语集注》初稿“曾点言志”一节的部分，因此我们也不清楚朱子是否对曾点的“行不掩言”有所评价。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朱子语类》中，也载有朱子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①，这也比程明道认为曾点只是“行有不掩”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朱子此时已经很清醒“曾点气象”有“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有知无行”的曾点都离儒学的理想人格相差甚远。他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的。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价与其作于同时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同一年，张南轩将他在数年前写成的《癸巳论语说》寄给朱子，朱子针对该文提出了一百多条质疑，其中就重点批评了其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这一材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朱子此时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②：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且如所谓“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两重病痛。夫谓曾子非有乐乎此，此本于明道先生箪瓢陋巷非有可乐之说也。然颜曾之乐虽同，而所从言之则异，不可不察也。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颜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若其所乐，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而即其事以求之，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皙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且夫子之问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对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于曾皙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则是曾皙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
  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且所谓无（所？）不得其乐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者释之，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则与上文得其所乐之云似不相应；以人而言，则曾皙之心艰危恐迫，倾侧动摇，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为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则求诸曾皙之言，殊未见此曲折。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凡此数节殊不相应，皆熹之所不能晓者。
  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
  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在八月前后（指1177年），其讨论所得，均写入《论语集注》中”②。可见，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朱子在编辑《论语集注》初稿时的基本观点。
  南轩《癸巳论语说》的初稿今已不可见，但据此信所引，张的来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圣门实学存养之地……故行有不掩焉也。
  南轩所主的正是谢良佐的观点（故朱子指出“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因而，朱子的此信表面上是在批评张拭，其更深一层却是在指出张的文稿中的所有可疑之处，都是来自于对谢良佐“曾点说”的发挥，实际上也是在曲折地批判谢。在此文中，朱子明确点出谢说的弊端是“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这也就是说，谢上蔡过于强调了“曾点气象”虚无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其属于儒学之“有”的一面。朱子认为张南轩对曾点的解说犯了同样的毛病：立论太高而无实，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
  具体而论，朱子指出，颜子之乐、曾点之乐的本质都是乐道。于颜子，他是不因“箪瓢陋巷”而易其乐道之心；而在曾点，乐道就体现为他的“乐乎此（此这里的此指道）”。因此，把曾点的“非有乐乎此（指“道”）”和颜回的“非乐乎此”（朱子指出，这一“此”，指的是箪瓢陋巷的生活境遇）相混同，就会抹杀曾点之乐是以道为乐的核心精神，无形中把“曾点气象”推到虚无缥缈的佛老阵营中，这是谢的“曾点说”的最大流弊。
  其次，朱子认为：说曾点的“无（所？）不得其乐”，会淡化曾点在“言志”这一事实，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儒的成分，使人认为曾点单纯是在炫耀“高”和“乐”，这是在把“曾点气象”等同于禅家的“拈槌竖拂、指东画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肯定，对于“曾点气象”而言，只有极力强调曾点“与圣人之志同”的程明道的观点最为的当，而张南轩的说法有“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的弊端，并指出南轩忽而把“曾点气象”等同于“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忽而又说曾点“行有不掩”，忽而从曾点乐的一面说，忽而又从“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的一面说，对“曾点气象”的定位有些飘摇不定。
  最后，朱子还特别说明：“《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他显然认为此节是学者探询为学之方之大关键所在。
  另外，文中说曾点“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云云，几乎就是《论语集注》初稿和《论语或问》相关内容的翻版。这也显示出了朱子此时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癸巳论语解》，就是南轩针对朱子的批评而做出改订的本子。对比此文和朱子的上述评论不难发现，张南轩基本上接受了朱子的批评，并对自己的“曾点说”进行了全面地修正：
  ……至于曾皙则又异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间，门人记之如此之详者，盖已可见从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暮）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故程子以为此即是尧舜气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于行有不掩焉，则以其于颜氏工夫，有所未能尽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实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礼者为国之理也，言之不让则为废礼，而失所以为国之理矣。如求与赤则庶几乎能让者，故复因以称之。①
  此文删去了转述谢良佐的文字和“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等把曾点直接等同于尧舜的内容，同时较多采取了程明道和朱子的观点，强调曾点“从容不迫”、“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见道之明，涵泳有素”云云，这都是显现出了张南轩对于朱子的折节相从之处，表明张南轩在朱子的影响下，在逐渐展开对谢良佐思想的反思。
  朱子与南轩围绕“曾点气象”的讨论并没有自此结束。1186年，时任广西安抚使的詹仪之（字体仁，？—1189，《儒林宗派》将其列为吕氏门人①）在桂林刻印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与此同时，他致信朱子讨论张南轩的“曾点说”，朱子答曰：
  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②关于这件事的背景，程明道曾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③
  明道认为，“鸢飞鱼跃”与“勿忘勿助”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相互促进：即要强调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也要注意做工夫。谢良佐在引述程的这句话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补充：“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他是把程的“与点说”与此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可以相通。谢还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非是极其上下而言，盖真个见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若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犹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①。上文已经指出，张南轩的“曾点说”是对谢“曾点说”的进一步发挥，而朱子对张南轩的批判也正是对对谢的批判。
  由于《中庸或问》自初稿后几乎就几乎没有被修改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
  问：程子所谓“鸢飞鱼跃，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者，何也？（朱子）曰：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子思于此指而言之，惟欲学者于此默而识之，则为有以洞见道体之妙而无疑，而程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处者，正以示人之意为莫切于此也。其曰“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则又以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亘古亘今，虽未尝有一毫之空阙，一息之间断。然其在人而见诸日用之间者，则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泼泼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无所滞碍云尔。非必仰而视乎鸢之飞，俯而观乎鱼之跃，然后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为精密，然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至于程子借以为言，则又以发明学者洞见道体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盖此一言虽若二事，然其实则必有事焉半词之间已尽其意，善用力者苟能于此超然默会，则道体之妙已跃如矣，何待下句而后足于言耶？圣贤特恐学者用力之过而反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虽有所事而不为所累耳，非谓必有事焉之外，又当别设此念以为正心之防也。①
  从这段文字来看，朱子想要在这一段中说破的，是他与张南轩在为学工夫上的根本不同。他认为，程颢提到《中庸》和《孟子》的这两句话，其核心是强调：道体流行，无所不在，但其落实于人，则不外乎人的心。故根本下学工夫在于存心以默识道体，使之全体呈露，无所滞碍，其重心落在自然涵养上。朱子认为这是大本，而“察”只是“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而谢说的重点却在强调“察识”，朱子认为这有以心察心的流弊，会使人失之拘束②。这正是朱子所说的“后人（即指谢）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的意思。一句话，朱与张在曾点说上的分歧，其关键点还落在谢良佐身上。
  1195年，吴伯丰（字必大，？—1198，江西人，早师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①，吴1180年从朱子学，吴与万人杰都曾先到陆九渊处问学，后又乃师从朱子）②来信，就明道的一句话发生疑问，并就曾点和颜回的异同问题向朱子提出质疑：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③
  伯丰针对明道与谢上蔡的“放开说”发问，他认为颜子之学的核心就是谨守，这也是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由此，他对明道的放开说感到难以理解，认为曾点的弊端就体现在无存养践行之实，而只有放开，这是曾点不及颜回之处。伯丰担心明道和谢的说法会导致人忽略存养工夫，而刻意去追求胸怀开阔的心境。其实，这正暗含着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洒落与敬畏之辨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对虚实之辨问题的关注。为此，朱子答到：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作于庆元元年，1195年）。①
  朱子指出，明道所言，是登高自然望远的意思，决不是要“有意放开”。他还强调，曾点的“洒落”也是如此，而非出于有意强求。由此也可见其对曾点的评价尚高，其对“洒落”的理解至此也是正面，至少是中性的。
  朱子此段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理学中“既得后须放开”一段著名公案的基本态度。谢上蔡所记录的明道语录中曾提到：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②
  上文已指出，明道之学、之气象都强调活泼泼或是洒落，尤其是以著名的《识仁篇》为代表。明道强调“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①，都表明了这一点。明道意味，为学不能一味苦苦株守拘泥。既有所收获，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的“防检”和“穷索”。这一点，明道的表述非常清楚。应该说，明道的这句话和谢对此的记录都没有问题。包括谢氏本人也没有“有意使开”的嫌疑，如谢就曾强调：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谢）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问）吾丈莫己不用否？（谢）曰：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②
  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谢）曰：见得这个事，经时无他念，接物亦应副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谢）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煅炼得人，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问：闻此语后，如何？（谢）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十数年过，却如梦。问：何故迟？（谢）曰：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明道曰：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见理后须放开，不放开只是守。开又近于放倒，故有礼以节之，守几于不自在。故有乐以乐之，乐即是放开也。①
  “天下何思何率”，代表了一种由必然进到自然的较高境界，对于某些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此理，对此伊川并不否认。但他却不认为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相反，他认为，若没有必要的工夫来支撑，大多数人说这句话都会落空。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来说，说“天下何思何虑”，就当属“有意使开”之列，其流弊自然很大。
  上蔡在二十年后非常明白：“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他强调“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云云，都体现出了他不敢轻易放开的心情。我们说，朱子多次批评谢上蔡言论高妙，担心其所说太快是一回事，而谢上蔡本人是否对此有所注意是又一回事②。在明道和上蔡，见理后只是守是一失，因此需要乐以乐之；一味放倒又是一失，因此需要礼以节之。二者的恰当结合才会臻于中道。
  其实，朱子对放开太早者的担心，更多是担心谢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担心的是，后人在谢的说法上再向前卖出一步。准确的说，是和他对谢氏后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学风的担心直接相关。对于这一点，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这正如明代人们对阳明的批评，未尝不是感于阳明后学的泛滥一样。对这一点，明儒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1434—1484）的观点可兹借鉴：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①
  胡对朱子观点的把握与发挥都很到位。大概明道的这句话，委实可以成为那些本无所得，却想要放开者的借口。在朱子看来，时人的一味求乐，一味好高恶卑，好简易而恶苦涩，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于朱子，在工夫与境界、下学与上达之间，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在下学的工夫上。
  本文视朱子与吴伯丰的这封信为其论“曾点气象”第一部分的结束。自此以后，朱子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基本结束（此后朱子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终其一身都在继续，只不过随着朱陆二人交往的开始，朱子也逐渐在把批判的重心转到陆子上。其实，朱子之批陆者，也未尝不是在批谢）。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中心，转向了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评论的修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