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据现在资料看，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第一个阶段大致从乃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1097—1143）处发蒙，并且立志于为己之学开始，直到其正式师事李延平之后，在为学工夫上发生重大转折为止。朱子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苦读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泛观博览。
  朱子探寻为学之方的历程，毫无疑问是从接受乃父的启蒙教育开始的。是朱松确定了朱子一生的为学基调——那就是私淑二程和为己之学。另外，朱松还以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引导朱子形成了刚恪严毅，是非分明以及坚持民族大义的做人品格。应该说，朱松对朱子的影响身教多于言教。黄宗羲指出：
  朱子之学，虽传自延平，而其立朝气概，刚毅绝俗，则依然父之风也。①
  朱松早亡，他对朱子学业的影响毕竟有限。朱子后来介绍，他对父亲传给自己的二程之学，多未能通其大义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朱子在朱松那里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启蒙教育：
  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杨敬仲录）。①
  某自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郭友仁录）。②
  某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功夫（胡泳录）。③
  朱松对朱子的要求颇为严格，朱子五岁入小学，随即开始诵读《孝经》，四书④。这种家庭熏陶，基本上奠定了朱子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朱子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尊父遗命转从胡宪（字原仲，学者称为籍溪先生，1086—1162）、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1101—1147）、刘勉之（字致中，称白水，又号草堂，1091—1149）三先生处继续进学，他的求学之路得到了延续。
  三先生都与二程学有渊源，也继承了二程诸弟子泛滥佛老的传统。他们都认为佛老与儒合，不必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不过，朱子从他们那里所受的教育主要还是举业之学，也包括程氏之学（当时还属被禁的伪学之列），而非佛老之学。今《朱子语类》和《文集》中多处录有朱子在十四五岁时立志苦学的文字①，显示朱子自师从三先生起，开始进入“十年寂寞抱遗经”②的刻苦阅读儒家经典阶段。其中，朱子主要的阅读书目是四书，更准确的说是二程与张载及其弟子们的四书学，而对于科举之学却不太精心③。与此同时，受三先生的影响，朱子也开始了一个“无所不学”的阶段：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包扬录）④
  当然，朱子此时的泛观博览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他自己在二十一岁时就已经认识到：
  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辞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然学者所急亦不在此。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亦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作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①
  显然，正是朱松和三先生所倡导的为己之学，有力地约束了朱子在求学之路上的过度泛滥。这也使得朱子终其一生对佛老的认识都非常有限。
  在朱子的泛滥杂学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数其泛滥佛老。这也可谓三先生对朱子的最大影响。朱子自言曾“出入释老者十余年”②，这十年大概从在病翁处遇到一僧开始，直到其在同安县作《牧斋净稿》时为止。不过，从上文可知，在此阶段，朱子阅读的书籍中儒家经典毕竟占的是主流——即使在他最痴迷佛老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对儒家典籍的探究。于朱子，他只是在肯定“天下之理一而已”，因而佛老与儒合，佛老也属于为己之学的前提下，才去参究佛老之学的。夏炘认为“其实此十余年之中，沉思经训，潜心理学，未尝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齐头并进，二氏亦在所不遗耳”③，这一观点是很恰当的。而就经常为大家所引用的《牧斋净稿》来看，其实此时朱子泛滥佛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屏绝尘世之累”，他对佛老的理解也仅限于方法层面，并不涉及信仰层面①。事实上，就是朱子的这个目的也没有实现，他是带着无限的困惑结束这一阶段，转向李延平处问学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之学者多持以下的一种观点，其典型者如：
  宋明理学家为了增长儒学日新而日日新的生生活力，激活化解佛道冲突效用力，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他们均效法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出入佛道，而后返求诸六经……出入佛道，才能体认佛道的长短，而超越佛道；在佛道的比照下，才能体认儒学自身的缺失，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提升儒学，从“本然全体”上使儒学理论思辨化，思维精微化，形上学体系化。②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似是而非，因为其强行赋予了宋明理学家们之出入佛老的一个本不存在的“目的性”，而无视这些人之出入佛老都在少年阶段，而且无一例外地抱着一种真诚的求道之心的事实。而且，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史料中发现理学家是为了要知己知彼，为了要占而胜之的目的才会出入佛老的证据。事实反而是，上述这些人出入佛老在先，随之都产生了于佛道无所得的感受，而确定儒学的坚定信仰更在其后。上述观点如果不是一种杜撰，也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由于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故本文于此不得不详加辨析。
  若提到对朱子早年思想发展的影响，有一个人物不能不提到，那就是谢良佐。朱子从此阶段开始，直到其编订《四书集注》之际为止，中间的二十多年始终在迷恋谢的思想。
  朱子最早编辑的书籍就是谢的语录，而他也说过“熹自少年妄意为学，既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①的话。朱子还多次提到他早年间苦读谢的《论语解》的情况：
  某自二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黄义刚录）②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林恪录）③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原）看时不同矣。（余大雅录）①
  事实上，虽然朱子在二十岁前后曾遍读二程弟子们的著作，但其用功最勤，受益最大的，还是谢良佐的《论语解》和《上蔡语录》，而在二程诸弟子中对朱子影响最大的，也还属谢良佐。此诚如束景南先生所言，“盖朱熹早年以上蔡谢良佐之论语学为入二程理学之门”②。这是因为，二程除了《易传》外，并没有其他系统的著述，其《论语》思想也很零散。事实上，无论是朱子的早年引路人还是他自己，都把二程及其弟子们看成一个整体，也都把阅读二程后学的著述，看成是把握的广义程氏学，即道学的有效途径。他们都希望由二程弟子上窥二程之学，再由二程上窥孔孟之学。而朱子之所以对谢良佐之学情有独钟，应该是受到了胡宪以及李延平的影响③。就本文而言，朱子此时对谢氏之学的留恋，也是他日后对谢的思想如“曾点说”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