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上略述朱子论读书。其论为学，论读书，上两章之所言，皆在一般方法上，此下当略述朱子个人在学术上之实际成就，及其具体表现。但亦仅能略述其分治某一项学问之议论为主。至于对朱子每一项学问之内容落实处，则非此所欲详。经学为儒学之主干，自汉迄于北宋无变。理学创兴，二程自谓得孟子以来不传之秘，虽曰反求之六经，其实二程于汉儒以下之经学，殆亦不复重视。此风直至南宋，不革益烈。朱子说之曰：
  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
  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到那大而化之极处。中间许多，都把做渣滓，不要理会。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是大病。
  其实理学兴起，岂不即是要把秦汉以下中间一段全切断了都不用。但在朱子自己，亦认为伊洛说理远胜过了汉儒之说经。故曰：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如此则岂不亦将中间一段截断都不用。但朱子又曰：
  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著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然只
  在大路上。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今之学者，即指一辈承接二程之理学言，亦即是指程门流弊言。求捷径，便大害事。求钻山入水，更会大害事。故朱子又曰：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谈经之大患。
  求高，求深，求远而至于晦，此为当时理学家谈经四大病。其病来自不治经而谈经：
  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是好，被这人一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
  朱子明谓：今日理学家说经，其害已过于汉儒。又谓他禅家尽见得，而今学者不知。朱子对当时理家说经流弊之尽力剖击，实已远超于后人之攻击理学者之上。后人攻击理学，亦岂能如朱子之笃切而深至。朱子治经，一面遵依汉唐儒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理会，力戒自立说笼罩。一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就今《语类》所集，朱子告其门弟子，于二程遗说违失经旨而加以诤议与驳正者，约略计之，当可得二百条以上之多。其间有对某一条反复辨析达至三四次七八次者。连合计之，则总数当在三四百条以上。至于程门后学，乃及同时其他诸儒说经违失，朱子一一纠摘，语类中所见条数，不胜统计。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绾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
  但就朱子研穷经学之所得，不仅在当时理学中杜塞歧途，而对汉以下诸儒说经，却多开辟新趋。循此以下，将使儒家经学，再不复是汉唐儒之经学，而确然会走上一条新道路。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亦可于此窥见其一面。以下当就朱子经学，分经叙述，首先略述朱子之易学。
  《易经》一书，北宋诸儒，自胡安定范高平以来，皆所重视。濂溪横渠康节，皆于《易》有深得。伊川毕生，亦仅成《易传》一书。但朱子于伊川《易传》颇不赞同。谓：
  易传推说得无穷，然非易之本义。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
  因此朱子乃作《易本义》一书。《本义》中所阐发，则认《易》本为一卜筮书。谓：
  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若把作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若似而今说时，便只是秀才用得。
  古时社会与后世不同，那时哪里有这许多秀才。故：
  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怎地便吉，恁地便凶。
  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此只是说著龟。
  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嫌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臆度。
  后人硬要自把一番道理来说圣人经书。朱子则就经书本文来求圣人意思。故又说：
  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易》中之卦辞爻辞，包括着许多事，随人问而指点其吉凶。朱子主张就事明理，伊川《易传》则只悬空说得一理，要人把此理来应事，此是朱子说《易》与伊川《易传》意见相歧处。换言之，伊川《易传》，乃是以理学来说《易》，朱子则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把《易》说通了，则自得为理学又平添出许多道理来。朱子又说：
  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
  朱子意伊川《易传》，非不是一部好书，识得义理者读之，可资磨砻入细。但不能由此启发人明《易》书本义，又不能启发人从《易》书来明得伊川此番义理。朱子又说：
  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
  把己意说经，易使人汩没在此等经说上，而于义理无个入路。伊川《易传》说得尽好，尚如此，则不论程门以下了。
  朱子又说：
  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
  此条尤具深旨。不仅伊川《易传》不合使未当看者看，即《易》之本经亦不合使未当看者看。要之《易》经不当使未接世变未穷事理者来作入门书。朱子又曰：
  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
  朱子意，读《易》者，不可有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尽在灯窗下读，则将于《易》终无所得。若谓朱子教人只主博学，主多读书，读书又只主逐字逐句详读细读，而忽略了朱子此等意见，则终是失了朱子论学宗旨。
  朱子又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此处朱子为人开示为学门径，及其次序，而谓《易》非教人之书，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此真是大儒卓见，从来学者未曾说及。
  朱子又说：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
  此处根据古《易》版本，分别次第，其果为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与否，且不详论。要之《易》之本书，有此三阶序。朱子意，孔子已是根据了《易》之卜筮来说道理，伊川又别自说出一套道理，此当就其各自说的道理处来看，不必牵合《易》之本书来说。朱子《易本义》，则求摆脱了孔子说《易》乃至伊川说《易》，而只本《易》书来求《易》义。
  然则伊川《易传》所说道理，既不从《易》之本书来，又从何处来？朱子说：
  他说反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
  后人见二程自言，反求之六经而得，又伊川毕生只成了一部《易传》，遂认为其学从六经来，从《易》来，朱子则说只是先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此等处，实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前人学术真血脉处。在理学界中真是道人之所不能道。
  伊川言《易》，伊川前濂溪康节横渠亦皆言《易》。或谓濂溪康节言《易》，皆从陈抟来。但陈抟前又有魏伯阳等言《易》。此等也如孔子言《易》，各发一义，既皆非《易》之本义，则只有就各人所言来分别衡论各人之是非。如此等处，朱子意见，可谓极宏通，又极细密。后人纷纷疑难辨诂，皆失朱子之渊旨。
  朱子既主《易》为卜筮书，因而注重到《易》中之象数，反似更重过于《易》中之义理。朱子说：
  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工夫。
  言象数，乃是从卜筮，即文王《易》，更向上推，而到伏羲画卦，即伏羲《易》上去。因此朱子言《易》，有许多处却接近汉儒。朱子于作为《易本义》之后，又作《易启蒙》，竭力主张康节之先天图，此层更启后人纷争。
  抑且朱子论《易》，除《易》之本义外，大而至于无极太极，先天后天，又下而至于如世俗所流行之火珠林灵棋课之类。盖亦是分着三阶序来治《易》。一是从象数方面，直从伏羲画卦到康节先天图为一路。一是从卜筮方面，直从文王周公爻辞到后世火珠林灵棋课之类为第二路。一是从孔子十翼到濂溪横渠康节论阴阳为第三路。其他如《参同契》言养生之类又在外，朱子皆各别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人乃鲜有知之者。故其与人书有曰：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
  其门人有云：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若伊川《易传》，则为以道理来说《易》之第三阶序，而说得太多之尤者。观此两条，可以想像朱子论《易》之大概。
  以上略述朱子论《易》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诗》学。
  朱子治经，成书两种，曰《易》与《诗》。朱子谓：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学者尽宗毛氏。推衍说者，独郑氏之笺。唐初诸儒疏义，百千万言，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本朝刘欧阳王苏程张，始用己意有所发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
  此论汉儒治《诗》，本不专于毛郑。宋儒亦能于毛郑外用己意有所发明。
  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
  宋儒能自出己意，有所发明，是其长。争立门户，使学者无所适从，是其短。不仅《诗》学如此，其他经学亦然。不仅治经学者如此，即理学亦复然。朱子之所以教人，则必：
  兼综众说，融会通彻。一字之训，一事之义，必谨其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出于前人，而必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
  此乃朱子称其老友东莱所为《家塾读诗记》之语。而朱子之衡评汉宋，指导当前，其意灼然可见。又谓东莱书中所引朱氏，实熹少时浅陋之说，其后自知其说未安，有所更定，而东莱反不能不置疑。盖朱子治《诗》，先亦多宗毛郑，后乃翻然易辙者。
  朱子又自道其解《诗》工夫，谓：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此项工夫，可分三层。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涵泳读取百来遍，那好处方出，方得见精怪。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朱子教人读论孟，读他书，亦时时如此说。已详前论读书篇。又曰：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是非，然也未敢便判断。又看久之，方审得。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今只是见前人解诗，也要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著，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
  读了一诗，急要读第二诗，此心常在走作中，此是心不敬之一。读了他人说，便急要自己说，此是心不敬之二。他人说未熟看，便敢判其是非，便是心不敬之三。所谓不敬，只是不把来当作一事，不认真，不仔细，如此何能真看到诗中道理来？此处当细看前面朱子论格物穷理处。
  朱子精擅文学，其治《诗》，亦主从文学参入。故曰：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
  《诗》有《诗》中之理，《易》有《易》中之理，诸书中之理，当各别去寻求。若只凭自己心中一理来读《诗》读《易》，便不是格物穷理。朱子又说：
  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
  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
  诗便有感发人的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
  理学家最不重文学。不知文学中亦自有文学之理。文学最大功用在能感发兴起人。先把义理来解杀了诗，便失去诗之功用。朱子又曰：
  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
  某解诗，都不依他序。总解得不好，也不过是得罪于作序之人。
  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册，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工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尝曰：
  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
  其于己所创见，其自信有如此。而于《诗传》，尤以为无复遗恨。然又曰：
  某生平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此乃朱子本其理学立场，谓于《诗》《易》中收获不多。至于当时理学家，以自己意见来解《诗》说《易》，此为引人入歧。非朱子真下工夫，亦无以识其非。
  以上略述朱子论《诗》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书》学。
  朱子于《书经》，未有成书，然有其绝大之发现。首为指出伏孔两家今古文之同异。朱子尝谓：
  今文多艰涩，古文反平易。
  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
  此一疑问，遂开出后来明清两代儒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之一案，而其端实是朱子开之。可与其论《易》为卜筮书，与《诗》小序之不可信，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
  其次乃论《尚书》多不可信。有曰：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子所举，如《盘庚》、如《金滕》、如《酒诰》、《梓材》、如《吕刑》诸篇，皆属今文。今文亦多可疑，此则后来明清诸儒所未能及。朱子读书，极富辨伪精神，又极富疑古精神，其于经书亦然。可谓复出千古。惜乎朱子为恐倒了六经，于《书经》方面未加详细发挥。
  朱子又疑《禹贡》，谓：
  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自见者，皆可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
  朱子意，若亲到北方，目睹北方山水，则《禹贡》在此方面亦当多可疑。后人则谓禹之治水，未曾亲到南方，故言荆扬间地理可疑，此似尚非朱子意。故朱子又曰：
  有工夫更宜观史。
  如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后代历史地理沿革。故朱子不教人治《春秋》，而自所致力则在温公之《通鉴》。其在某些处，常有置史于经之上之见解，亦非从来经生诸儒所及。
  其又一贡献，则谓：
  书中某等处，自不可晓，只合阙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
  昔日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说。
  书中有如制度，如天文历法，如地理，如其他名物，非博治此等专家之业，则不易解，此事清儒亦知之。除此等外，《尚书》仍多有不可解处，则清儒似未识得。
  朱子初亦欲自作《书集传》，未成稿，晚年以付及门蔡沈，又告之曰：
  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问尽有好处。
  是朱子于宋儒解书，亦一一平心抉其短而不忽其所长，求以荟萃融会，定于一是，其用意无异于治他经。惜乎蔡沈之《传》，则似未能深体朱子之渊旨。
  以上略述朱子论《书经》，以下当续述朱子论《春秋》。
  朱子于《春秋》未有撰述，又戒学者勿治。曰：
  春秋难看，不食马肝，亦不为不知味。
  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
  要去一宇半字上理会褒贬，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
  某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得。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
  看春秋只如看史样。
  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但于道理上便差。经学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问公谷，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
  以上略述朱子论《春秋》，以下当续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
  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又曰：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已是厌周文之类了。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将去。
  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
  古礼恐难行。古人已自有个活法。如弄活蛇相似，方好。今说礼，只是弄得一条死蛇。
  礼乐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
  又曰：
  古礼非必有经，岂必简策而后传。
  此意亦为从来言《礼》者所未及。故又曰：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
  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在能制礼。故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议礼制度考文之事。
  朱子自己无位，故屡言有圣人者作云云以寄慨。然朱子虽未能制礼，亦不免时有议礼之文。其范围极广泛，几于无所不包。有关社会下层者，有关政府上层者。议礼则必考文。朱子言：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乃知书非多看不办。
  朱子因此谓汉儒之学，有补世教者不小。因亦极重古者《礼》学专门名家之意。谓此等人终身理会此事，有所传授，虽不晓义理，却记得。凡行礼有疑，皆可就而问之。朱子晚年编修《礼》书，亦欲汇纳古代礼文，分其门类，归之条贯，以便寻检。然朱子终因议礼遭忌逐，遂有党禁之祸。在其卒前一日作三书，二书皆为交付其门人完成《礼》书工作，此书后称《仪礼经传通解》。
  以上略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岿然为经学巨匠，其经学业绩，在宋元明三代中，更无出其右者。清儒故意持异，今当就两者间略作一比较。
  一、朱子治经，于诸经皆分别其特殊性，乃及研治此经之特殊方法与特殊意义之所在。清儒似乎平视诸经。以为皆孔氏遗书，故曰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其说似乎重会通。然因其无分别，乃亦无会通可言。
  二、朱子治经，除经之本文外，必兼罗汉唐以下迄于宋代诸家说而会通求之，以期归于一是。清儒则重限断。先则限断以注疏，宋以下皆弃置不理会。继则限断以东汉，又继则限断以西汉，更复限断于家法。极其所至，成为争门户，不复辨是非。
  三、朱子说经，虽在理学立场上素所反对如苏东坡，尤甚者如张横浦，苟有一言可取，亦加采纳。清儒于其自立限断之外，全不阑入。尤其如朱子，校《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之讹，清儒不得不承用，然亦委曲闪避，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其弟子蔡沈所为《书集传》，清儒亦有沿用，而亦没其名不提。
  四、朱子说经，极多理据明备创辟之见，清儒亦不理会。其大者，如谓《易》是卜筮书，孔子《易》当与文王周公《易》分别看，清儒不加引申，亦不加反驳。只据汉儒说，一若未见朱子书。朱子辨毛序，事据详确，清儒乃仍有专据毛序言《诗》者。亦有据不全不备之齐鲁韩三家各自依附言《诗》者。朱子言《尚书》有不可解，清儒乃有专据郑氏一家解《尚书》者。朱子分别《春秋》三传，言其各有得失，清儒则有专主公羊排左氏，而扩大成为经学上今古文之争。朱子治《礼》学，不忘当前，每求参酌古今而期于可行。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不言应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规模宏大，为其经学上巨著。《文集》《语类》中，考《礼》议《礼》，触处皆是。而清儒顾谓宋代理学家，只言理，不言礼。
  五、朱子论《尚书》，论《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前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亦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分别。
  上之五项，皆其荦荦大者。至如训诂考据校勘，清儒自所夸许，实则宋儒治经，亦无不及此诸项。惟宋儒贵能自创己见，清儒则必依傍前人，此亦各有得失。朱子则力矫当时好创己见之病，于前人陈说绝不忽视，但于详究前人陈说后，仍留自创己见之余地。清初诸儒，如阎若璩于《尚书》，胡渭于《禹贡》，顾栋高于《左传》，方玉润于《诗》，亦尚取径宽而用意平，不如乾嘉以下正统经学之拘固。然自乾嘉以下诸儒视之，亦若未够标准，故清经解正编，此诸书皆所不采。而方玉润之《诗》，则续经解亦未采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