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从来描写朱子之政治活动者，绝不谈朱子之执法。然普通印象，以为朱子执法太严。中日学者或因此而讳其言，亦未可料。朱子自认：“治财太急，用刑过严，二事亦实有之。”1陆象山（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亦云：“朱元晦在南康（淳熙六年已亥至八年辛丑，一一七九－一一八一）已得太严之声。”2然实际情形如何？过严又何所指？吾人皆莫得其详，无从判断。黄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朱子行状》叙述南康政绩，只谓：“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里闾安靖。”3及至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淳熙八年辛丑至九年壬寅，一一八—一一八二），巡历所属州县，则《行状》记之曰：“皆乘单车，屏徒从。所历虽广，而人不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苍黄惊惧，常若使者压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肃然。”4其严肃之威，现于纸上。在两浙东路任内，屡次奏劾县丞州守多人，即丞相姻家新除江西提刑之唐仲友，亦上章六次。此节《行状》《年谱》与《宋史》本传均详。然此乃奏劾恶吏，而非行法治民。究竟用刑如何？有无残酷冤枉之处？史家从未有实情报道。今考明确事件有二，一在南康，一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绍熙五年甲寅，一一九四）。
《语类》记载南康之事颇详。据云：“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了小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录。晚过廨舍，知录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履俨然，初未尝经栲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后某罢，诸公相饯于白鹿。某为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一段。”6注云“杖之谯楼之下”。又云“好言家世者乃刘子澄（刘清之，一一三九－一一九五）”。此条王懋竑《朱子年谱》系于淳熙八年辛丑（一一八一）闰三月。非谓此事在此时发生，盖此月朱子去郡东归，指为任内之事耳。
此次论点不在法之宽严而在犯人之地位。上面所谓过严者必有所指。果何所指，则吾人不得而知。张南轩（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为朱子知交，常有忠告。有书云：“某于此有所见，亦不敢以隐，但亦精审而后发耳。”7此虽对南康政事一般而言，然执法料亦其中之一项。过严之说，南轩或有所闻。两人互相切磋。朱子或亦以南轩为过严者。同书下文云：“所谕传闻之说，其皇恐不知何以得此？连日循省，缘初到时，承纵盗之后，不免重赏。连获江湖间积年杀人之贼，以正典刑。……今年茶客尽循约束，无一夫敢持兵行于途者，此一事之力为多。恐或者便以为嗜杀耳。近数月以来，既幸无新盗，而旧盗已多得。亦无所用刑矣。”8
南轩嗜杀，既是传闻之误，则朱子过严，或亦传闻之误也。朱子《致吕伯恭（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自认用刑过严，已如上述。此四字或伯恭来函所据传闻而言。朱子之书，下文尚有解释者。下文续云：“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后来坐法结断赃罪为重耳。然亦但送学夏楚，编管江州9。其人经赦，便计会彼州官吏，违法放还。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词讼。为人所诉，复追来欲挞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决却小杖数下，再送他州，亦不为过也。弊政固多疏脱，至此一事，往来之人，虽有苦口见规者，问于道途，无不以此事为当也。判语之失，诚如所喻。前亦觉之，但已施行，无及于改耳。其所争者，乃是一人与妻有私而共杀其夫，暑中系狱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认为己仆，而胁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狱，逾年不决。势不得已须与放却。但一时不胜其忿。故词语不平至此耳。”10以此两事而论，则朱子并非严酷，而反为宽也。
象山谓朱子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然此下即云：“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严病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而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论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11象山与朱子学术异途，各有偏见。而此处象山却为朱子辩护，说公道话。
长沙之事，《行状》《年谱》《宋史》本传均所不提。叙述与讨论朱子生平者，亦不言及，似于朱子有所讳者。唯近年大陆学者攻击朱子，则好举之，谓为压制农民起义。此事来自地方志。《长沙县志》云：“朱晦翁帅潭日，得赵丞相（赵汝愚，一一四〇－一一九六）简，已立嘉王为上（宁宗），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12沈继祖上奏诬朱子六罪，又谓朱子藏慝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参看页七五八“沈继祖诬朱子六罪”条）。继祖改简札为赦书，意谓朱子不忠于君。又谓斩徒刑之犯，意谓其残忍。究竟是否有其事？果有之，所犯之罪为何？均不可考。
吾人不能凭空臆度，只可以朱子一生之思想行动以揆之。《语类》载有长沙一事，足为参考。朱子云：“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实情。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也。若从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亦不轻。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拄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13又在（福建）漳州，有妇与人通，杀其夫密埋之，其鬼作出祟。朱子恐奏裁免死，遂与决罪。妇人斩，与妇人通者绞，冤魂乃息。14朱子之处理此事，似是迷信，其实主旨在免其长奸惠恶也。朱子又尝致书门人方耒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处之，便是正当。如盗贼入狱，而加以桎梏棰楚，乃是正理。今欲废此以诱其心，欲其归恩于我，便是挟私任术，不行众人公共道理。况恩既归己，怨必归于他人。彼亦安得无忿疾于我耶？”15象山坚持论理之是非与考查事实，与朱子同调。朱子又主无心，更进一步矣。（参看页七七五“朱子之于妇女”条）
《语类》记载南康之事颇详。据云：“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了小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录。晚过廨舍，知录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履俨然，初未尝经栲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后某罢，诸公相饯于白鹿。某为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一段。”6注云“杖之谯楼之下”。又云“好言家世者乃刘子澄（刘清之，一一三九－一一九五）”。此条王懋竑《朱子年谱》系于淳熙八年辛丑（一一八一）闰三月。非谓此事在此时发生，盖此月朱子去郡东归，指为任内之事耳。
此次论点不在法之宽严而在犯人之地位。上面所谓过严者必有所指。果何所指，则吾人不得而知。张南轩（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为朱子知交，常有忠告。有书云：“某于此有所见，亦不敢以隐，但亦精审而后发耳。”7此虽对南康政事一般而言，然执法料亦其中之一项。过严之说，南轩或有所闻。两人互相切磋。朱子或亦以南轩为过严者。同书下文云：“所谕传闻之说，其皇恐不知何以得此？连日循省，缘初到时，承纵盗之后，不免重赏。连获江湖间积年杀人之贼，以正典刑。……今年茶客尽循约束，无一夫敢持兵行于途者，此一事之力为多。恐或者便以为嗜杀耳。近数月以来，既幸无新盗，而旧盗已多得。亦无所用刑矣。”8
南轩嗜杀，既是传闻之误，则朱子过严，或亦传闻之误也。朱子《致吕伯恭（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自认用刑过严，已如上述。此四字或伯恭来函所据传闻而言。朱子之书，下文尚有解释者。下文续云：“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后来坐法结断赃罪为重耳。然亦但送学夏楚，编管江州9。其人经赦，便计会彼州官吏，违法放还。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词讼。为人所诉，复追来欲挞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决却小杖数下，再送他州，亦不为过也。弊政固多疏脱，至此一事，往来之人，虽有苦口见规者，问于道途，无不以此事为当也。判语之失，诚如所喻。前亦觉之，但已施行，无及于改耳。其所争者，乃是一人与妻有私而共杀其夫，暑中系狱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认为己仆，而胁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狱，逾年不决。势不得已须与放却。但一时不胜其忿。故词语不平至此耳。”10以此两事而论，则朱子并非严酷，而反为宽也。
象山谓朱子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然此下即云：“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严病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而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论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11象山与朱子学术异途，各有偏见。而此处象山却为朱子辩护，说公道话。
长沙之事，《行状》《年谱》《宋史》本传均所不提。叙述与讨论朱子生平者，亦不言及，似于朱子有所讳者。唯近年大陆学者攻击朱子，则好举之，谓为压制农民起义。此事来自地方志。《长沙县志》云：“朱晦翁帅潭日，得赵丞相（赵汝愚，一一四〇－一一九六）简，已立嘉王为上（宁宗），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12沈继祖上奏诬朱子六罪，又谓朱子藏慝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参看页七五八“沈继祖诬朱子六罪”条）。继祖改简札为赦书，意谓朱子不忠于君。又谓斩徒刑之犯，意谓其残忍。究竟是否有其事？果有之，所犯之罪为何？均不可考。
吾人不能凭空臆度，只可以朱子一生之思想行动以揆之。《语类》载有长沙一事，足为参考。朱子云：“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实情。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也。若从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亦不轻。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拄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13又在（福建）漳州，有妇与人通，杀其夫密埋之，其鬼作出祟。朱子恐奏裁免死，遂与决罪。妇人斩，与妇人通者绞，冤魂乃息。14朱子之处理此事，似是迷信，其实主旨在免其长奸惠恶也。朱子又尝致书门人方耒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处之，便是正当。如盗贼入狱，而加以桎梏棰楚，乃是正理。今欲废此以诱其心，欲其归恩于我，便是挟私任术，不行众人公共道理。况恩既归己，怨必归于他人。彼亦安得无忿疾于我耶？”15象山坚持论理之是非与考查事实，与朱子同调。朱子又主无心，更进一步矣。（参看页七七五“朱子之于妇女”条）
附注
1 《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第七十九书）》，页十九下。
2 《象山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三十六《年谱》，页十二上，淳熙十年癸卯（一一八三）冬。
3 《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三十六《朱子行状》，页七上。
4 同上，《朱子行状》，页十三下至十四上。
5 《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一《西铭》，页三上。
6 《语类》卷一〇六，第七条，页四一九五。
7 《南轩先生文集》（《近世汉籍丛刊》本）卷二十四《答朱元晦秘书（第六十九书）》，页八下，总页七五二。
8 同上，第六十九书，页九下至十上，总页七五四至七五五。
9 今江西九江。
10 《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第七十九书）》，页二十上。
11 《象山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三十六《年谱》，页十二上，淳熙十年癸卯（一一八三）冬。
12 《长沙县志》〔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本〕，卷三十六《拾遗》，页六上。
13 《语类》卷一〇六，第四十七条，页四二二三至四二二四。
14 同上，卷三，第四十条，页六十九。
15 《文集》别集卷五《与方耕道（第一书）》，页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