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反抗对金人议和，乃朱家一贯之传统。朱子之父朱松（一〇九七－一一四三）与同僚反抗秦桧议和，因而罢官。朱松死后，朱子依刘子羽（一〇九六－一一四六）。《语类》云：“刘共父创第，规模宏丽。先生（朱子）劝止之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1共父即刘珙，子羽之子。刘珙死时朱子年四十九，则此必朱子中年之事也。壬午（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应诏封事，早已极言：“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所谓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2
淳熙六年己亥（一一七九），朱子作卧龙庵于庐山之阳五老峰下，以祠诸葛亮。捐俸钱，自画诸葛武侯像于堂中（参看页七三五“画人朱熹”条），复书《武侯制表》中语“洪毅忠壮，忘身忧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十六字于亭之楣间。叶公回校订《朱子年谱》3与戴铣《朱子实纪》之《年谱》4均云：“其微意必有识之者矣。”《坚瓠集》云：“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干此。意以高宗偏安江左，委靡颓废，不能复仇，故于孔明三致意焉。”5
综上所述观之，则朱子忧国之心，异常痛切。唯其《戊申（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封事》，长一万余言，谓：“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6似是大改以前反对议和与力主恢复之态度，而渐趋调和妥协者。于是门人杨复不得不为之解释曰：“先生当孝宗初政，囊封陛对，皆陈复仇之义，力辨和议之非。其后乃置而不论。何故？窃观《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一一六三－一一六四）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日长。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松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7此所以倦倦独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务为言也。又曰：‘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事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臣请伏铁钺之诛。’8以此言观之，先生曷尝忘复仇之义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于自治。能如是，则复中原灭仇虏之规模，已在其中矣。”杨复之文，各《年谱》均全载之。朝鲜李退溪（一五〇一－一五七〇）注《朱子行状》，亦于《戊申封事》下注此全文，且比他注为最长，9皆所以表明朱子忧国之切也。
戊申以后，《语类》有两条为深有意义者。朱子曰：“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10此条为杨道夫己酉（一一八九）以后所录。其时朱子至少已六十岁矣。上述“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之言，亦为道夫所录。事已隔十余年而道夫犹回忆记之，盖必有深意存焉。
戊申十年以后，“先生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11此为郭友仁戊午（一一九八）所闻。此时朱子已年六十九矣。
尚有一事，足以见其忧国之深者。庆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朱子撰《楚辞集注》12，《序》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13杨楫（字通老，一一四二－一二一三）跋云：“庆元乙卯（一一九五），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赵汝愚，一一四〇－一一九六）谪死于永。14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皆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楫之跋诸《年谱》均载之，且谓“楫之言婉而深，故录之”。李默改订《年谱》（一五五二）且云：“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意。”15朱子之如屈原之忧时伤君，已成公论。王懋竑庆元五年己未《楚辞集注》条下不引杨跋，而于《考异》引之，以证杨跋乙卯之误而改正为己未。王氏考据精审，其判为己未是也。其实杨跋乙卯之误显然，盖赵汝愚卒于庆元二年丙辰。跋言其死，故知必在乙卯之后也。王氏且谓“楫为门人，不见于《文集》《语录》，其言要未可据”16。王氏或专指乙卯而言。若谓全跋为不可据，则殊不合理。盖门人不见于《文集》《语类》者约半百入，岂其言皆不足信耶？言之可据与否与其人之是否门人何关？而况杨楫实是门人耶？（参看页四六四“杨楫果非门人乎”条）
淳熙六年己亥（一一七九），朱子作卧龙庵于庐山之阳五老峰下，以祠诸葛亮。捐俸钱，自画诸葛武侯像于堂中（参看页七三五“画人朱熹”条），复书《武侯制表》中语“洪毅忠壮，忘身忧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十六字于亭之楣间。叶公回校订《朱子年谱》3与戴铣《朱子实纪》之《年谱》4均云：“其微意必有识之者矣。”《坚瓠集》云：“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干此。意以高宗偏安江左，委靡颓废，不能复仇，故于孔明三致意焉。”5
综上所述观之，则朱子忧国之心，异常痛切。唯其《戊申（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封事》，长一万余言，谓：“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6似是大改以前反对议和与力主恢复之态度，而渐趋调和妥协者。于是门人杨复不得不为之解释曰：“先生当孝宗初政，囊封陛对，皆陈复仇之义，力辨和议之非。其后乃置而不论。何故？窃观《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一一六三－一一六四）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日长。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松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7此所以倦倦独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务为言也。又曰：‘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事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臣请伏铁钺之诛。’8以此言观之，先生曷尝忘复仇之义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于自治。能如是，则复中原灭仇虏之规模，已在其中矣。”杨复之文，各《年谱》均全载之。朝鲜李退溪（一五〇一－一五七〇）注《朱子行状》，亦于《戊申封事》下注此全文，且比他注为最长，9皆所以表明朱子忧国之切也。
戊申以后，《语类》有两条为深有意义者。朱子曰：“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10此条为杨道夫己酉（一一八九）以后所录。其时朱子至少已六十岁矣。上述“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之言，亦为道夫所录。事已隔十余年而道夫犹回忆记之，盖必有深意存焉。
戊申十年以后，“先生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11此为郭友仁戊午（一一九八）所闻。此时朱子已年六十九矣。
尚有一事，足以见其忧国之深者。庆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朱子撰《楚辞集注》12，《序》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13杨楫（字通老，一一四二－一二一三）跋云：“庆元乙卯（一一九五），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赵汝愚，一一四〇－一一九六）谪死于永。14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皆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楫之跋诸《年谱》均载之，且谓“楫之言婉而深，故录之”。李默改订《年谱》（一五五二）且云：“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意。”15朱子之如屈原之忧时伤君，已成公论。王懋竑庆元五年己未《楚辞集注》条下不引杨跋，而于《考异》引之，以证杨跋乙卯之误而改正为己未。王氏考据精审，其判为己未是也。其实杨跋乙卯之误显然，盖赵汝愚卒于庆元二年丙辰。跋言其死，故知必在乙卯之后也。王氏且谓“楫为门人，不见于《文集》《语录》，其言要未可据”16。王氏或专指乙卯而言。若谓全跋为不可据，则殊不合理。盖门人不见于《文集》《语类》者约半百入，岂其言皆不足信耶？言之可据与否与其人之是否门人何关？而况杨楫实是门人耶？（参看页四六四“杨楫果非门人乎”条）
附注
1 《语类》卷一三二，第六十八条，页五一〇一。
2 《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页四上下。
3 叶公问校订《朱子年谱》（《近世汉籍丛刊》本）卷中尾，页六上，总页一二三。
4 《朱子实纪》（《近世汉籍丛刊》本）卷三《年谱》，页六上，总页一二五。以上两谱均系建卧龙庵于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已经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丛书集成》本）卷二（页二八七）改正为六年己亥（一一七九）。
5 查褚人穫《坚瓠集》（《清代笔记丛刊》本），不见。丁传靖编《宋人轶事汇编》（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六）卷十七，页八六二引。
6 《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页十八下。
7 同上，页三十四下。
8 同上，页三十三上。
9 参看页四〇“朱子行状”条。
10 《语类》卷一三三，第四十五条，页五一三五。
11 同上，第三十七条，页五一二九。
12 诸《年谱》系《楚辞集注》于庆元元年乙卯（一一九五），已经王氏《考异》卷四，页三四〇至三四一，改正为是年。
13 《文集》卷七十六《楚辞集注序》，页三十一至三十二上。
14 故治今湖南零陵县。
15 王懋竑《朱子明普·考异》，卷四，页三四一引。
16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