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王对峙，为学者所常言。朱子主性即理，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则主心即理。朱子之《大学》分章，先物格而后意诚。阳明则主复古本，先诚意而后格物。且格物者，格心之谓也。凡此在在对抗，不能不谓之为学敌。学者分理学心学，彼此抗衡，未尝不可。然数百年来门户之见，愈来愈甚，以为水火不相容，如陈建（一四九七－一五六七）之《学蔀通辩》，实是太过。朱王之异，无可否认，然不过是兄弟阋于墙而已。钱穆谓：“守仁之说，始终未能摆脱尽朱熹的牢笼。”1非无故也。予尝撰《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备述历代对于《晚年定论》之反动，阳明与陆象山（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之关系，阳明之尊重明道（程颢，一〇一二－一〇八五），与阳明之力求与朱子归一。2今于归一方面，略有补充。分三点言之：（一）阳明之敬仰朱子；（二）《传习录》之依据朱子；（三）刘宗周（刘嶯山，一五七八－一六四五）之朱、王印合观。
（1）阳明之敬仰朱子
弘治元年戊申（一四八八）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3。翌年十二月归余姚4，经广信5，见娄谅（一四二二－一四九一）。娄谅语以宋儒格物之说，亦即朱子格物之说。年二十一（一四九二），从其父于北京，遍求朱子遗书读之。朱子谓即物而穷其理。乃与钱友向亭前竹树考索。钱三日成疾，阳明亦七日以劳思致病。6十四年辛酉（一五〇一）审录江北，遇异人谓周濂溪（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儒之方向渐定。十八年乙丑（一五〇五）与湛甘泉（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〇五）定父，并开始授徒，以倡明圣学为事。及至贵州龙场，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不待外求之旨，乃疑朱子所定《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于朱子之说有所冲突，恒疚于心。
格物格心，未尝不可以调和。唯《朱子晚年定论》，似与朱子挑战，且暗示朱子晚年乃转归象山之说，谓朱子“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7。此论出后，即引起强烈反应，弄成一巨大风波，鼓动一百五十余年。最先驳论者为罗钦顺8（一四六五－一五四七），而以陈建为最烈9。彼等指出阳明所摘三十四书之中，多在《集注》《或问》成书以前。故阳明晚年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其实统计可决定为早年中年之书者五，决为晚年者十，似为晚年者八，无史实可据者十一。是则阳明所谓晚年，未尝无据。阳明之最大缺点，乃在其断章取义。从一千六百余书札中，挑取三十余札数行，以符合己意。
以方法论，自是大错。然其动机，则非如陈建等之所云援朱入陆，阳懦阴禅。此不外陈建等之主观而已。阳明并非倒朱扶陆，只为象山鸣冤。彼之所云“大意在委曲调停”10，非虚语也。
阳明最大动机，在乎归一。答甘泉云：“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此某之幸，后学之幸也。”11又自云：“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12施邦曜（一五八五－一六四四）评此语曰：“先生与朱子是一是二，两言可见。”13朱、王两人思想，有同有异，大抵对于朱子得自伊川格物之说，不能会同，而于朱子得自明道心性之学，则谓先得我心之所同。故《晚年定论》于朱子涵育熏陶之说，尝以为喜。14自辨与朱子时有不同，则曰：“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15又曰：“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16总之，常以朱子为模范。于是其思想之部分，不能越出宋学之范围。其谓“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17，又曰：“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18皆由衷之言也。
（2）《传习录》之依据朱子
《传习录》首条即批评朱子改《大学》“在亲民”为“作新民”19之不是。《传习录》引朱子共二十次。然凡所引，几乎针针相对。如朱子《中庸章句序》谓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阳明则谓：“天理人欲不两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20又如朱子《大学补传》谓“即物而穷其理”，阳明则谓此析心理为二。21两者似相对垒，难以融合。然《传习录》重要之点有三：一为至善是心之本体，二为独知乃良知，三为心外无理。三者皆借重朱子之言，以为解释。言心之本体22，则引朱子“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23，以阐明之。“致良知”为阳明突破学说，吾人不能谓其来自朱子。然其解良知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24乃引朱子“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25之言，不能不承认其释良知为有得于朱子矣。朱子注《大学》经文“明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阳明亦曰：“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从出也。……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26与朱子之言，如同一鼻息出气。阳明学说诚是自家苦思得来，然其借助于朱子，则无可否认矣。
（3）刘宗周之朱王印合观
刘宗周摘录阳明书札杂著与《传习录》为《阳明传信录》三卷，每条加以按语，甚为精切，为研究王学所不可缺。惜知《传信录》者，尚少其人也。阳明云：“志道恳切，固是诚意，然急迫求之，则反为私己。”27刘氏按之曰：“此语自是印过程朱。”28阳明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29刘氏曰：“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离学问思辨行，则与朱子之说何异？”30阳明云：“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尤患之谓也。……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31宗周评之曰：“最足发明宋儒主教之说。”32阳明云：“谨独即是致良知。”33刘氏评之曰：“千圣同符。”34其评《朱子晚年定论序》则曰：“先生自供供人处，俱确凿无疑。朱子闻道，毕竟在晚年。”35而于《传习录》引朱子“天理人欲”之言36，则曰：“‘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相印合处。奚必晚年定论？”37于阳明评朱子人心听命之语，则按之曰：“先生说人道只是一心，极是。然细看来，依旧只是程朱之见。”38又评《传习录》徐爱（一五一八年卒）所记语录云：“先生语录，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体，然未尝离事物。’39又曰：‘即尽乎天理之极处。’40则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衣钵，但先生提得头脑清楚耳。”41阳明解“中”字为无所偏倚。42刘氏评之曰：“此即朱子至静之中无少偏倚之说。”43阳明曰：“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44，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45刘氏之反应，乃谓“文公功臣”46，此言极妙。盖谓阳明非反朱，只进一步耳。阳明答读书之问，谓：“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47宗周评之曰：“又举天理二字，如此方是真读书，亦便是真格物处。朱先生以读书为格物穷理之要，与先生语不无差别。”48宗周评阳明语，强调其拈出天理二字处，不下十余次。天理为阳明学说一重心，自无问题。然此处暗示朱子教人读书，非体贴天理，则宗周非文公之功臣也。
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明儒学案》卷十为《姚江学案》，所录《语录》，即《阳明传信录》卷一二；所录《传习录》，即《阳明传信录》卷三，俱略有删。除少数外，并录宗周按语。但未说明此是刘氏评话，以致日本学者注《传习录》，几皆误以为黄宗羲评语。即如大儒佐藤一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东正纯（一八三二－一八九一）与最近注释者中田胜，皆有此误。49此非彼等之过，而乃宗羲之疏忽也。宗周思想，大体沿袭阳明，又拥护其《朱子晚年定论》之议，而竟以朱王印合如此，吾人益知阳明之有得于朱子为不少矣。
（1）阳明之敬仰朱子
弘治元年戊申（一四八八）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3。翌年十二月归余姚4，经广信5，见娄谅（一四二二－一四九一）。娄谅语以宋儒格物之说，亦即朱子格物之说。年二十一（一四九二），从其父于北京，遍求朱子遗书读之。朱子谓即物而穷其理。乃与钱友向亭前竹树考索。钱三日成疾，阳明亦七日以劳思致病。6十四年辛酉（一五〇一）审录江北，遇异人谓周濂溪（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儒之方向渐定。十八年乙丑（一五〇五）与湛甘泉（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〇五）定父，并开始授徒，以倡明圣学为事。及至贵州龙场，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不待外求之旨，乃疑朱子所定《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于朱子之说有所冲突，恒疚于心。
格物格心，未尝不可以调和。唯《朱子晚年定论》，似与朱子挑战，且暗示朱子晚年乃转归象山之说，谓朱子“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7。此论出后，即引起强烈反应，弄成一巨大风波，鼓动一百五十余年。最先驳论者为罗钦顺8（一四六五－一五四七），而以陈建为最烈9。彼等指出阳明所摘三十四书之中，多在《集注》《或问》成书以前。故阳明晚年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其实统计可决定为早年中年之书者五，决为晚年者十，似为晚年者八，无史实可据者十一。是则阳明所谓晚年，未尝无据。阳明之最大缺点，乃在其断章取义。从一千六百余书札中，挑取三十余札数行，以符合己意。
以方法论，自是大错。然其动机，则非如陈建等之所云援朱入陆，阳懦阴禅。此不外陈建等之主观而已。阳明并非倒朱扶陆，只为象山鸣冤。彼之所云“大意在委曲调停”10，非虚语也。
阳明最大动机，在乎归一。答甘泉云：“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此某之幸，后学之幸也。”11又自云：“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12施邦曜（一五八五－一六四四）评此语曰：“先生与朱子是一是二，两言可见。”13朱、王两人思想，有同有异，大抵对于朱子得自伊川格物之说，不能会同，而于朱子得自明道心性之学，则谓先得我心之所同。故《晚年定论》于朱子涵育熏陶之说，尝以为喜。14自辨与朱子时有不同，则曰：“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15又曰：“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16总之，常以朱子为模范。于是其思想之部分，不能越出宋学之范围。其谓“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17，又曰：“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18皆由衷之言也。
（2）《传习录》之依据朱子
《传习录》首条即批评朱子改《大学》“在亲民”为“作新民”19之不是。《传习录》引朱子共二十次。然凡所引，几乎针针相对。如朱子《中庸章句序》谓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阳明则谓：“天理人欲不两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20又如朱子《大学补传》谓“即物而穷其理”，阳明则谓此析心理为二。21两者似相对垒，难以融合。然《传习录》重要之点有三：一为至善是心之本体，二为独知乃良知，三为心外无理。三者皆借重朱子之言，以为解释。言心之本体22，则引朱子“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23，以阐明之。“致良知”为阳明突破学说，吾人不能谓其来自朱子。然其解良知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24乃引朱子“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25之言，不能不承认其释良知为有得于朱子矣。朱子注《大学》经文“明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阳明亦曰：“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从出也。……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26与朱子之言，如同一鼻息出气。阳明学说诚是自家苦思得来，然其借助于朱子，则无可否认矣。
（3）刘宗周之朱王印合观
刘宗周摘录阳明书札杂著与《传习录》为《阳明传信录》三卷，每条加以按语，甚为精切，为研究王学所不可缺。惜知《传信录》者，尚少其人也。阳明云：“志道恳切，固是诚意，然急迫求之，则反为私己。”27刘氏按之曰：“此语自是印过程朱。”28阳明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29刘氏曰：“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离学问思辨行，则与朱子之说何异？”30阳明云：“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尤患之谓也。……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31宗周评之曰：“最足发明宋儒主教之说。”32阳明云：“谨独即是致良知。”33刘氏评之曰：“千圣同符。”34其评《朱子晚年定论序》则曰：“先生自供供人处，俱确凿无疑。朱子闻道，毕竟在晚年。”35而于《传习录》引朱子“天理人欲”之言36，则曰：“‘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相印合处。奚必晚年定论？”37于阳明评朱子人心听命之语，则按之曰：“先生说人道只是一心，极是。然细看来，依旧只是程朱之见。”38又评《传习录》徐爱（一五一八年卒）所记语录云：“先生语录，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体，然未尝离事物。’39又曰：‘即尽乎天理之极处。’40则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衣钵，但先生提得头脑清楚耳。”41阳明解“中”字为无所偏倚。42刘氏评之曰：“此即朱子至静之中无少偏倚之说。”43阳明曰：“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44，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45刘氏之反应，乃谓“文公功臣”46，此言极妙。盖谓阳明非反朱，只进一步耳。阳明答读书之问，谓：“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47宗周评之曰：“又举天理二字，如此方是真读书，亦便是真格物处。朱先生以读书为格物穷理之要，与先生语不无差别。”48宗周评阳明语，强调其拈出天理二字处，不下十余次。天理为阳明学说一重心，自无问题。然此处暗示朱子教人读书，非体贴天理，则宗周非文公之功臣也。
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明儒学案》卷十为《姚江学案》，所录《语录》，即《阳明传信录》卷一二；所录《传习录》，即《阳明传信录》卷三，俱略有删。除少数外，并录宗周按语。但未说明此是刘氏评话，以致日本学者注《传习录》，几皆误以为黄宗羲评语。即如大儒佐藤一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东正纯（一八三二－一八九一）与最近注释者中田胜，皆有此误。49此非彼等之过，而乃宗羲之疏忽也。宗周思想，大体沿袭阳明，又拥护其《朱子晚年定论》之议，而竟以朱王印合如此，吾人益知阳明之有得于朱子为不少矣。
附注
1 《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七一）第一册《提纲》，页二一〇至二一一。
2 载《书目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页十五至三十四。采入拙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三），页四三七至四七三。
3 今江西南昌。
4 今浙江绍兴之东。
5 今江西上饶县。
6 《传习录》下，第三一九“先生曰众人”条。《王文成公全书》（《四部备要》本）卷三，页五十一上。以下简称《全书》。
7 《传习录》卷末附《朱子晚年定论序》。
8 《困知记》〔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本〕附录卷五《与王阳明书》，页一上至七上。予文内以顾璘（字东桥，一四七六－一五四五）为首先批评定论者，经IreneBloom博士指正。
9 《学蔀通辩·提纲》（《正谊堂全书》本），页一上；卷一，页三上，七下；卷二，页三下，四上、五下；卷三，页十五下。
10 《传习录》卷中，第一七六条《答罗整庵少宰》。《全书》卷二，页六十三下。
11 《全书》卷四《答甘泉》，页四十一上下。
12 《传习录》卷末附《朱子晚年定论序》。
13 《阳明先生集要》〔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本〕，《理学集》卷四，页九十一上下。
14 《全书》卷六《答南元善（第二书）》，页十八下。
15 《传习录》卷上，第九十八“朋友观书”条。《全书》卷一，页四十五上。
16 《传习录》，第六“爱曰昨闻”条。《全书》卷一，页八上下。
17 《全书》卷二十一《答徐成之（第二书）》，页十五下。
18 《传习录》卷中，第一七六条《答罗整庵少宰》。《全书》卷二，页六十三下。
19 改“亲”为“新”，乃依程伊川改正《大学》。参看《程氏经说》（《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五，页三上。
20 《传习录》卷上，第十“爱问道心”条。《全书》卷一，页十一下。
21 同上，卷中，第一三五条《答顾东桥书》。《全书》卷二，页八下至九上。其他反对朱子之论，详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四五五至四五六。
22 同上，卷上，第二“爱问知止”条。《全书》卷一，页三上。
23 《大学章句》注经文。
24 《传习录》卷下，第三一八“先生曰先儒”条。《全书》卷三，页五十上。
25 《大学章句·诚意》第六。
26 《全书》卷七《亲民堂记》，页三十七下至三十八上。
27 《全书》卷四《答徐成之（第二书）》，页二下。
28 《刘子全书遗编》〔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刻本，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重修〕卷十一，《阳明传信录》一，页二下。《明儒学案》（《四部备要》本）卷十，页五上删此评语。
29 《全书》卷四《答王天宇（第二书）》，页三十上。
30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一《传信录》一，页四下。《明儒学案》卷十，页六上。
31 《全书》卷五《答舒国用》，页十七上下。
32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一《传信录》一，页九下。《明儒学案》卷十，页八下。
33 《全书》卷五《与黄勉之（第二书）》，页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34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一《传信录》一，页十上。《明儒学案》卷十，页九下，删此评语。
35 《全书》卷十二《传信录》二，页十四下。《明儒学案》卷十无此序。
36 《大学章句》注经文。
37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传信录》三，页一上。《明儒学案》卷十，页十二下。
38 同上，页四下。
39 《传习录》卷上，第二“爱问知止”条。《全书》卷一，页三上。
40 同上。
41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传信录》三页五上。《明儒学案》卷十，页十四上。
42 《传习录》卷上，第七十六“澄问喜怒”条。《全书》卷一，页三十八下。
43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传信录》三，页八下。《明儒学案》卷十，页十五下，删此评语。
44 《大学或问》（《近世汉籍丛刊》本），页二十上，总页三十九。
45 《传习录》卷下，第二三四“文公格物”条。《全书》卷三，页十五上。
46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传信录》三，页二十一下。《明儒学案》卷十，页十九下，删此四字。
47 《传习录》卷下，第二四一“问读书”条。《全书》卷三，页十八上。
48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传信录》三，页二十二上。《明儒学案》卷十，页十九下。
49 拙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三十七、一三〇、一五五、二一〇、二八八、三〇二、三〇三、三〇四、三〇七、三〇九、三二七、三三一、三四一、三四二、三五五、三六二、三八〇。谓注家误以为黄宗羲语，盖指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吉村秋阳（《王学提纲》）、东正纯（《传习录参考》）、东敬治（《传习录讲义》）、杉原夷山（《王阳明》）、山田准（《传习录》）、中田胜（《王阳明》）、安冈正笃（《传习录诸注集成》），其中以吉村秋阳与东正纯为尤甚，而东正纯之子东敬治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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