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尝著《仁说》，载《南轩先生文集》。兹录全文如下：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程子所谓“爱是情，仁是性”1，谓此。）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程子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为仁”2，谓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3亦犹存《易》乾坤四德，而总言“乾元”“坤元”也。4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5
  此文尝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文集·仁说》题下注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6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夏威夷举行国际朱熹会议，日本佐藤仁教授在其提供论文《朱子之＜仁说＞》中指出陈淳（一一五九—一二二三）谓：“文公有《仁说》二篇……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朱子门人熊节〔庆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进士〕编《性理群书句解》，亦采录此篇以为朱子自著。7可知朱门亦有误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者云云。愚亦以南轩《仁说》非朱子所撰。尝著《论朱子之＜仁说＞》，第九节专论南轩《仁说》，指出两《仁说》相同之点甚多，唯克己、去私、知存，则南轩比朱子为详而有力。最不同者，则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而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愚又根据朱子《答伯恭（吕祖谦，称东莱先生）》，指出南轩《仁说》成于朱子《伊洛渊源录》之后8，而朱子《仁说》在《渊源录》成书之前9。故以朱子《仁说》在前，南轩《仁说》在后，并解释何以在朱子《仁说》之后，另著《仁说》。10今尚有一重要之点，不容忽略者，即朱子《仁说》开始即谓“天地以生物为心”11，而南轩《仁说》则文内只云“天地生物之心”。此为两人争论焦点之一。南轩尝批评朱子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12此其《仁说》所以不言“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言“天地生物之心”也。
  国际朱熹会议以时间短迫，未及详细讨论佐藤教授所宣读之《朱子之＜仁说＞》。拙著《论朱子之＜仁说＞》虽然一年以前发表，与会学者曾见之者，究属少数，而《朱学论集》新在台北出版，尚未寄到会所。年初刘述先博士之《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已由台北学生书局刊行。内有专章讨论朱子《仁说》。惜以邮误，亦未寄到会场。吾等三人俱于朱子《仁说》，相当努力。苟能从容切磋，陶养新知，则其乐也何似！惜时间无多。予亦因主理会务，绝无宁暇。目视良机之失，今日思之，犹叹息不置也。
  会后刘博士撰《朱子的仁说、太极观念与道统问题的再省察——参加国际朱子会议归来纪感》，载于《史学评论》。13关于《仁说》，刘博士集中于朱子《仁说》之著作时期与南轩《仁说》两点。刘先生坚持其朱子《仁说》定稿于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比愚以其定稿在乾道七年辛卯（一一七一）较后。刘先生在其新著内之《朱子对于仁的理解与有关＜仁说＞的论辨》章有详细讨论。14此问题牵涉太大，非另行为文探索，恐难言尽其意。今只论关于南轩之《仁说》。
  刘先生提出惊人之论，谓南轩《仁说》乃朱子所作，加上南轩之名，编入《南轩文集》以纪念亡友。刘先生云：
  指出《南轩文集》全部由朱子编次。朱子把《南轩文集》中凡不合于他自己思路的书信文章，当作南轩少年时代不成熟的东西看待，全部加以删削。是否有可能南轩撰《仁说》初稿受到朱子批评之后，一直未定稿。他死后朱子乃把自己与南轩共同商订以后另写的一篇《仁说》，编在《南轩文集》之中，当作南轩的作品而刻出。所以有的门人如陈淳、熊节还把这篇《仁说》认定为朱子的作品。就我的了解来说，要不是这样的情形，在朱子的及门弟子就产生了这样的混淆，根本是不可以想象的事。当然，佐藤先生大概由于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任何答复。陈（荣捷）先生代为答复，乃谓陈淳当时不在朱子跟前，熊节的理解甚差，所以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混淆。但这样的答复对我来说，是不能满足的。陈淳为朱子最得意的晚年弟子，“卫师甚力”（全祖望语）。他既然斩钉截铁地说朱子著有两篇《仁说》，应有所据。大概朱子写了另一篇《仁说》，接受了南轩的批评，把克己的观念写入文章之中，又采用了南轩的“天地万物血脉贯通”一类的话头。为了纪念亡友，就把这篇东西当作南轩的定见，编入《南轩文集》之内。这种情形，绝不是不可以想象的。15
  如此云云，诚是大胆假设。苟能找出证据，则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发现。刘博士并不武断，彼云：“我生平不擅考据。对于哲学思想一贯性的把握则略有一点心得。此处暂姑备一说，以待来贤校正。”16愚不敢以贤自待，加以校正。今只提出四点，以供研究。
  （1）熊节之《性理群书句解》列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为七贤之一。朱子于竹林精舍落成，行释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司马光等七贤从祀。熊氏继承此意，可谓无后来门户之见矣。然其书究为训课童蒙而设，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浅近之甚，殊无可采”17。陈淳诚为朱门高弟。其所著《北溪字义》，实足以代表朱子纯正思想。然彼庚戌（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十一月乃师事朱子。距《仁说》之著已二十年。《仁说》讨论，早已沉寂。当时著者多次易稿。各家著作，抄写传递之间，名称或有混乱。陈淳以其师有两《仁说》，殊不足怪。陈淳答陈伯澡书有云：“文公有《仁说》二篇。莫须已曾见否？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一篇近方得温陵18卓丈传来。”19可知彼对于朱子《仁说》及其讨论经过，素未详悉。是则南轩《仁说》之不能出于朱子之手，陈淳无从而辨也。
  （2）陈淳发觉《仁说》两篇并存之时间，与《朱子文集》编辑之时间，当相隔不远。《朱子文集》为朱子之子朱在（一一六九年生）等所编，与陈淳见《仁说》之时期相去不远。彼等谓“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是则当时有人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亦有人以南轩《仁说》为非朱子所作。编《文集》者不以南轩《仁说》出于朱子。彼等必代表多数而比较可靠。吾人生在数百年之后，苟任信其一，则非《文集》编者莫属。
  （3）若谓朱子既自著《仁说》，又以南轩本人之意替之另撰《仁说》，故此《仁说》特重南轩之克己。又接受南轩之批评，不用自己
  开章明义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而用南轩认为“似安全”之“天地生物之心”，更不用数十年所考虑周详之“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而只用“爱之理”以之纪念亡友。然则所谓纪念者何在？南轩讨论《仁说》，已详其与朱子来往书简。20其克己之说，详与朱子书21《克斋铭》22。
  与《主一斋铭》23。朱子何必越俎代庖，徒作赘语？至于南轩本人何以又于朱子已著《仁说》之后，自著《仁说》，亦有可解。拙文《论朱子之＜仁说＞》尝云：盖南轩认仁乃是天地之心所由生，但不认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不言心之德。朱子《仁说》侧重理论。虽言学者应汲汲于求仁，究于求仁之方，未有畅言。南轩则并言仁者之能推以至存义、存礼、存智。尤重要者，南轩以为仁莫要于克己，学者当以克己为道。朱子《仁说》虽引《论语》克己一次，顺及而已，非要义也。朱子谓南轩以其《仁说》不如《克斋记》24，即谓朱子忽略克己为仁之方，或亦为其自作《仁说》之一因，以补朱子之不足耳。且当《仁说》讨论热烈之际，学者如林熙之、周叔瑾、杨仲思、“契丈”等，均著《仁说》25，各扬其说。南轩其中之一耳。
  （4）最重要者，乃此等间接手段，是否与朱子性格相符？朱子性素忠直，其感化士子者以此，其开罪权贵者亦以此。生平有如程子明道（程颢），最恨自私用智。今以另著《仁说》插入《南轩文集》之内作为南轩自作，可谓绝非自私，然不得不谓之用智也。此则朱子决不肯为而亦南轩所决不肯受也。

1 《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十八，页一上。 2 同上，卷三，页三下。 3 《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 4 《易经·乾卦·彖辞》云：“乾，元亨利贞。”《彖传》日：“大哉乾元。”《坤卦·彖辞》日：“至哉坤元。” 5 《南轩先生文集》（《近世汉籍丛刊》本）卷十八，页一上至三上，总页五九一至五九五。 6 《文集》卷六十七，页二十上。 7 《性理群书句解》（《近世汉籍丛刊》本）卷八，页八上全十下，总页三六七至三七二。 8 此文先刊于《哲学与文化》第八期（一九八一年六月），旋采入拙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二十七至六十八。关于以上各点，参看页五十六。 9 同上，页四十。 10 同上，页五十七。 11 程颐语。《外书》（《二程全书》本）卷三，页一上。明沈桂《明道全书》以此为程颢语。 12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二十一书）》，页五下，总页六七四。 13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七三至一八八。 14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〇），第四章。 15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七九至一八〇。 16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八一。 1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总页一九一九。 18 福建泉州。 19 《北溪大全集》（《四书全书》本）卷二十六《答陈伯澡（第五书）》，页五下。 20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第七书）》，页七上下，总页六五一至六五二；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九书）》，页五下，拙著《朱学论集》，页五十一至五十三，讨论颇详。 21 同上，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一书）》，页十二上下。 22 同上，卷三十六；页一下至二上，总页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 23 《元晦秘书（第十九书）》，页六上下，总页一〇六三至一〇六四。 24 《文集》卷七十七，页十五上至十六上。 25 《朱学论集》，页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