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谓四端1是理之发，七情2是气之发3，引起朝鲜理学家一场大辩论。李退溪（李滉，一五〇一—一五七〇）释郑秋峦（郑之云）《天命图》引朱子之言，谓四端皆善而七情善恶未定。其徒奇高峰（奇大升，一五二七—一五七二）以如是则析理气为二。于是四七问题成为理气一二或先后问题。两者辩论四七，无虑万余言。以后李栗谷（李珥，一五三六—一五八四）等继续讨论，结果为朝鲜理学争论最烈之点。比朱子与象山（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太极之辩或与同甫（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王霸之辩，超而上之。历年之久，堪与我国明朝阳明（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九）《朱子晚年定论》之辩比拟。
  朝鲜理学家以四端与七情对论。我国理学家则否。二程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只言本心至善，不言四端。两国传统如此，其故安在？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显是以四端对七情。朝鲜四七之对，可谓溯源朱子。然程朱及以后之理学家言性皆言《中庸》之喜怒哀乐4而不言《礼记·礼运》之喜怒哀惧爱恶欲。朱子说四端处极多，说七情处甚少。
  予以四七之辩，不发生于我国理学，其故有二。一为性情问题，如已发、未发，中庸、中和，等等，皆基于《中庸》首章而不基于《礼记》。《礼记》虽是“六经”之一，且《中庸》是其一篇。然此一篇，宋梁时代已特别受人注意。宋戴颙（三七八—四四一）著《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四六四—五四九）著《中庸讲疏》一卷，到唐李翱（壮年七九八）著《中庸说》一卷，且其论复性，大受《中庸》影响。张载（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年十八，见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范氏劝其读《中庸》。5至朱子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又著《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与《中庸辑略》。《中庸》传统遂成理学一中坚。朝鲜无此传统也。于是《中庸》之喜怒哀乐在朝鲜不显，而《礼记》之七情占其前锋。
  我国另一传统为配合。汉代以来，八卦五行，均有所配。故理学家以元亨利贞配仁义礼智、春夏秋冬等。七情则难以分配。门人刘圻父〔刘子寰，嘉定十年丁丑（一二一七）进士〕问七情分配四端。朱子曰：“喜怒爱恶是仁义。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麄恁地说，但也难分。”6如此分配，不特不匀，且亦太勉强。又有门人问：“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七情，论来亦自性发。只是怒自羞恶发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恻隐上发。”朱子曰：“哀惧是那个发？看来也只是从恻隐发，盖惧亦是怵锡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7《语类》四端七情对话，只此两处。比朝鲜驳论几百年，相去远矣。

1 《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 《礼记·礼运篇》第二十三节：“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3 《语类》卷五十三，第八十三条，页二〇六〇。 4 《中庸》，第一章。 5 《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十五《行状》，页十一上。 6 《语类》卷八十七，第八十七条，页三五五九。 7 同上，第八十五条，页三五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