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0年10月18日，由浙江省儒学学会、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淳安县委县政府主办的“浙学与闽学：纪念朱熹诞辰890周年大会暨新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淳安瀛山书院召开。研讨会以纪念朱熹诞辰890周年为载体，以新安文化研讨为核心，以会聚国学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为抓手，盛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研究浙学、闽学、蜀学、湖湘学及朱子理学文化的80余位专家，畅谈朱子新安理学的文化脉络，研讨具有950余年历史的瀛山书院的学术地位、文化价值。同时，依托历史依据和史料，论证了朱熹《观书有感》创作于瀛山书院的可能性，并表达了对瀛山书院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
  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研究员吴光从新安文化的三个特点提炼其基本精神：一是把《四书》的《大学》摆在第一位，突出了《大学》“修己治人”的根本精神；第二是好学深思的精神，从朱熹在瀛山书院写下《观书有感·方塘》诗可以受到启发；第三是多元包容的精神，既包容三教，也包容朱、陆、张、王等理学诸子。新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挖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认为，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盛事，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盛会是“理学”与“心学”的第一次直接冲撞，冲撞的结果虽然是不欢而散，但辩论双方都把各自的核心观点表述得清清楚楚，为以后的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而朱子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论者，他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互相依存，是不可偏废的。
  湖南大学教授朱汉民分析了宋代书院的《四书》教育及其历史影响。认为，理学家以《四书》作为书院教育的经典，将理学化“四书学”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深刻影响了朝野的士大夫群体。宋儒“四书学”确定了“学以成圣”的教育目标，鼓励士大夫养成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承担起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推动理学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促进了士大夫群体思想共识的形成。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会长、研究员黎昕认为，在朱子庞大而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礼学思想。朱子的礼学思想不仅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文庆认为，朱陆异同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大公案，朱子指斥陆象山阳儒阴释而不自知，其“象山近禅”的论调贯穿朱陆之辩的始终，但在后世有关朱陆之辩的探讨中禅佛一向被忽视，成为“缺失的环节”。“象山近禅”不只是历史的问题，还是逻辑的问题。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可国探讨了朱子由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说与人心功能论所构成的三元义理结构心学。认为朱熹不厌其烦地论证“心统性情”，除了学理的考虑，一个重要目的是发挥人心的主体性作用，引导人的情欲向着扬善抑恶的方向发展，修养人的性情，使人“好善恶恶”的情感得到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海晏在谈到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倾向和隐喻偏好方面时，认为二人其实无所不用，没有本质不同。只是就上引资料看，朱子好用扇子、竹篮、板子这类有纹理的物象，以此说明“天理”；王阳明则常用源头活水说明“良知”的生命力，用树木来说明“良知”的根源性、根本性。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承贵探寻了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原因、脉络及特点，认为，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元素的聚合，是长期历史的积累，它的形成显示阳明心学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为正确理解阳明心学提供了特殊而可靠的参照。
  黄山学院教授方利山探析了新安大儒朱熹上承中华儒学所阐发的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千百年来对新安江流域民间百姓的浸润熏陶和深刻影响，对当下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具有的重要启示作用。
  黄山学院教授毕民智认为，朱熹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启人的善端；提倡人人都是匡时济世的社会主人的思维，是社会民主的发展方向。他的建设具有优良“气质之性”的社会管理者和“敬理抑欲”的社会民众等社会价值导向，依然是当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教授王立斌阐述了瀛山书院的前世今生，指出瀛山书院自北宋创办之始，是詹氏家族书院在两宋时期近两百年的辉煌鼎盛时期；进入元代以后，詹氏家族开始没落，瀛山书院也一度荒颓；明代开始，瀛山书院逐渐转为遂安特有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书院；清代得以维持；及至近现代，屡有重修。
  福建莆田市闽中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俞宗建和千岛湖新安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永明分别对朱子笔下的“半亩方塘”进行了详细考证。俞宗建认为《观书有感二首》中的“半亩方塘”即“濯缨池”，位于福建莆田黄石谷城山麓国清塘；汪永明则以明清时代《瀛山书院志》《淳安县志》《瀛山三先生祠记》等众多历史文献、碑刻实物记载的朱熹来瀛山讲学吟诗事迹为据，证明“半亩方塘”在姜家镇的瀛山山麓、《方塘》诗是朱熹当年在瀛山书院读书论学时写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聚焦晚明以来浙江遂安士人在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展开的“尊朱辟王”活动。具体以隆庆年间王畿、钱德洪为庆贺瀛山书院重建而撰写的《瀛山书院记》《瀛山三贤祠记》，以及他们的明清《瀛山书院志》《严州府志》《遂安县志》中的文本差异为中心，揭示学术思潮嬗变背景下书院士人对朱、王两种学术资源的褒贬历程。
  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明探讨了“阳明心学”向新安地区的渗透与曲折。他认为，清代皖、浙两地学术发展之大势，与明代朱、王二学在两地争夺话语权的胜出与否有密切关系。
  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程继红对詹仪之与南宋理学界之间的关联展开研究，认为詹仪之与南宋理学界的关系非常紧密，常有互动。詹仪之与朱熹等南宋理学名家的交往，丰富了后世对新安理学的想象空间，同时也对构塑新安理学文脉与理学文化起到奠基作用。
  上饶师范学院教授徐公喜认为，元代中后期是朱子学地域学术发展的大势，在元中期后仍以大都、江右、浙江与新安四个地区为中心。其中，元大都本土籍学者虽然少于南方学者，但是诸多南方理学家或因在京师为官任职、或登科进士、或游学多聚集京师，故而大都理学更为昌盛。
  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的发言阐释了“蜀学”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指出“蜀学”就是发生在巴蜀大地，具有自己特色、风格、体系，并与中原学术互动的学术。“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先秦、两汉到隋唐、两宋再到明清的过程，可谓绵延不断、高潮迭起，其中尤以先秦、两宋和明清最为辉煌。提出，现代书院必须紧密关注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基本理念、核心价值、道德伦理和礼乐文明，既要泛观博览、百家争鸣，更要以儒学为统领，以经典为根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徐道彬在发言中梳理了“徽学”的源头、“徽商”的理论支撑、“皖派”朴学的精神内涵等内容，认为从朱子理学到“皖派”朴学，是对朱子学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两个方面的共同推进，也是对当下徽学研究在学理层面得到社会认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牟坚助理研究员以朱熹对《四书》的经典诠释为中心，讨论了朱熹的实理观及其与礼的关系。她表示，礼在朱熹学说中占有与其性理学同等重要的位置，或者说性理与礼二者是一体的，性理是体与本，礼是工夫。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宏敏对海瑞与浙江（浙人、浙事、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可以从海瑞出任严州府淳安知县、海瑞与阳明学之关联、海瑞论前代浙学人物与后世浙学家论海瑞这三重维度来把握海瑞与浙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