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
  “仿编《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59）
  程水龙
  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共辑《近思录》十四卷，以此作为青少年入学理学的门径。此书也成为后世认知宋代理学的首选经典，被视为入道之津梁。
  南宋至今，理学思想在不断发展，代有人出，后世学者若治宋代理学、明清程朱理学，除读《近思录》外，尚需阅读朱熹、张栻、吕祖谦、黄榦、许衡、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张履祥、陆世仪、汪佑、张伯行、江永等诸家著述，尤其是那些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仿《近思录》体例编撰的理学文本。南宋至清末近七百年仿照《近思录》体例编纂的“仿编《近思录》文献”，几乎占据现存全部“近思录文献”的半壁江山，也是东亚儒学建构的基础文献之一。
  虽说该类文献不是注解《近思录》，不是直接展现北宋四子的学术思想，但是它们的内容，或承袭北宋四子的思想接着说，或沿着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不断演绎。此类文献在《近思录》文献传播历程中对理学思想的广泛深入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羽翼作用，是后世研究宋代至今理学思想必不可少的主要思想史料。而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向前发展，同时迫切需要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来滋润，而这些“仿编《近思录》文献”也能“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主席语）。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近思录》文献”领域，尚无对历史上“仿编《近思录》文献”进行专门而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学界对“仿编《近思录》文献”不甚了解，研究者对此类文献的整体无从认识，社会上缺乏此类文献的校点整理本。即便有学者已经对现存历史上的《近思录》各种版本进行了考订与源流梳理，对《近思录》注本做过汇集，尝试探究了“近思之学”的演进，但对“仿编《近思录》”这一大宗文献尚未进行全面深入探讨，这将制约人们对东亚理学文献精髓的深入探究，故现在有必要对其作专门研究。
  七百年间仿编《近思录》者中国不少于34人，他们或有意承继朱、吕创建的辑录北宋四子语录的方式专辑朱熹语录；或专辑吕祖谦、张栻的语录；或辑录北宋四子、南宋朱子的语录；或与时俱进辑略上述五子之外的其他理学家著述；或总结、续补前人的续仿编文献；或仅辑略自己师门著述；或为当时社会教化仿编有修养身心功用的文本，以导引后学。程水龙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仿编<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将对这些文献进行探究，选取代表性文本10种，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分别进行校点整理，如（宋）蔡模《近思续录》，（明）朱吾弼《重编近思录》，（明）江起鹏《近思录补》，（明）高攀龙《朱子节要》，（清）汪佑《五子近思录》，（清）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清）张伯行《续近思录》与《广近思录》，（清）张履祥、祝淦《淑艾录》《下学编》，（清）牛兆濂《读近思录类编》等。
  在进行古籍校点整理的同时，对历史上中国学者仿编《近思录》进行全面研究，形成一部专著，考述七百年来仿编《近思录》文献版本，研究仿编《近思录》文献内容，探究仿编之作的编纂方式及文献学价值，阐发仿编《近思录》文献在理学史上的思想价值。
  该项目将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查寻现存史上公私藏书目录所载录的“仿编《近思录》文献”，实地目验，考辨版本源流，选取底本、校本，考订校勘，规范整理其中代表性文本。与此同时，将古文献研究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阐发史上仿编者承前启后、络绎不绝编纂此类文献的深层意蕴，其文献编纂学、图书传播史与当时学术文化背景的关联，从而揭示其多重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南宋理学家群体生活世界研究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61）
  汤元宋
  宋明理学不仅是形而上的义理建构，亦贯穿于士人群体的日用之间。课题在充分利用中国哲学史学科已经极为丰富的宋明理学专人、专书研究基础上，在“生活世界”问题意识的牵引下，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和史料来源，利用新兴数字人文工具，研究南宋理学家群体的生活世界。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亦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最为充分的领域之一。两岸三地几代学者用力于此，尤其是对重要理学家及其后学的个案研究，奠定了其在朱子学、阳明学和阳明后学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就南宋理学而言，围绕南宋理学大家的个案研究，近四十年来多有力作，近年来研究者亦逐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乾淳理学大家之后学。重要人物及其后学的研究积累，使得讨论南宋理学家“群体”逐步成为可能。
  学界对于南宋理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上多以“哲学”分析为主导。哲学分析长于处理细密艰深的理学义理，但亦稍有缺憾。余英时曾言，一般读者对于道学的认识大致都假途于哲学史的研究，而道学家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则自始未曾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理学史的叙述中，两宋理学分属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对于十分依赖研究材料的理学史而言，南宋理学文献在体量和类型两方面都要胜过北宋，尤其是南宋理学家及其往来对象的文集中包含了大量书信、诗文、墓志、题跋。理学家文集中的这些文献，很大一部分或许因其无助于直接研究理学义理而较少受到关注，但却非常有助于呈现理学家的日常生活。
  相比于理学史研究者侧重于“观念世界”的分析，历史学者更侧重于对“历史世界”的重建。近年来，宋史学界对南宋思想史的再研究，虽有其回应士大夫政治、地方精英等唐宋史经典议题的渊源，直接的对话对象并非哲学史界，但在政治史、家族史、法律史、女性史、城市史和地方史等专门史领域却取得诸多能刺激南宋理学研究的成果，其丰富程度多能呈现理学家或某一具体理学观念在南宋历史场景中的生动面貌。
  本课题在准确把握理学思想的前提下，关注理学家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南宋理学文献中呈现的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贯通、冲突和调整，当能更全面地反映南宋理学和理学家群体的独特面貌，这便是本课题聚焦“南宋理学家群体生活世界”的目的所在。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南宋理学家群体，其范围不局限于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理学大家，而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这一关系型数据库，将更大范围内的理学家群体及其交游、政争、联姻和问学的相关人物纳入研究对象之中，系统而全面地考察理学对这一群体的影响。课题总体框架分三部分：
  上篇，作为新思想体系的理学与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的认同建构。从南宋理学兴起至理学被官学化之间，以地方精英为主的南宋理学家群体需面对党禁、科举、习俗等多重压力，其所信奉的理学思想的“应用”范围也比哲学史中抽象化的理学义理更为博杂。较之于道学门、学案体、哲学史叙述中的被概念化的理学义理演变，考察南宋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所体现的思想与身份认同，有助于彰显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多元与复杂。
  中篇，秉奉新的理学思想的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家国实践。在南宋历史大背景下，理学家对于家国的真实态度，并非止于文本层面、义理阐发中的忠孝之道，其具体的忠孝行为，也非专门史从阶层、教育、家世等单一视角所能解释。思想与实践在理学家生活世界中“家”与“国”这两项主要领域中始终彼此影响：一方面，理学家在父子、夫妻关系上的伦理实践深受理气、阴阳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南宋特殊的中央集权政治氛围和地方社会精英化变动，也使得理学家为现实层面“致君尧舜上”的政治实践铺陈出一套包含天下至公、格正君心、君臣一体、体国之臣等义理贯通的“得君行道”思想。
  下篇，理学家群体的生活世界与南宋时代转型。长时段的时代转型，各专门史多从权力结构、阶层流动、经济模式等方面加以分析，而较少留意思想史层面；而哲学史的叙述侧重道统、师承而非思想背后的时代因素。然而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超越具体观念之上的风气、知识和思想。南宋理学是否如刘子健（1988）所言乃是“得不偿失的胜利”？此一部分主要讨论南宋理学的道德化与官学化，是如何在两宋“转向内在”的进程中、甚至在更长时段的唐宋变革、宋元变革之中发挥更具普遍性的作用。
  本课题试图突破过往理学研究中的道学门、学案体和观念史的方法，致力于以综合整全的视野，运用各专门史成果，将理学家和理学文献“回置”于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理学中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以及理学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课题所呈现的南宋理学家的生活世界包括如下几个核心观点：
  第一，理学在南宋的兴起与演变，与南宋地方社会的崛起和中央权力格局中的变迁有关。地方社会及跨地区网络的兴起，使得南宋地方精英不同于北宋精英之汇聚于开封、洛阳两地，而能在临安政治中心之外的浙江、福建、湖南、江西等地寻求个人和家族事业的发展，这促使地方精英寻求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基于文化属性、尤其是道德感的群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与其作为地方精英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体现在教育、科举、婚俗、葬俗等方面。而后者受制于制度、习俗不易迁转，这又致使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理学在思想与实践之间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并最终致使理学在内圣外王之道方面有思想层面而无实践层面的一贯。
  第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思想世界，往往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变迁而处于膨胀、收缩、定型的进程之中。与隋唐之际因中西交通、佛道兴起带来的思想世界迅速膨胀不同，宋代理学渐渐失去中古时代广博多元的特点，而趋于道德化。但这一转型过程比哲学史基于理学家个案的叙述要复杂而绵长，思想的断裂与新生、新旧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亦是无时、无处不在。
  第三，理学思想不仅仅是理气性命，理学家亦不局限于道学门、学案体中的列名者。在理气性命义理的差别之外，南宋理学家群体还共享一个近似的话语模式、思维习惯和知识结构，理气性命等义理的专精与其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的博杂，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复杂的理学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宋明理学意的哲学思想研究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63）
  张锦枝
  意识是当代许多哲学学派乃至自然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中德国古典哲学的意志论、现象学的意向学说和佛学唯识论对意识的论述都很精深，呈现了人类意识的多层次的丰富意蕴。中国哲学理学心性学说中意的思想同样精微丰富，与东西方的其他哲学不同，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结构。
  理学的意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其上可以作为心志而为意志，下可以通情识、念虑而为心意、情意、意念、意欲、意识、意见，沟通形上与形下。首先，从学理上深入研究理学意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理学史和哲学史研究，而且有利于深入探究儒学传统中道德、意志、情感、理性、认知等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中国人的深层意识结构。其次，通过对话和交流，理学意思想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佛学、心理学、美学、古典西方哲学及现象学等其他类型哲学，乃至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中国传统的智慧和资源。再次，理学意论以德性为核心，本质上是传统中国各阶层安身立命的精神内核，其内涵和意义的揭示，对信仰缺失、价值虚无等当代社会弊病有一定的救治和纠偏意义。
  本课题旨在以意的多元二重性在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中的展开、对立与融通为研究主线，系统研究宋明理学中实现“意”的哲学涵义的相关哲学概念及其工夫的实践。具体来说，首先，厘清宋明时期理学各流派意论的主要观点、分歧及发展的脉络。进而，梳理出实质上存在的意论的不同种类，总结其内在多元二重的特质，并深入剖析每一种对立的情况，探究其在理学中对立的必要性和融通的可能性。
  意的内涵中存在多方面深层次的对子结构，从理学的整体视野下考量，这些对子两方面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沟通的可能性。意所涉及的心、性、知、情、志等的名相与意的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与道德、理性、认知、情感和意志一一对应，其内涵的衍进主要受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内在线索和问题意识的影响。
  本课题总体框架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意之体用。自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宋明理学从北宋到南宋朱子学、明中期阳明学都主张心体意用论。朱子的体用是相对的，性体心用，心体意用，心体不是本体，性体才是。阳明的心体意用进一步认为心是本体。明中晚期阳明后学提升意作为本体，发展出意为主宰和意之生生的学说。意作为未发的心之本体和已发的心之发用的两面，以体用一源则可以沟通兼顾。
  第二部分说明意之知行。理学中，两种典型的知行学说是朱子的知先行后说和阳明的知行一体说。阳明的知行一体说包括：真知必然真行和一念既是知也是行。“一念发动即是行”，此“行”是发动而非践行。意之知行也包含了这两个层面。
  第三部分讨论意之善恶。朱子说意是心之发动，阳明“四句教”说道“有善有恶意之动”，周敦颐说动往往是妄动。心体意用说中可分为意元善论，意有善有恶论，和意无善无恶说。王龙溪从无善无恶心之体推出意之无善无恶，平抑善恶论的分歧，与明道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恶是天理秩序之安排的说法可通。
  第四部分探讨意之有无。意之存在是心有主宰的核心内涵，也是贯穿理学史始终的一条线索。这一线索不仅仅体现在意的概念发展中，也体现在呈现意之存在的相关概念内涵中。同时，理学也讲求无意，理学无意不同于道家、玄学和佛学中的无意、去意和毋意说。
  第五部分总结意融通多元二重性的可能性。揭示意在知与行、内与外、动与静、寂与感、念与志、善与恶、未发与已发、主宰与被主宰、先天与后天、形上与形下等种种对立之间融通的可能性和依据，以及这些不同的对子概念之间的哲学意蕴的关联，进而准确勾勒、说明意的哲学意蕴。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为：首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遵循理学本有思想史发展演进的脉络和条理，予以哲学地阐发和提升。其次，内在性研究的进路和方法。通过亲切体认，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上归纳出意的多元二重性呈现的本真的思想和问题，评述工夫论的困难如何推进意哲学思想的发展。再次，阐释学的方法。意在理学中的意涵主要通过对《易传》、《论语》、《大学》和《孟子》等不同儒学经典系统的诠解阐释出来，对大乘佛学和老庄思想的融释也通过解释得到体现，研究中需有阐释学方法的自觉。最后，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与玄学、佛学及西方哲学中的意识、意志等概念相比较，凸显理学意的哲学思想的特点。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山学派理学思想研究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76）
  王锟
  北山学派是“北山四先生”及其后学次第流衍而成的学术流派，分为宋末元初的“北山四先生”和元代至明初的四先生后学两部分，前后延续二百余年。北山学派以传承、护翼朱学为己任，成为元代朱子学的重镇和明初洪武、永乐儒学的主流，被后世尊为“朱子世嫡”。
  本课题主要是以宋末元初的“北山四先生”理学思想和元代至明初的四先生三代弟子的理学思想为对象进行研究。
  一、主要内容和框架
  第一，北山学派的源与流。具体包括：1）北山学派开宗人物——何基，从学于黄榦而为朱子二传弟子；何基再传给王柏，王柏传给金履祥，金履祥传给许谦，此即“北山四先生”。2）元代至明初四先生后学次第传承三代：第一代是师从于金履祥、许谦的朱丹溪、欧阳玄、吴师道、柳贯、王毅等；第二代是师从于吴师道、柳贯等人的王袆、宋濂、胡翰、戴良等；第三代是师从于宋濂的方孝孺、王绅等。北山学派前后传递六代，是宋末、元代至明初理学的主流之一。
  第二，北山四先生的理学思想。具体包括：1）何基的理学思想：道统论、太极阴阳论、心性论、疏解朱子《感兴诗》。2）王柏的理学思想：道统论、理一分殊说、心性修养论、护翼与质疑《四书集注》。3）金履祥的理学思想：道统论、天地生物之心说、知行合一说、心性工夫论。4）许谦的理学思想：道统论、太极阴阳论、鬼神论、天地之命与气质之命。
  第三，北山四先生与其他学派的互动及其理学特征。与江西朱子学和北方朱子学相比，北山四先生理学坚守师门道统，以朱子学为宗，又援引吕祖谦而成，北山四先生理学有继承也有创新，并非“抱守朱学或流于章句训诂”。
  第四，北山四先生第一代弟子的理学思想。具体包括：1）金履祥、许谦与吴师道、柳贯、朱丹溪、欧阳玄、王毅之间的师承关系；2）朱丹溪的理学及医学理论；3）欧阳玄的理学及其对朝鲜性理学的影响；4）吴师道、柳贯的道统论及其理学化的文学观；5）王毅的义理之学及气节人格论。
  第五，北山四先生第二代弟子的理学思想。具体包括：1）吴师道、柳贯与戴良、王袆、宋濂、苏伯衡之间的师承关系；2）宋濂融合朱、吕的理学思想；3）王袆的性理说及史学观；4）戴良、苏伯衡的道统论与理学化的文学观。
  第六，北山四先生第三代弟子的理学思想。具体包括：1）宋濂与方孝孺、王绅、郑氏兄弟之间的师承关系；2）方孝孺的道统论及其良知说；3）王绅的性理说及史学观；4）郑氏兄弟的理学与郑义门的家训家规。
  第七，北山四先生第三代弟子理学思想的影响和地位。具体包括：1）北山学派的理学思想对《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影响；2）北山学派流衍至宋濂、方孝孺、王绅，他们的理学以朱为主又融吕、陆而倾向心性良知说，是朱子后学至阳明心学转换的关键环节。
  二、研究意义和价值
  近六十年来的北山学派研究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缺憾如下：其一，北山学派研究聚焦于宋元之际的“北山四先生”，对元代至明初的四先生后学研究严重不足。其二，就何、王、金、许四先生的研究来说，已有成果主要聚焦于经学、文献等方面，对理学思想研究偏少。
  本课题研究意义如下：对北山学派理学思想前、后期发展的全面认识，有利于把握北山学派思想的全貌；对北山学派以朱子为主，融合吕、陆思想特征的把握，有利于揭示宋末、元代至明初理学的丰富内涵，填补宋明理学史在此段研究中的空档；对北山四先生后学三代弟子的研究，揭示元代至明初北山学派的理学思想谱系，有助于推翻学界认为的许谦之后北山学派“流而为文”的传统观点；对宋濂、方孝孺等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后学作为明初理学发端的研究，有利于把握朱子后学至阳明心学转换的关键环节。
  三、研究方法
  学术谱系法：即以学术传承为线索绘制学术谱系，梳理学术传承脉络。北山学派非常重视道统和师统，何基上承朱、黄之学而创北山学派，何、王、金、许四先生次第传承，后又流衍为第一、二、三代传人，前后传递六代。因此，把握北山学派理学思想的承继创新、代际嬗变及群体凝聚与互动影响，学术谱系法研究非常重要。
  层累构造分析法：由于中国哲学著述的方式采用经典注解法，哲学的创新采取“层累构造”的模式，其新观点、新概念层累于旧有名词之上。因此，要考察北山学派不同学人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就必须从他们对经典的具体注疏中做细致“剥离”分析，才能真正发现有创获的新观点、新思想。可见，层累构造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子学与台湾文化意识研究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86）
  张品端
  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宋末受到官方的推崇，元初由南至北发展，成为元朝的官学，在明代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为承接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明末清初，朱子学传入台湾，经过与台湾原住民文化、移民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文化。马英九先生在台北遥祭黄帝陵的讲话中说：“台湾人来自闽粤，台湾的文化思想由郑成功、陈永华来台引入朱熹闽学而广为流传。”萧万长先生也曾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深化而融合于台湾日常生活，成为台湾社会的典范。”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潘朝阳亦认为：“朱子儒学遂从福建而普化于台地，成为数百年来台民的文化常道，台湾的文化主体。”
  台湾文化意识作为台湾文化思想史现象，内涵广泛丰富，不同阶层的人，各有其互异的文化意识。这里所说的台湾文化意识是指其社会主流文化意识。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台湾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明清时期、日据时期、光复时期、198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思想内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1．朱子学在台湾传播与影响。
  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一批从闽粤赴台的儒家学者将朱子学传入台湾。清光绪十一年（1885）前，台湾一直是福建省的一个辖区，许多主管官学、书院的官员基本上来自福建，加之清代科举取士以《四书》为本，各类学校、书院都以朱子《四书集注》等著作为教科书，这就使朱子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进入台湾，并通过官学合一的方式，朱子学基本精神引导社会公共秩序得以建立。朱子学在台湾的存在方式并非是单纯的学术传播，它作为一种普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家思想，在社会更多是通过日常教化过程中接续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台湾的人文社会、台湾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2．明清时期台湾文化意识。早期台湾文化意识是以“乡土情怀”为其情感基础的。明郑时期（1661—1683）以及清朝（1683—1895）时期，从大陆闽粤各省移民台湾的汉人，以原祖居地的地方意识形成了语音群和地方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意识。从19世纪开始，来台汉人从移民文化走向本土化，并与原住民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由地方意识转为台湾意识，并形成以儒学（主要是朱子学）为主体的台湾文化意识。
  3．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化意识。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而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文化意识表现为中华民族意识。这种中华民族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对祖国的文化认同。此文化认同展现了朱子学中的严“华夷之辨”的精神。
  4．光复后的台湾文化意识。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光复后的台湾出现了“省籍分类意识”，于是台湾人追求政治上的平等，为台湾文化意识的主流。其主流是朱子学中的“大一统”意识。
  5.1987年以后的台湾文化意识。1987年7月“戒严令”解除后，台湾开始进入西化和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中。这时，台湾文化意识表现为以传统中华文化价值来对抗西化式的现代文化。同时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强调台湾本土文化形式原则本来就是儒学，即向儒家思想回归。
  6．台湾文化意识的未来发展。台湾文化意识的核心是文化认同问题，而文化认同是一种“心理建构”。政治认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认同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经过数百年凝聚和发展起来的。21世纪，我们开展朱子学研究，发掘朱子学与台湾文化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文化内因，有助于推动两岸文化认同，实现祖国统一。
  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经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对台湾人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台湾文化意识的核心是文化认同问题。在目前海峡两岸形势背景下，我们对朱子学与台湾文化意识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度了解，有助于提升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为两岸追求和平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为促进国家民族的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