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山东大学2020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它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
  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
  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著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