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除了上述论析朱子“克己”诠释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就“克己”与“敬”的关系展开了探讨。钱穆出版于1971年的《朱子新学案》，对朱子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都作了梳理和论述。此书第二册“朱子论克己”一节最早关注到朱子“克己”与“敬”之间的关系。钱穆指出，朱子谓“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①之时（“朱子年六十以后”），“乃始于‘克己’工夫表出十分重视之意……程子谓颜子工夫主要在能‘敬’，今朱子则谓颜子工夫主要在能‘克己’，显不是因袭程意”②。此后，朱子的工夫论重心向“克己”工夫转变，逐渐以“克己”替代“敬”为核心工夫。
  许家星《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一文，虽未就“克己”与“敬”之关系展开论述，然其在脚注中提及，“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第二册辟有“朱子论克己”一节专门讨论此问题，给予朱子克己说极高评价，实独具只眼。钱先生得出结论说：‘此乃朱子明自欲以克己工夫替代二程敬字，举以为圣学主要纲宗也。’此则不免言之过激，敬与克己于朱子乃相互作用之工夫，并不存在取代之说”③。盖许家星认可朱子“克己”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反对钱穆所言朱子以“克己”工夫替代了“敬”的观点，而是认为“克己”与“敬”对于朱子而言是相互作用的两种工夫，不可或缺。这一观点虽未展开论证，然亦耐人玩味。
  乐爱国、陈昊《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一文，赞同钱穆谓朱子的工夫论重心逐渐由“敬”转向“克己”的说法，指出钱穆将朱子以“克己”替代“敬”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最先只用二程语，谓敬则无己可克”；“其次乃谓初学亦须兼用克己工夫”；“又其后始谓克己复礼工夫乃在主敬行恕之上，颜冉两人高下深浅由此可见”；“然人既限于资质，非至明至健如颜子，不易为克己之学！而主敬行恕，亦可至于无己可克，故欲人审己而自择”；“更其后，始有今本《集注》之改定。主敬行恕而有得，虽亦将无己可克，至明至健之资，虽不能人人如颜子，然克己工夫，则凡为学者不可以不勉”④。并证以《朱子语类》，详细分析，最后断定“克己”工夫经由这五个阶段，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替代“敬”成为孔门“传授心法切要”。“克己”工夫在前三个阶段确实如其所说，地位不断升格，然第四阶段只是强调了“克己”工夫较“主敬行恕”更难做，又言“主敬行恕”亦可实现“无己可克”，故朱子让人量力选择做“克己”工夫或“主敬行恕”工夫。而第五阶段只是在第四阶段的基础上，突出“克己”工夫对于学者的重要价值，仍然没有体现出“克己”比“敬”更重要，更无论取而代之。该文论证“克己”替代“敬”，是根据钱穆指出的旧本《集注》“则固无己之可克”与新本《集注》“亦将无己之可克矣”中“固”与“将”二字表现的“当然”与“未必然”的语气差异。这一论证缺乏说服力，“将”字虽然表示对未来行为的预判，确实具有非必然的特性，但在原文中，朱子用“将”字表明的是肯定“敬恕”能够至于“无己可克”。
  焦德明《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一文指出，钱穆先生的考证没有参考同时期的语录之外的书信材料，忽视了所引材料的完整性，且对“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缺乏详细的分析，因此其说并不能完全成立。该文认可朱子对于“克己”工夫的理解有前后之不同，但又强调朱子晚年并无工夫重心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和应机设教”①。焦德明与许家星的观点相合，认为“克己”与“敬”在作为两项工夫的意义上不可相互替代，并说明其缘由：“敬”对心的涵养建立在压服私欲的基础上；“克己”很难下手，只能通过“敬”下手；“敬”能够保持“克己”的成效。焦德明将克己重要性的上升置于“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理解，认为“所谓以‘克己’代‘敬’，只是强调‘力行’而已”②。
  上述“克己”与“敬”之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钱穆所提出的“克己”代“敬”的观点展开。总体而言，反对此观点的一方似乎占据上风，然其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