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代以来，犹有贬低朱子“克己”诠释的学者，然其批驳之处多是前人旧说，少有新意。赵纪彬认为“朱熹训‘己’为‘私欲’之论，问题颇多。先就‘克己’部分而言，至少包括两大问题：其一，从字义上看，全是臆造，与《论语》全书三十个‘己’字的本义及其用法，无一不相乖戾；其二，从理论上看，全是通过臆造字义而发挥‘理学’一派的唯心论思想，而与孔丘‘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全不相干，绝不能成为阐述孔丘关于‘仁’的思想的依据”②。
  李泽厚指出，朱注为后人诟病关键在于，“‘克己复礼’（有关行为）为什么是‘仁’（有关心理）？”他认为“理学直接把‘克己复礼’归结为道德斗争的心性问题，虽深入一层，却未免狭隘。视听言动，明明是有关行为举止，即礼的‘仪文’实践，礼及理（理性）正是通过这种种仪文活动而非通过思辨、语言、心性追求而建立（就群体或个体言均如此），它的源头仍与巫术有关”③。李泽厚此说看似有理，实则割裂了身与心的关系。在朱子看来，“心是主宰于身者”，身体的行为活动都是心的发动决定的。而且朱子并非将“克己复礼”简单地归为“道德斗争的心性问题”，只是认识到心是孔子“为仁由己”之说中未明言的“克己”之主体，故而有必要在训释“克己”时联系到心性问题。
  查昌国、吴海波则直接断定，“经有清一代学者的考辨，‘克己’不能作‘胜身之私欲’解，已成定论”①。金景芳、吕绍纲在《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文中，肯定了俞樾训“克”为“能”，以“己复礼”三字连文的说法，认为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把‘克己复礼’一语理解为‘克己’与‘复礼’的组合，又视‘克’字在句中为动词，从根本上就搞错了。第二，把‘克’字训为战胜的‘胜’，把‘己’释作私欲，把‘克己’说成战胜自己的私欲，从而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观点解释‘克己复礼’，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义。”②
  现代学者亦有为朱注正名者，且其对朱子“克己”诠释的辩护，较前人之说更为详尽深入。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争议》一文指出，朱子“克己复礼”解具有三点争议：“（一）‘己’一字两训及‘克己’的意涵。（二）‘复礼’之诠释意涵。（三）‘为仁’的相对概念。”③而“朱子解此章如何诠释此两‘己’字并不使之矛盾，乃是了解朱子此章意涵的最大关键”④。该文对毛奇龄批判朱注添字解经的说辞不以为然，反而认为朱子在扬雄解释的基础上添加“身”与“欲”字，可谓兼顾“约身”与“胜己”两项工夫。此外，该文还通过厘清朱子的‘私’与‘欲’之概念，认为“戴震判朱子加一赘文‘欲’，主张应克去‘私’而非‘欲’”说法是错误的，源于戴震没有认识到，朱子所谓“私”尚有“以道心为主宰的‘形气之有善’之‘私’”，朱子所反对的“欲”不是“适体得中的‘欲’”，而是“太过的欲”，还有“不及的不欲或无欲”。
  许家星在《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一文中，高度肯定了朱子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认为“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⑤。而朱子此章诠释引发后世争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朱子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解读曲折；另一方面，朱子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许家星还指出，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朱子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强调心性工夫基础上的日常事上实践之功。并由此创造性地揭示了克复工夫具有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许家星此文，可回应李泽厚批驳理学将“克己复礼”归于道德争斗的心性问题过于狭隘之说。且该文注意到朱子解读“克”“为”“一日”“归”等词时的变化，并由此分析朱子“克己复礼”说的深意，其视角、思路可谓独到。
  孙凡青《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一文驳斥了批判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曲解了孔子原意这种说法，并给出说明朱子的诠释是在尊重孔子原意的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发挥的三个理由：其一，孔子既提倡“节欲”又重视“导欲”，但没有对如何“节欲”展开详细说明，朱子则将“节欲”融入“导欲”的过程中，发挥“主敬”学说备而论之。其二，孔子十分重视发挥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朱子详说“克己”正是对这种主体性的强调。朱子的“克己”当为“克己（之私）”的省略说法，非但没有将人的主体性消磨掉，反而大大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其三，孔子重践履，重当下的实践。朱子说“克己复礼”，说“敬”无不是强调要于日用常行的事上去实现。①孙凡青给出的这三个理由似无不妥，亦可对批驳朱注歪曲孔子原意的学者回以一击，然其论证模糊不清、稍嫌简单，并不能很好地得出这些理由，且其对于“理”与“礼”之关系的分析亦有此病症。
  宋健《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一文分别论述了训“克”为“能”与训“克”为“胜”这两类训释，并考察了“能胜之争”如何在东亚儒学中演变为尊“朱”与反“朱”的势力角逐，认为“东亚儒学有关‘克己’的诠释纷争，表面看来是尊‘朱’与反‘朱’势力的角逐，实质蕴涵着不同的自我观”②。并指出上述两类训释的核心分歧在于采取的“挺立道德自我”路径不同，“‘克’—‘己’之间存在一种表里结构：训‘克’为‘能’者，视自我为（全）善，因而只需逆觉体证、发挥本心，突出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此解以杨简为代表；训‘克’为‘胜’者，察觉自我有恶，故当依循天理、尊崇道心，侧重揭橥规范的塑造意义，此解以朱熹为宗主”③。对于毛奇龄、颜元等清儒拥立马融以驳斥朱熹的学说，该文肯定其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但在义理层面较为浅显，没有认识到朱注对马注的转进之功。该文未持一家之说直攻异说，而是着眼于探析训“克”为“能”与训“克”为“胜”这两类训释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以及朱注与马注的关联，可谓匠心独具。
  郭园兰、肖永明《<论语>“克己”诠释之汉宋分野：从多维视域考察》一文聚焦汉宋论争，认为清代汉学家对宋学家“克己”诠释的批驳存在颇多误解，并从时代特点、治学方法等多维视域考察到宋学家“克己”诠释的成因主要有四点：“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建构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对抗佛道挑战的外在逼显、重义理治学方法的自然呈现”①。该文视角宽阔，不再限于从训诂或义理层面分析宋学家“克己”诠释的合理性，而是较为全面地从时代的特点及需要、建构学术体系的需要、治学方法的呈现等方面考察其成因。
  肖永明、郭园兰的另文《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分析了朱子训“克”为“胜”，训“己”为“身之私欲”的缘由。指出朱子对“己”的诠释与同一诠释脉络下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等人的诠释已大不相同，是从“理与气、形体与私欲的关联”，“天理人欲相对、‘己’‘礼’相对的角度”以及“‘克己’与‘复礼’的关联”来诠释“己”。而朱子对“克”的诠释则是以“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之关系”和“天理人欲难明”这两个角度及以“‘克’之对象‘私欲’难以对付的特征”为根据。该文认为，朱子“在扬雄‘克己’诠释的基础上增加了涵括外在形躯意义的‘身’和表达内在意念的‘欲’，并以‘身’限定‘私欲’，在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的基础上，巩固和突出了‘克己’诠释之内在意涵”②。并表示，朱子是在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诠释“克己”，离孔子原意越来越远。该文立足于朱子的理学思想，以其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另辟蹊径，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朱子“克己”诠释的角度与深意。
  郭园兰《从<论语>“克己”诠释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一文，认为朱子诠释经典，侧重内在意涵，并与此相应地形成了其学术内倾特征。是文基于朱注对“颜渊问仁”章的诠释，从朱子的正面阐发、侧面引证、总评等三个方面考察发现，朱子的学术内倾特征主要表现为“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此三者相辅相成，“向里用力是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原初层面和基本表现，从工夫维度彰显其学术思想；心性追求是中间层面，从核心维度支撑其学术思想；内向超越是顶上层级和目标导向，从本体维度引领其学术思想”③。该文还分析了朱子学术内倾特征的成因，认为其“既受时代背景、个人际遇的影响，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④。
  乐爱国《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与“身能反礼”——兼论朱熹晚年对克己与复礼关系的阐释》一文指出，朱子训“克”为“胜”与孔安国讲“身能反礼”以及杨简训“克”为“能”，只是在文字上有所差别，而在义理上并非对立，“其根本差别在于朱熹从克己与复礼相互统一的层面，既反对只讲克己不讲复礼，又批评杨简只讲复礼不讲克己”⑤。而强调“克己”与“复礼”的密切联系，即是朱子“克己复礼”诠释的重要之处。由是，该文认为罗洪先、罗汝芳、颜元、毛奇龄、凌廷堪、阮元、俞樾等学者与杨简一样，都从“克己”与“复礼”相互分离的层面讨论“克己复礼”。
  王亚中《克己与由己——<论语集注>“克己复礼”章意蕴探析》一文认为，“朱《注》对‘己’的理解更加全面，朱子除了认识到‘己’的积极意义一面外，对于‘己’存在的私欲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①。此观点与宋健“自我观”之说相合。该文还分析了朱子能够认识到“己”存在私欲问题的两个原因：“一是从经典解释方面，意识到《论语》一书包括圣人之言、圣人之意、所以进于圣人之意三个层次。二是从义理理解方面，朱子基于性理与形气之私的区分而有了道心、人心和天理、人欲两组概念的区分。”②而朱子“克己”诠释不同于汉儒之解的原因，即在于朱子视《论语》为求仁、求道之书，强调开启求仁工夫的维度必须先认识到“己”存在私欲的问题。朱子认为“颜渊问仁”章的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③。王亚中指出朱子认识到“己”存在私欲的重要，可对应于朱子所说的“察其几”，然其谓只有认识到“己”存在私欲才能开启求仁工夫，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在朱子看来，求仁并非只能通过“克己”工夫，还可以通过“主敬行恕”。朱子曰：“‘克己复礼’，便是捉得病根，对证下药。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养将去，是非犹未定。”④可知后者是涵养工夫，无须辨明是非、察识私欲。
  批驳朱子“克己”诠释的现代学者主要延续了前人之说，而维护朱子“克己”诠释的学者的视角更为宽广，进一步关注到朱注的成因与深意，朱子“克己”诠释不同于其他几种诠释的原因，以及与其他几种诠释的联系，还有其表现出的朱子学术特征等问题。并且学者们对朱注的维护不再限于从训诂、义理层面分析朱注的合理性，而是能够较为全面地从工夫论上的意义、时代的需要、思想体系的建构、工治学方法的呈现、《论语》的定位等方面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