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自孔子道出后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朱子在承继前人训释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克己”与“复礼”分开训释，训“克”为“胜”，训“己”为“身之私欲”，“克己”即“胜己之私欲”“克去己私”。朱子对“克己”的诠释丰富了“克己”概念的意涵，但同时也遭致许多学者的批驳。
  与朱子同时期稍后的陆九渊门人杨简说：“‘克’有二训：能也，胜也。《左氏》谓楚灵王不能自克，继以孔子‘克己复礼’之言为证。是谓克为‘胜’，而未必孔子本旨。果尔也，以颜子粹然之质，加以屡空之学，虽未能至于无过，过亦微矣，何俟于克而胜之也？《诗》《书》所载，多以‘克’为‘能’，况此孔子又继曰‘为仁由己’，殊无克胜其己之意。且一‘己’字，无二义也。”③指出朱子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左传》引用孔子“克己复礼”之语而训“克”为“胜”，只是针对嗜欲过度而无法自克的楚灵王，未必是孔子本意；颜子即使有过失也是微小的过失，无须做克胜的工夫；“克己”之“己”与“为仁由己”之“己”不能训作不同含义。
  明代江右王门的罗洪先也指出，“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亦即己私之己，莫非己也。稍不能忘，便属己私，故‘己’字甚微。惟尧舜然后能舍己，惟夫子然后能无我，非颜子承当‘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应作克治看。若训作克去，不特不尽夫子之学，亦于文义不完。故夫子尝言‘修己以敬’，即是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修己亦只成一个私意，岂能安人、安百姓哉！”①认为训“克”为“克去”，训“己”为“身之私欲”，则“克己”工夫则只是针对个人的私意，未免过于狭隘，不足以阐明孔子之学。
  罗洪先从义理上断定“克”不当释为“克去”，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则依据古训，指出“克字正解，只是作胜、作能，未尝作去”②。并反对理学将天理与人欲相对，认为人欲源于天理、莫非天理。“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学者直须源头清洁。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非嗜欲矣。”③
  迨至清代，汉学兴起，注重考据的汉学家对朱子“克己”诠释的反对更甚。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将朱《注》作为“改错”之一而加以批驳：“刘炫……本扬子云‘胜己之私之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④，“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⑤除前人学者指出的问题外，毛氏还强调朱《注》释“己”为“身之私欲”添了“身”字，实属添字解经，歪曲经义。
  戴震之说与杨简类同，“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欲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克己复礼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⑥。将“私”与“欲”区分开来，认为圣贤“无私而非无欲”，像颜子这样的贤人不可能为私欲所困，而且其他文献中并没有将“私欲”称作“己”者，此章之二“己”字义应相同，且与“天下”相对而言。
  阮元、凌廷堪主要批判了朱《注》对“颜渊问仁”章中的两个“己”字作了不同训释，导致辞气割裂，文理不通。阮元《揅经室集》：“‘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与下‘为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字解为私欲，则下文‘为仁由己’之‘己’断不能再解为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诘辞气与上文不相属矣。”①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即从《论语》‘克己’章而论，下文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对称，正是郑氏相人偶之说；若如《集注》所云，岂可曰‘为仁由私欲’乎？”凌廷堪还举证了《论语》全书中含“己”字的章句，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古之学者为己’，……若做‘私欲’解，则举不可通矣”②。凌廷堪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中“人”“己”相对，并无不妥，然何以与郑玄“相人偶”之说相应？
  陈澧对朱子学甚为推崇，然亦谓“朱注实有未安，不如马注解‘克己’为‘约身’也”③。不过，陈澧又说：“或疑如此则《论语》无胜私欲全天理之说，斯不然也。胜私欲之说，《论语》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处者，胜之也。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胜之也。‘枨也欲，焉得刚？’欲者，多嗜欲。刚者，能胜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色与得者，欲也。戒者，胜之也。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皆欲也。明其为损，则当胜之也。”④陈澧此说，或可驳杨简言朱注“克胜己私”之说不合孔子本旨。
  上述学者在辞章训诂方面对朱子“克己”诠释的批驳颇有力度，然仍有不少学者认可朱注，为朱注辩护。朱子高足陈淳举《论语》中“我”字可释为二义之例，说明“己”字亦可释为二义。“何谓己者，身之私欲，盖己一名而含二义。一以身言之，如下文‘由己’之‘己’与‘求诸己’之类；一有私之意焉，所谓有己之私，即此‘克己’之‘己’与‘至人无己’之类。亦犹‘我’之为言，一以身言之，如‘万物备我’‘我欲仁’之类；一有私之意焉，所谓有我之私，如‘毋我’之‘我’也。”⑤陈淳以“我”字为例，可证“克己”之“己”未必只能以“身”言，还可以“己私”言。然犹有偏颇之处，其所举“我”之例句不在《论语》同章之中，而“克己”与“由己”皆在“颜渊问仁”章中，故难以驳倒两“己”字不同训致此章文理不通、辞气割裂之说。
  明代理学家蔡清认为，朱子训“己”为“身之私欲”有其深意。蔡清说：“克己，己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盖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注云谓身之私欲也，身对人，私对公，公则物我公共，人所同然，而视听言动皆礼矣。”①蔡清着眼于“己”与“私”的相连、“私”与“公”的相对，指出朱注训“己”为“身之私欲”犹能使文理贯通。
  清代学者中亦有认可朱注者。王鸣盛溯源《左传》之注疏，认为朱子“克己”诠释与刘炫疏解《左传》之说相合。他说：“古书‘克’多训‘能’，直是能于己身复礼，便是仁耳。此说似直截痛快。但何晏《集解》引马融曰‘克己约身’，《左传》述楚灵王淫侈，感子革讽谏，不食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杜预曰：‘克，胜也。’其下即引仲尼曰：‘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疏载刘炫云：‘克，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交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是朱子与刘炫合矣。夫复性之功，在闲情而已；明善之道，在去恶而已。”②
  竭力为朱注辩护者有方东树。他指出，“若谓一字不应二训，则‘克伐怨欲’与此处所言‘克’字，何以一‘欲’其不行，一‘欲’其从事？宿松朱书云：‘毋意毋必’与‘诚意’，‘意’字不同，‘动心忍性’‘性也有命’与‘恒性’，‘性’字不同（见《与李容辨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书》）。可见古人言各有当，随举自明，何不可通经典……若此处‘已’字不指私欲，则下文‘四目’何为皆举‘非礼’言之？‘己’不是私，不应从‘己’下添之‘私’字，则‘己’亦不是欲，《虞书》曷为从‘己’下添之‘欲’字？不知‘己’虽对人为文，而古人言‘舍己’‘虚己’（大舜‘舍己从人’，‘虚己’见《庄子》《韩诗外传》），苟非指己私意见之，而将谓能舍能虚其形骸乎？若谓程朱不应直以己字为私，致宋后字书误训，则古人《说文解字》后起之义甚多，即亦何害？况此固圣人本义，而西汉儒者之说哉？”③为反驳一“己”字不可二训、添字解经等对朱注的批判，方东树与陈淳思路一致，以古籍文献为据，找出其中一字可训为二义、添字解经之例证。对于凌廷堪“郑氏相人偶”之说，方东树直言：“此耳食剿袭，更不辞矣！借如所云‘人’‘己’对称，‘相人偶’为‘仁’，则圣人此二句成何文理？”④方东树还指出，“解经当详本篇上下文义。《左传》则有上文‘不能自克’作解，《论语》则有下文‘非礼勿动’四语……且以存理遏欲为说，亦何害于学者为仁之旨乎？盖嗜欲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今恒人通趣，幽潜性命不断，所以自古圣人皆兢兢戒谨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难事……若孔子第为是卑身约己，没气力之说，亦谁不能承担？必待颜子而后能事私语乎？”⑤认为朱子“存理遏欲”之说非但无害于为仁，而且切合《论语》此章上下文义，由此得出朱子诠释《论语》时训“己”为“私欲”是合理的，并非望文生义，以回应杨简的质疑。①
  综上所述，古代学者主要从训诂、义理两个层面批驳朱子的“克己”诠释。训诂上批驳朱注：“克己”之“己”与“为仁由己”之“己”一字二训；训“己”为“身之私欲”是添字解经；源于《左传》中针对楚灵王嗜欲的注疏，并不适用于解读《论语》。义理上批驳朱注：如颜子之贤并不会为私欲所困；“克己”之“己”并非与“礼”相对，而是与“人”相对，与“天下”相对；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过于狭隘，不足以阐明孔子之学，亦不合孔子本意。面对这些问题，维护朱注者主要是通过举证《论语》或其他古籍文献中的例子，联系“颜渊问仁”章上下文意来解决。总体看来，赞同朱注者对于朱子“克己”诠释的维护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