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2019年一样，2020年韩国学者的退溪、栗谷学研究论文比起理气心性论、修养论领域，更集中于其他领域。2020年退溪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文学方面，栗谷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世论和工夫论、教育学等方面。本论文将介绍除教育学和文学以外的论文。
  首先，就退溪批判阳明学的论文而言，李致亿在《从<传习录论辩>看退溪知行论的意义》中，透过分析《传习录论辩》来考察退溪知行论的意义。据此文，退溪除了基本上继承了朱子学的知行论之外，还进一步通过批评阳明学，更精准地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论观点。退溪在《传习录论辩》中重新反驳了阳明对程朱学的批判，不仅拥护了程朱学的“先知后行论”的理论特色，还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对朱子学知行论的理解。最后，李致亿总结道，退溪通过这样的过程，而能超越“知—行”两个阶段，进一步地提出了“知—好恶判断—行”三个阶段的一致。
  另外，关于退溪“四端”的讨论有：裴炳大的《关于四端不善的研究——以退溪和高峰的讨论为中心》。据此文，退溪在与高峰的辩论中断言四端是理发的，没有不善之处，但到了晚年之后，肯定四端也会变得不善。论者认为，退溪的这种立场变化并非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性理学难题“从善良的本性中发泄出恶情的问题”的开端。
  进行退溪学比较研究的论文则有如下。一、Kim,Seong-Sil在《茶山是否接受退溪——退溪与茶山之岔道》中，带着茶山是否接受退溪学的疑问，观察退溪与茶山的延续性及局限性。二、张闰洙教授的《从他者的视角看退溪学》一文，对于西方国家的退溪学研究倾向，进行了分析。他说，退溪学虽然是代表韩国的思想之一，但不能只满足于这种地位，有必要从他者的角度审视退溪学。特别是西方文化圈的退溪学研究，超越了地域学的意义，对于探索退溪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很有意义，更进一步地，他们还从此一普遍意义中集中探索退溪学所具有的现代意涵。他评价道，这一点是西方国家退溪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除了上述与退溪学研究相关的论文之外，在栗谷学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如下。一、安载晧教授在《栗谷的工夫论体系管见——以“诚意”为基础，到“气质”为止》中，分析栗谷工夫论的体系。他说，栗谷的工夫论体系中“居敬”和“穷理”是主要的两个轴心，保存天理，去除人欲是基本内容，这些工夫皆应从心气开始进行。而且，工夫的基础是真实无妄地实践理性的“诚意”。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居敬”及“穷理”二工夫去除邪恶的欲望、矫正心气，由此而可以不间断地作道德实践。
  在关于栗谷工夫论之研究论文中，还有李天承教授《从“至善”和“中”之关系看栗谷李珥的道德实践意志[立志]含意》。该论文通过对高峰、栗谷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至善”和“中”的问题，具体地讨论其与退溪学之差异，探讨栗谷学理论的特色。此文认为栗谷言“立志”，就是为了强化和持续道德实践意志，他特别强调，这种意志的强化，要从日常生活中作工夫。他认为，若是就退溪的立场而言，虽然亦强调以敬为工夫的基础，但他的方法是通过内在的成熟，而自然应对外部情况；但栗谷则认为，工夫修养不仅只于内心，更重要的是，平时就要同时地积极理解内心和外部对象二者，协调理想和现实。
  关于栗谷经世观的论文有宣炳三教授的《栗谷李珥的经世观研究——以原则、变化、实质为中心》。作者用了“原则”“变化”“实质”这三个关键词，来审视栗谷的经世观。他评价道，如果能透过这三种栗谷的经世观，来反省当代的自我启发论、企业经营论、国政运营论等，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确立普遍的原理，也有助于扩大、普及栗谷的经世思想。
  最后，在探讨退溪、栗谷后学之论文中，有两篇研究成果。一是，李相益教授在《畿湖学派退栗折衷论的两种形态——以农岩和艮斋为中心》中评价说，农岩的退、栗折衷论是以栗谷的“气发理乘论”为基础，加上退溪的“理气互发论”。其结果是，农岩的折衷论中混杂着“气发理乘论”和“理能发论”，但实际上，“气发理乘论”和“理能发论”实际上很难并存。因此，艮斋才批判了农岩折衷论，从不同角度摸索了退、栗的折衷论。艮斋没有接受退溪的“理发论”，取而代之，其将退溪的“理发”解释为“气发理乘”。艮斋通过这种方式解释退溪的“理发论”，进而找到了一条能够沟通退溪说、朱子说、栗谷说的路子。二是，李相虎教授在《退溪逝世后，从学派成立和传承的观点看“退溪学”理论的落实过程（1）——以<心经附注>为中心》中，观察了在李滉逝世后，对抗退溪学批判者们、守护退溪学的学术集团的理论，透过此一理论来确认了退溪对《心经附注》的基本立场，同时，他也在此文通过宋时烈的《心经释疑》，观察了畿湖学派的批判立场。最后，他还分析退溪学派如何应对以宋时烈为中心的畿湖学派的批判，以及如何整理透过这一回应重新整理退溪学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