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元以来，朱子学塑造了东亚的精神世界：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为中国官方主导学术，而且也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它们思想界的主流学说。海外朱子学研究侧面证成了朱子学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可能性。虽然海外朱子学研究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思想上有很大重合性，但是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展现出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形态、特征。2020年台湾朱子学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朝鲜朱子学研究和日本朱子学研究上面。
  （一）朝鲜朱子学研究
  朝鲜朱子学有其特殊的脉络。其中，“四端七情”问题、“人心道心”问题是朝鲜朱子学者关注的焦点。张莞苓《由罗整庵、李退溪“人心道心”说看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型态》（汉学研究，第38卷第1期）认为朱子的“心统性情”论、“人心道心”说并未被他有意识地统摄起来，而后朝鲜学者李退溪（1501—1570）在朱子一种向度上深挖，提出了与晚明学者罗钦顺（1465—1547）不同的观点；指明他们分别代表了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模型，体现出朱子“心性论”理论扩展的可行空间。金玟《“理”与“上帝”之间：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20）阐析朱熹（1130—1200）与朝鲜学者丁若镛（1762—1836）围绕“理”“上帝”等核心理学概念的认识，比较两者的“道心”“人心”论说，尝试考察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道心人心”论的继承与创新。
  另外，朱子学传入朝鲜有一个历史过程，反观朱子学在朝鲜传播、流行的过程，可以更直观地展示朱子学对朝鲜的塑造史、朝鲜社会对朱子学的接受史。任洧廷《朝鲜前期“辟佛论”研究——朱熹思想的受容及变容》（台湾大学，2020）综合观察分别生活在朝鲜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郑道传、金时习、李珥等三位朝鲜代表性儒者的辟佛论与其特点，勾勒朝鲜由儒佛混杂到朱子学为主的学术发展进路，描绘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理解的逐渐加深、朱子理学逐渐深刻融入朝鲜社会的过程。
  （二）日本朱子学研究
  在日本朱子学研究方面，德川、江户时期的日本近世朱子学作为体现日本学术转型的重要代表，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学者们修正、改造乃至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成为彼时学术的生态。姜龙翔《太宰春台<朱氏诗传膏肓>之思想主旨探析》（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31期）阐明太宰氏《诗经》的情教主旨，并由此阐发出他立足于人情解释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与修正。黄豪《荻生徂徕学说之“道”的功利性思想研究——与陈亮的事功学说的比较为中心》（淡江大学，2020）针对日本江户时期强调心性修养的朱子学为人们所重视的情况，通过分析荻生徂徕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功利性思想的开展进度，呈现出其思想中与朱子“德治主义”相异的“法治主义”之道及其经世关怀。另外，翻译、介绍日本江户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也受到学者的重视，与本土的海外朱子学研究相互激荡。郭雨颖《土田健次郎<江戸の朱子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介绍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的著作《江戸の朱子学》（筑摩书房，2014），剖析土田氏对丸山真男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论述的反思，以期描摹朱子学流传于日本的真实情状，从而真实、完整地呈现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发展及境遇。
  以明治维新（1868—约1890）为节点，日本逐渐开启近世的转型而成为现代化国家，其学术也迎来了相应的总结、批判与重组，试图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以古通今，调和古今巨变造成的紧张与冲突，为“变”“法”寻求合法性。连凡《试论楠本正继对宋明儒学史的建构与诠释——以<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以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这一代表日本儒学界新旧学术范式转型的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宋明儒学的逻辑特质、宋明儒学的历史建构、比较视野与哲学分析、问题意识与文献解读四个方面出发，阐明了楠氏根于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等角度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发展进程的深刻把握。韩东育《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2020）以荻生徂来（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海保青陵（1755—1817）等徂徕学派重要学者的思想为着眼点，阐说他们受明清实学思想的影响，将理学家的“天人宇宙论”之图示分别施以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和物我相分的五类解构，并其借此完成了“脱儒入法”的过程，创建了“日本近世新法家”，进而冲击了日本朱子学重“道理”的连续性，完成了日本近代从“道理”思维到“物理”思维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