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的发展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①，而是在“承传”之基调下又融入了“创新”因素。每个时代的朱子学因面临异样历史情境、历史视野以及处理时代问题的不同，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倾向。
  宋元朱子学研究：宋元时期，朱子学建立未久，此时学界亟待处理的问题是如何传播朱子学，使其实际上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说的问题。这时期朱子学的最大特征是回应学界质疑朱子学术的声音，以此尊崇朱子学说，经此影响，发扬、充实朱子之说便成为此一期朱子学活动的题中之义。王志阳《论杨复礼图思想及其学术渊源》（鹅湖月刊，第45卷第11期（总号539））以杨复《仪礼图》作为研究对象，由内而外地稽核其学术价值，在内：概括杨复礼图思想的基本特征为遵从《仪礼》经文与郑注、贾疏，表明杨氏礼图思想的基本原则为简明呈现礼仪规范；于外则申明朱子和黄榦共同对杨复《仪礼图》体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杨自平《论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折衷程、朱<易>及治<易>特色》（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称赵采的《折衷》试图在内容上合会程、朱《易》，致力于澄清后世对朱子卦变说的误解，继续发扬程、朱治《易》兼重义理与象数的学术观点，在元代《易》学史上不可忽视。
  晚明朱子学研究：晚明思想界极度活跃，阳明学、朱子学、实学、佛学等学说互相争衡成为这时期思想界的主要情状。晚明究心朱子学者多感叹朱子学之“式微”，他们矢志于重新整合思想资源促进朱子学的时代转换，重新焕发朱子学之活力。唐明贵《顾梦麟<论语说约>的诠释特色》（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归纳《说约》有羽翼朱子之说、删繁去疑、广采博引、发挥己见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并称赞顾氏《说约》在晚明学术界的反朱潮流之中，不仅能独阐朱子之义理，亦部分纠正朱子不妥的论说，推动了明清之际朱子学内涵的转型，在明代经学史、科举学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吕铭崴《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形态：从二子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诠释与反省说起》（台湾“中央大学”，2020）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架构，其一为陈述顾、高二子对阳明学的吸收和反省，其二为考察两人心性论中体现出的理学问题，企图通过衡定顾、高的学术形态彰显晚明思想史上朱子学、阳明学两大学术阵营的思想进路，借此评价顾、高在朱子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朱子学研究：清代的朱子学虽受到官方的推崇，但是学者们对朱子学持有不同的态度。朱子学在清代各时期表现出多元的特征。这时期的学术有与朱子立异的，当朱子学为批判、整合的对象；有主张融汇各家的，视朱子学为客观的众多可供讨论、参酌的学说之一；有守朱子学为矩矱的，以朱子学之经世关怀为学术圭臬。江彦希《戴震<中庸补注>论朱熹“隐为道体”说探析》（选自《经学研究论丛》第25辑，学生书局，2020）以戴震《中庸补注》与朱熹《中庸章句》为中心，探究戴氏评价朱子《章句》“隐为道之体”之言的实际意涵，并借此反映戴、朱二人对“道”的来源、内涵以及实践方法上的异同等方面的认识。曾春海《朱熹与戴震的理欲之辨》（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致力于阐明学术史上儒家“理欲之辨”的终极关怀，试图通过研讨先秦儒家、朱子、戴震的“理欲”论说，明晰朱子“理欲”之辨的思想来源、观点得失、后世的流传与接受。王利《王鸣盛<尚书后案>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明王鸣盛《尚书后案》在独尊郑学的主旨之下，又不废朱子学，并参以辨伪、辑佚等研究内容，显示出包容汉、宋的博大气象，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常新《晚清关学中朱子学之学术空间》（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8期）以文献分析为策略，以明清以来的学术转型和社会变化为背景，立足于晚清关学维护朱子学，批判汉学、陆王心学的学术思考，展示出李元春、贺瑞麟、牛兆廉等晚清关学学者远祧张载、近承冯从吾，以救时、躬行为准的，迸发出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之民族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