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0年台湾朱子学研究呈现出纷繁样态，朱子研究是诸多研究成果的基本进路。朱子研究以朱熹本身为主要切入点，试图衡定朱子学术的基本价值，呈现出朱子学术体系的基本向度与特征，进而促成朱子学的现代转化，挖掘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以西释“朱”之研究四个方面：
  （一）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
  朱子身处南宋之大变局，此时期的社会文化面临着多种危机。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朱子努力把自己的学术转向对学术秩序、政治秩序、文化发展方向的奠基，聚力创建以“理学”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新秩序，以此回应时代之迫切需求。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以朱子学术中蕴涵的治道关切为主要表述内容，尝试阐发朱子学术中“内圣”“外王”一体的观念及其实践，反映朱子融“政”于“学”、寓“学”于“政”的思想途径。
  张莞苓《内圣外王的重整与贯彻——朱熹的哲学思想与道德事功之学》（政大出版社，2020）采取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探求出朱子“外王”之施行在政治上受阻，却于文教事业上寻找到坚实的支点，从而促动了其道学思考成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形成独具特色、可称典范的“内圣外王”新形态。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升华、加工而成，结合宋代“帝学”兴起这一背景，申明朱熹建立在《大学》基础上、融贯内圣外王为一体的帝王之学以范君为主要目的，区别于其以《大学章句》为基础的士大夫之学，指出朱熹的“帝学”在思想政治史和理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不仅总结和发展了范祖禹等前贤的“帝学”成果，并为理学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范本和参照。赵中伟《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朱熹对<观卦>的视域解析》（（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出朱熹的《观卦》诠释理路联结了“内圣”与“外王”的功能、效用，从个人自身的修持和完善扩充到家国、天下的安定，形成了本于朱子“前理解”、南宋时代“效果历史”的新视域融合，不仅展现出理学的核心观念，且提升和发展了《周易》的义理思维。
  （二）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
  朱子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其学说“系统弘大，条理缜密……综合了北宋周、邵、张、程诸大哲的学说……兼综了‘尊德性’与‘道问学’”②。探求其学术体系的构建过程，一直为学界关注。学者们从《诗》学角度、礼学角度、《论语》学角度、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角度考察了朱子构建学术体系的实践：
  从朱子《诗》学考察：朱子讲学术尤重《诗》，《诗》不仅为朱子表达文学观念提供了突破口，也为朱子述说政治立场奠定了基础。陈佳励《<朱子语类>中的<诗>说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20）博采《朱子语类》中朱子学友讲求《诗》义的论述，探察朱子对《诗经》篇章的分析与形式内容的分析，涉及到朱子《诗序》论说、《诗》六义论说、读《诗》解《诗》方法等方面的意义和内涵。林淑贞《自然平淡与惩戒教化：朱子论诗要义及其对<诗经>的承接与转化》（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以本质论、批评论、创作论、鉴赏论、功能论出发，关涉朱子的《诗经》文学论说上的得失，认为朱子论诗在风格、创作上力主平淡，试图基于真实理解儒家经典来反对彼时江西诗派之文学主张，并表达其重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之立场。
  从礼学角度考察：礼学是朱子晚年丰满、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依托。“朱子不仅集宋代礼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其经学开展路径“颇为重礼”，此蕴涵着他“晚年尤其重视对礼仪的系统整理及教化实践”①之学术向度。张经科《朱熹所编乡礼对<仪礼>贾公彦疏文之承袭与删订》（“国立”中山大学，2020）就朱子编订《仪礼经传通解》之《乡礼》目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据朱熹对《仪礼》之《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中贾氏疏的删定，试图展示出朱子回应南宋礼学的不读《仪礼》、《仪礼》郑注，借编纂礼书开拓礼学研究通俗、简明化的实践。
  从朱子《论语》学考察：《论语》因记载了大量孔门师棣之间的讲学记录而受到朱子重视。朱子于《论语》自有所得，以独到的诠释方法解读《论语》，企图揭“不传之密”、发人所未发，从中探寻到树立学说的理论依据。陈金木《<朱子语类>考察朱子师生论学<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试图脱离朱子《论语》注疏定本中成熟后的认知，转而以《朱子语类》为文本，考究朱子《论语》学发展形成阶段中诸如经学著述的完成情况、材料的去取、当时学术界的反应与切磋等问题，指出朱子结合“文献阅读”，在“了解”“诠释”“实践”三个交错、叠加的学思步骤之中实现学术的创造性转化。陈逢源《朱熹<论语集注>孔门系谱分析：以子夏、子贡、颜渊、曾子为考察范围》（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宣称朱子一改以往孔门弟子“四科十哲”的分类概念，转从“颖悟”“笃实”（颜渊“颖悟”、曾子“笃实”）二系铺叙孔子之学传承的两种形态，并罗列详细史、论，述说朱子立足于反思：子夏、子贡二子不得孔子传心旨要的原因，颜渊、曾子由传学及传心共同发扬孔子性道之教的实践以及颜渊早卒后孔门后学传承学术的实际脉络等三个方面，以此建构了成熟、完备的理学系统与思维模式。
  从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考察：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志同道合，共为学友，并称东南三贤。同吕祖谦、张栻切磋学问、研习义理，朱熹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直白地说，吕、张二者足称朱子构建学术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值得深入探讨。陈逢源《“万事尽纷纶，吾道一以贯”：朱熹与张栻交谊及义理思考》（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示当今学术研究过度强调朱张所属学派、学术宗旨之异，试图通过回顾朱熹学术建立的过程，断定张氏在朱子“中和”说、“太极图”解、“仁”说等学术观点的形成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总结两人门户虽异，却有共同的学术志向。张琬莹《吕祖谦经学研究》（东吴大学，2020）重新检讨朱熹对吕祖谦重史不重经的批评，深入考求朱子与吕氏在《易》学、《诗》学、《书》学、《春秋》学上的观点、方法与取径之异同，呈现出二人在诠释经典与建构学术、阐发义理与厘清史实上的距离与分别。
  （三）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
  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立于摒除诸多成见，企图重新去检讨朱子的学术价值。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兴趣萃集于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两个方面。
  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历史上对朱子的评价学界分歧很大，但大多陷入极端境地，朱子不是被“当作‘圣人’来歌颂”，就是被“当作‘圣人’来挞伐”，“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僵化的研究模式”①。如何回到历史世界中去还原朱子的形象，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张素升《宋明理学家朱熹与王阳明之书道研究》（明道大学，2020），立足于朱熹学书的历程与渊源的考察，分析朱熹的书法风格以及书学理念，并试图贯通其书学与理学、书艺与学问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朱熹形象。陈永宝《朱熹“理学家”的称谓考辨》（鹅湖月刊，第45卷第7期（总号535））关注到朱熹“理学家”“道学家”两种称谓在概念上的差异，尝试改变两种概念的混乱通用状况，通过思考历史原貌和后世学者研究喜好两个维度，最终指出朱熹“理学家”这一称谓既可以表达出他为理学建构过程中融贯三教的向度，也可呈现出其赋予“人性论”区别于“天道为主的自然”之新内涵，显得更为恰当。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咨商蕴涵》（辅仁大学，2020）引“哲学咨商”这一理论进入宋明理学的视域，首先亮明朱子、王阳明建立的两大理学体系中心性论、工夫论认识的裂痕，再试图异中见同，结合二者思想体系里多个具体的方面，从确证价值观、引领高层次的生命追求的基础上，展示出朱子、王阳明一致的价值旨归，从而消解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紧张关系，为还原被心学误读的朱子理学开路。
  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以朱子之学术焦点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三个方面，呈现出朱子学术的重要关节，开创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范式。从陈来的论述中，可见“格物致知”论在朱子学术体系、乃至宋明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围绕这个焦点来总结朱子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资源或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鹅湖月刊》编辑赖柯助主编了一个《切磋新知》的全新栏目，旨在塑造具有争鸣性质的学术氛围。此中有两期收录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吴启超聚焦探讨《朱子的穷理工夫论》“格物致知”论得失的文章。赖柯助《<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节选探析：来自理由论视角与诠释厘清的二三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一方面赞成吴启超将朱子学参与进普遍哲学议题的尝试，认为他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朱子穷理问题的关键点，不失为朱子哲学现代诠释的一部力作；另一方面，本文也从“理由论”的视角向吴氏提出了“理”之内外、真知与内在体验的具体内涵、“知至”与“意诚”的关系等三个问题。陈志强《朱子穷理之学重探——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回应与提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认可吴书对朱子哲学根本关怀和理论价值的推阐，但是他也从阳明心学的视角针对朱子的穷理之学的合理性、权威性表达了疑问。梁奋程《朱子学中“真知”意涵的诠释方向问题：心灵哲学或语言哲学》（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肯定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研究朱子学中的“真知”“德性之知”以及由此得出“真知即能行”命题的成就，但是也提出了吴氏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吴启超的诠释取径为传统的“心灵哲学”路径，在心灵经验层面理解朱子“真知”之论，“真知”的意义无法确定；转而提出一种从语意上入手，解读“真知”为行动能力的语言哲学诠释方法，同时建议学界打破古代“述作传统”，提出更多与时代思维结合的哲学分析方法。吴启超《答三位先生有关<朱子的穷理工夫论>之评论》（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分别回应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针对《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一些评论：他以“理明”为诠释的原则，来响应赖氏“心灵哲学”的定性，指出“增加”诠释当有限度；针对陈志强以心学立场怀疑朱子穷理之学的权威性，他以朱子之学兼具感性、理性为作答，并认为朱子之穷理论说虽未臻极致，但自成体系；而面对赖柯助对其立论概念的多种质疑，他从赖氏误解倪德卫诠释孟子为“两层论”、诠释应遵守的工作准则、消除“勉强”后“存心纯粹”与“心悦理义”两种状态是共存的、“知至”与“意诚”的“共时”关系存疑四点作出解释。此外，《鹅湖月刊》在总号541期还同期收录了另一篇专论朱子“格物致知”论的文章：洪明超《折中与衡定：朱子格物论的哲学建构》（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以哲学的进路，并结合思想史的视角，梳理出朱子在针对程门后学“格物论”之“我”与“物”、“物”与“理”、“即物穷理”与“推类贯通”、“主敬”与“格物”、“工夫”与“境界”等五种关系层面的批判、吸收上，逐渐建构起成熟理论的过程，并指出深究朱子这五个层面可以应对王阳明、刘沅、牟宗三等人对其理论的批评。另外，李瑞全以“格物致知”论之“知”为重点关注对象，以此探研朱子学术的普遍化价值。李瑞全《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实践意义：常知、真知与自然的辨证》（鹅湖学志，第46期）以讨论知识技能、道德实践为基点，参考朱子认知中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常知与真知”，覆核“居敬涵养”“格物致知”“心”“性”“理”等重要概念在儒家成德工夫上的作用，表现出宋明理学工夫论的进展空间，并经由朱子之工夫论进入西方伦理学中“内在论”“外在论”的道德议题。
  （四）以西释“朱”之研究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强调通过西方思想、观念与理论来处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尽管这种诠释方式近年来受到学界的质疑，但是它曾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它确实能够展现出一些用传统方式看不到的问题，与本土的研究方法可以互补。在朱子学方面，“以西释中”表现为“以西释朱”。梁奋程《朱子伦理学是理由内在论吗？》（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44期）经过区分内在、外在论的概念，比较朱子与威廉斯、王阳明等人的伦理论点，引述牟宗三的性理存有而不动的论述等一系列研讨，判定朱子的伦理学是一种理由外在论，并且点明其伦理学的外在论因为多出“格物致知”这一程序，从而比麦克道尔的外在论更为精密。陈永宝《从朱利安的功效论谈朱熹的“兴”观念》（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9期）借助当代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功效论”之“势”“意”“情”“景”“显”“隐”等概念理解朱子“兴”观念的实质内涵，为确切理解朱子学术中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