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名熹，1130—1200），作为“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的伟大思想家，开创性地推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组织形成体大思精的学术体系，影响及元明清八百余年的学术生态，由此在中国产生了以朱子及其后学为焦点的朱子学研究这一专门之学。朱子学具有普世维度：朱子学既属于中华文化，具有民族性，又联结了东亚学界，具有普世性——它蕴涵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历史上，朱子学以中国为中心，影响及东亚，共同构建了东亚文明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朱子学研究这一独特学术空间，仍然是东亚世界区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重要文化标志。朱子学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学研究不啻为世界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重要窗口，总结、归纳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我们反观、反思自身文化成果的尝试，也具有着加强与世界沟通、交流以及为未来提供方向的重要意义。
  本文尝试以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为范例，综述2020年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成果（期刊论文19种、硕博论文8种、专著6种），从中窥探出台湾朱子学的发展进路，进而为总结全国的朱子学研究张本。2020年台湾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大方面进行叙述：朱子研究、朱子后学研究、海外朱子学研究。
  一、朱子研究
  2020年台湾朱子学研究呈现出纷繁样态，朱子研究是诸多研究成果的基本进路。朱子研究以朱熹本身为主要切入点，试图衡定朱子学术的基本价值，呈现出朱子学术体系的基本向度与特征，进而促成朱子学的现代转化，挖掘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以西释“朱”之研究四个方面：
  （一）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
  朱子身处南宋之大变局，此时期的社会文化面临着多种危机。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朱子努力把自己的学术转向对学术秩序、政治秩序、文化发展方向的奠基，聚力创建以“理学”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新秩序，以此回应时代之迫切需求。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以朱子学术中蕴涵的治道关切为主要表述内容，尝试阐发朱子学术中“内圣”“外王”一体的观念及其实践，反映朱子融“政”于“学”、寓“学”于“政”的思想途径。
  张莞苓《内圣外王的重整与贯彻——朱熹的哲学思想与道德事功之学》（政大出版社，2020）采取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探求出朱子“外王”之施行在政治上受阻，却于文教事业上寻找到坚实的支点，从而促动了其道学思考成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形成独具特色、可称典范的“内圣外王”新形态。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升华、加工而成，结合宋代“帝学”兴起这一背景，申明朱熹建立在《大学》基础上、融贯内圣外王为一体的帝王之学以范君为主要目的，区别于其以《大学章句》为基础的士大夫之学，指出朱熹的“帝学”在思想政治史和理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不仅总结和发展了范祖禹等前贤的“帝学”成果，并为理学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范本和参照。赵中伟《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朱熹对<观卦>的视域解析》（（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出朱熹的《观卦》诠释理路联结了“内圣”与“外王”的功能、效用，从个人自身的修持和完善扩充到家国、天下的安定，形成了本于朱子“前理解”、南宋时代“效果历史”的新视域融合，不仅展现出理学的核心观念，且提升和发展了《周易》的义理思维。
  （二）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
  朱子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其学说“系统弘大，条理缜密……综合了北宋周、邵、张、程诸大哲的学说……兼综了‘尊德性’与‘道问学’”②。探求其学术体系的构建过程，一直为学界关注。学者们从《诗》学角度、礼学角度、《论语》学角度、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角度考察了朱子构建学术体系的实践：
  从朱子《诗》学考察：朱子讲学术尤重《诗》，《诗》不仅为朱子表达文学观念提供了突破口，也为朱子述说政治立场奠定了基础。陈佳励《<朱子语类>中的<诗>说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20）博采《朱子语类》中朱子学友讲求《诗》义的论述，探察朱子对《诗经》篇章的分析与形式内容的分析，涉及到朱子《诗序》论说、《诗》六义论说、读《诗》解《诗》方法等方面的意义和内涵。林淑贞《自然平淡与惩戒教化：朱子论诗要义及其对<诗经>的承接与转化》（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以本质论、批评论、创作论、鉴赏论、功能论出发，关涉朱子的《诗经》文学论说上的得失，认为朱子论诗在风格、创作上力主平淡，试图基于真实理解儒家经典来反对彼时江西诗派之文学主张，并表达其重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之立场。
  从礼学角度考察：礼学是朱子晚年丰满、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依托。“朱子不仅集宋代礼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其经学开展路径“颇为重礼”，此蕴涵着他“晚年尤其重视对礼仪的系统整理及教化实践”①之学术向度。张经科《朱熹所编乡礼对<仪礼>贾公彦疏文之承袭与删订》（“国立”中山大学，2020）就朱子编订《仪礼经传通解》之《乡礼》目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据朱熹对《仪礼》之《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中贾氏疏的删定，试图展示出朱子回应南宋礼学的不读《仪礼》、《仪礼》郑注，借编纂礼书开拓礼学研究通俗、简明化的实践。
  从朱子《论语》学考察：《论语》因记载了大量孔门师棣之间的讲学记录而受到朱子重视。朱子于《论语》自有所得，以独到的诠释方法解读《论语》，企图揭“不传之密”、发人所未发，从中探寻到树立学说的理论依据。陈金木《<朱子语类>考察朱子师生论学<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试图脱离朱子《论语》注疏定本中成熟后的认知，转而以《朱子语类》为文本，考究朱子《论语》学发展形成阶段中诸如经学著述的完成情况、材料的去取、当时学术界的反应与切磋等问题，指出朱子结合“文献阅读”，在“了解”“诠释”“实践”三个交错、叠加的学思步骤之中实现学术的创造性转化。陈逢源《朱熹<论语集注>孔门系谱分析：以子夏、子贡、颜渊、曾子为考察范围》（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宣称朱子一改以往孔门弟子“四科十哲”的分类概念，转从“颖悟”“笃实”（颜渊“颖悟”、曾子“笃实”）二系铺叙孔子之学传承的两种形态，并罗列详细史、论，述说朱子立足于反思：子夏、子贡二子不得孔子传心旨要的原因，颜渊、曾子由传学及传心共同发扬孔子性道之教的实践以及颜渊早卒后孔门后学传承学术的实际脉络等三个方面，以此建构了成熟、完备的理学系统与思维模式。
  从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考察：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志同道合，共为学友，并称东南三贤。同吕祖谦、张栻切磋学问、研习义理，朱熹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直白地说，吕、张二者足称朱子构建学术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值得深入探讨。陈逢源《“万事尽纷纶，吾道一以贯”：朱熹与张栻交谊及义理思考》（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示当今学术研究过度强调朱张所属学派、学术宗旨之异，试图通过回顾朱熹学术建立的过程，断定张氏在朱子“中和”说、“太极图”解、“仁”说等学术观点的形成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总结两人门户虽异，却有共同的学术志向。张琬莹《吕祖谦经学研究》（东吴大学，2020）重新检讨朱熹对吕祖谦重史不重经的批评，深入考求朱子与吕氏在《易》学、《诗》学、《书》学、《春秋》学上的观点、方法与取径之异同，呈现出二人在诠释经典与建构学术、阐发义理与厘清史实上的距离与分别。
  （三）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
  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立于摒除诸多成见，企图重新去检讨朱子的学术价值。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兴趣萃集于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两个方面。
  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历史上对朱子的评价学界分歧很大，但大多陷入极端境地，朱子不是被“当作‘圣人’来歌颂”，就是被“当作‘圣人’来挞伐”，“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僵化的研究模式”①。如何回到历史世界中去还原朱子的形象，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张素升《宋明理学家朱熹与王阳明之书道研究》（明道大学，2020），立足于朱熹学书的历程与渊源的考察，分析朱熹的书法风格以及书学理念，并试图贯通其书学与理学、书艺与学问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朱熹形象。陈永宝《朱熹“理学家”的称谓考辨》（鹅湖月刊，第45卷第7期（总号535））关注到朱熹“理学家”“道学家”两种称谓在概念上的差异，尝试改变两种概念的混乱通用状况，通过思考历史原貌和后世学者研究喜好两个维度，最终指出朱熹“理学家”这一称谓既可以表达出他为理学建构过程中融贯三教的向度，也可呈现出其赋予“人性论”区别于“天道为主的自然”之新内涵，显得更为恰当。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咨商蕴涵》（辅仁大学，2020）引“哲学咨商”这一理论进入宋明理学的视域，首先亮明朱子、王阳明建立的两大理学体系中心性论、工夫论认识的裂痕，再试图异中见同，结合二者思想体系里多个具体的方面，从确证价值观、引领高层次的生命追求的基础上，展示出朱子、王阳明一致的价值旨归，从而消解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紧张关系，为还原被心学误读的朱子理学开路。
  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以朱子之学术焦点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三个方面，呈现出朱子学术的重要关节，开创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范式。从陈来的论述中，可见“格物致知”论在朱子学术体系、乃至宋明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围绕这个焦点来总结朱子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资源或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鹅湖月刊》编辑赖柯助主编了一个《切磋新知》的全新栏目，旨在塑造具有争鸣性质的学术氛围。此中有两期收录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吴启超聚焦探讨《朱子的穷理工夫论》“格物致知”论得失的文章。赖柯助《<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节选探析：来自理由论视角与诠释厘清的二三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一方面赞成吴启超将朱子学参与进普遍哲学议题的尝试，认为他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朱子穷理问题的关键点，不失为朱子哲学现代诠释的一部力作；另一方面，本文也从“理由论”的视角向吴氏提出了“理”之内外、真知与内在体验的具体内涵、“知至”与“意诚”的关系等三个问题。陈志强《朱子穷理之学重探——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回应与提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认可吴书对朱子哲学根本关怀和理论价值的推阐，但是他也从阳明心学的视角针对朱子的穷理之学的合理性、权威性表达了疑问。梁奋程《朱子学中“真知”意涵的诠释方向问题：心灵哲学或语言哲学》（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肯定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研究朱子学中的“真知”“德性之知”以及由此得出“真知即能行”命题的成就，但是也提出了吴氏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吴启超的诠释取径为传统的“心灵哲学”路径，在心灵经验层面理解朱子“真知”之论，“真知”的意义无法确定；转而提出一种从语意上入手，解读“真知”为行动能力的语言哲学诠释方法，同时建议学界打破古代“述作传统”，提出更多与时代思维结合的哲学分析方法。吴启超《答三位先生有关<朱子的穷理工夫论>之评论》（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分别回应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针对《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一些评论：他以“理明”为诠释的原则，来响应赖氏“心灵哲学”的定性，指出“增加”诠释当有限度；针对陈志强以心学立场怀疑朱子穷理之学的权威性，他以朱子之学兼具感性、理性为作答，并认为朱子之穷理论说虽未臻极致，但自成体系；而面对赖柯助对其立论概念的多种质疑，他从赖氏误解倪德卫诠释孟子为“两层论”、诠释应遵守的工作准则、消除“勉强”后“存心纯粹”与“心悦理义”两种状态是共存的、“知至”与“意诚”的“共时”关系存疑四点作出解释。此外，《鹅湖月刊》在总号541期还同期收录了另一篇专论朱子“格物致知”论的文章：洪明超《折中与衡定：朱子格物论的哲学建构》（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以哲学的进路，并结合思想史的视角，梳理出朱子在针对程门后学“格物论”之“我”与“物”、“物”与“理”、“即物穷理”与“推类贯通”、“主敬”与“格物”、“工夫”与“境界”等五种关系层面的批判、吸收上，逐渐建构起成熟理论的过程，并指出深究朱子这五个层面可以应对王阳明、刘沅、牟宗三等人对其理论的批评。另外，李瑞全以“格物致知”论之“知”为重点关注对象，以此探研朱子学术的普遍化价值。李瑞全《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实践意义：常知、真知与自然的辨证》（鹅湖学志，第46期）以讨论知识技能、道德实践为基点，参考朱子认知中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常知与真知”，覆核“居敬涵养”“格物致知”“心”“性”“理”等重要概念在儒家成德工夫上的作用，表现出宋明理学工夫论的进展空间，并经由朱子之工夫论进入西方伦理学中“内在论”“外在论”的道德议题。
  （四）以西释“朱”之研究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强调通过西方思想、观念与理论来处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尽管这种诠释方式近年来受到学界的质疑，但是它曾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它确实能够展现出一些用传统方式看不到的问题，与本土的研究方法可以互补。在朱子学方面，“以西释中”表现为“以西释朱”。梁奋程《朱子伦理学是理由内在论吗？》（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44期）经过区分内在、外在论的概念，比较朱子与威廉斯、王阳明等人的伦理论点，引述牟宗三的性理存有而不动的论述等一系列研讨，判定朱子的伦理学是一种理由外在论，并且点明其伦理学的外在论因为多出“格物致知”这一程序，从而比麦克道尔的外在论更为精密。陈永宝《从朱利安的功效论谈朱熹的“兴”观念》（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9期）借助当代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功效论”之“势”“意”“情”“景”“显”“隐”等概念理解朱子“兴”观念的实质内涵，为确切理解朱子学术中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行方法。
  二、朱子后学研究
  朱子学的发展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①，而是在“承传”之基调下又融入了“创新”因素。每个时代的朱子学因面临异样历史情境、历史视野以及处理时代问题的不同，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倾向。
  宋元朱子学研究：宋元时期，朱子学建立未久，此时学界亟待处理的问题是如何传播朱子学，使其实际上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说的问题。这时期朱子学的最大特征是回应学界质疑朱子学术的声音，以此尊崇朱子学说，经此影响，发扬、充实朱子之说便成为此一期朱子学活动的题中之义。王志阳《论杨复礼图思想及其学术渊源》（鹅湖月刊，第45卷第11期（总号539））以杨复《仪礼图》作为研究对象，由内而外地稽核其学术价值，在内：概括杨复礼图思想的基本特征为遵从《仪礼》经文与郑注、贾疏，表明杨氏礼图思想的基本原则为简明呈现礼仪规范；于外则申明朱子和黄榦共同对杨复《仪礼图》体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杨自平《论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折衷程、朱<易>及治<易>特色》（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称赵采的《折衷》试图在内容上合会程、朱《易》，致力于澄清后世对朱子卦变说的误解，继续发扬程、朱治《易》兼重义理与象数的学术观点，在元代《易》学史上不可忽视。
  晚明朱子学研究：晚明思想界极度活跃，阳明学、朱子学、实学、佛学等学说互相争衡成为这时期思想界的主要情状。晚明究心朱子学者多感叹朱子学之“式微”，他们矢志于重新整合思想资源促进朱子学的时代转换，重新焕发朱子学之活力。唐明贵《顾梦麟<论语说约>的诠释特色》（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归纳《说约》有羽翼朱子之说、删繁去疑、广采博引、发挥己见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并称赞顾氏《说约》在晚明学术界的反朱潮流之中，不仅能独阐朱子之义理，亦部分纠正朱子不妥的论说，推动了明清之际朱子学内涵的转型，在明代经学史、科举学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吕铭崴《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形态：从二子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诠释与反省说起》（台湾“中央大学”，2020）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架构，其一为陈述顾、高二子对阳明学的吸收和反省，其二为考察两人心性论中体现出的理学问题，企图通过衡定顾、高的学术形态彰显晚明思想史上朱子学、阳明学两大学术阵营的思想进路，借此评价顾、高在朱子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朱子学研究：清代的朱子学虽受到官方的推崇，但是学者们对朱子学持有不同的态度。朱子学在清代各时期表现出多元的特征。这时期的学术有与朱子立异的，当朱子学为批判、整合的对象；有主张融汇各家的，视朱子学为客观的众多可供讨论、参酌的学说之一；有守朱子学为矩矱的，以朱子学之经世关怀为学术圭臬。江彦希《戴震<中庸补注>论朱熹“隐为道体”说探析》（选自《经学研究论丛》第25辑，学生书局，2020）以戴震《中庸补注》与朱熹《中庸章句》为中心，探究戴氏评价朱子《章句》“隐为道之体”之言的实际意涵，并借此反映戴、朱二人对“道”的来源、内涵以及实践方法上的异同等方面的认识。曾春海《朱熹与戴震的理欲之辨》（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致力于阐明学术史上儒家“理欲之辨”的终极关怀，试图通过研讨先秦儒家、朱子、戴震的“理欲”论说，明晰朱子“理欲”之辨的思想来源、观点得失、后世的流传与接受。王利《王鸣盛<尚书后案>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明王鸣盛《尚书后案》在独尊郑学的主旨之下，又不废朱子学，并参以辨伪、辑佚等研究内容，显示出包容汉、宋的博大气象，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常新《晚清关学中朱子学之学术空间》（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8期）以文献分析为策略，以明清以来的学术转型和社会变化为背景，立足于晚清关学维护朱子学，批判汉学、陆王心学的学术思考，展示出李元春、贺瑞麟、牛兆廉等晚清关学学者远祧张载、近承冯从吾，以救时、躬行为准的，迸发出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之民族情怀。
  三、海外朱子学研究
  宋元以来，朱子学塑造了东亚的精神世界：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为中国官方主导学术，而且也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它们思想界的主流学说。海外朱子学研究侧面证成了朱子学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可能性。虽然海外朱子学研究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思想上有很大重合性，但是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展现出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形态、特征。2020年台湾朱子学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朝鲜朱子学研究和日本朱子学研究上面。
  （一）朝鲜朱子学研究
  朝鲜朱子学有其特殊的脉络。其中，“四端七情”问题、“人心道心”问题是朝鲜朱子学者关注的焦点。张莞苓《由罗整庵、李退溪“人心道心”说看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型态》（汉学研究，第38卷第1期）认为朱子的“心统性情”论、“人心道心”说并未被他有意识地统摄起来，而后朝鲜学者李退溪（1501—1570）在朱子一种向度上深挖，提出了与晚明学者罗钦顺（1465—1547）不同的观点；指明他们分别代表了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模型，体现出朱子“心性论”理论扩展的可行空间。金玟《“理”与“上帝”之间：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20）阐析朱熹（1130—1200）与朝鲜学者丁若镛（1762—1836）围绕“理”“上帝”等核心理学概念的认识，比较两者的“道心”“人心”论说，尝试考察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道心人心”论的继承与创新。
  另外，朱子学传入朝鲜有一个历史过程，反观朱子学在朝鲜传播、流行的过程，可以更直观地展示朱子学对朝鲜的塑造史、朝鲜社会对朱子学的接受史。任洧廷《朝鲜前期“辟佛论”研究——朱熹思想的受容及变容》（台湾大学，2020）综合观察分别生活在朝鲜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郑道传、金时习、李珥等三位朝鲜代表性儒者的辟佛论与其特点，勾勒朝鲜由儒佛混杂到朱子学为主的学术发展进路，描绘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理解的逐渐加深、朱子理学逐渐深刻融入朝鲜社会的过程。
  （二）日本朱子学研究
  在日本朱子学研究方面，德川、江户时期的日本近世朱子学作为体现日本学术转型的重要代表，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学者们修正、改造乃至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成为彼时学术的生态。姜龙翔《太宰春台<朱氏诗传膏肓>之思想主旨探析》（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31期）阐明太宰氏《诗经》的情教主旨，并由此阐发出他立足于人情解释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与修正。黄豪《荻生徂徕学说之“道”的功利性思想研究——与陈亮的事功学说的比较为中心》（淡江大学，2020）针对日本江户时期强调心性修养的朱子学为人们所重视的情况，通过分析荻生徂徕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功利性思想的开展进度，呈现出其思想中与朱子“德治主义”相异的“法治主义”之道及其经世关怀。另外，翻译、介绍日本江户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也受到学者的重视，与本土的海外朱子学研究相互激荡。郭雨颖《土田健次郎<江戸の朱子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介绍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的著作《江戸の朱子学》（筑摩书房，2014），剖析土田氏对丸山真男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论述的反思，以期描摹朱子学流传于日本的真实情状，从而真实、完整地呈现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发展及境遇。
  以明治维新（1868—约1890）为节点，日本逐渐开启近世的转型而成为现代化国家，其学术也迎来了相应的总结、批判与重组，试图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以古通今，调和古今巨变造成的紧张与冲突，为“变”“法”寻求合法性。连凡《试论楠本正继对宋明儒学史的建构与诠释——以<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以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这一代表日本儒学界新旧学术范式转型的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宋明儒学的逻辑特质、宋明儒学的历史建构、比较视野与哲学分析、问题意识与文献解读四个方面出发，阐明了楠氏根于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等角度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发展进程的深刻把握。韩东育《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2020）以荻生徂来（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海保青陵（1755—1817）等徂徕学派重要学者的思想为着眼点，阐说他们受明清实学思想的影响，将理学家的“天人宇宙论”之图示分别施以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和物我相分的五类解构，并其借此完成了“脱儒入法”的过程，创建了“日本近世新法家”，进而冲击了日本朱子学重“道理”的连续性，完成了日本近代从“道理”思维到“物理”思维的转折。
  参考文献：
  [1]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3页。
  [3]（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5页。
  [4]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5]和溪：《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第40—48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