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0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
  江鎏渤
  朱子（名熹，1130—1200），作为“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的伟大思想家，开创性地推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组织形成体大思精的学术体系，影响及元明清八百余年的学术生态，由此在中国产生了以朱子及其后学为焦点的朱子学研究这一专门之学。朱子学具有普世维度：朱子学既属于中华文化，具有民族性，又联结了东亚学界，具有普世性——它蕴涵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历史上，朱子学以中国为中心，影响及东亚，共同构建了东亚文明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朱子学研究这一独特学术空间，仍然是东亚世界区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重要文化标志。朱子学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学研究不啻为世界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重要窗口，总结、归纳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我们反观、反思自身文化成果的尝试，也具有着加强与世界沟通、交流以及为未来提供方向的重要意义。
  本文尝试以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为范例，综述2020年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成果（期刊论文19种、硕博论文8种、专著6种），从中窥探出台湾朱子学的发展进路，进而为总结全国的朱子学研究张本。2020年台湾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大方面进行叙述：朱子研究、朱子后学研究、海外朱子学研究。
  一、朱子研究
  2020年台湾朱子学研究呈现出纷繁样态，朱子研究是诸多研究成果的基本进路。朱子研究以朱熹本身为主要切入点，试图衡定朱子学术的基本价值，呈现出朱子学术体系的基本向度与特征，进而促成朱子学的现代转化，挖掘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以西释“朱”之研究四个方面：
  （一）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
  朱子身处南宋之大变局，此时期的社会文化面临着多种危机。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朱子努力把自己的学术转向对学术秩序、政治秩序、文化发展方向的奠基，聚力创建以“理学”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新秩序，以此回应时代之迫切需求。朱子思想的经世维度研究以朱子学术中蕴涵的治道关切为主要表述内容，尝试阐发朱子学术中“内圣”“外王”一体的观念及其实践，反映朱子融“政”于“学”、寓“学”于“政”的思想途径。
  张莞苓《内圣外王的重整与贯彻——朱熹的哲学思想与道德事功之学》（政大出版社，2020）采取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探求出朱子“外王”之施行在政治上受阻，却于文教事业上寻找到坚实的支点，从而促动了其道学思考成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形成独具特色、可称典范的“内圣外王”新形态。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升华、加工而成，结合宋代“帝学”兴起这一背景，申明朱熹建立在《大学》基础上、融贯内圣外王为一体的帝王之学以范君为主要目的，区别于其以《大学章句》为基础的士大夫之学，指出朱熹的“帝学”在思想政治史和理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不仅总结和发展了范祖禹等前贤的“帝学”成果，并为理学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范本和参照。赵中伟《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朱熹对<观卦>的视域解析》（（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出朱熹的《观卦》诠释理路联结了“内圣”与“外王”的功能、效用，从个人自身的修持和完善扩充到家国、天下的安定，形成了本于朱子“前理解”、南宋时代“效果历史”的新视域融合，不仅展现出理学的核心观念，且提升和发展了《周易》的义理思维。
  （二）朱子学术体系构建之研究
  朱子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其学说“系统弘大，条理缜密……综合了北宋周、邵、张、程诸大哲的学说……兼综了‘尊德性’与‘道问学’”②。探求其学术体系的构建过程，一直为学界关注。学者们从《诗》学角度、礼学角度、《论语》学角度、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角度考察了朱子构建学术体系的实践：
  从朱子《诗》学考察：朱子讲学术尤重《诗》，《诗》不仅为朱子表达文学观念提供了突破口，也为朱子述说政治立场奠定了基础。陈佳励《<朱子语类>中的<诗>说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20）博采《朱子语类》中朱子学友讲求《诗》义的论述，探察朱子对《诗经》篇章的分析与形式内容的分析，涉及到朱子《诗序》论说、《诗》六义论说、读《诗》解《诗》方法等方面的意义和内涵。林淑贞《自然平淡与惩戒教化：朱子论诗要义及其对<诗经>的承接与转化》（选自《第十、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以本质论、批评论、创作论、鉴赏论、功能论出发，关涉朱子的《诗经》文学论说上的得失，认为朱子论诗在风格、创作上力主平淡，试图基于真实理解儒家经典来反对彼时江西诗派之文学主张，并表达其重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之立场。
  从礼学角度考察：礼学是朱子晚年丰满、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依托。“朱子不仅集宋代礼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其经学开展路径“颇为重礼”，此蕴涵着他“晚年尤其重视对礼仪的系统整理及教化实践”①之学术向度。张经科《朱熹所编乡礼对<仪礼>贾公彦疏文之承袭与删订》（“国立”中山大学，2020）就朱子编订《仪礼经传通解》之《乡礼》目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据朱熹对《仪礼》之《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中贾氏疏的删定，试图展示出朱子回应南宋礼学的不读《仪礼》、《仪礼》郑注，借编纂礼书开拓礼学研究通俗、简明化的实践。
  从朱子《论语》学考察：《论语》因记载了大量孔门师棣之间的讲学记录而受到朱子重视。朱子于《论语》自有所得，以独到的诠释方法解读《论语》，企图揭“不传之密”、发人所未发，从中探寻到树立学说的理论依据。陈金木《<朱子语类>考察朱子师生论学<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试图脱离朱子《论语》注疏定本中成熟后的认知，转而以《朱子语类》为文本，考究朱子《论语》学发展形成阶段中诸如经学著述的完成情况、材料的去取、当时学术界的反应与切磋等问题，指出朱子结合“文献阅读”，在“了解”“诠释”“实践”三个交错、叠加的学思步骤之中实现学术的创造性转化。陈逢源《朱熹<论语集注>孔门系谱分析：以子夏、子贡、颜渊、曾子为考察范围》（选自《第九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宣称朱子一改以往孔门弟子“四科十哲”的分类概念，转从“颖悟”“笃实”（颜渊“颖悟”、曾子“笃实”）二系铺叙孔子之学传承的两种形态，并罗列详细史、论，述说朱子立足于反思：子夏、子贡二子不得孔子传心旨要的原因，颜渊、曾子由传学及传心共同发扬孔子性道之教的实践以及颜渊早卒后孔门后学传承学术的实际脉络等三个方面，以此建构了成熟、完备的理学系统与思维模式。
  从朱子与学友之学术关系考察：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志同道合，共为学友，并称东南三贤。同吕祖谦、张栻切磋学问、研习义理，朱熹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直白地说，吕、张二者足称朱子构建学术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值得深入探讨。陈逢源《“万事尽纷纶，吾道一以贯”：朱熹与张栻交谊及义理思考》（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示当今学术研究过度强调朱张所属学派、学术宗旨之异，试图通过回顾朱熹学术建立的过程，断定张氏在朱子“中和”说、“太极图”解、“仁”说等学术观点的形成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总结两人门户虽异，却有共同的学术志向。张琬莹《吕祖谦经学研究》（东吴大学，2020）重新检讨朱熹对吕祖谦重史不重经的批评，深入考求朱子与吕氏在《易》学、《诗》学、《书》学、《春秋》学上的观点、方法与取径之异同，呈现出二人在诠释经典与建构学术、阐发义理与厘清史实上的距离与分别。
  （三）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研究
  朱子学术价值之衡定立于摒除诸多成见，企图重新去检讨朱子的学术价值。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兴趣萃集于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两个方面。
  朱子形象之还原研究：历史上对朱子的评价学界分歧很大，但大多陷入极端境地，朱子不是被“当作‘圣人’来歌颂”，就是被“当作‘圣人’来挞伐”，“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僵化的研究模式”①。如何回到历史世界中去还原朱子的形象，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张素升《宋明理学家朱熹与王阳明之书道研究》（明道大学，2020），立足于朱熹学书的历程与渊源的考察，分析朱熹的书法风格以及书学理念，并试图贯通其书学与理学、书艺与学问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朱熹形象。陈永宝《朱熹“理学家”的称谓考辨》（鹅湖月刊，第45卷第7期（总号535））关注到朱熹“理学家”“道学家”两种称谓在概念上的差异，尝试改变两种概念的混乱通用状况，通过思考历史原貌和后世学者研究喜好两个维度，最终指出朱熹“理学家”这一称谓既可以表达出他为理学建构过程中融贯三教的向度，也可呈现出其赋予“人性论”区别于“天道为主的自然”之新内涵，显得更为恰当。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咨商蕴涵》（辅仁大学，2020）引“哲学咨商”这一理论进入宋明理学的视域，首先亮明朱子、王阳明建立的两大理学体系中心性论、工夫论认识的裂痕，再试图异中见同，结合二者思想体系里多个具体的方面，从确证价值观、引领高层次的生命追求的基础上，展示出朱子、王阳明一致的价值旨归，从而消解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紧张关系，为还原被心学误读的朱子理学开路。
  重检朱子“格物致知”论：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以朱子之学术焦点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三个方面，呈现出朱子学术的重要关节，开创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范式。从陈来的论述中，可见“格物致知”论在朱子学术体系、乃至宋明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围绕这个焦点来总结朱子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资源或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鹅湖月刊》编辑赖柯助主编了一个《切磋新知》的全新栏目，旨在塑造具有争鸣性质的学术氛围。此中有两期收录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吴启超聚焦探讨《朱子的穷理工夫论》“格物致知”论得失的文章。赖柯助《<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节选探析：来自理由论视角与诠释厘清的二三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一方面赞成吴启超将朱子学参与进普遍哲学议题的尝试，认为他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朱子穷理问题的关键点，不失为朱子哲学现代诠释的一部力作；另一方面，本文也从“理由论”的视角向吴氏提出了“理”之内外、真知与内在体验的具体内涵、“知至”与“意诚”的关系等三个问题。陈志强《朱子穷理之学重探——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回应与提问》（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认可吴书对朱子哲学根本关怀和理论价值的推阐，但是他也从阳明心学的视角针对朱子的穷理之学的合理性、权威性表达了疑问。梁奋程《朱子学中“真知”意涵的诠释方向问题：心灵哲学或语言哲学》（鹅湖月刊，第45卷第12期（总号540））肯定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研究朱子学中的“真知”“德性之知”以及由此得出“真知即能行”命题的成就，但是也提出了吴氏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吴启超的诠释取径为传统的“心灵哲学”路径，在心灵经验层面理解朱子“真知”之论，“真知”的意义无法确定；转而提出一种从语意上入手，解读“真知”为行动能力的语言哲学诠释方法，同时建议学界打破古代“述作传统”，提出更多与时代思维结合的哲学分析方法。吴启超《答三位先生有关<朱子的穷理工夫论>之评论》（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分别回应了赖柯助、陈志强、梁奋程针对《朱子的穷理工夫论》的一些评论：他以“理明”为诠释的原则，来响应赖氏“心灵哲学”的定性，指出“增加”诠释当有限度；针对陈志强以心学立场怀疑朱子穷理之学的权威性，他以朱子之学兼具感性、理性为作答，并认为朱子之穷理论说虽未臻极致，但自成体系；而面对赖柯助对其立论概念的多种质疑，他从赖氏误解倪德卫诠释孟子为“两层论”、诠释应遵守的工作准则、消除“勉强”后“存心纯粹”与“心悦理义”两种状态是共存的、“知至”与“意诚”的“共时”关系存疑四点作出解释。此外，《鹅湖月刊》在总号541期还同期收录了另一篇专论朱子“格物致知”论的文章：洪明超《折中与衡定：朱子格物论的哲学建构》（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以哲学的进路，并结合思想史的视角，梳理出朱子在针对程门后学“格物论”之“我”与“物”、“物”与“理”、“即物穷理”与“推类贯通”、“主敬”与“格物”、“工夫”与“境界”等五种关系层面的批判、吸收上，逐渐建构起成熟理论的过程，并指出深究朱子这五个层面可以应对王阳明、刘沅、牟宗三等人对其理论的批评。另外，李瑞全以“格物致知”论之“知”为重点关注对象，以此探研朱子学术的普遍化价值。李瑞全《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实践意义：常知、真知与自然的辨证》（鹅湖学志，第46期）以讨论知识技能、道德实践为基点，参考朱子认知中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常知与真知”，覆核“居敬涵养”“格物致知”“心”“性”“理”等重要概念在儒家成德工夫上的作用，表现出宋明理学工夫论的进展空间，并经由朱子之工夫论进入西方伦理学中“内在论”“外在论”的道德议题。
  （四）以西释“朱”之研究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强调通过西方思想、观念与理论来处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尽管这种诠释方式近年来受到学界的质疑，但是它曾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它确实能够展现出一些用传统方式看不到的问题，与本土的研究方法可以互补。在朱子学方面，“以西释中”表现为“以西释朱”。梁奋程《朱子伦理学是理由内在论吗？》（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44期）经过区分内在、外在论的概念，比较朱子与威廉斯、王阳明等人的伦理论点，引述牟宗三的性理存有而不动的论述等一系列研讨，判定朱子的伦理学是一种理由外在论，并且点明其伦理学的外在论因为多出“格物致知”这一程序，从而比麦克道尔的外在论更为精密。陈永宝《从朱利安的功效论谈朱熹的“兴”观念》（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9期）借助当代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功效论”之“势”“意”“情”“景”“显”“隐”等概念理解朱子“兴”观念的实质内涵，为确切理解朱子学术中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行方法。
  二、朱子后学研究
  朱子学的发展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①，而是在“承传”之基调下又融入了“创新”因素。每个时代的朱子学因面临异样历史情境、历史视野以及处理时代问题的不同，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倾向。
  宋元朱子学研究：宋元时期，朱子学建立未久，此时学界亟待处理的问题是如何传播朱子学，使其实际上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说的问题。这时期朱子学的最大特征是回应学界质疑朱子学术的声音，以此尊崇朱子学说，经此影响，发扬、充实朱子之说便成为此一期朱子学活动的题中之义。王志阳《论杨复礼图思想及其学术渊源》（鹅湖月刊，第45卷第11期（总号539））以杨复《仪礼图》作为研究对象，由内而外地稽核其学术价值，在内：概括杨复礼图思想的基本特征为遵从《仪礼》经文与郑注、贾疏，表明杨氏礼图思想的基本原则为简明呈现礼仪规范；于外则申明朱子和黄榦共同对杨复《仪礼图》体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杨自平《论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折衷程、朱<易>及治<易>特色》（政大中文学报，第33期）宣称赵采的《折衷》试图在内容上合会程、朱《易》，致力于澄清后世对朱子卦变说的误解，继续发扬程、朱治《易》兼重义理与象数的学术观点，在元代《易》学史上不可忽视。
  晚明朱子学研究：晚明思想界极度活跃，阳明学、朱子学、实学、佛学等学说互相争衡成为这时期思想界的主要情状。晚明究心朱子学者多感叹朱子学之“式微”，他们矢志于重新整合思想资源促进朱子学的时代转换，重新焕发朱子学之活力。唐明贵《顾梦麟<论语说约>的诠释特色》（鹅湖月刊，第46卷第1期（总号541））归纳《说约》有羽翼朱子之说、删繁去疑、广采博引、发挥己见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并称赞顾氏《说约》在晚明学术界的反朱潮流之中，不仅能独阐朱子之义理，亦部分纠正朱子不妥的论说，推动了明清之际朱子学内涵的转型，在明代经学史、科举学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吕铭崴《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形态：从二子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诠释与反省说起》（台湾“中央大学”，2020）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架构，其一为陈述顾、高二子对阳明学的吸收和反省，其二为考察两人心性论中体现出的理学问题，企图通过衡定顾、高的学术形态彰显晚明思想史上朱子学、阳明学两大学术阵营的思想进路，借此评价顾、高在朱子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朱子学研究：清代的朱子学虽受到官方的推崇，但是学者们对朱子学持有不同的态度。朱子学在清代各时期表现出多元的特征。这时期的学术有与朱子立异的，当朱子学为批判、整合的对象；有主张融汇各家的，视朱子学为客观的众多可供讨论、参酌的学说之一；有守朱子学为矩矱的，以朱子学之经世关怀为学术圭臬。江彦希《戴震<中庸补注>论朱熹“隐为道体”说探析》（选自《经学研究论丛》第25辑，学生书局，2020）以戴震《中庸补注》与朱熹《中庸章句》为中心，探究戴氏评价朱子《章句》“隐为道之体”之言的实际意涵，并借此反映戴、朱二人对“道”的来源、内涵以及实践方法上的异同等方面的认识。曾春海《朱熹与戴震的理欲之辨》（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致力于阐明学术史上儒家“理欲之辨”的终极关怀，试图通过研讨先秦儒家、朱子、戴震的“理欲”论说，明晰朱子“理欲”之辨的思想来源、观点得失、后世的流传与接受。王利《王鸣盛<尚书后案>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指明王鸣盛《尚书后案》在独尊郑学的主旨之下，又不废朱子学，并参以辨伪、辑佚等研究内容，显示出包容汉、宋的博大气象，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常新《晚清关学中朱子学之学术空间》（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8期）以文献分析为策略，以明清以来的学术转型和社会变化为背景，立足于晚清关学维护朱子学，批判汉学、陆王心学的学术思考，展示出李元春、贺瑞麟、牛兆廉等晚清关学学者远祧张载、近承冯从吾，以救时、躬行为准的，迸发出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之民族情怀。
  三、海外朱子学研究
  宋元以来，朱子学塑造了东亚的精神世界：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为中国官方主导学术，而且也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它们思想界的主流学说。海外朱子学研究侧面证成了朱子学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可能性。虽然海外朱子学研究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思想上有很大重合性，但是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展现出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形态、特征。2020年台湾朱子学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朝鲜朱子学研究和日本朱子学研究上面。
  （一）朝鲜朱子学研究
  朝鲜朱子学有其特殊的脉络。其中，“四端七情”问题、“人心道心”问题是朝鲜朱子学者关注的焦点。张莞苓《由罗整庵、李退溪“人心道心”说看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型态》（汉学研究，第38卷第1期）认为朱子的“心统性情”论、“人心道心”说并未被他有意识地统摄起来，而后朝鲜学者李退溪（1501—1570）在朱子一种向度上深挖，提出了与晚明学者罗钦顺（1465—1547）不同的观点；指明他们分别代表了朱子“心性论”的两种发展模型，体现出朱子“心性论”理论扩展的可行空间。金玟《“理”与“上帝”之间：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20）阐析朱熹（1130—1200）与朝鲜学者丁若镛（1762—1836）围绕“理”“上帝”等核心理学概念的认识，比较两者的“道心”“人心”论说，尝试考察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道心人心”论的继承与创新。
  另外，朱子学传入朝鲜有一个历史过程，反观朱子学在朝鲜传播、流行的过程，可以更直观地展示朱子学对朝鲜的塑造史、朝鲜社会对朱子学的接受史。任洧廷《朝鲜前期“辟佛论”研究——朱熹思想的受容及变容》（台湾大学，2020）综合观察分别生活在朝鲜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郑道传、金时习、李珥等三位朝鲜代表性儒者的辟佛论与其特点，勾勒朝鲜由儒佛混杂到朱子学为主的学术发展进路，描绘出朝鲜学者对朱子学理解的逐渐加深、朱子理学逐渐深刻融入朝鲜社会的过程。
  （二）日本朱子学研究
  在日本朱子学研究方面，德川、江户时期的日本近世朱子学作为体现日本学术转型的重要代表，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学者们修正、改造乃至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成为彼时学术的生态。姜龙翔《太宰春台<朱氏诗传膏肓>之思想主旨探析》（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31期）阐明太宰氏《诗经》的情教主旨，并由此阐发出他立足于人情解释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与修正。黄豪《荻生徂徕学说之“道”的功利性思想研究——与陈亮的事功学说的比较为中心》（淡江大学，2020）针对日本江户时期强调心性修养的朱子学为人们所重视的情况，通过分析荻生徂徕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功利性思想的开展进度，呈现出其思想中与朱子“德治主义”相异的“法治主义”之道及其经世关怀。另外，翻译、介绍日本江户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也受到学者的重视，与本土的海外朱子学研究相互激荡。郭雨颖《土田健次郎<江戸の朱子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介绍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的著作《江戸の朱子学》（筑摩书房，2014），剖析土田氏对丸山真男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论述的反思，以期描摹朱子学流传于日本的真实情状，从而真实、完整地呈现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发展及境遇。
  以明治维新（1868—约1890）为节点，日本逐渐开启近世的转型而成为现代化国家，其学术也迎来了相应的总结、批判与重组，试图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以古通今，调和古今巨变造成的紧张与冲突，为“变”“法”寻求合法性。连凡《试论楠本正继对宋明儒学史的建构与诠释——以<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以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这一代表日本儒学界新旧学术范式转型的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宋明儒学的逻辑特质、宋明儒学的历史建构、比较视野与哲学分析、问题意识与文献解读四个方面出发，阐明了楠氏根于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等角度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发展进程的深刻把握。韩东育《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2020）以荻生徂来（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海保青陵（1755—1817）等徂徕学派重要学者的思想为着眼点，阐说他们受明清实学思想的影响，将理学家的“天人宇宙论”之图示分别施以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和物我相分的五类解构，并其借此完成了“脱儒入法”的过程，创建了“日本近世新法家”，进而冲击了日本朱子学重“道理”的连续性，完成了日本近代从“道理”思维到“物理”思维的转折。
  2020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综述
  [韩]方炫妵 吴周娟
  一、韩国学者朱子学研究之概况
  2020年韩国的朱子哲学研究论文出版约26篇。研究主题大致分为形上学、心性论、工夫论、政治哲学、礼学五个领域，还包括朱熹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经学、教育哲学等。本文将按主题介绍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值得关注之论文。
  首先，就朱子工夫论领域而言，出版了一系列关注《知言疑义》的研究。其中Kim,Baeg-nyeong的《知言疑义中“物”和朱子实践哲学的奠基》，主要探讨《知言疑义》中“物”的实践哲学内涵。作者在朱子哲学中把“物”解释为“主体的、实践的自我，使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这种具体而特殊的情况”，主张“物”是与朱子实践哲学的原理及根据有密切相关的概念。关注《知言疑义》的另一篇论文是金起贤教授的《关于朱熹湖湘学批判的研究——以工夫论为中心》。此文通过分析《知言疑义》和中和新说，从工夫论的角度分析朱子如何一方面接受湖湘学，一方面又批判湖湘学。
  另外，还有关于朱子工夫论的实践性、教育意义的研究。崔普京的《朱子的<大学>能虑解释中体现的实践有用性》主张，朱子的“能虑”解释在实践上是有其有用性的。根据此文，朱子认为仅靠对道德知识的认知很难保证道德行为，因此，为了将道德知识落实到行为上，他关注可以判断道德知识是否切合具体事例上的“虑”意识。“虑”是探索在现实性运用道德知识的方法，及排除自我中心的思考过程，体现了朱子知行论的实践性。另外，Lee,Yun-jeong的《通过朱熹的知行论的教育要素考察》，将现代社会蔓延的非伦理性，诊断为是源于“认识和行动的背离”，并从朱子的知行论中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教育方针。此文解说了连接“格物”和“致知”的机制“真知”，与连接知识和行为的“实践智”，并主张通过这“真知”，能解决认识和实践落差的问题。
  就朱子政治哲学领域而言，有李相益教授《理想国家的规范：柏拉图混合政与朱子的公论》一文，比较了朱子的公论和柏拉图混合政，考察其中政治哲学的意义。据他介绍，柏拉图混合政和朱子的公论皆具有将客观的“自然法则”和主观的“人类自由意志”相协调的特性，将“道德本性”和“自私（肉体）本能”要素相协调的共同点。他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提出了以下政治哲学的意义。第一，在规范层面上，假使只强调“自然法则”，则人民将会过着受到束缚的生活；而只强调“人类自由意志”的话，众人将陷入生活放纵，所以应该在两者之间实现均衡。第二，从实践角度出发，如果只强调“道德本性”，现实性就会下降，如果只关注“自私本能”，则会陷入庸俗主义，所以应该在两者之间实现均衡。
  除了李相益教授一文，朱光镐教授《朱子人心道心说的政治哲学的读解》一文也是朱子政治哲学领域方面的研究成果，此文从政治哲学的观点审视了朱子“人心道心说”。根据朱子讨论“人心道心”的主要文章《大禹谟》《中庸章句序》《戊申封事》，都是在政治脉络中讨论之，认为政治的根本要放在统治者的修养上，故主张“人心道心”不仅是伦理学的主题，也是政治哲学的讨论。此外，此文还进一步提出了朱子人心道心说的政治哲学的贡献。一是，把“人”重新定义为，虽然生活在现实中，但却拥有能作哲学性反省此种人格的存有者；二是，承认“私的个人”，即人是现实中的存在；三是，通过道统论，把士大夫定位为政治主体。
  最后，在朱子礼学一面，以朱子祭祀观和鬼神论为中心研究的有柳银珠《关于圣贤祭祀存在论的基础的朱子学的考察》一文。此文考察了在基于祖先祭祀的血缘关系中，抽取出理气论的“感通”“感格”之逻辑，而进一步地适用在非血缘的、对圣贤的祭祀中，以思考其与道统论相吻合的可能性。据此文介绍，朱子主张，如果祭祀对象和祭祀主体之间，建立了以理为依据的正确关系，就不会受到血缘性的限制。这种正确的关系，只有在生者为报答给世界留下功绩的故人，而继承遗业时才能成立。此文解释道，朱子的祭祀观解释了圣贤祭祀中的存在论基础，其存在性、正当性，超越了逻辑推论和文化象征的层面，开启了确保实践的可能性。
  二、韩国学者对退溪、栗谷学的研究概况
  与2019年一样，2020年韩国学者的退溪、栗谷学研究论文比起理气心性论、修养论领域，更集中于其他领域。2020年退溪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文学方面，栗谷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世论和工夫论、教育学等方面。本论文将介绍除教育学和文学以外的论文。
  首先，就退溪批判阳明学的论文而言，李致亿在《从<传习录论辩>看退溪知行论的意义》中，透过分析《传习录论辩》来考察退溪知行论的意义。据此文，退溪除了基本上继承了朱子学的知行论之外，还进一步通过批评阳明学，更精准地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论观点。退溪在《传习录论辩》中重新反驳了阳明对程朱学的批判，不仅拥护了程朱学的“先知后行论”的理论特色，还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对朱子学知行论的理解。最后，李致亿总结道，退溪通过这样的过程，而能超越“知—行”两个阶段，进一步地提出了“知—好恶判断—行”三个阶段的一致。
  另外，关于退溪“四端”的讨论有：裴炳大的《关于四端不善的研究——以退溪和高峰的讨论为中心》。据此文，退溪在与高峰的辩论中断言四端是理发的，没有不善之处，但到了晚年之后，肯定四端也会变得不善。论者认为，退溪的这种立场变化并非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性理学难题“从善良的本性中发泄出恶情的问题”的开端。
  进行退溪学比较研究的论文则有如下。一、Kim,Seong-Sil在《茶山是否接受退溪——退溪与茶山之岔道》中，带着茶山是否接受退溪学的疑问，观察退溪与茶山的延续性及局限性。二、张闰洙教授的《从他者的视角看退溪学》一文，对于西方国家的退溪学研究倾向，进行了分析。他说，退溪学虽然是代表韩国的思想之一，但不能只满足于这种地位，有必要从他者的角度审视退溪学。特别是西方文化圈的退溪学研究，超越了地域学的意义，对于探索退溪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很有意义，更进一步地，他们还从此一普遍意义中集中探索退溪学所具有的现代意涵。他评价道，这一点是西方国家退溪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除了上述与退溪学研究相关的论文之外，在栗谷学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如下。一、安载晧教授在《栗谷的工夫论体系管见——以“诚意”为基础，到“气质”为止》中，分析栗谷工夫论的体系。他说，栗谷的工夫论体系中“居敬”和“穷理”是主要的两个轴心，保存天理，去除人欲是基本内容，这些工夫皆应从心气开始进行。而且，工夫的基础是真实无妄地实践理性的“诚意”。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居敬”及“穷理”二工夫去除邪恶的欲望、矫正心气，由此而可以不间断地作道德实践。
  在关于栗谷工夫论之研究论文中，还有李天承教授《从“至善”和“中”之关系看栗谷李珥的道德实践意志[立志]含意》。该论文通过对高峰、栗谷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至善”和“中”的问题，具体地讨论其与退溪学之差异，探讨栗谷学理论的特色。此文认为栗谷言“立志”，就是为了强化和持续道德实践意志，他特别强调，这种意志的强化，要从日常生活中作工夫。他认为，若是就退溪的立场而言，虽然亦强调以敬为工夫的基础，但他的方法是通过内在的成熟，而自然应对外部情况；但栗谷则认为，工夫修养不仅只于内心，更重要的是，平时就要同时地积极理解内心和外部对象二者，协调理想和现实。
  关于栗谷经世观的论文有宣炳三教授的《栗谷李珥的经世观研究——以原则、变化、实质为中心》。作者用了“原则”“变化”“实质”这三个关键词，来审视栗谷的经世观。他评价道，如果能透过这三种栗谷的经世观，来反省当代的自我启发论、企业经营论、国政运营论等，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确立普遍的原理，也有助于扩大、普及栗谷的经世思想。
  最后，在探讨退溪、栗谷后学之论文中，有两篇研究成果。一是，李相益教授在《畿湖学派退栗折衷论的两种形态——以农岩和艮斋为中心》中评价说，农岩的退、栗折衷论是以栗谷的“气发理乘论”为基础，加上退溪的“理气互发论”。其结果是，农岩的折衷论中混杂着“气发理乘论”和“理能发论”，但实际上，“气发理乘论”和“理能发论”实际上很难并存。因此，艮斋才批判了农岩折衷论，从不同角度摸索了退、栗的折衷论。艮斋没有接受退溪的“理发论”，取而代之，其将退溪的“理发”解释为“气发理乘”。艮斋通过这种方式解释退溪的“理发论”，进而找到了一条能够沟通退溪说、朱子说、栗谷说的路子。二是，李相虎教授在《退溪逝世后，从学派成立和传承的观点看“退溪学”理论的落实过程（1）——以<心经附注>为中心》中，观察了在李滉逝世后，对抗退溪学批判者们、守护退溪学的学术集团的理论，透过此一理论来确认了退溪对《心经附注》的基本立场，同时，他也在此文通过宋时烈的《心经释疑》，观察了畿湖学派的批判立场。最后，他还分析退溪学派如何应对以宋时烈为中心的畿湖学派的批判，以及如何整理透过这一回应重新整理退溪学的立场。
  三、韩国学者的单行本研究概况
  卢仁淑教授的《家礼和韩国的礼学》梳理了朱子编纂的《朱子家礼》，并认为朝鲜儒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朝鲜礼学。这本书讲述了礼学的渊源、构成及内容，以及《朱子家礼》对于韩国礼学的影响。此外，还详细介绍了李珥、金长生、郑逑、李縡、李瀷的朝鲜礼学。
  李相益教授的《韩国性理学史论一、二》主要以性理学者为中心，审视韩国性理学的展开过程，并批判性地讨论他们的性理说。但这本书的特点不是考察韩国儒学展开过程的“通史”，而是聚焦于韩国性理学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史”。这本书的著述目的如下。第一，解释性理学问题意识的渊源。第二，说明朱子性理学的基本结构，并解释内在于其中的各种论争的端倪。第三，整理韩国性理学的展开过程，简要整理其核心论题。第四，重新审视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争论。第五，解释“退溪说”和“栗谷说”对立的核心议题，要扬弃这两者的方向。最后，对韩国性理学者的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
  朱光镐教授在《易学和朱子学——易学是如何打造朱子学的？》中说，朱子哲学的世界观是由易学设计的，如果不懂易学，就绝对谈不上朱子哲学。一般来说，朱子易学是将程颐的“义理易”与邵雍的“象数易”结合在一起，并汇集了北宋易学的成果。朱子接受了北宋易学，完成了性理学的易学体系，这被评价为一种再创造。
  最后，由韩国朱子学会（会长：郑相峰教授）所出版的《鹿庐杂识——韩国儒学的新展望》是经过一年的读书会将朝鲜性理学家鹿门任圣周的著作作了集体讲解，终于翻成韩文且予以付梓。这篇文章收录在《鹿门集》卷19《杂著》中，批判栗谷的“理通气局说”，并在把握“湖论”和“洛论”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了超越两者的独特主张。从这一点来看，《鹿庐杂识》被评价为鹿门理气心性论的精髓。
  四、结论
  2020年度韩国的朱子哲学研究论文及退溪、栗谷学研究论文，大体呈现了脱离以理气心性论为探讨核心的研究方式，渐转向工夫论、政治哲学、礼学、教育学、文学等多种领域扩张的倾向。从“朱子学研究成果”来看，这种倾向在2020年非常明显；而从“退、栗学研究成果”来看，从2019年开始，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张也已渐趋明显，至2020年更加显著。
  2020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殷晓星
  2020年日本针对朱子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继续了2019年对朱子学文献的翻译、注解工作以及对朱子学概念、理论的深入探讨。例如，吾妻重二在《朱子学再考——关于“三纲五常”》①中对中国各时期“三纲五常”的概念变迁及其社会背景做了详细的整理。松宫贯之则在其论著《有关<朱子语类>所见“下学上达”的熟思想与<书谱>的考察》②中指出，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讲求通过对圣人的重复模仿达到“熟”，并在无意识中学习的一方得以成为圣人。以此为前提，松宫以孙过庭《书谱》为参考，对“下学上达”与“书”的关系进行构建，指出“熟”作为朱子学的格物致知、理、成为圣人的工夫论，在“学书”中有所反映。
  同时，伴随着各国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儒学、朱子学在东亚范围内的展开，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演变等问题，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本文将以这一学术动向为中心，对2020年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做简要概括。
  阿里木·托和提《日中儒学的比较思想研究——面向解体与重构》③一书在日出版。该书在对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对中日学术界现有仁斋学、徂徕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为代表的古学派曾在江户时期风靡日本，其基本理念在于对朱子学进行否定与批判，并回归孔孟及六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学派的本质来源于朱子学。阿里木·托和提认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的官方学问，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古学派各学者对朱子学“理”“气”“性理”“道”“仁”“义”思想的解体与重构有着各自的特征。针对这些特征，该书以部分古学派学者为例做了分析与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德川儒学思想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即，第一，与神道思想相关联；第二，德川儒家对朱子学表现出各异的态度；第三，对形而上的态度；第四，对“道”思想的独特见解；第五，对“仁”、“义”概念的解释与引用；第六，对人性情欲的合理化。
  日本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土田健次郎于2020年3月退休之际，以“心”为关键词举办了最后演讲。①他指出，不管是朱子的观心论还是王守仁的心即理，或者伊藤仁斋等古学派都关注“心”的问题。“观心”是对自我意识的探讨，是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都关注并反思的，有关人类根源性、思想性的问题。同时，土田教授的弟子、学友等也编纂了《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②该文集分“中国”和“日本”两个部分，收录了15篇朱子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论文。“中国”部分所录如垣内景子的《朱子与两位亚圣》③、宫下和大的《朱熹言说中的负债感情考察——以君臣关系与家族关系之恩为中心》④等文章立足于儒学、朱子学文献，对朱子学概念、中国思想家的理论生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日本”部分所录，如阿部光麿的《作为主张的“福善祸淫”——仁斋与藤树各自的教导》⑤、清水则夫《关于18世纪上半叶的朱子学者——徂徕之后的朱子学者》⑥等文章则主要针对朱子学概念在日本的解释与变化、日本朱子学家的思想及其对所处历史环境的理解等问题。15篇论文侧重各有不同，从中也可见近年来日本儒学、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热点问题。⑦
  2019年度日本思想史学会年会以“从中世到近世——16、17世纪的思想史课题”为题举办主题研讨会，探讨日本列岛在生死观、人类观、宗教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转变的中世到近世，即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下川玲子以《朱子学之理的确立——16、17世纪的思想史上的意义》⑧为题做了报告。综合大会当日的讨论及之后的研究成果，该报告最终于2020年以论文《朱子学之理的确立》①呈现。该文探讨了从北畠亲房开始的日本朱子学者对理的认识，指出朱子学式的理的成立是近世式思维的成立。同时，文章也对近世、近代日本历史中的理的思维展开，佛教、基督教等与朱子学理的交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片冈龙新著《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②以李退溪、张显光、藤原惺窝、中江藤树、荻生徂徕、蔡温、大田锦城等朱子学者、反朱子学者们对“理”“气”“公共”“仁”“道”等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为对象，将“朱子学”作为一种“文明事象”，将“古学”“实学”“阳明学”等置于“文化借用”的层面，讨论了“朱子学”的迁移（succession）。作者认为，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地域，基于各自的标准对“朱子学”进行了“文化借用”。由此，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朱子学”发生了迁移。该书不以国别讨论“朱子学”，不限于关注各国“朱子学”展开的特殊性，而更注重“朱子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超越了国家这一框架，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理论言说。
  《儒教礼仪与近世日本社会——暗斋学派的<家礼>实践》③是年轻学者松川雅信的第一本专著。近年来，日本儒学研究对战后认为近世日本不存在儒礼这一定说提出了质疑，有关朱熹《家礼》实践的研究也有了丰厚成果。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近世日本没有明确规定儒者自身存在的制度性框架，因此近世日本的儒者虽然想要在现实社会中实践、运用儒教礼仪，却往往苦于无处施展；加之近世日本受寺请、寺檀体制下的佛教制度的制约，想要彻底拒绝佛教礼仪也极为困难。以这些特殊状况为前提，作者从学派的影响力、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各学者的身份境遇等角度出发，选择山崎暗斋学派为研究对象，对该学派学者在儒教非特权而佛教处于优势地位的近世日本展开的《家礼》实践进行了考察。通过大量而详尽的史料分析，该书不仅清晰地刻画了近世日本《家礼》实践的情况，更对以往将儒教的非特权性作为日本不存在儒礼的原因这一见解提出了反论，同时也探讨了《家礼》实践中的儒佛关系，对暗斋学派进行了重新定位，甚至通过对儒者、士大夫、两班的《家礼》实践分析，对东亚思想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此外，汤浅邦弘编写了《中国思想基本用语集》④。该用语集网罗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要基本用语，按时间顺序分7章，收录了包括人物、文献、事项等类别的共400余词条及各种附录资料、专栏文章。这一用语集必将为众多初识中国思想的读者带去方便，也可为我国研究者了解日本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动态提供线索，故在此抄录各章目录以飨读者：第一章，传统文化——大放异彩的三千年历史；第二章，儒教——中国思想的本源；第三章，诸子百家——步步深入的思索；第四章，佛教、道教——支撑人们心灵的事物；第五章，近世思想——朱子学、阳明学的世界；第六章，从明末清初到近代——新中国的胎动；第七章，中国古典名言。
  以上是2020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的大致情况。
  （作者单位：日本学术振兴会）
  2020年度北美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在过去一年，北美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虽不如亚洲地区般热闹，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笔者兹就所知之著作，作一简单的综述。
  首先要介绍的是三篇研究论文，分别由两位学者所撰。两位学者都从方法论上为未来朱子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路向。现任教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娄分校（Universite du Quebec a Montreal）的狄雅娜（Diana Arghirescu）于《中西哲学》（PhilosophyEastand West）发表了题为《宋代的精神训练、情感与行为：在比较视野下论朱熹与契嵩对<中庸>的诠释》（Spiritual Discipline,Emotions,and Behavio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Zhu Xi’s and Qisong’s Commentarieson the Zhongyo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①狄雅娜指出这篇论文试图以朱熹（1130—1200）和契嵩（1007—1072）对于《中庸》的诠释来比较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与佛教禅宗之间的相似性。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互助精神性”（Interdependent spirituality）的概念，指出《中庸》所载之修练是属于精神性的，而且其对于情感（emotion）的控制使自我（self）转变为互助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从对两者的诠译所作的分析中，作者得出程朱新儒家的精神性具有社会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新儒家与禅宗相连之处。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两者的相似性已为学界所察觉，但从未有人尝试从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具体事例对两者进行比较。由于两种思想传统在宋代之交融（cross-pollination）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故作者认为该文具有开山的作用。
  狄雅娜另在《中国哲学》（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中发表了《宋代新儒家（朱熹）对道德与道德根源的概念：其与禅宗的联系》（Song Neo-ConfucianConceptions of Morality and Moral Sources(Zhu Xi):Connections with ChanBuddhism）一文来延续其比较视角。②她认为宋代的政治社会变动触发新儒家学者通过禅宗来改变过去关于道德的传统，而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的关键时期。她指出有关论文的贡献，首先是通过新儒学对于道德与精神性这个具体的课题、比较性的诠释与有效地将跨文化的理论应用于德性的根源与动力之上这三方面推动了学界有关儒佛在宋代的交融这个领域的发展。其次是将泰勒（Charles Taylor）对于西方德性自从启蒙时期以后便属于独立的（substantive）这套理论应用到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上。她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关于德性的看法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但自宋代起已与西方接近。这种有关德性的理解为新儒家和禅宗所共享。
  与情感有关的论文，也包括辛兆坤（Xin,Zhaokun）在《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uiews）上所刊登的《命运的相遇：<三国演义>中的怒、礼、和义》（A Fatal Encounter:Anger,Ritual,and Righteousness in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①作者指出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合理化了“怒”这种情绪，并认为朱熹将“义”作为“怒”的道德条件。但是，以孙策（175—200）的个案为中心，作者指出《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却质疑朱熹认为有合义的“怒”的观点。清代对于《三国演义》的注解却通过文本修改与插入评论的方式来调和两者，进一步证明了朱熹在清代思想中的正统地位。
  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角度方面都有所建树。尽管学界已承认新儒家、道学或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但西方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很缺乏，狄雅娜的研究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学界甚少从文学作品中探讨朱熹的思想，辛兆坤的论文很清楚地追溯了朱熹有关情感的思想如何为人所肯定、质疑与再肯定，这也可以进一步窥探到朱熹思想在总体上是如何影响到后来思想史之发展的。
  除此之外，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和吴启超教授主编的《道：朱熹哲学》（The Dao Companionto ZhuXi's Philosophy）也于去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②这部论文集中收录了部分由美国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包括上文提到的狄雅娜与下文将要介绍的田浩教授（Hoyt Tillman）有关道学群体的文章。以下是该论文集所收录的现任教北美大学与美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列表：
  我们从以上的题目已可看出，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内容涵盖面相当广泛，并主要从哲学维度讨论朱熹的思想。这部论文是施普林格“道：中国哲学系列”的其中一部，过去有关出版社已出版了很多不同中国哲学家之研究。我们可以预期有关出版社在将来会继续出版这样包罗万象的论文集来讨论宋代理学与道学思想。
  最后，笔者希望介绍田浩教授最近的研究。田浩教授在去年虽只有上文提及的论文是与朱熹有直接关系的，但他也负责了两份有关余英时的研究计划。首先，他所负责校订的英译本《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The ReligiousEthicandMercantile SpiritinEarly ModernChina）已于今年3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①同时，他又在《远东》（Oriens Extremus）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对韦伯有关儒家和道教研究的回应：以余英时为重要例子》（ChineseResponses to Max Weber's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Yu Ying-shihas a Significant Example）。②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当今研究朱熹的必读物，田浩教授的努力为西方学界更好理解余英时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田浩教授高足，现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晓宇教授（Cheung Hiu Yu）去年亦出版了《威兮其祖：宋代太庙礼仪之争》（Empowered by Ancestors:Controuersy ouerthe ImperialTemple inSong China(960—1279）一书，以宋代有关太庙的争论来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化权威的关系。③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
  李典
  往期欧洲朱子学研究多见于欧洲学者已出版的论文、论著，以及在欧洲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中。然而2020年疫情肆虐，很多学术会议均被取消或延期了。因此本文搜集到的资料基本未涉及2020年度的会议论文。另有新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虽为旧文，因于2020年出版，故一并摘录。
  首先介绍的是以朱熹及其思想、著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几篇著作。
  慕尼黑大学的叶翰（Han van Ess）教授深谙中国哲学，他的新作《朱熹对<五经>的解读》（ZhuXi's Interpretationofthe Fiue Canonical Scriptures）试图对朱熹最重要的一些学术经典进行总结。一方面他承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非常深远的研究价值，同时他认为朱熹作为五经的注释者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按顺序依次从朱熹对《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的解释和评论进行分析。剖析了朱熹对五经的解读，并试图探讨其当代意义。例如，就《周易》而言，作者认为朱熹将读者的兴趣转向了它们作为派生文本的功能，纠正了过分强调文本解经的传统。而朱熹对《诗经》的研究看上去得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结论，即对传统《毛传》和《郑笺》的纯粹道德解释走得太远了，还应考虑那些没有道德意图但会为自己的乐趣而写诗的人。叶翰在最后指出朱熹对经典的诠释和解读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料，值得所有研究汉学的人仔细学习。
  同样关注朱熹对经典解读的还有来自德国埃尔兰根的朗宓榭（MichaelLackner）教授，他的文章经由阿德勒（Joseph A.Adler）翻译编辑出版。英文名即为“Zhu Xi,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Yijing: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 ofChange”。他们探讨了《周易》如何成为经典，是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单纯的偶然性，又或者出于文本的内在优势。作者从朱熹的解读给出了一种答案。朱熹的《周易本义》将“象数”与“义理”相结合，使占卜与道德哲学融为一体。更确切地说，朱熹运用“通过占卜的机制获得修身的指导原则”的思想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作者承认，虽然在《周易本义》中道德关怀压倒了宇宙论的猜测，但通过这种机制获得“天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论事件。他们认为朱熹的解读并不是为了还原原文，而是为了掌握《周易》原作者的意图。不过，还原时代久远的原创者的本意，自然有其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按照朱熹的原始文本逐一翻译，而是采用以前版本的顺序，或许是觉得这样更容易理解。作者在最后提到，这本书的关注点与其说是《周易》，不如说更关注朱熹本身。
  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被收录在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KLL）①中，主要是把朱熹的作品向德语读者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对其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文时间未必都在2020年，但KLL在线发表的时间均为2020年9月，因此本文也将其列在下文以供读者一览概要。
  首先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波克特（Manfred Porkert）教授和维托夫（Viatcheslav Vetrov）博士完成的《朱熹：<御纂朱子全书>》（ZhuXi:YuzuanZhuziquanshu(VollstandigeSchriftendesMeistersZhu））。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这是后人对朱熹作品的编撰。他们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御纂朱子全书》的来源、编写结构。并进一步阐释了朱熹的太极无极、心性、理气等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朱熹的本体论是严格的二元论——理气二元论。他们认为，朱熹假定“理”高于“气”，但没有发展出“气”的“精神”起源的系统理论。朱熹本体论的焦点在于论证“理”的伦理：它被“仁”的有效性所渗透；但“气”在伦理上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心”在这个二元体系中，受到伦理原则和实质的直接影响。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被私心玷污了。因此，人的目标是恢复其本性与“理”的原始和谐状态。为此人们需要知识，在这里求知成为了一种道德行为。因此，在朱熹的体系中，知识不是渐进的，而是回顾性的：既然想要的知识在儒家经典中已经以“完成”的形式存在，人就应该通过深入研究经典来为自己发展“完成”的知识，以求回归本性。
  另一篇则是波克特教授与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起完成的《朱熹：<近思录>》（ZhuXi:Jinsilu）。同样地，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朱熹与吕祖谦创作《近思录》的背景及结构。其次对这本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朱熹和吕祖谦在孔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三件事：一是对作为一切真理和价值基础的“理”的研究；二是将“格物”作为持“敬”的练习；三是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评估。由此引申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疏的进一步理解。作者在最后肯定了《近思录》是19世纪之前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其影响范围甚至波及日本、韩国。
  还有一篇则介绍了朱熹的一本史学作品——《通鉴纲目》，由顾彬教授与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一起完成。作者指出，朱熹的这本书可谓是司马光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一个缩影。但朱熹不仅仅只是对其原始的59章进行重新编排，而是结合自己的教学与思想目标，将这本书编撰成了一本更有影响力的政治伦理手册。作者指出，朱熹将很多历史故事简化为政治治理的案例，透过其中折射出来的是朱熹对历史的道德判断。一方面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儒家的正统基准，另一方面，也为明清时期的政治伦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作者在最后还提到了这本书的后续历史意义。在康熙时期被翻译成满文后，又经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A.M.de Moyriac de Maila,1669—1748）翻译成法文并传回了欧洲，让人们对儒家的历史观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对朱熹的作品进行解读，还有一些学者将其思想纳入更大的讨论范围。
  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塞巴斯汀（Sebastian Gab）教授在他的ReligionundPluralitat①一文中指出，在新兴的全球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会利用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哲学潮流来回答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和亚洲的哲学传统研究相关，因此他在列举了一些西方哲学大家，如柏拉图、安瑟莫、黑格尔等贡献之后，同样罗列了一些儒家传统的例子，包括孟子、朱熹、王阳明。他认为在某个重要意义上，他们都为当下在进行的哲学辩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目前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来自不同的、以前各自独立的哲学传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它们是否能够激发我们当前知识生活的变化？在塞巴斯汀的答案里，朱熹只是作为儒家的代表之一被提及。而与此同时，有一位学者正在试着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直面这些问题。
  来自塔林大学的奥托（Margus Ott）博士继续将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2020年5月他发表了《德勒兹的重释朱熹》（Deleuzian(Re)interpretationooZhuXi），通过德勒兹对朱熹的理论进行再解释。更确切地说，是对朱熹本体论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理”“气”和“太极”进行分析，再分化成不同层面，用德勒兹的术语进行重新描述。虽然两者不能完全对应，但是由于是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描述，这种题材的同源性或许能够通过逻辑的分化处理让两位学者的思想产生联结。他强调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两者的相同，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两位思想家可以富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碰撞在一起总会打开一种新的思想深度。而奥托的尝试起码会为学习传统中国哲学理念开辟一个新的分析工具，创造出更大的概念空间。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传统哲学主题的研究虽未以朱熹为主要对象，但因朱熹的历史影响不可避免地提及。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来自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罗亚娜（Jana S.Rosker）在她的著作《成人：李泽厚的伦理思想》（Becoming Human:Li Zehou's Ethics）中，谈论李泽厚把代表中国哲学主要支柱的中国伦理作为他阐述康德、马克思等西方理论家伦理思想的某些方面的重要基础，其中多处引用《朱子语类》，对朱熹的伦理、道德理念进行解读。
  来自牛津大学的寒梅（Giulia Falato）在其《中欧教育学的首次邂逅》（The EarliestEncounter betweenChineseand EuropeanPedagogy）一文中提到，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教育学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儿童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作者回顾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提出南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主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孩子的心是纯洁和谐的——这是“诚”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后者恰恰是一种只能被私欲所掩盖的美德。作者指出，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所有思想家都同意的一点是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儿童，他引用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话，说儒家修身的目的是“克己”，以将天理发挥到其更高的潜力。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研究被收录在论文集中。比如ConfucianAcademies inEastAsia中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了朱熹的相关研究。两篇的主题均与东亚书院有关。一篇是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梅尔（Margaret Mehl）撰写的《日本儒学的嬗变：以德川后期和明治日本的汉学塾为例》（Transmutationsofthe ConfucianAcademy inJapan:Priuate Academies ofChineseLearning(KangakuJuku汉学塾）inLate Tokugawa and Meij i JapanasaReflectionandaMotor ofEpistemic Change）。他以日本最重要和最持久的教育机构“汉学塾”为研究对象，揭开了日本教育方式和教育重点的变化。虽然随着基于西方科学概念（广义上的Wissenschaft）的新知识的普及，在19世纪之后，“中国”及相关知识不再是学校教育的参照物。但回顾历史，不得不承认儒家典籍和儒家学习方法构成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教育基础。在这当中，奠定元明清教育文本的朱熹功不可没。
  然相对于梅尔的宏观总结，另一篇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盖尔曼（MartinGehlmann）所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韩国的流布》（Transmissions oothe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Articles ofLearning inKorea）则深究了朱熹之于书院的意义。他主要强调了白鹿洞书院作为宋以后儒家书院的基本模式对韩国书院的影响。而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毫无疑问是一个标杆，其重要性远超一般的教育方针，被韩国各地书院在新的语境下改编、采用。
  当传教士从16世纪末开始到达中国沿海时，他们从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那里了解到了朱熹，直到今天，很多西方汉学研究仍然依赖着朱熹对经典的解读。各地的学者纷纷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价值，并结合不同思想潮流加以重组，使得朱子学的影响愈加深远。
  （鉴于多语种的搜索与理解难度，本文毫无疑问会有一定的疏漏，尚请读者谅解。）
  相关著作按本文提及顺序罗列如下：
  1.van Ess H.(2020,March 05).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Canonical Scriptures.In:Ng K.,Huang Y. (EDs)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vol.13)(pp.89-106）.Cham:Springer.
  2.Lackner, M. (2020, July 06). Zhu, Xi,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Yijing： 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 of Change. In： Joseph A. Adler, Dao (vol. 19) (pp. 505 - 5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Porkert M. , Vetrov V. (2020) Zhu Xi： Yu zuan Zhuzi quansh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zler.
  https：//doi. org/10. 1007/978 - 3-476- 05728 - 0.22054 - 1
  4.Porkert M. , Kubin W. (2020) Zhu Xi： Jinsil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시er.
  https：//doi. org/10. 1007/978 - 3-476- 05728 - 0.22053 - 1
  5.Franke H. , Kubin W. (2020) Zhu Xi： Tongjian gangm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zler.
  https: //doi. org/10. 1007/978 - 3 - 476 - 05728 - 0.22052 - 1
  6.Grab S. , Sebastian Gab, Wiertz J. 〇. , Gasser G. , Stammer D., Honnacker A. , Dormandy K. , Harrison S. V. , Bouriau C. , Niederbacher B. , Sans G. & Schmidt J. (2020, June 17). Religion und Pluralitat. In： Jager S. , Anselm R.(Eds. ) Ethik in pluralen Gesellschaften (pp. 39 - 40). Stuttgart: Kohlhammer Verlag.
  7.Ott, M. (2020). Deleuzian (Re)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In： Asian Studies 8(2) (pp. 281-310).
  8.Rosker S. J. (2020, Jan 03). Becoming Human： Li Zehou's Ethics.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vol. 20).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9.Mehl M. (2020, April 2). Transmu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Academy in Japan：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Kangaku Juku 漢学塾)in Late Tokugawa and Meiji Japan as a Reflection and a Motor of Epistemic Change. In；Vladimir G. , Eun-Jeung L. , Martin G. (EDs),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 (pp. 126 - 157).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0.Gehlmann M. (2020, April 2). Transmissions of the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Articles of Learning in Korea. In： Vladimir G. , Eun-Jeung L. , Martin G. (EDs),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 (pp. 252 - 287).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1.Giulia Falato (2020, June 04). Alfonso Vagnone's tongyou jiaoyu (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c.1632) ： The earliest encounter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pedagogy.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east asia(vol. 3) (pp. 23 - 49).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
  朱子“克己”思想研究述评
  毛惠扬
  “克己”概念出自《左传·昭公十二年》，“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论语·颜渊》亦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总结说：“克己复礼本属成语，夫子一引之以叹楚灵王，一引之以告颜子。”①
  朱子对“克己”极为重视，《朱子语类》中亦载有大量有关“克己”的言论，可见其“克己”思想甚为繁复。与此相应，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颜渊问仁”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②。此亦可见“克己”工夫的重要性。就有关朱子“克己”思想的研究来看，前人学者对朱子“克己”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克己”的诠释问题，亦及“克己”与“敬”之关系问题。
  一、朱子“克己”诠释的古代研究
  “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自孔子道出后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朱子在承继前人训释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克己”与“复礼”分开训释，训“克”为“胜”，训“己”为“身之私欲”，“克己”即“胜己之私欲”“克去己私”。朱子对“克己”的诠释丰富了“克己”概念的意涵，但同时也遭致许多学者的批驳。
  与朱子同时期稍后的陆九渊门人杨简说：“‘克’有二训：能也，胜也。《左氏》谓楚灵王不能自克，继以孔子‘克己复礼’之言为证。是谓克为‘胜’，而未必孔子本旨。果尔也，以颜子粹然之质，加以屡空之学，虽未能至于无过，过亦微矣，何俟于克而胜之也？《诗》《书》所载，多以‘克’为‘能’，况此孔子又继曰‘为仁由己’，殊无克胜其己之意。且一‘己’字，无二义也。”③指出朱子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左传》引用孔子“克己复礼”之语而训“克”为“胜”，只是针对嗜欲过度而无法自克的楚灵王，未必是孔子本意；颜子即使有过失也是微小的过失，无须做克胜的工夫；“克己”之“己”与“为仁由己”之“己”不能训作不同含义。
  明代江右王门的罗洪先也指出，“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亦即己私之己，莫非己也。稍不能忘，便属己私，故‘己’字甚微。惟尧舜然后能舍己，惟夫子然后能无我，非颜子承当‘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应作克治看。若训作克去，不特不尽夫子之学，亦于文义不完。故夫子尝言‘修己以敬’，即是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修己亦只成一个私意，岂能安人、安百姓哉！”①认为训“克”为“克去”，训“己”为“身之私欲”，则“克己”工夫则只是针对个人的私意，未免过于狭隘，不足以阐明孔子之学。
  罗洪先从义理上断定“克”不当释为“克去”，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则依据古训，指出“克字正解，只是作胜、作能，未尝作去”②。并反对理学将天理与人欲相对，认为人欲源于天理、莫非天理。“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学者直须源头清洁。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非嗜欲矣。”③
  迨至清代，汉学兴起，注重考据的汉学家对朱子“克己”诠释的反对更甚。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将朱《注》作为“改错”之一而加以批驳：“刘炫……本扬子云‘胜己之私之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④，“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⑤除前人学者指出的问题外，毛氏还强调朱《注》释“己”为“身之私欲”添了“身”字，实属添字解经，歪曲经义。
  戴震之说与杨简类同，“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欲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克己复礼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⑥。将“私”与“欲”区分开来，认为圣贤“无私而非无欲”，像颜子这样的贤人不可能为私欲所困，而且其他文献中并没有将“私欲”称作“己”者，此章之二“己”字义应相同，且与“天下”相对而言。
  阮元、凌廷堪主要批判了朱《注》对“颜渊问仁”章中的两个“己”字作了不同训释，导致辞气割裂，文理不通。阮元《揅经室集》：“‘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与下‘为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字解为私欲，则下文‘为仁由己’之‘己’断不能再解为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诘辞气与上文不相属矣。”①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即从《论语》‘克己’章而论，下文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对称，正是郑氏相人偶之说；若如《集注》所云，岂可曰‘为仁由私欲’乎？”凌廷堪还举证了《论语》全书中含“己”字的章句，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古之学者为己’，……若做‘私欲’解，则举不可通矣”②。凌廷堪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中“人”“己”相对，并无不妥，然何以与郑玄“相人偶”之说相应？
  陈澧对朱子学甚为推崇，然亦谓“朱注实有未安，不如马注解‘克己’为‘约身’也”③。不过，陈澧又说：“或疑如此则《论语》无胜私欲全天理之说，斯不然也。胜私欲之说，《论语》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处者，胜之也。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胜之也。‘枨也欲，焉得刚？’欲者，多嗜欲。刚者，能胜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色与得者，欲也。戒者，胜之也。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皆欲也。明其为损，则当胜之也。”④陈澧此说，或可驳杨简言朱注“克胜己私”之说不合孔子本旨。
  上述学者在辞章训诂方面对朱子“克己”诠释的批驳颇有力度，然仍有不少学者认可朱注，为朱注辩护。朱子高足陈淳举《论语》中“我”字可释为二义之例，说明“己”字亦可释为二义。“何谓己者，身之私欲，盖己一名而含二义。一以身言之，如下文‘由己’之‘己’与‘求诸己’之类；一有私之意焉，所谓有己之私，即此‘克己’之‘己’与‘至人无己’之类。亦犹‘我’之为言，一以身言之，如‘万物备我’‘我欲仁’之类；一有私之意焉，所谓有我之私，如‘毋我’之‘我’也。”⑤陈淳以“我”字为例，可证“克己”之“己”未必只能以“身”言，还可以“己私”言。然犹有偏颇之处，其所举“我”之例句不在《论语》同章之中，而“克己”与“由己”皆在“颜渊问仁”章中，故难以驳倒两“己”字不同训致此章文理不通、辞气割裂之说。
  明代理学家蔡清认为，朱子训“己”为“身之私欲”有其深意。蔡清说：“克己，己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盖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注云谓身之私欲也，身对人，私对公，公则物我公共，人所同然，而视听言动皆礼矣。”①蔡清着眼于“己”与“私”的相连、“私”与“公”的相对，指出朱注训“己”为“身之私欲”犹能使文理贯通。
  清代学者中亦有认可朱注者。王鸣盛溯源《左传》之注疏，认为朱子“克己”诠释与刘炫疏解《左传》之说相合。他说：“古书‘克’多训‘能’，直是能于己身复礼，便是仁耳。此说似直截痛快。但何晏《集解》引马融曰‘克己约身’，《左传》述楚灵王淫侈，感子革讽谏，不食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杜预曰：‘克，胜也。’其下即引仲尼曰：‘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疏载刘炫云：‘克，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交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是朱子与刘炫合矣。夫复性之功，在闲情而已；明善之道，在去恶而已。”②
  竭力为朱注辩护者有方东树。他指出，“若谓一字不应二训，则‘克伐怨欲’与此处所言‘克’字，何以一‘欲’其不行，一‘欲’其从事？宿松朱书云：‘毋意毋必’与‘诚意’，‘意’字不同，‘动心忍性’‘性也有命’与‘恒性’，‘性’字不同（见《与李容辨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书》）。可见古人言各有当，随举自明，何不可通经典……若此处‘已’字不指私欲，则下文‘四目’何为皆举‘非礼’言之？‘己’不是私，不应从‘己’下添之‘私’字，则‘己’亦不是欲，《虞书》曷为从‘己’下添之‘欲’字？不知‘己’虽对人为文，而古人言‘舍己’‘虚己’（大舜‘舍己从人’，‘虚己’见《庄子》《韩诗外传》），苟非指己私意见之，而将谓能舍能虚其形骸乎？若谓程朱不应直以己字为私，致宋后字书误训，则古人《说文解字》后起之义甚多，即亦何害？况此固圣人本义，而西汉儒者之说哉？”③为反驳一“己”字不可二训、添字解经等对朱注的批判，方东树与陈淳思路一致，以古籍文献为据，找出其中一字可训为二义、添字解经之例证。对于凌廷堪“郑氏相人偶”之说，方东树直言：“此耳食剿袭，更不辞矣！借如所云‘人’‘己’对称，‘相人偶’为‘仁’，则圣人此二句成何文理？”④方东树还指出，“解经当详本篇上下文义。《左传》则有上文‘不能自克’作解，《论语》则有下文‘非礼勿动’四语……且以存理遏欲为说，亦何害于学者为仁之旨乎？盖嗜欲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今恒人通趣，幽潜性命不断，所以自古圣人皆兢兢戒谨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难事……若孔子第为是卑身约己，没气力之说，亦谁不能承担？必待颜子而后能事私语乎？”⑤认为朱子“存理遏欲”之说非但无害于为仁，而且切合《论语》此章上下文义，由此得出朱子诠释《论语》时训“己”为“私欲”是合理的，并非望文生义，以回应杨简的质疑。①
  综上所述，古代学者主要从训诂、义理两个层面批驳朱子的“克己”诠释。训诂上批驳朱注：“克己”之“己”与“为仁由己”之“己”一字二训；训“己”为“身之私欲”是添字解经；源于《左传》中针对楚灵王嗜欲的注疏，并不适用于解读《论语》。义理上批驳朱注：如颜子之贤并不会为私欲所困；“克己”之“己”并非与“礼”相对，而是与“人”相对，与“天下”相对；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过于狭隘，不足以阐明孔子之学，亦不合孔子本意。面对这些问题，维护朱注者主要是通过举证《论语》或其他古籍文献中的例子，联系“颜渊问仁”章上下文意来解决。总体看来，赞同朱注者对于朱子“克己”诠释的维护处于劣势。
  二、朱子“克己”诠释的现代研究
  现代以来，犹有贬低朱子“克己”诠释的学者，然其批驳之处多是前人旧说，少有新意。赵纪彬认为“朱熹训‘己’为‘私欲’之论，问题颇多。先就‘克己’部分而言，至少包括两大问题：其一，从字义上看，全是臆造，与《论语》全书三十个‘己’字的本义及其用法，无一不相乖戾；其二，从理论上看，全是通过臆造字义而发挥‘理学’一派的唯心论思想，而与孔丘‘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全不相干，绝不能成为阐述孔丘关于‘仁’的思想的依据”②。
  李泽厚指出，朱注为后人诟病关键在于，“‘克己复礼’（有关行为）为什么是‘仁’（有关心理）？”他认为“理学直接把‘克己复礼’归结为道德斗争的心性问题，虽深入一层，却未免狭隘。视听言动，明明是有关行为举止，即礼的‘仪文’实践，礼及理（理性）正是通过这种种仪文活动而非通过思辨、语言、心性追求而建立（就群体或个体言均如此），它的源头仍与巫术有关”③。李泽厚此说看似有理，实则割裂了身与心的关系。在朱子看来，“心是主宰于身者”，身体的行为活动都是心的发动决定的。而且朱子并非将“克己复礼”简单地归为“道德斗争的心性问题”，只是认识到心是孔子“为仁由己”之说中未明言的“克己”之主体，故而有必要在训释“克己”时联系到心性问题。
  查昌国、吴海波则直接断定，“经有清一代学者的考辨，‘克己’不能作‘胜身之私欲’解，已成定论”①。金景芳、吕绍纲在《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文中，肯定了俞樾训“克”为“能”，以“己复礼”三字连文的说法，认为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把‘克己复礼’一语理解为‘克己’与‘复礼’的组合，又视‘克’字在句中为动词，从根本上就搞错了。第二，把‘克’字训为战胜的‘胜’，把‘己’释作私欲，把‘克己’说成战胜自己的私欲，从而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观点解释‘克己复礼’，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义。”②
  现代学者亦有为朱注正名者，且其对朱子“克己”诠释的辩护，较前人之说更为详尽深入。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争议》一文指出，朱子“克己复礼”解具有三点争议：“（一）‘己’一字两训及‘克己’的意涵。（二）‘复礼’之诠释意涵。（三）‘为仁’的相对概念。”③而“朱子解此章如何诠释此两‘己’字并不使之矛盾，乃是了解朱子此章意涵的最大关键”④。该文对毛奇龄批判朱注添字解经的说辞不以为然，反而认为朱子在扬雄解释的基础上添加“身”与“欲”字，可谓兼顾“约身”与“胜己”两项工夫。此外，该文还通过厘清朱子的‘私’与‘欲’之概念，认为“戴震判朱子加一赘文‘欲’，主张应克去‘私’而非‘欲’”说法是错误的，源于戴震没有认识到，朱子所谓“私”尚有“以道心为主宰的‘形气之有善’之‘私’”，朱子所反对的“欲”不是“适体得中的‘欲’”，而是“太过的欲”，还有“不及的不欲或无欲”。
  许家星在《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一文中，高度肯定了朱子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认为“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⑤。而朱子此章诠释引发后世争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朱子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解读曲折；另一方面，朱子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许家星还指出，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朱子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强调心性工夫基础上的日常事上实践之功。并由此创造性地揭示了克复工夫具有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许家星此文，可回应李泽厚批驳理学将“克己复礼”归于道德争斗的心性问题过于狭隘之说。且该文注意到朱子解读“克”“为”“一日”“归”等词时的变化，并由此分析朱子“克己复礼”说的深意，其视角、思路可谓独到。
  孙凡青《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一文驳斥了批判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曲解了孔子原意这种说法，并给出说明朱子的诠释是在尊重孔子原意的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发挥的三个理由：其一，孔子既提倡“节欲”又重视“导欲”，但没有对如何“节欲”展开详细说明，朱子则将“节欲”融入“导欲”的过程中，发挥“主敬”学说备而论之。其二，孔子十分重视发挥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朱子详说“克己”正是对这种主体性的强调。朱子的“克己”当为“克己（之私）”的省略说法，非但没有将人的主体性消磨掉，反而大大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其三，孔子重践履，重当下的实践。朱子说“克己复礼”，说“敬”无不是强调要于日用常行的事上去实现。①孙凡青给出的这三个理由似无不妥，亦可对批驳朱注歪曲孔子原意的学者回以一击，然其论证模糊不清、稍嫌简单，并不能很好地得出这些理由，且其对于“理”与“礼”之关系的分析亦有此病症。
  宋健《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一文分别论述了训“克”为“能”与训“克”为“胜”这两类训释，并考察了“能胜之争”如何在东亚儒学中演变为尊“朱”与反“朱”的势力角逐，认为“东亚儒学有关‘克己’的诠释纷争，表面看来是尊‘朱’与反‘朱’势力的角逐，实质蕴涵着不同的自我观”②。并指出上述两类训释的核心分歧在于采取的“挺立道德自我”路径不同，“‘克’—‘己’之间存在一种表里结构：训‘克’为‘能’者，视自我为（全）善，因而只需逆觉体证、发挥本心，突出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此解以杨简为代表；训‘克’为‘胜’者，察觉自我有恶，故当依循天理、尊崇道心，侧重揭橥规范的塑造意义，此解以朱熹为宗主”③。对于毛奇龄、颜元等清儒拥立马融以驳斥朱熹的学说，该文肯定其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但在义理层面较为浅显，没有认识到朱注对马注的转进之功。该文未持一家之说直攻异说，而是着眼于探析训“克”为“能”与训“克”为“胜”这两类训释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以及朱注与马注的关联，可谓匠心独具。
  郭园兰、肖永明《<论语>“克己”诠释之汉宋分野：从多维视域考察》一文聚焦汉宋论争，认为清代汉学家对宋学家“克己”诠释的批驳存在颇多误解，并从时代特点、治学方法等多维视域考察到宋学家“克己”诠释的成因主要有四点：“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建构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对抗佛道挑战的外在逼显、重义理治学方法的自然呈现”①。该文视角宽阔，不再限于从训诂或义理层面分析宋学家“克己”诠释的合理性，而是较为全面地从时代的特点及需要、建构学术体系的需要、治学方法的呈现等方面考察其成因。
  肖永明、郭园兰的另文《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分析了朱子训“克”为“胜”，训“己”为“身之私欲”的缘由。指出朱子对“己”的诠释与同一诠释脉络下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等人的诠释已大不相同，是从“理与气、形体与私欲的关联”，“天理人欲相对、‘己’‘礼’相对的角度”以及“‘克己’与‘复礼’的关联”来诠释“己”。而朱子对“克”的诠释则是以“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之关系”和“天理人欲难明”这两个角度及以“‘克’之对象‘私欲’难以对付的特征”为根据。该文认为，朱子“在扬雄‘克己’诠释的基础上增加了涵括外在形躯意义的‘身’和表达内在意念的‘欲’，并以‘身’限定‘私欲’，在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的基础上，巩固和突出了‘克己’诠释之内在意涵”②。并表示，朱子是在理学体系的大框架下诠释“克己”，离孔子原意越来越远。该文立足于朱子的理学思想，以其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另辟蹊径，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朱子“克己”诠释的角度与深意。
  郭园兰《从<论语>“克己”诠释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一文，认为朱子诠释经典，侧重内在意涵，并与此相应地形成了其学术内倾特征。是文基于朱注对“颜渊问仁”章的诠释，从朱子的正面阐发、侧面引证、总评等三个方面考察发现，朱子的学术内倾特征主要表现为“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此三者相辅相成，“向里用力是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原初层面和基本表现，从工夫维度彰显其学术思想；心性追求是中间层面，从核心维度支撑其学术思想；内向超越是顶上层级和目标导向，从本体维度引领其学术思想”③。该文还分析了朱子学术内倾特征的成因，认为其“既受时代背景、个人际遇的影响，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④。
  乐爱国《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与“身能反礼”——兼论朱熹晚年对克己与复礼关系的阐释》一文指出，朱子训“克”为“胜”与孔安国讲“身能反礼”以及杨简训“克”为“能”，只是在文字上有所差别，而在义理上并非对立，“其根本差别在于朱熹从克己与复礼相互统一的层面，既反对只讲克己不讲复礼，又批评杨简只讲复礼不讲克己”⑤。而强调“克己”与“复礼”的密切联系，即是朱子“克己复礼”诠释的重要之处。由是，该文认为罗洪先、罗汝芳、颜元、毛奇龄、凌廷堪、阮元、俞樾等学者与杨简一样，都从“克己”与“复礼”相互分离的层面讨论“克己复礼”。
  王亚中《克己与由己——<论语集注>“克己复礼”章意蕴探析》一文认为，“朱《注》对‘己’的理解更加全面，朱子除了认识到‘己’的积极意义一面外，对于‘己’存在的私欲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①。此观点与宋健“自我观”之说相合。该文还分析了朱子能够认识到“己”存在私欲问题的两个原因：“一是从经典解释方面，意识到《论语》一书包括圣人之言、圣人之意、所以进于圣人之意三个层次。二是从义理理解方面，朱子基于性理与形气之私的区分而有了道心、人心和天理、人欲两组概念的区分。”②而朱子“克己”诠释不同于汉儒之解的原因，即在于朱子视《论语》为求仁、求道之书，强调开启求仁工夫的维度必须先认识到“己”存在私欲的问题。朱子认为“颜渊问仁”章的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③。王亚中指出朱子认识到“己”存在私欲的重要，可对应于朱子所说的“察其几”，然其谓只有认识到“己”存在私欲才能开启求仁工夫，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在朱子看来，求仁并非只能通过“克己”工夫，还可以通过“主敬行恕”。朱子曰：“‘克己复礼’，便是捉得病根，对证下药。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养将去，是非犹未定。”④可知后者是涵养工夫，无须辨明是非、察识私欲。
  批驳朱子“克己”诠释的现代学者主要延续了前人之说，而维护朱子“克己”诠释的学者的视角更为宽广，进一步关注到朱注的成因与深意，朱子“克己”诠释不同于其他几种诠释的原因，以及与其他几种诠释的联系，还有其表现出的朱子学术特征等问题。并且学者们对朱注的维护不再限于从训诂、义理层面分析朱注的合理性，而是能够较为全面地从工夫论上的意义、时代的需要、思想体系的建构、工治学方法的呈现、《论语》的定位等方面考察。
  三、朱子“克己”与“敬”之关系研究
  除了上述论析朱子“克己”诠释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就“克己”与“敬”的关系展开了探讨。钱穆出版于1971年的《朱子新学案》，对朱子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都作了梳理和论述。此书第二册“朱子论克己”一节最早关注到朱子“克己”与“敬”之间的关系。钱穆指出，朱子谓“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①之时（“朱子年六十以后”），“乃始于‘克己’工夫表出十分重视之意……程子谓颜子工夫主要在能‘敬’，今朱子则谓颜子工夫主要在能‘克己’，显不是因袭程意”②。此后，朱子的工夫论重心向“克己”工夫转变，逐渐以“克己”替代“敬”为核心工夫。
  许家星《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一文，虽未就“克己”与“敬”之关系展开论述，然其在脚注中提及，“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第二册辟有“朱子论克己”一节专门讨论此问题，给予朱子克己说极高评价，实独具只眼。钱先生得出结论说：‘此乃朱子明自欲以克己工夫替代二程敬字，举以为圣学主要纲宗也。’此则不免言之过激，敬与克己于朱子乃相互作用之工夫，并不存在取代之说”③。盖许家星认可朱子“克己”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反对钱穆所言朱子以“克己”工夫替代了“敬”的观点，而是认为“克己”与“敬”对于朱子而言是相互作用的两种工夫，不可或缺。这一观点虽未展开论证，然亦耐人玩味。
  乐爱国、陈昊《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一文，赞同钱穆谓朱子的工夫论重心逐渐由“敬”转向“克己”的说法，指出钱穆将朱子以“克己”替代“敬”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最先只用二程语，谓敬则无己可克”；“其次乃谓初学亦须兼用克己工夫”；“又其后始谓克己复礼工夫乃在主敬行恕之上，颜冉两人高下深浅由此可见”；“然人既限于资质，非至明至健如颜子，不易为克己之学！而主敬行恕，亦可至于无己可克，故欲人审己而自择”；“更其后，始有今本《集注》之改定。主敬行恕而有得，虽亦将无己可克，至明至健之资，虽不能人人如颜子，然克己工夫，则凡为学者不可以不勉”④。并证以《朱子语类》，详细分析，最后断定“克己”工夫经由这五个阶段，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替代“敬”成为孔门“传授心法切要”。“克己”工夫在前三个阶段确实如其所说，地位不断升格，然第四阶段只是强调了“克己”工夫较“主敬行恕”更难做，又言“主敬行恕”亦可实现“无己可克”，故朱子让人量力选择做“克己”工夫或“主敬行恕”工夫。而第五阶段只是在第四阶段的基础上，突出“克己”工夫对于学者的重要价值，仍然没有体现出“克己”比“敬”更重要，更无论取而代之。该文论证“克己”替代“敬”，是根据钱穆指出的旧本《集注》“则固无己之可克”与新本《集注》“亦将无己之可克矣”中“固”与“将”二字表现的“当然”与“未必然”的语气差异。这一论证缺乏说服力，“将”字虽然表示对未来行为的预判，确实具有非必然的特性，但在原文中，朱子用“将”字表明的是肯定“敬恕”能够至于“无己可克”。
  焦德明《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一文指出，钱穆先生的考证没有参考同时期的语录之外的书信材料，忽视了所引材料的完整性，且对“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缺乏详细的分析，因此其说并不能完全成立。该文认可朱子对于“克己”工夫的理解有前后之不同，但又强调朱子晚年并无工夫重心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和应机设教”①。焦德明与许家星的观点相合，认为“克己”与“敬”在作为两项工夫的意义上不可相互替代，并说明其缘由：“敬”对心的涵养建立在压服私欲的基础上；“克己”很难下手，只能通过“敬”下手；“敬”能够保持“克己”的成效。焦德明将克己重要性的上升置于“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理解，认为“所谓以‘克己’代‘敬’，只是强调‘力行’而已”②。
  上述“克己”与“敬”之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钱穆所提出的“克己”代“敬”的观点展开。总体而言，反对此观点的一方似乎占据上风，然其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结语
  就上述有关朱子“克己”思想的研究来看，对于朱子“克己”诠释的研究愈趋多元化，研究成果也蔚为丰富。不过，绝大多数研究驻足于朱子“克己”诠释，分析其合理性，抑或仅将朱子对“克己”的解读作为《论语》“克己复礼”诠释中的一种加以赞同或反驳，仅有少数研究就朱子的“克己”思想展开论述，但并未全面揭示出朱子的“克己”思想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朱子“克己”思想研究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还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展。
  第一，从朱子的“克己”思想出发，思考“克己复礼”为何“为仁”。以往不少研究都着眼于孔子本意，并以朱子“克己”诠释是否切合孔子本意作为评判其优劣的标准。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与前圣先贤之思想相契合，而在于达到了圣贤的水平，尽管朱子是为《论语》作注。而以朱子的“克己”思想探析“克己复礼”为何“为仁”，有助于辨识其理论的深邃圆融与否。
  第二，系统考察朱子“克己”思想所涉及的理、气、心、性、仁、礼、公等范畴的关系，界定“克己”在其理学体系中的地位。朱子的“克己”思想甚为繁富，涉及其理学体系中的许多重要范畴。因此，研究朱子的“克己”思想有必要考察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厘清朱子的“克己”思想与其理气论、心性论等思想的关联，从而准确把握朱子“克己”思想的理论定位。
  第三，论明朱子“克己”工夫当如何做。朱子认为“克己”工夫非常之难，须知察体认出己之私意，随后果决克去，非颜子之贤而不能胜任。又说：“颜子虽是勇，然其著力下手处也可做。”①不过，“克己”工夫是心上的工夫，要将这种心上之工夫论说清楚，具有一定的困难。
  第四，发掘朱子“克己”思想的现代价值。朱子的“克己”思想兼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工夫论意义上的实践价值。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有必要思考朱子的“克己”思想对于纷繁复杂、欲望膨胀的现代生活，是否具有切实的价值。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①（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5页。 ②束景南：《序一》，《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第1页。 ①和溪：《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第40—48页。 ①束景南：《自序：朱熹的心态世界》，《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①（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3页。 ①吾妻重二：《朱子学再考——关于“三纲五常”》（朱子学再考——「三綱五常」をめくっ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20年第13期。 ②松宫贯之：《有关〈朱子语类〉所见“下学上达”的熟思想与〈书谱〉的考察》（『朱子語類』に見られる下学上達」の熟思想と『書譜』に就いての一考察）,《汲古》2020年第77期。 ③阿里木·托和提：《日中儒学的比较思想研究——面向解体与重构》（『日中儒学の比較思想史研究——その解体と再構築に向けて』）,东京：明石书店,2020年。 ①土田健次郎：《观心》（「心を観る」）,《东洋的思想与宗教》2020年第37期。 ②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编委会编：《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朱子学とその展開：土田健次郎教授退職記念論集』）东京：汲古书院,2020年。 ③垣内景子：《朱子与两位亚圣》（朱子と二人の亜聖）,《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2020年。 ④宫下和大：《朱熹言说中的负债感情考察——以君臣关系与家族关系之恩为中心》（朱熹の言説における負債感情の考察——君臣関係と家族関係における恩を中心に），《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2020年。 ⑤阿部光麿：《作为主张的“福善祸淫”——仁斋与藤树各自的教导》（主張としての「福善禍淫」——仁斎と藤樹。それぞれの教導）,《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2020年。 ⑥清水则夫：《关于18世纪上半叶的朱子学者——徂徕之后的朱子学者》（十八世紀前半の朱子学者について——徂徕以後の朱子学者）,《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2020年。 ⑦具体请参考《2020年度日本朱子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目录》。 ⑧参考下川玲子：《朱子学之理的确立——16、17世纪的思想史上的意义》（朱子学的理の確立——十六·十七世紀の思想史的意義），《日本思想史学》2020年第52号。 ①下川玲子:《朱子学之理的确立》（朱子学的理の確立），《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2020年第35期。 ②片冈龙：《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16世紀後半から19世紀はじめの朝鮮·日本·琉球における「朱子学」遷移の諸相』）,春风社,2020年。 ③松川雅信:《儒教礼仪与近世日本社会——暗斋学派的〈家礼〉实践》（『儒教儀礼と近世日本社会——勉诚出版社,2020年。 ④汤浅邦弘：《中国思想基本用语集》（『中国思想基本用語集』）,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20年。 ①Diana Arghirescu，“Spiritual Discipline,Emotions,and Behavio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Zhu Xi's and Qisong's Commentaries on the Zhongyo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hilosophy East&West70.1(2020):1-26．②Diana Arghirescu，“Song Neo-Confucian Conceptions of Morality and Moral Sources(ZhuXi):Connections with Chan Buddhism，”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47.3-4(2020):193-212.① Zhaokun Xin，“A Fatal Encounter:Anger,Ritual,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uiews41(2019）:1-24．② Kai-chiu Ng,Yong Huang eds．，Dao Companionto ZHU Xi's Philosophy(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0）。笔者很感激朱人求教授提醒笔者这部论文集的出版，特此致谢。 ①Ying-shih Yii, Charles Yim-tze Kwong tran., The Religious Ethic and Mercantile Spirit in Early Modem China,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oyt Cleveland Tillm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②Hoyt Tillman, “Chinese Responses to Max Weber's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Yü Ying-shih as a Significant Example，”Oriens Extremus56(2020):73-100.③Нiu Yu Cheung, Empowered by Ancestors: Controversy over the Imperial Temple in Song China (960-1279),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1.①金德勒文学词典（KLL）或金德勒新文学词典（KNLL）是一本德语版的世界文学作品百科全书，几乎摘录了所有语言中最重要的文化作品。 ①或可暂译为《宗教与多元主义》。该书向德语读者介绍了迄今为止主要以英语进行的多元主义和宗教辩论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动力。例如跨文化的宗教体验；宗教心理学论点；宗教对真理的主张；面对真正多元化的宽容要求等内容。 ①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8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 ③杨简：《杨简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4页。 ①罗洪先：《罗洪先集》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②罗汝芳：《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③同上，第353页。 ④毛奇龄：《四书改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4页。 ⑤同上。 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6页。 ①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1页。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五，《安徽丛书》第四期刊本，第19页。 ③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页。 ④同上。 ⑤陈淳：《北溪大全集》，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编修汪如藻家藏本，第202页。 ①蔡清：《四书蒙引》，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年影印版，第429页。 ②王鸣盛：《蛾术编》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258页。 ③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78—279页。 ④同上，第281页。 ⑤同上。 ①方东树这里实际上是回应焦循，焦循曰：“刘光伯‘嗜欲与礼义交战’之言，意主楚灵王，因上文有‘不能自克’语，望文生义耳，与《论语》何涉？邢叔明剽窃之以释《论语》，遂开《集注》训‘己’为‘私欲’之论，与全部《论语》‘人’‘己’对举之文枘凿不入矣。”（第48页）然此说实为杨简提出。 ②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5页。 ③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①査昌国、吴海波：《“克己”重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②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③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争议》，《台大历史学报》，2001年第27期。 ④同上。 ⑤许家星：《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①孙凡青：《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宋健：《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孔子研究》，2017年第2期。 ③同上。 ①郭园兰、肖勇明：《<论语>“克己”诠释之汉宋分野：从多维视域考察》，《求索》，2017年11月。 ②肖永明、郭园兰：《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③郭园兰：《从<论语>“克己”诠释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原道》，2017年第2期。 ④同上。 ⑤乐爱国：《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与“身能反礼”——兼论朱熹晚年对克己与复礼关系的阐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①王亚中：《克己与由己——<论语集注>“克己复礼”章意蕴探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同上。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 ④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6页。 ①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2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四川：巴蜀书社，1987年，第341页。 ③许家星：《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④乐爱国、陈昊：《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学术界》，2016年第10期。 ①焦德明：《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中州学刊》，2019年第12期。 ②同上。 ①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