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禅宗伦理就是佛教伦理，但在朱熹看来，禅宗伦理是佛教伦理的否定。朱熹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这里选择几个案例考察。首先，无礼害道。即认为禅宗伦理无视礼仪、伤害伦理。朱熹说：“若如禅者所见，只看得个主人翁便了，其动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无礼，子须当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爱牵动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处。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览《四家录》，有些说话极好笑，亦可骇！说若父母为人所杀，无一举心动念，方始名为‘初发心菩萨’。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则同，所作工夫则异，岂可同日而语！”①目睹“父母”被无礼，甚至被杀害，作为子孙的禅僧竟然丝毫不举心动念，还美其名曰“初发心菩萨”。所谓“初发心菩萨”，本意是指初发心时便成正觉，知一切法真实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悟。而依朱熹的判断，禅宗的主张是，即便父母被人无礼，儿子亦可袖手旁观，足见禅家伦理之虚伪，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初发心菩萨”了，反而是“乱礼害道”。其次，无缘之爱。朱熹说：“禅家以父子兄弟相亲爱处为有缘之慈。如虎狼与我非类，我却有爱及他，如以身饲虎，便是无缘之慈，以此为真慈。”②在朱熹看来，佛教之“慈”分两种，一是有缘之“慈”，一为无缘之“慈”，而以无缘之“慈”为真慈。因而从根本上说，佛教之“慈”是不需要缘由的。朱熹说：“释氏说‘无缘慈’，记得甚处说‘融性起无缘之大慈’。盖佛氏之所谓‘慈’并无缘由，只是无所不爱。若如爱亲之爱，渠便以为有缘，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③所谓“无缘大慈”，是指虽是无缘众生，但是也发大慈心，以种种方便令种善根而救渡之。而朱熹理解为“抛弃血亲之爱”，因而是对建立在血亲基础上儒家伦理的根本颠覆，所以无义理可言。再次，举止无常。朱熹说：“释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胫坐也得，叠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将见喜所不当喜，怒所不当怒，为所不当为。他只是直冲去，更不理会理。吾儒必要理会坐之理当如尸，立之理当如斋，如头容便要直。所以释氏无理。”④朱熹认为，佛家只在意“坐”“行”动作本身，怎么舒服怎么坐，所以正坐也行、斜坐也行、交胫坐也行、叠足坐也行，根本就不考虑同坐对象和周围环境；而且，遇见不当喜之事，僧徒却以之为喜，遇见不当怒之人，僧徒却以之为怒，遇不当为之事，僧徒却欣然而为之，根本就不考虑所以喜之理、所以怒之理、所以为之理。因而朱熹得出结论说，庄老之学固然绝仁弃义，但毕竟未绝，佛教固然有背伦理之操作，但尚有慈悲，而禅宗彻头彻尾将道德伦理扫荡除尽，朱熹说：“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①对朱熹而言，禅宗在言行举止上的无拘无束、放荡不羁，不仅是对儒家伦理的冲击，亦是对佛教伦理的荡涤。那么，朱熹对禅宗伦理的理解是否合乎实际呢？
  朱子言禅宗“若父母为人所杀，无一举心动念”，言禅宗“弃父母而不养”，言禅宗“坐立无常”，等等。可以说，朱熹的这些理解和批评都是有失偏颇的。《楞伽经》云：“佛告大慧：云何五无间业？所谓杀父母及害罗汉，破坏众僧，恶心出佛身血。大慧，云何众生母，谓爱更受生，贪喜俱，如缘母立。无明为父，生入处聚落。断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诸使不现，如鼠毒发，诸法究竟断彼，名害罗汉。云何破僧，谓异相诸阴和合积聚，究竟断彼，名为破僧。大慧，不觉外自共相，自心现量七识身，以三解脱无漏恶想，究竟断彼七种识佛，名为恶心出佛身血。若男子女人行此无间事者，名五无间，亦名无间等。”②所谓“五无间业”，是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恶心出佛身血。此五种行为能招感无间地狱（五无间狱）之苦果，故以名之。按佛祖的旨意，杀害父母，必须下地狱受惩罚。但这里所谓“母”是指“内在的爱心引发情欲和贪著喜爱的感觉”，所谓“父”是指“内在的一念无明”，因而禅宗所谓“杀父母”，是断“贪痴”“无明”二根本。而且，所谓“逢佛杀佛、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是禅宗境界的特殊表达，因为一般说来，没有人能做到“逢父母杀父母”，如果连见到父母都能起其杀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境界不能达到呢？所以“逢父母杀父母”纯粹是一种诡辞。既然佛祖断定杀父母者下地狱，既然禅宗所谓“杀父母”只是断“贪痴”“无明”二根，既然禅宗“杀父母”是表达最高境界的诡辞，那么，禅宗“杀父母”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杀父母。《四家录》为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等四高僧语录汇编，其中的思想应该与《楞伽经》一脉相承。因而所谓“逢父母杀父母”，绝不是朱子所理解“无礼害道”。《楞严经》云：“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③这是说，那些遵守戒律、践行伦理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会获得奖励，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禅宗言行举止斥为“坐立无常、放荡不羁”。《维摩诘经》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而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比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疾何所起因？菩萨疾者，以大悲起。”①这是说，菩萨与众生一体，众生乐，菩萨乐；众生苦，菩萨苦，与天下人同苦共痛，而父母与子女同苦共痛，何来“弃父母而不养”？可见，禅宗伦理既具有超越性，又不否定血亲之爱。如此说来，朱熹关于禅宗伦理的理解和批评，表明朱熹未能对禅宗相关思想的传承脉络有清晰的认识，亦未能对禅宗经文中义理意蕴有准确的理解。事实上，自佛教而禅宗，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深蒂固的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从未丧失。《坛经》云：“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②这就是“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慈有未尽处”的大爱！这就是普度众生的胸怀！既然宇宙万物无不为其所爱，怎么可能会有伤害自己父母的念想呢？因此，既然对禅宗伦理的理解和批评如此片面，朱熹理学怎么可能为禅宗伦理留有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