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理学不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而且也有庶民百姓的受众，当且仅当通过世俗化之路，将儒学真正植入草根群落，得到百姓认同，并化为百姓日用，才算得完成儒学精神之切实传承。朱子理学与百姓日用之结合，我们不妨称之为理学之生活化、世俗化，以别于知识精英之思想化、体系化，这一世俗化之路，也是将思想理念普遍化实体化之路，唯其如此，儒学的真精神通过理学的形式，在百姓日用之中开花结果，这一思路对我们当下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建设也不乏借鉴价值。
  朱子理学世俗化之路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
  其一，以《小学》之教对接《大学》之道，制《童蒙须知》养圣贤品格。
  其二，订“书院揭示”明天理人心，融道德伦理济民，“教天下小人”。
  其三，作《家礼》修《祭仪》，兴宗祠续族谱，以祠堂墓地祭祀，通天地人鬼物我，以“礼”“履”合“理”，在生命观念与道德践履中，超越个体存在之阈限。
  朱熹《小学书题》云：“古者小学，教人以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小学辑说》进一步强调：“但须庄敬诚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
  朱子《童蒙须知》涵盖“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扫洒涓洁”、“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等内容，并逐条列举，要求一一实施，在原序中明言，“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在列举诸多事宜规范要求与操作细节之后，朱子概括主旨，“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原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如果说朱子“小学之教”重在对孩童的习性养成的话，那么可以说，朱子有关书院学规更是从义理到修身、从为学到为人的关联中回归儒学传统，并倡导士人以理修己，示范庶民，将伦理规制等理学要义，下移到社会中下层。
  中国书院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规当属朱熹撰写并颁行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修葺白鹿洞书院，次年设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白鹿洞书院揭示》。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将《白鹿洞书院教条》颁于岳麓书院，对岳麓书院的教学与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说，岳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是有血缘关系的，是朱子办白鹿洞书院经验的推广之地。到宋淳祐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并成为南宋以后700多年中国古代书院教规的范本，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其正文内容为：
  白鹿洞书院揭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于左，而揭之楣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由此可见，朱子制定的学规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伦、修身、处世、接物等伦理要义，在他看来此乃“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而且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让士人习得理学家的思想理论，秉持儒家的道德理想，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努力去做道德完善的人。
  从消极面而言，朱子有感于时下读书“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的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教育异化现象，希冀接续儒家“为己之学”、“成人之学”之传统，恢复伦理教化、道德示范之理路，此即“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其实也正是将先秦儒家之道统发扬光大。正如元代著名大儒吴澄描述南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特点所言：“开宝之肇创也，盖唯五代乱离之余，学政不修，而湖南僻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元·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朱子以此道统传承与下移功莫大焉。
  另外，“中国社会进入宋代，作为普遍伦理的平台终于形成了，这就是家族或者宗族。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特点或组织形式是普遍的聚族而居，这种基层社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吾淳：《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页）士大夫与思想家们于此大有作为，如北宋欧阳修编纂了《欧阳氏族谱》，苏洵编纂了《苏氏族谱》，开后世谱牒编修之风气——此前专属达官贵人的血统传承脉络印迹的谱牒系统，逐步下落到平民百姓家，构成了基层的家族、宗族形式，于是，黎民百姓也便有了“家”（家族、宗族）的归宿感——伴随着家族、宗族形式诞生的，还有祖训族规、家礼家法乃至族学等制度，使得儒家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普遍落实。
  儒家“家国同构、家国同治”的政治理念下移入驻寻常百姓伦理生活，并以简洁明了的言辞出现在家训族规之中。在众多家训族规中，尤以朱熹《家礼》影响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意义也深远：
  从理性上讲，传统社会，个人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宗族家庭。
  祭祀文化便聚集了家族成员，凝聚了族人人心。
  个人人生的价值往往体现于对家族的兴旺发达上，生命意义彰显于光宗耀祖中，呈现为由内及外的对生命事业正能量的传递与助推上。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伦理精神可以消解现时代人们的隔膜感、孤立感，有助于人们在加强自身素养提升的同时，确立个体人生之志业，为生命拓展调整方向，协同家国大业复兴。
  从文化认同意义上说，在宗庙举行的祭奠仪式里，面对先祖亡灵，家族内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被召唤出来。
  文化犹如中华民族生命延续的基因符合，人文精神传承的活水渊源，其人文价值无法估量。在现实生活中，墓地、祠堂、灵牌、家谱，往往比正史更重要。祭祀是活人对神灵、祖先或死者表示敬意的一种仪式，是国人对生命“慎终追远”的求索与反思，是忠孝之心、人性之善的集中体现。祭祀常以仪礼进行范导，祭祀文化往往以“礼”为关键。“礼”通“醴”，代表向神灵致敬的祭品；“礼”通“履”，表示向神灵礼敬的行为本身，而这种践行所求，乃指向现世福祉。合而言之，“礼”乃神人交流沟通，而在活动中能够真正打动神灵、沟通神人的，是“美德”，即“明德唯馨”，这就是祭祀的精神内核。借用杜甫《望岳》的说法：“邦家用祭典，在德非馨香。”祭祀仪礼虽变动不居，但祭祀精神恒常不易。这一基本精神正是我们华人安身立命、薪火传承的制胜法宝，也是世界生命文化大观园的靓丽风景。
  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而朱子理学世俗化之路，可以为此提供些许借鉴与启示。

①曾勇，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