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评价始终是围绕嵇绍应不应仕晋展开的。朱熹明确主张嵇绍不可仕晋，“绍不当仕晋明矣”①，嵇绍仕晋是背父不孝的行为，即使以后为晋惠帝死难也不抵此咎。原因为其父嵇康无罪被司马昭诛杀，嵇康是魏臣，作为其子，嵇绍应该复仇，即使因时势难以为之，也至少应该避世隐居，而尤不可仕仇君之朝。朱熹反对子仕仇君之朝，他答门人子升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时说：“不可。”此无可选择。当然，随着时世变迁，到了孙曾时代，情况可有变化，“世数渐远，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有出仕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亦须知“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权也”②，不仕的原则立场和权的变通之宜分野区别仍然是必须明白的。
  嵇绍最有价值的行为选择是向司马氏复仇。对儒家尤其是公羊春秋所主张的大复仇理论，朱熹基本上是赞同的。他评价伍子胥为其父复仇楚平王时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③赞成伍子胥复仇于楚平王的行为，当然若受诛者本有罪则不在此类。复仇不仅是适应于臣为君报仇，也适应于子为父报仇，即使仇者是君主，它是适应于父子和君臣两伦的。“然则其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有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有天下也”，所不同的只是庶人，百姓报父仇“未及五世之外”，而“有天下”的君主，“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①，是没有世代时期限制的。这里“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一段是孔子回答子夏问，载《礼记·檀弓上》。朱熹通过引据典籍和转述孔子之言阐述了儒家的大复仇思想。
  比较嵇绍仕晋行为与历史上相似行为是评价嵇绍重要的参考标准。朱熹首先进行的是嵇绍与同时代的王裒比较，王裒是晋武帝谋臣王仪之子，王仪也被晋武帝无罪诛杀。后晋室招王裒进朝入仕，王裒拒招隐居，朱熹赞许之。“而裒不仕，乃过于于厚者”②，王裒不仕是忠于孝道的表现，尽了职责，值得提倡。况且王仪是司马昭的军师，是晋臣，而嵇康是魏臣，拒绝入仕被诛杀，两者很有区别。“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司马昭与王裒非异朝之君，若仕也有可说之理，本无事异朝之君这层障碍，王裒拒仕是孝道高于君道的一个榜样典范。嵇绍与其相去甚远。
  嵇绍仕晋也不能与管仲不死公子子纠而后仕于齐桓公、魏徵先仕李建成而后仕于李世民相比较，他们的情况不同。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和魏徵不为李建成死节且后皆仕杀故主的仇人，衷心辅佐，屡建奇功是有原因的，主要为尊周室、攘夷狄、存华夏和一统天下。“管仲不死子纠，圣人无说，见得不当死”，后又有奇功伟业，“郑魏公则是前仕建成矣，不当更仕太宗，后却有功”，此二人不死节都是事出有因。所以可说魏公“功可以补过犹可”，“管仲则前无过而后有功”①，情况不同于嵇绍。朱熹此项比较评价的取向标准是出仕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管仲和魏徵都只是故主被杀，还都不是其父无罪被杀，他们都没有涉及孝道，没有涉及父子一伦。
  在阐述对嵇绍仕晋行为的评价后，朱熹对司马光关于嵇绍荡阴死难可补偿仕晋之咎的观点提出质疑。司马光也认为嵇绍不应仕晋，但后在荡阴为晋惠帝死难可补不当仕之咎，“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②。朱熹说：“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③，虽然嵇绍确有其忠，也不能赎入仕之咎。因为“既策名委质，只得死也，不可以后功掩前过”④，一旦入仕为臣，则当尽臣之道，尽忠死节是正常的，此只是尽了臣道，是君臣关系，与以前违背父子之道是两回事，后臣道之忠不能掩盖和弥补前孝道之失，不能相混为一。“事仇之过，自不相掩”，温公之言有误。对嵇绍的讥讽批评，是从入朝仕晋而不是从仕晋后是否尽君臣之道开始的，因此也不是尽忠君所能抵偿和弥补的，为其不能和无法“免也”，故“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⑤。嵇绍仕晋伊始讥讽就随之而起，就批评此是不尽孝道，非孝子之举。因为父子之道是一个独立的人伦范畴和理念，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意义，并不依君臣之道和随君臣之道而起的。实际上，其价值意义高于君臣之道、重于君臣之道，因此即使嵇绍后来有忠君表现也无法抵偿以前不孝之咎。应该看到，对嵇绍仕晋评价朱熹与司马光是有重要区别的。司马光曰：“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也认为因嵇康无罪受诛嵇绍可以不仕晋室，但没有做绝对性的要求，不明确断言不可仕，只说不仕“可也”，“可也”是有或然性的评断，可不仕，也可仕。司马光没有完全否定和批评仕，同时还没有绝对要求不仕，只是指出了不仕有合理性，可以谅解。所以，司马光对嵇康仕晋的批评是温和的，对于其仕和不仕的要求是有伸缩性的。而且，从举禹父鲧因治水不力被舜诛后仍事舜的例证，认为父子是私，臣君是公，赞扬舜不敢以其私而“废至公”观点看，他还是主张嵇绍可以而且应该仕晋的。①司马温公更没有嵇绍应该复仇的观点。
  而且，司马光以舜杀鲧做司马昭杀嵇康而后嵇绍仕晋的例证，有逻辑背悖，容易引起误评。一方面承认嵇康死“不以其罪”，另一方面又用舜杀鲧有理为例证，颇不类不伦。有罪受诛者是不能与无罪受诛者视为同类的。这有意无意把嵇康受诛也视为有罪受诛之例，客观上影响到对嵇绍仕晋性质的评价。实际上，朱熹其前的一些史论正是按照这一路向运作的，北宋胡致堂著名的《资治通鉴》评读即是如此。“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为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书曰：诛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尔。何以见其服乎，以禹观之，子尚不能以殛其父为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谓天下咸服。如绍者终身不仕晋室，如王裒可也。”但嵇绍却“忘父之怨，而从於禄仕之利”②，仕晋是错误的。胡氏先说禹不念其父被杀而事舜的合理性，后又批评嵇绍忘父仇仕晋的过咎，颇有些不伦不类、不着边际。清儒郭蒿焘说：“崇安胡氏《读史管见》”，“或因古人之事，传以己意；或是一己之辨，求胜前人，多失其平”。①看来，郭氏评胡氏是有道理的，但胡氏此评的路向思路是循从司马光的，两评大体相同。朱熹不赞同司马光评价，首先着力区别舜杀鲧与司马昭杀嵇康的性质有异，是有道理的。
  朱熹的嵇绍仕晋说在朱熹在世时就有接受者和同调。户部右曹郎官王回做《嵇绍赞》，否定嵇绍之死是尽忠“死得其所”，是“行于乱世不汙，而能卒以忠为烈，非其积累，明于仁义，孰能自信如此耶”的观点。嵇绍不是素积仁义、临难自信的，也不值得后人效法赞颂。其父非“犯有司”，是为晋篡魏重要障碍而无罪受诛，“特晋方谋篡魏，忌其贤而见图”。嵇绍实是“兼父与君之仇者也”，嵇绍若“力不能报，犹且避之天下，”但他却“为仇人子孙死而为之，”“岂不谬哉！”②嵇绍是不值得“颂”的。显然，王回的评价是遵循嵇康无罪被诛和嵇绍不应仕晋这两个要点的。
  明儒吴廷翰明确批评嵇绍仕晋是有君道而无父道。“嵇绍荡阴之节，君子多与之。然父为人杀，非其罪，力不能仇，忍复仕乎”，嵇康无罪被诛，嵇绍不能复仇，尚有可原，但岂能复仕其朝。“父仇不报，委身以事，而复为之死，是有君臣而无父子也，宁免君子之议乎？”嵇绍委身仕晋，更为之死难，不报父死，这种违背父子之道行为，受到后人讥议是难免的。讥议之要是在违背父子一伦，而不在忠君一伦，违背父子之道即使是遵从君臣之道，同样也要受到批评和讥议。司马光“或以绍之仕晋，苟无荡险之节，几不免君子之议”①的观点是错误的。顾炎武则说：“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②指出，嵇绍仕晋三十余年，忘父久矣定能以荡阴死难而赎其罪，况且所事又非君。
  王夫之对嵇绍仕晋而死难行为的评价更苛刻、尖锐。他首先明确指出“嵇绍不可仕晋”，而一旦仕晋按照臣道要求则必然要为其死，“仕而恶可弗死也”，这就决定了死不得其所，“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不仕是决定不死于非所的前提。“父不受诛，子弗仇焉，非心也”③，嵇康死于无罪，绍不报父仇是无良心，无父子人伦的。
  如果说朱熹还承认嵇绍荡阴死难是忠的性质，还是在承认忠臣行为的基础上进行与仕晋之咎的功过比较的话，王夫之则完全否定了荡阴之死是忠的行为，倒是不仁和愚昧之举。“绍盖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愚哉其不仁也”，绍仕不当仕之朝，又以父母所予之身为有父仇的昏庸之君死难是不仁且愚昧之举，无忠义可言。而是“逆先人之志节以殉仇贼之子孙”的不仁不智行为，是“妄人之妄，自毙而已矣”。嵇绍死不得其所，而死不得其所者乃是刑戮之民，“死而不得其所者，谓之刑戮之民。而谁邪？”嵇绍应为刑戮之民。王夫之痛愤地设问，嵇绍的荡阴之血，为何“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为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反倒“洒于司马氏之衣呢？”①王夫之指出，“嵇绍忘怨而忠其君”，“几于悖”也，忘父仇而效忠惠帝是忠孝相悖，“绍能死而不能不仕也”，他能够为惠帝死难以尽所谓臣道，却不能不仕而尽孝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忠义之举。因此，对嵇绍“许之孝而不得，则许之忠而亦不得已”②，嵇绍不可许之为孝是自然，许之为忠也是很牵强，很悖理。完全否定嵇绍有忠君行为是王夫之评价的重要特点，这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朱熹承认嵇绍死难是忠君行为，明儒中从朱说者程潜说，晋惠帝时朝政昏暗、士风颓败，“独嵇绍一死，遣芳万古，凛乎其可敬也”③。赞扬了嵇绍死难是其时难得之举，流芳于古的。所以，王夫之此说对嵇绍评价有深化作用。

①肖美丰，芜湖市委党校教师。 ②《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①《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③《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1页。 ①《朱熹集》卷七五《戊午谠议序》，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1页。 ①《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9页。 ②《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③《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④《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9页。 ⑤《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①《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②《致堂读史笔见》第六《晋纪·武帝上》，载阮元辑《宛委别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①《彭笙陔明史论略序》，载《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②《嵇绍赞》，载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①《吴廷翰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页。 ②《日知录》，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页。 ③《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23页。 ①《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43页。 ②《船山全书》第5册《续春秋左传氏博议卷下》，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92页。 ③程潜：《明断编》，《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