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伦理以纲常名教为要义，以忠顺原则为核心，是属于旧时代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历史的产物。其历史地位如何，自然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今天的历史固然是昨天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但绝不是简单乃至随意的推演。从传统儒学中不可能推演出马克思主义，尽管有些学者一直在那里很努力寻找、论证孔孟与马克思的会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从本源上说，既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体现人类共同进步方向的文化。我们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应着重现代要求和科学要求，而现代和科学的交汇处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充分的自由与民主。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利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传统落后的意识形态借尸还魂。从历史和现实看，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敌人都是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往往会结成盟友。在这一特殊的结盟中，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常常能够得到迅猛增强，同时客观上也易于为封建主义提供强有力的庇护，以至于遗祸深重。就社会形态发展进程而言，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无疑要文明得多进步得多，而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文化所能为社会主义文化继承汲取的因素自然也是多得多。但过去由于国际政治两极对峙、本国“封建残余”这一类实际上根深蒂固之专制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民族感情的作用，使我们在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引纳了体现宗法专制统治价值精神的儒家伦理思想，从而妨碍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过长期而反复多次的深刻教训的。
  事实上，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继往开来从西方引进天赋人权理论、自由平等学说、民主共和思想，直至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于半个多世纪前取得胜利，这一切都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其结果是空前地壮大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团结，迅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步与发展。毫无疑问，在思想文化这一领域继往开来的引进，并没有使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失去特色，忘记所以立足的祖国。反之，鸦片战争以后，如果先进的中国人未能以创辟的胆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承前启后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启锢蔽，寻找真知，而是与历来的顽固派一道联袂而行，只会照抄古圣先贤的老谱，深闭固拒，却以爱国惠民自许，那么，今天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怕是很难想象的。1901年，梁启超曾作《自励》二首，其二为：“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①诗中深刻述说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极其艰难与曲折，展现了先驱者勇猛精进无所畏惧的崇高品格，非亲历身受者莫能道，值得后人反复吟诵而深长思之。
  儒教立国和儒学治国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坚持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希图返本开新的一些学者，由于对旧传统的迷恋和对历史的误解，甚至认定中国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最符合中国国情；断言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理论导向足以“返本”，而难能“开新”。虽意出爱国，而难免于误国。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已然不攻自破；而中华民族精神以至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也在秉持固有优良传统与规抚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获得创造性的升华。然而，由于固有传统还具有非同一般的惰性与惯性，时有论者在振兴中华论题中片面强调要弘扬以至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甚至于明言就是要打包了“三纲”德目的传统文化，提出“重新回到‘三纲’的本义……找回中华民族今后的正确方向”①；而对引进旨在培育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颇多犹豫，甚至横加干扰阻碍。这样的现象并非少见。至于割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谈继承借鉴而专讲对立批判，总是纠缠于姓“资”姓“社”或者孰“中”孰“西”的讨论，乃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即来自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潮坐立不安欲迎还拒，或借口国情不同而顽然自圣，凡此种种，在30多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时见起伏翻腾。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民族感情掩盖下民族传统文化顽强惰性的折射。
  居今之世，我们对于中外文化的选择取舍，应取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不能再只注重情感判断而忽略了理性判断。换言之，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为标准决定对古今中外文化因子的取舍。而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背着因袭的重负，尤其要警惕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大树上”①的落后的观念意识。回顾既往，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儒家伦理价值观这一近代化的逆向精神因子，总能在民族救亡的大旗下获得庇护以至发展。康有为从托古改制走向复古守旧，孙中山从规抚西方民主共和学说到提倡弘扬包括“固有的旧道德”在内的所谓“我们民族的精神”，两者虽有差距，却是一样没能完全摆脱传统儒家伦理束胸缚腿式的羁绊。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根深蒂固叶茂，往往很容易成为近代以来人们走出中世纪时无形而又沉重的精神障碍。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反封建志士到后来却被封建俘虏了，做了俘虏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②。百多年来，叱咤风云领袖群伦的时代英雄人物中，成为这类历史悲喜剧主角的，代不乏人，绝非个别之谓也。三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间也有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误，教训极其深刻而尚待深入的总结和反思。从理性层面看，这挫折与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却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无干。人们不应该忘记，“文革”十年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亿万群众凝聚起来如醉如狂，其思想根源既不是古代社会未占统治地位的佛教道教，也不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从西方文化库中引进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学说，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的千百年来起支配作用的传统儒家伦理的幽灵在新时代里借尸还魂式的回荡。正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演变诸假想敌的旗号下，传统儒家伦理许多明显落后于时代的价值原则，延续其服务专制统治的职志与功能，披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闪亮时装，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神圣标签而畅行无阻，结果导致神州大陆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横行。尽管孔夫子当时也是挨批的对象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伦理那些陈腐的价值原则早已随同云散风流。究其实，只不过是换上了炫目的现代装饰而已。许全兴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①这一论题的提出，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性反思，深具现实意义，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对如何理性认识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也富有启发作用。
  儒家伦理思想从来就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走出传统专制政治的绝谷，以迈进民主政治的通途，无奈政治转型仍是一个困局。从伦理视角进行反思，会有助于最终突破困局、穿越困谷。历史的经验已一再表明，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专制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无论如何“返本开新”，也生长不出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性精神。实行家长制式的专制政治统治，必然提倡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思想的实践奉行，必然促进专制统治的恶性发展。①浸润日久，习焉而不察，在儒家伦理血亲面纱的温情笼罩之下，远不是每一个被支配者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支配。迨至近代以降，即使不提倡或者公开反对儒家伦理的叱咤风云式的领袖人物，骨子里其实也潜藏着绝对服从长上的儒家伦理精神，而厉行其家长专制式的统治，以至酿成空前的历史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最近30多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与各种陈腐思想因子的影响，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至今日，现行具体制度中，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确乎阴魂不散，其消极影响和习惯势力所铸就的诸多弊端，仍远未得到彻底的革除，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阻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迟滞了前进的历史步伐，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历史周期律的严峻考验。正如老一辈政治家任仲夷所指出：“由于长期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因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在很多领域中影响和阻碍着我国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根源于此。事实证明，我们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的阻力，最根本的仍然是封建主义。”①
  显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实生活中仍然延续着的这种渊源久远积淀深厚的传统家长式专制政治文化，都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增强现代社会条件下民主执政能力建设的大敌。应该说，根除儒家伦理一类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的新征途上必须坚持不懈的历史任务，也是继续坚持实践“三个代表”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继续努力革除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的家长制现象的同时，还要注意彻底摆脱深沉积淀的儒家伦理这一专制主义思想潜网的无形羁绊。
  在澎湃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必将退出历史大舞台，而从传统家长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更新为现代自由平等的新道德体系，同样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必然。任谁都无法扭转这一历史的趋势。诚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处此革故鼎新之际，醉心于照抄古圣先贤那千年一贯的老谱是无济于事的。诚如李申在评述孝道时所指出：“古人能为当时的社会创造出孝道，以解决他们的社会、政治问题，我们也应能想出更好的法子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否则就是有愧古人，而无启于来者。”②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取和创新，完全割断传统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地需要批判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要注意避免以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改革开放。儒家伦理思想对克己修身这一道德修养理论的目的、要领与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已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见解，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有特色的自我纠错理论体系。这是儒家文化中很值得批判继承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但只有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相结合，才能积极充分地发挥道德引领作用。此外，对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某些合理内核，经过扬弃其具体的阶级内涵，如“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等等，作为一般道德原则，当然仍然可以为我所用，以为有益的补充，但绝不可能以复兴传统伦常为指归。传统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之说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把重建儒家伦理一类旧道德体系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民族特色”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总习惯于引用旧道德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人们的个性觉醒和行为选择；或者在发思古之幽情时，就为古人学说涂上现代油彩，并常常慨叹人心不古。这正所谓：对往昔事物的无限激情，恰恰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缺乏信心。把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等同于民族虚无主义，并不是接近科学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更有比儒家伦理思想富有平等自由精神而颇具光彩的文化传统在，如老庄张扬个性与自由的精神、墨子的兼爱与平民思想、杨朱贵我与重生的学说等等，扬弃后拿来，当更有益于今天民族精神更新、转型与升华。不要一提起中国文化，就不管东西南北，只是一头撞进孔家店里转圈圈。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①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47—52页。 ①陈旭麓：《陈旭麓文集》（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②陈旭麓：《陈旭麓文集》（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①许全兴：《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2期，第25—27页。 ①王垒：《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第110—115页。 ①任仲夷：《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第10—13页。 ②李申：《儒教孝道明真》，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第6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