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自先秦而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思想内容也有所变化，但儒家伦理思想创始于先秦的根本原则与核心价值，则一线贯穿，一直得以延续，说不上大的变化。总体上看，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为根本，从家族本位出发，以“仁”为道德原则，以“礼”为行为规范，构建了“仁”与“礼”紧密结合的道德规范体系，习称为名教纲常。其基本精神是，以“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宇宙观模式，论证道德本原与人性理论，以追求实现现实社会里宗法等级关系的和谐。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指出：“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陶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有其保守、消极的一面，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成为禁锢人们思想、扼制个性发展、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成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主要对象。”①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华民族伦理觉悟的结果。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这一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仍然远未完成，仍然有待继续、深入推进。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研究，不但要着眼于如何增强，更要着眼于继续有所改造、更新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本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当然也不至于把东亚模式悬为鹄的，而是充分体现世界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汇融合推陈出新的现代中国模式，是创造性的转型与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里，继续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
  《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三本”之中，“天地”与“先祖”更多是表达对社会构成条件的认知，“君师”才是维持社会管理秩序的威权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圣人则代表教化百姓的伦理权威。这两个层面相互为用，紧密联结，称为“君师合一”，也就是伦理与政治合一。儒家伦理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即“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构架。孔子学说的中心范畴是“仁”和“礼”，讲“仁”往往是为了释“礼”。时贤在诠释孔子儒学思想的问题上，常常见“仁”不见“礼”，或扬“仁”而蔽“礼”，未免失于偏。在孔子儒学理论体系中，“礼”与“仁”两者的关系是紧密联结、相互统一的，并不矛盾。①当然两者有表里、轻重之别。“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的个人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曰“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曰“外王”之学。孔子提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明确把内在的道德人格修养同外在的社会事功两者联系起来。“内圣”与“外王”之间，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孔子而后，儒学判然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途。孟子继承曾参、子思，重在个人修养，发展出“内圣”一派。孟子所反复宣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等，都是属于“内圣”一脉的修为。孟子的人性论，以理性的自律和实践，倡导人类发展道德自觉，有其可贵的价值。但这一派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更援佛入儒，奢求修养自足，习于空谈义理。与孟子殊途的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则是明确地将“礼”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观念，所强调的是“隆君师”、“明分使群”，讲求职分、等级和秩序，明确君王具有至上权威，为集权专制制造舆论。荀子的学生韩非，阐发尊君之师训，成为法家的著名代表。虽然荀学同样主张民为邦本，首先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名言，但这与其“隆君师”的基本立场并不冲突。荀学为贾谊、刘向、董仲舒所引申，奠定了汉代经学的基础。后来则受孟学一派的压制，鲜有可观；直至宋代才发展出陈亮、叶适一派的事功之学，再经顾炎武、颜习斋力倡“习行哲学”，形成中世纪后期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就服务于宗法等级统治秩序这一根本宗旨而论，崇“仁”的“内圣”学派，与尚“礼”的“外王”学派，虽然崇尚各异，却殊途同归。儒学自汉代独尊以后，经由国家政治权力的推崇，取得类同于国教的地位，日益完善其政权与神权紧密结合的理论品质，明确认定“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把等级专制统治秩序神圣化。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尊称为天子，代表天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耕织自给的小农社会里，如此君师相依相护，诚然有利于长治久安。这一点上，汉武所以高于秦皇者不知凡几。欧洲中世纪，由于教权与王权分离，僧侣与世俗贵族相争不止，使欧洲长期陷于分裂状态。中国儒学提倡“君师一体”，对当时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起了积极的凝聚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以伦理政治为中心，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品格，羁绊于“内圣外王”的精神束缚，因而妨碍了民主政治与科学思维的产生和发展，阻滞了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其消极作用，亦至深且巨，不可低估。
  然而，晚近以来，以纲常名教为基本内涵的“孔子学说……不仅（被）企图证明它会促进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被）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①。20世纪80—90年代，海内外舆论曾以为日本和韩、新、港、台亚洲“四小龙”形成了一种所谓“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家伦理的集合作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生动例证。此论首倡于海外，本土学者竞相呼应，一时风生水起，蔚成潮流。笔者以为，这如果不是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误判，也只是近似皮相之谈。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移植资本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成功，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第一章中即指出，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日本政府采取引导民间兴办企业等政策，努力“唤起近代化所必需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奖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等”①，真正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动了日本及时跟进世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二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则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背景的作用，最为主要的还是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大力牵引和扶植。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较诸亚洲其他区域更能大力学习和推动法治建设，更加重视人才、重视科学和发展技术，并以之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杠杆，则更远非崇尚人治并把技术发明贱视为“奇技淫巧”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所能范围。退而言之，即使向来以民主为天敌的儒家伦理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那它也不应该并且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的价值目标选择。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是高度的民主、法治、和谐与文明，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目标成长。反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社会内部发展种种不协调的情状，恐怕并非与儒家伦理一类陈腐观念毫不相关。近些年来，关于儒家伦理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的说辞，日见走俏，时逐荣华。2011年初，以9.5米高寄寓深意的孔子立式偶像一度泰然安放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其精神价值的回归导向昭然。当世社会迷思之情状，由是可见一斑。其实，把儒家伦理与人道主义等而同之，如果不是穿凿附会，恐怕也是理论上的混淆。汉语之“人道”一词，与“天道”相对而言，的确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不能笼统等同的是，古代中国创始于孔子的传统儒学所诠释之此“人道”、“人文”，实乃根本区别于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之彼“人道”、“人文”者也。比较而言，孔子儒学的确更关注现实、更关注人间俗世，而不怎么留心天道自然和鬼神世界。说它是关于“人道”或“人文”的学说也未尝不可，只是，“主义”云云，还是且慢连缀为妥。因为，人们所习称的传统儒学中的“人道”，抽象看来固然也是指关于做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做人的道理，但具体地、深入地看，说到底也只是教导人们怎样在小农宗法社会里当好君之忠臣、父之孝子与夫之节妇，它所致力于培养的恰恰是一种适应宗法主义专制政体需要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奴隶型人格，它所努力强调的种种个人道德和人格修养，也恰恰是为了满足等级专制统治的需要，于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人格独立的精神了然无涉。事实上，注重建立在人格独立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解放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在传统儒家经典中还真无从挖掘出来。至于认为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集体主义或以社会为本位，并把它作为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学相区别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一种表象上的误解。从儒家伦理的价值原则可见，其基本价值坐标只是家庭本位和家族本位，或者“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主义等级统治秩序。基于这种伦理关系的框架，不可能生长出健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如果硬是要说传统儒学的“普适性”，恐怕也只能局限于传统中国及与之相类似的小农社会范围。一定要突破时空畛域，要说儒学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局限的普世意义，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学说，那就得在洗刷和粉饰上下足功夫了。半个多世纪前，闻一多先生有“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①一语，虽然说得绝对一些，实亦大有理据，并非不根之谈。这里，可以明确断言的是，孔子儒家的“人道”，显然并不具有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后者才是具有真正的现代性和真正不可抗拒的普适意义。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两者的根本差异，至少是说明观察者视线的模糊。
  所谓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这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人际社会关系的规范与要求，有其合乎人性的一面。但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这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无疑也都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②传统儒家伦理的旨趣，基本上是为了稳定专制统治秩序，维护宗法等级剥削，压抑每个下层劳动者的个人“私利”，以满足专制君主以至儒士这一剥削集团的“公利”。从根本上说，恰恰是代表和体现既得利益集团意图的思想形态。几乎所有的儒生都对孔子“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的圣训心领神会，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而犹居四民之首，专走读书升官发财的门径，在等级剥削中自然得到分润。这一点，宋代大儒文彦博为反对王安石实行损及大地主大商人以至士大夫既得利益的变法措施，当廷辩论时对着宋神宗就说得很坦白而又坦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①儒家伦理主张的阶级统治本质昭然，实在毋庸否认。当然，儒家在尊君的前提下，也倡导“爱民”，使民以时，呼唤“仁政”，反对暴政。这在皇权专制时代，自然有进步意义，也比较受民众的欢迎，应予必要的肯定。但所谓的民本思想，其着眼点与立足点到底在君而不在民。下层劳动者对儒家伦理往往也深信不疑，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主张同时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更多是儒家伦理凭借血缘的纽带为掩饰，依仗政权力量的支持进行灌输，利用人们的亲情观念，蒙蔽了民众的思想，造成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经济地位有阶级之分，而思想认识却无明显阶级区别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历代志士仁人努力启蒙之后还要全力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主要原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之后还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怕还就是难以想象的远梦。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有意无意地完全抛开阶级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一再淡化以至于完全无视儒家伦理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民族特点和民族特色，以为儒家伦理的许多价值原则历久弥新，可以在坚持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帜下放手拿来，这在实践上恐怕并不利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倒很容易导致如李一氓先生所深忧之“弄得人们不大清楚如何去分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如何去看待社会主义和封建制度”，后果无疑是严重的。著名学者蔡尚思称引李一氓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折中主义与二元论，不能孔马合一或并重，更不能以孔代马”①的遗训，俱见智者深切的忧思，幸勿以为故作危言也。
  二
  儒家伦理以纲常名教为要义，以忠顺原则为核心，是属于旧时代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历史的产物。其历史地位如何，自然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今天的历史固然是昨天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但绝不是简单乃至随意的推演。从传统儒学中不可能推演出马克思主义，尽管有些学者一直在那里很努力寻找、论证孔孟与马克思的会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从本源上说，既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体现人类共同进步方向的文化。我们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应着重现代要求和科学要求，而现代和科学的交汇处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充分的自由与民主。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利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传统落后的意识形态借尸还魂。从历史和现实看，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敌人都是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往往会结成盟友。在这一特殊的结盟中，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常常能够得到迅猛增强，同时客观上也易于为封建主义提供强有力的庇护，以至于遗祸深重。就社会形态发展进程而言，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无疑要文明得多进步得多，而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文化所能为社会主义文化继承汲取的因素自然也是多得多。但过去由于国际政治两极对峙、本国“封建残余”这一类实际上根深蒂固之专制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民族感情的作用，使我们在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引纳了体现宗法专制统治价值精神的儒家伦理思想，从而妨碍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过长期而反复多次的深刻教训的。
  事实上，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继往开来从西方引进天赋人权理论、自由平等学说、民主共和思想，直至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于半个多世纪前取得胜利，这一切都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其结果是空前地壮大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团结，迅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步与发展。毫无疑问，在思想文化这一领域继往开来的引进，并没有使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失去特色，忘记所以立足的祖国。反之，鸦片战争以后，如果先进的中国人未能以创辟的胆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承前启后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启锢蔽，寻找真知，而是与历来的顽固派一道联袂而行，只会照抄古圣先贤的老谱，深闭固拒，却以爱国惠民自许，那么，今天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怕是很难想象的。1901年，梁启超曾作《自励》二首，其二为：“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①诗中深刻述说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极其艰难与曲折，展现了先驱者勇猛精进无所畏惧的崇高品格，非亲历身受者莫能道，值得后人反复吟诵而深长思之。
  儒教立国和儒学治国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坚持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希图返本开新的一些学者，由于对旧传统的迷恋和对历史的误解，甚至认定中国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最符合中国国情；断言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理论导向足以“返本”，而难能“开新”。虽意出爱国，而难免于误国。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已然不攻自破；而中华民族精神以至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也在秉持固有优良传统与规抚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获得创造性的升华。然而，由于固有传统还具有非同一般的惰性与惯性，时有论者在振兴中华论题中片面强调要弘扬以至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甚至于明言就是要打包了“三纲”德目的传统文化，提出“重新回到‘三纲’的本义……找回中华民族今后的正确方向”①；而对引进旨在培育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颇多犹豫，甚至横加干扰阻碍。这样的现象并非少见。至于割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谈继承借鉴而专讲对立批判，总是纠缠于姓“资”姓“社”或者孰“中”孰“西”的讨论，乃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即来自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潮坐立不安欲迎还拒，或借口国情不同而顽然自圣，凡此种种，在30多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时见起伏翻腾。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民族感情掩盖下民族传统文化顽强惰性的折射。
  居今之世，我们对于中外文化的选择取舍，应取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不能再只注重情感判断而忽略了理性判断。换言之，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为标准决定对古今中外文化因子的取舍。而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背着因袭的重负，尤其要警惕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大树上”①的落后的观念意识。回顾既往，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儒家伦理价值观这一近代化的逆向精神因子，总能在民族救亡的大旗下获得庇护以至发展。康有为从托古改制走向复古守旧，孙中山从规抚西方民主共和学说到提倡弘扬包括“固有的旧道德”在内的所谓“我们民族的精神”，两者虽有差距，却是一样没能完全摆脱传统儒家伦理束胸缚腿式的羁绊。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根深蒂固叶茂，往往很容易成为近代以来人们走出中世纪时无形而又沉重的精神障碍。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反封建志士到后来却被封建俘虏了，做了俘虏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②。百多年来，叱咤风云领袖群伦的时代英雄人物中，成为这类历史悲喜剧主角的，代不乏人，绝非个别之谓也。
  三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间也有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误，教训极其深刻而尚待深入的总结和反思。从理性层面看，这挫折与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却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无干。人们不应该忘记，“文革”十年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亿万群众凝聚起来如醉如狂，其思想根源既不是古代社会未占统治地位的佛教道教，也不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从西方文化库中引进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学说，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的千百年来起支配作用的传统儒家伦理的幽灵在新时代里借尸还魂式的回荡。正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演变诸假想敌的旗号下，传统儒家伦理许多明显落后于时代的价值原则，延续其服务专制统治的职志与功能，披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闪亮时装，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神圣标签而畅行无阻，结果导致神州大陆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横行。尽管孔夫子当时也是挨批的对象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伦理那些陈腐的价值原则早已随同云散风流。究其实，只不过是换上了炫目的现代装饰而已。许全兴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①这一论题的提出，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性反思，深具现实意义，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对如何理性认识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也富有启发作用。
  儒家伦理思想从来就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走出传统专制政治的绝谷，以迈进民主政治的通途，无奈政治转型仍是一个困局。从伦理视角进行反思，会有助于最终突破困局、穿越困谷。历史的经验已一再表明，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专制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无论如何“返本开新”，也生长不出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性精神。实行家长制式的专制政治统治，必然提倡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思想的实践奉行，必然促进专制统治的恶性发展。①浸润日久，习焉而不察，在儒家伦理血亲面纱的温情笼罩之下，远不是每一个被支配者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支配。迨至近代以降，即使不提倡或者公开反对儒家伦理的叱咤风云式的领袖人物，骨子里其实也潜藏着绝对服从长上的儒家伦理精神，而厉行其家长专制式的统治，以至酿成空前的历史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最近30多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与各种陈腐思想因子的影响，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至今日，现行具体制度中，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确乎阴魂不散，其消极影响和习惯势力所铸就的诸多弊端，仍远未得到彻底的革除，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阻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迟滞了前进的历史步伐，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历史周期律的严峻考验。正如老一辈政治家任仲夷所指出：“由于长期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因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在很多领域中影响和阻碍着我国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根源于此。事实证明，我们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的阻力，最根本的仍然是封建主义。”①
  显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实生活中仍然延续着的这种渊源久远积淀深厚的传统家长式专制政治文化，都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增强现代社会条件下民主执政能力建设的大敌。应该说，根除儒家伦理一类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的新征途上必须坚持不懈的历史任务，也是继续坚持实践“三个代表”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继续努力革除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的家长制现象的同时，还要注意彻底摆脱深沉积淀的儒家伦理这一专制主义思想潜网的无形羁绊。
  在澎湃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必将退出历史大舞台，而从传统家长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更新为现代自由平等的新道德体系，同样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必然。任谁都无法扭转这一历史的趋势。诚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处此革故鼎新之际，醉心于照抄古圣先贤那千年一贯的老谱是无济于事的。诚如李申在评述孝道时所指出：“古人能为当时的社会创造出孝道，以解决他们的社会、政治问题，我们也应能想出更好的法子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否则就是有愧古人，而无启于来者。”②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取和创新，完全割断传统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地需要批判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要注意避免以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改革开放。儒家伦理思想对克己修身这一道德修养理论的目的、要领与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已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见解，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有特色的自我纠错理论体系。这是儒家文化中很值得批判继承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但只有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相结合，才能积极充分地发挥道德引领作用。此外，对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某些合理内核，经过扬弃其具体的阶级内涵，如“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等等，作为一般道德原则，当然仍然可以为我所用，以为有益的补充，但绝不可能以复兴传统伦常为指归。传统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之说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把重建儒家伦理一类旧道德体系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民族特色”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总习惯于引用旧道德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人们的个性觉醒和行为选择；或者在发思古之幽情时，就为古人学说涂上现代油彩，并常常慨叹人心不古。这正所谓：对往昔事物的无限激情，恰恰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缺乏信心。把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等同于民族虚无主义，并不是接近科学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更有比儒家伦理思想富有平等自由精神而颇具光彩的文化传统在，如老庄张扬个性与自由的精神、墨子的兼爱与平民思想、杨朱贵我与重生的学说等等，扬弃后拿来，当更有益于今天民族精神更新、转型与升华。不要一提起中国文化，就不管东西南北，只是一头撞进孔家店里转圈圈。

①王垒，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教授。 ①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5页。 ①王垒：《孔子与“三纲”辨正》，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第21—25页。 ①李一氓：《李一氓致蔡尚思教授的一封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①蔡尚思：《蔡尚思全集》（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②王垒：《孔子之道平议》，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7期，第161—165。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册二二一卷，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0页。 ①蔡尚思：《蔡尚思全集》（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页。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①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47—52页。 ①陈旭麓：《陈旭麓文集》（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②陈旭麓：《陈旭麓文集》（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①许全兴：《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2期，第25—27页。 ①王垒：《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第110—115页。 ①任仲夷：《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第10—13页。 ②李申：《儒教孝道明真》，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第67—73页。